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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后，新玉树拔地而起。除了定格于2010年4月]4日的石钟和地震遗址博物馆，从外表上几乎看不到这座城市的伤痕。几座由建筑师设计的先锋建筑已经成为城市的新地标，散落在山间的寺庙和佛塔已接近完工禅古寺迁址，结古寺依旧守望神山，世界上最大的嘛呢堆还在继续增长。2014年的玉树赛马会也恢复举办……人们正试图从悲伤中走出来。只是当地人从未因寺庙受损而停止每天的宗教活动。
人们曾拥有这座城市最美的记忆，我们希望能够将其保存下来。
结古松朵巷18号二楼，高度显得有些逼仄，内侧是老式的灶台，摩挲得颇为光滑的柱子下端围裹着用无数羊骨拼成的装饰。靠窗一侧是帷幔围成的几个带私密感的咖啡空间，窗户稍显狭小，微弱的自然光投射在桌面上，带咸味的藏式奶茶散发着浓郁的香气。“这是牧民们用土法制出来的茶，现在很少见。”67岁的耿安奶奶刚从新寨嘉那嘛呢堆转经回来。她穿着奶黄色的绸缎藏袍，手里拿着佛珠，笑起来有些羞涩。耿家的长女则更为羞涩，面对镜头，她连说几个“不”后，匆忙跑到—楼的院子里。院子的右厢房，是旧时供远道而来的马帮们夜晚歇脚的地方。通常，他们会生起火，上边吊起一口锅，锅里煮着酥油茶。院子仍是石板铺就，门、窗、屋顶以及二楼的凭栏用木头做成，木色已染上岁月的痕迹。
耿安家宅的内外墙均为土黄色的夯土墙。地震前的结古镇（现在的玉树市）几乎全都由这种建筑组成。但今日的小城，满眼都是白灰墙、水泥地和浓墨重彩的雕花。“耿安家宅是震后结古镇按照原貌修复的两座民居之一，另外—座紧挨着它，目前是一间工作室。”以专家身份与我同行的军镁扎西介绍。他从小在玉树长大，现就职于清华规划设计院古建所，也是震后负责玉树古建修复的专家之一。
在玉树的州志中，曾有记载，耿安家宅作为古驿站，茶马古道上的来往商队都会住在这里。延续着传统，震前仍有些房间用于出租，“那时候，儿女在一起，丈夫在世，日子温暖安逸。”耿安奶奶回忆。
“我抵达结古镇后，开始走街串巷，进行调研，希望能找到一些区域性历史比较长的建筑，或传统的藏族木石建筑，或是有故事的、涉及重要历史事件、曾有重要人物居住过的建筑，并尽力将它们保存下来。”军镁扎西回忆起五年前自己的努力。最终，他圈出了l4座古民居，希望能对其进行保护性修复，但结果并不理想。14座民居中，有一座建筑至少有两三百年历史，其旧时主人为结古寺的供养人，但遗憾的是由于其所处位置阻碍了修路，最后被迫拆掉。另外一座的主人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委会的副主任（汉族人）及藏族太太，当时建筑所用材料和物料均是用牦牛驮运过来的，可谓早期的汉藏混血建筑，但最后也没有保存下来。耿安家宅相对比较幸运，局部有损坏，但房子并没有倒塌，而它之所以能够保存，是源于耿安一家人对于“旧时记忆”的眷顾。
四月的尼泊尔地震，让加德满都谷地的12座世界文化遗产大部分坍塌。有人将其归咎为砖混结构，但不得不承认，也许从建造伊始，就欠缺对抗震功能的考量。在亚洲，日本无疑是地震最为频繁的国家，却甚少出现完全坍塌的局面。以经历了2011年地震的东照宫为例，在神殿的鸟居，工匠们设计出一种可以吸收冲击的支柱，由两块花岗岩连在一起所构成。由于这种抗震设计，鸟居抵御了白1618年以来的所有地震。玉树的状况和尼泊尔有相似之处，虽然没有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存在，但文物的损坏仍非常严重。最后确认修复的文物达八十多座，有的完全坍塌，不得不迁址重建，如禅古寺；有的受了轻伤，像然格寺。
在玉树实施文物修复有很大的难度。首先，玉树平均海拔在4，200米以上，天气严寒，施工周期短；其次，大多数的寺庙和佛塔散落在山间，交通极为不便利。“有的寺庙很难抵达，桑周寺开车约需六小时，我跑了二十多次；然格寺要八个小时，部分路段只能骑马，但我前前后后跑了三十几次。”军镁扎西介绍。
位于小苏莽乡的然格寺建于1617年。地震后，壁画墙有轻微裂缝，防护墙有倒塌的危险。寺庙的堪布最初提出的要求是希望寺庙能修建得富丽堂皇、漂漂亮亮。“这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古建修复讲究的是将包括材料、结构等在内的历史信息都反映出来，保证信息的对应性。”为了扭转这种念头，军镁扎西和文物局的索昂拉毛副局长与寺庙方反反复复沟通。成功是从“一堵墙”——防护墙开始的。修建时，为了力求让砌体材质材料与原有的相同，石墙体片式间用传统的草泥灰加白灰粘接，他们还特意聘请了芒康地区最好的石匠。等到墙体修好，寺院的僧人意识到原来即便不富丽堂皇也挺美。之后工作顺利开展。但问题依然存在，藏地温差大，像平常采用的在土上涂一层SBS防水卷材，一胀一缩，极易发生裂变，建筑容易漏雨。就在苦苦思索时，他们听人说，有一种古法“特萨”可以解决漏雨的问题，但这种工艺几乎很少有人了解。后来找到一位少年时曾听老人描述过这种技艺的中年人，凭借其回忆，在一座山谷里找到了像橡皮泥一样的“黏土”，高温加热后涂抹到SBS防水卷材上。直观效果是：尽管2013年然格寺遭遇了历史上最大降雨，但并没有出现一点儿渗漏。
“不能否认的是，当地匠人因为了解自己的文化和环境，懂得如何就地取材，所以能起到更好的辅助作用。”这是索昂拉毛五年后的总结。为了让这个理念能得以实施，在拉卜寺的修建过程中，他们特意聘请当地的巴索南作为专家。尽管他既没有证书，也没有资质。但长了一双好眼，一根柱子的高度和宽度，仅凭目测就几乎无偏差。“至少可以避免犯常识性的错误，像某所小学在修建时，居然把水管建在背阴面，一到冬天就被冻住了”。
在军镁扎西的带领下，我们沿着通天河逆流而上，时不时地，能看到青黛山的山体被斜斜地挖出一块块土黄色的疤痕。那是过去四五年内修复建筑时所留下的烙印，与之并存的，是河畔一个又一个的沙堆。
路况实在不怎么好，颠簸尚在其次，路上的落石似乎是昨天或者两三小时前刚从山上滚落下来的，这一事实难免让人提心吊胆。通天河的对岸，山间隐藏着一座座土黄色的碉楼，而距碉楼不远，总有新建筑立起来。想来碉楼代表的是落后，所以任其残垣断壁屹立在风霜雨雪中。有村必有塔，一路上，佛塔始终相随。究其背后，都有漫长而神秘的故事作为支撑，噶白塔是其中之一。这座佛塔在康巴地区被视为代表佛意。相传，玉树人前去拉萨朝圣，当地人十分不解，你们有噶白塔那么殊胜的地方，为什么要不远千里来到拉萨？在历史上，噶白塔的诞生与八思巴大师和秋英多杰仁波切密切相关。震后军镁扎西他们所做的工作，则是加上了台阶，让其远离公路，避开纷扰。小驻片刻，转经者不知来自何方，只是执着地一国又一圈，在每个转经筒的背后，与佛有关的精美雕像藏身于此，坦坦荡荡地摆放在那里，耳畔则是一轮又一轮的经筒“咯吱咯吱”转动的声音。 抵达长江的一个拐弯处，坳在群山之中，几十户碉楼稀疏地分布着，显得视线最尽头的藏红色桑周寺和白色的藏娘佛塔分外地高大庄严起来。藏娘佛塔是世界三大藏传佛教佛塔，据资料记载最早建于1045年，其形制非常古老，里面是佛殿，佛殿外面又是一重廊，只有微弱的天窗透进来的光，桑周寺的出现比藏娘佛塔晚了390年，是由众多小寺庙合体而成，现为国家级文物。
“我刚好在桥对面的村子，感觉到晃动，赶紧跑回寺庙，发现佛塔的塔座出现裂纹，‘十三天’出现开裂之处，有倒塌危险，由于通讯不发达，我只好骑着摩托车去县里打电话汇报工作。”上一任管委会主任江永普措回忆地震时的经历。
7米高的“十三天”于20世纪80年代新建。当时条件有限，采用的是中间木柱，四周以石块和水泥围建而成。军镁扎西在抵达现场后，发现开裂的不只是“十三天”，佛塔内的五十多平方米壁画受到金顶重量的挤压，已发生开裂、脱落。不得已，决定将“十三天”拆除。“一点儿一点儿，小心翼翼地拆。”军镁扎西形容。最后，拆下来的石块重量将近四十吨。拆除后，塔心柱还在，上面层层地包裹着经文。军镁扎西本想完全遵循传统，设计纯木质的“十三天”，但塔心柱年代太久，已经不能受力。新“十三天”支撑系统是独立的，而且不得不加进一些钢构件。
我们抵达时，适逢法会，又值虫草季，年轻的牧民都上山挖虫草去了。寺庙内不似往日云集许多牧民。主殿内，僧人排成两排在念经，前摇后晃，十四五岁的小僧人有些耐不住寂寞，视线掠过经文，不知道投向何方。内殿摆放着绘好的坛城，四周点着酥油灯，将原本明艳的色彩烘托得更为亮丽。大殿两侧的几个柜子都上了锁，里边存放着古老的唐卡或佛像。
主殿二层是低矮的储物间，从周边村子收集来的古旧物件乱七八糟地堆放着。既有吹唢呐的人头鹰身木雕，也有铜壶和陶罐，还有早期用的简易背具，覆着一层灰，像是刚从地里挖出来的。具有讽刺意义是，花了许多钱投资修建的文物仓库却未投入使用。其外观看起来倒是十分壮观，规模甚至比主殿还要大。走进去会发现里边空空荡荡，屋檐下鸽子粪已积了厚厚的一层。“我们根本不敢在这儿放文物。”江永普措解释，他指了指窗户，语气中带着不满，“你看，根本关不上”。即便能关上，窗户玻璃很容易被击碎。他又敲了敲保险柜，听起来声音薄脆，“太薄了，”最后我们走进监控室，几台电脑孤零零地摆放在那儿。“桑周寺用太阳能发电，仅供微弱的照明，根本无法驱动电脑。”
从结古寺出来，下山时，我们碰到了团结村的支书普措达杰。他与几个老人正坐在石凳上聊天、念经，消磨时光。老人们手中的转经筒，一下又一下，转动的节奏几乎是恒定的。
一街之隔是他们的信仰中心：一座修好的嘛呢墙和一个正在修建中的转经筒。“政府给的资金不够，我们就跑到赛马会上募捐，很多人慷慨解囊，最后到手差不多有八十多万。”普措达杰指了指人群中一个穿白衬衣外边套马甲的老人说，“他就捐了十万。”老人名叫索宝庆才，今年已77岁，看我们谈话时，一直在眯眯笑，对于白己成为话题的主角浑然不觉。
下边的平房是团结村的村支部。普措达杰敲了敲门，有位藏族妇女跑来打开，里边堆放着木雕、佛像、转经筒和经文。“这是我们抢救回来的。”普措达杰有些气愤。“趁火打劫”在灾区很常见。好在抢救及时，房间的一角，上百个转经筒整齐地码放着，印白德格印经院的经文则用袋子包裹好，完全看不到里边是什么，所有的一切都在悄然等待大转经筒的竣工。
不只是团结村这样的小社区的信仰不变，整个玉树人的信仰似乎都未被摧毁。三百年来，除人为的 干预外，距结古镇东三公里的新寨嘉那嘛呢堆的地位从未曾变过。盛传藏传佛教萨迦派、结古寺第一世嘉那多德桑秋帕旺活佛站在东边，拉弓射箭，共射向六个地方，奠定了震前的基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堆积如山。“地震时，嘉那嘛呢堆的佛塔大部分受损甚至倒塌，转经堂墙体开裂倾斜，经幢跌落，部分嘛呢堆散乱坍塌。”军镁扎西描述。如今，由东向西，几座石堆高高耸立，由内而外，紧密结实，外围上时不时看到佛像的存在。如果足够细腻的话，你会发现，绝大多数经石如书本大小，形状各异，每块上都镌刻着佛像或经文，最常见的是藏文“六字真言”。最为珍贵的是几万块刻有律法、历算、艺术论述和各种佛像的嘛呢石精品，甚至还有人把整套佛经刻在多块石头上，包括封底、封面，组成一套套石头的“经书”。粗略估计，这里的经文总计约两百亿字，简直是一座石头造就的图书馆。而在石堆的南端，要么是经堂，要么是佛塔，在风雨中，老者躲在屋檐下，一下一下地拨动着转经筒。
尾随阿妈们进入转经队伍，我们最先看到的是灾后新建的嘛呢堆，颜色簇新艳丽，似乎在等待岁月的洗礼。外墙已经搭好，但内在需要填充，一寸一寸地垒起来。在两座嘛呢堆之间，聚集着十几个老阿妈们，正在清理面前摆放的嘛呢石上凝固的石灰。据说这些石头是在结古镇赛马场的房子拆迁时挖出来的，由当地志愿者拉玛开着私家小货车一车一车运过来，老阿妈们卸下来，再进行分工，有人负责凿掉大块石灰，有人负责细磨，有人负责清扫，每一个人都视此为神圣事业，表情神态一丝不苟。
“过几年有人拆掉，又过几年有人堆起来，再拆，再堆。最后，它们还是回来了。”拉玛一边总结嘛呢石的命运，一边指着新嘛呢墙解释，缺的“嗡”字是如何得到的。随后透露他们的小心机：为了防止有人偷盗，他们会在石头上抹一些酥油。
离开时，对面的公交车站站满了转经的老人，他们从这儿出发回家，第二天早晨再回来。生命不止，转经不息。
人们曾拥有这座城市最美的记忆，我们希望能够将其保存下来。
结古松朵巷18号二楼，高度显得有些逼仄，内侧是老式的灶台，摩挲得颇为光滑的柱子下端围裹着用无数羊骨拼成的装饰。靠窗一侧是帷幔围成的几个带私密感的咖啡空间，窗户稍显狭小，微弱的自然光投射在桌面上，带咸味的藏式奶茶散发着浓郁的香气。“这是牧民们用土法制出来的茶，现在很少见。”67岁的耿安奶奶刚从新寨嘉那嘛呢堆转经回来。她穿着奶黄色的绸缎藏袍，手里拿着佛珠，笑起来有些羞涩。耿家的长女则更为羞涩，面对镜头，她连说几个“不”后，匆忙跑到—楼的院子里。院子的右厢房，是旧时供远道而来的马帮们夜晚歇脚的地方。通常，他们会生起火，上边吊起一口锅，锅里煮着酥油茶。院子仍是石板铺就，门、窗、屋顶以及二楼的凭栏用木头做成，木色已染上岁月的痕迹。
耿安家宅的内外墙均为土黄色的夯土墙。地震前的结古镇（现在的玉树市）几乎全都由这种建筑组成。但今日的小城，满眼都是白灰墙、水泥地和浓墨重彩的雕花。“耿安家宅是震后结古镇按照原貌修复的两座民居之一，另外—座紧挨着它，目前是一间工作室。”以专家身份与我同行的军镁扎西介绍。他从小在玉树长大，现就职于清华规划设计院古建所，也是震后负责玉树古建修复的专家之一。
在玉树的州志中，曾有记载，耿安家宅作为古驿站，茶马古道上的来往商队都会住在这里。延续着传统，震前仍有些房间用于出租，“那时候，儿女在一起，丈夫在世，日子温暖安逸。”耿安奶奶回忆。
“我抵达结古镇后，开始走街串巷，进行调研，希望能找到一些区域性历史比较长的建筑，或传统的藏族木石建筑，或是有故事的、涉及重要历史事件、曾有重要人物居住过的建筑，并尽力将它们保存下来。”军镁扎西回忆起五年前自己的努力。最终，他圈出了l4座古民居，希望能对其进行保护性修复，但结果并不理想。14座民居中，有一座建筑至少有两三百年历史，其旧时主人为结古寺的供养人，但遗憾的是由于其所处位置阻碍了修路，最后被迫拆掉。另外一座的主人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委会的副主任（汉族人）及藏族太太，当时建筑所用材料和物料均是用牦牛驮运过来的，可谓早期的汉藏混血建筑，但最后也没有保存下来。耿安家宅相对比较幸运，局部有损坏，但房子并没有倒塌，而它之所以能够保存，是源于耿安一家人对于“旧时记忆”的眷顾。
四月的尼泊尔地震，让加德满都谷地的12座世界文化遗产大部分坍塌。有人将其归咎为砖混结构，但不得不承认，也许从建造伊始，就欠缺对抗震功能的考量。在亚洲，日本无疑是地震最为频繁的国家，却甚少出现完全坍塌的局面。以经历了2011年地震的东照宫为例，在神殿的鸟居，工匠们设计出一种可以吸收冲击的支柱，由两块花岗岩连在一起所构成。由于这种抗震设计，鸟居抵御了白1618年以来的所有地震。玉树的状况和尼泊尔有相似之处，虽然没有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存在，但文物的损坏仍非常严重。最后确认修复的文物达八十多座，有的完全坍塌，不得不迁址重建，如禅古寺；有的受了轻伤，像然格寺。
在玉树实施文物修复有很大的难度。首先，玉树平均海拔在4，200米以上，天气严寒，施工周期短；其次，大多数的寺庙和佛塔散落在山间，交通极为不便利。“有的寺庙很难抵达，桑周寺开车约需六小时，我跑了二十多次；然格寺要八个小时，部分路段只能骑马，但我前前后后跑了三十几次。”军镁扎西介绍。
位于小苏莽乡的然格寺建于1617年。地震后，壁画墙有轻微裂缝，防护墙有倒塌的危险。寺庙的堪布最初提出的要求是希望寺庙能修建得富丽堂皇、漂漂亮亮。“这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古建修复讲究的是将包括材料、结构等在内的历史信息都反映出来，保证信息的对应性。”为了扭转这种念头，军镁扎西和文物局的索昂拉毛副局长与寺庙方反反复复沟通。成功是从“一堵墙”——防护墙开始的。修建时，为了力求让砌体材质材料与原有的相同，石墙体片式间用传统的草泥灰加白灰粘接，他们还特意聘请了芒康地区最好的石匠。等到墙体修好，寺院的僧人意识到原来即便不富丽堂皇也挺美。之后工作顺利开展。但问题依然存在，藏地温差大，像平常采用的在土上涂一层SBS防水卷材，一胀一缩，极易发生裂变，建筑容易漏雨。就在苦苦思索时，他们听人说，有一种古法“特萨”可以解决漏雨的问题，但这种工艺几乎很少有人了解。后来找到一位少年时曾听老人描述过这种技艺的中年人，凭借其回忆，在一座山谷里找到了像橡皮泥一样的“黏土”，高温加热后涂抹到SBS防水卷材上。直观效果是：尽管2013年然格寺遭遇了历史上最大降雨，但并没有出现一点儿渗漏。
“不能否认的是，当地匠人因为了解自己的文化和环境，懂得如何就地取材，所以能起到更好的辅助作用。”这是索昂拉毛五年后的总结。为了让这个理念能得以实施，在拉卜寺的修建过程中，他们特意聘请当地的巴索南作为专家。尽管他既没有证书，也没有资质。但长了一双好眼，一根柱子的高度和宽度，仅凭目测就几乎无偏差。“至少可以避免犯常识性的错误，像某所小学在修建时，居然把水管建在背阴面，一到冬天就被冻住了”。
在军镁扎西的带领下，我们沿着通天河逆流而上，时不时地，能看到青黛山的山体被斜斜地挖出一块块土黄色的疤痕。那是过去四五年内修复建筑时所留下的烙印，与之并存的，是河畔一个又一个的沙堆。
路况实在不怎么好，颠簸尚在其次，路上的落石似乎是昨天或者两三小时前刚从山上滚落下来的，这一事实难免让人提心吊胆。通天河的对岸，山间隐藏着一座座土黄色的碉楼，而距碉楼不远，总有新建筑立起来。想来碉楼代表的是落后，所以任其残垣断壁屹立在风霜雨雪中。有村必有塔，一路上，佛塔始终相随。究其背后，都有漫长而神秘的故事作为支撑，噶白塔是其中之一。这座佛塔在康巴地区被视为代表佛意。相传，玉树人前去拉萨朝圣，当地人十分不解，你们有噶白塔那么殊胜的地方，为什么要不远千里来到拉萨？在历史上，噶白塔的诞生与八思巴大师和秋英多杰仁波切密切相关。震后军镁扎西他们所做的工作，则是加上了台阶，让其远离公路，避开纷扰。小驻片刻，转经者不知来自何方，只是执着地一国又一圈，在每个转经筒的背后，与佛有关的精美雕像藏身于此，坦坦荡荡地摆放在那里，耳畔则是一轮又一轮的经筒“咯吱咯吱”转动的声音。 抵达长江的一个拐弯处，坳在群山之中，几十户碉楼稀疏地分布着，显得视线最尽头的藏红色桑周寺和白色的藏娘佛塔分外地高大庄严起来。藏娘佛塔是世界三大藏传佛教佛塔，据资料记载最早建于1045年，其形制非常古老，里面是佛殿，佛殿外面又是一重廊，只有微弱的天窗透进来的光，桑周寺的出现比藏娘佛塔晚了390年，是由众多小寺庙合体而成，现为国家级文物。
“我刚好在桥对面的村子，感觉到晃动，赶紧跑回寺庙，发现佛塔的塔座出现裂纹，‘十三天’出现开裂之处，有倒塌危险，由于通讯不发达，我只好骑着摩托车去县里打电话汇报工作。”上一任管委会主任江永普措回忆地震时的经历。
7米高的“十三天”于20世纪80年代新建。当时条件有限，采用的是中间木柱，四周以石块和水泥围建而成。军镁扎西在抵达现场后，发现开裂的不只是“十三天”，佛塔内的五十多平方米壁画受到金顶重量的挤压，已发生开裂、脱落。不得已，决定将“十三天”拆除。“一点儿一点儿，小心翼翼地拆。”军镁扎西形容。最后，拆下来的石块重量将近四十吨。拆除后，塔心柱还在，上面层层地包裹着经文。军镁扎西本想完全遵循传统，设计纯木质的“十三天”，但塔心柱年代太久，已经不能受力。新“十三天”支撑系统是独立的，而且不得不加进一些钢构件。
我们抵达时，适逢法会，又值虫草季，年轻的牧民都上山挖虫草去了。寺庙内不似往日云集许多牧民。主殿内，僧人排成两排在念经，前摇后晃，十四五岁的小僧人有些耐不住寂寞，视线掠过经文，不知道投向何方。内殿摆放着绘好的坛城，四周点着酥油灯，将原本明艳的色彩烘托得更为亮丽。大殿两侧的几个柜子都上了锁，里边存放着古老的唐卡或佛像。
主殿二层是低矮的储物间，从周边村子收集来的古旧物件乱七八糟地堆放着。既有吹唢呐的人头鹰身木雕，也有铜壶和陶罐，还有早期用的简易背具，覆着一层灰，像是刚从地里挖出来的。具有讽刺意义是，花了许多钱投资修建的文物仓库却未投入使用。其外观看起来倒是十分壮观，规模甚至比主殿还要大。走进去会发现里边空空荡荡，屋檐下鸽子粪已积了厚厚的一层。“我们根本不敢在这儿放文物。”江永普措解释，他指了指窗户，语气中带着不满，“你看，根本关不上”。即便能关上，窗户玻璃很容易被击碎。他又敲了敲保险柜，听起来声音薄脆，“太薄了，”最后我们走进监控室，几台电脑孤零零地摆放在那儿。“桑周寺用太阳能发电，仅供微弱的照明，根本无法驱动电脑。”
从结古寺出来，下山时，我们碰到了团结村的支书普措达杰。他与几个老人正坐在石凳上聊天、念经，消磨时光。老人们手中的转经筒，一下又一下，转动的节奏几乎是恒定的。
一街之隔是他们的信仰中心：一座修好的嘛呢墙和一个正在修建中的转经筒。“政府给的资金不够，我们就跑到赛马会上募捐，很多人慷慨解囊，最后到手差不多有八十多万。”普措达杰指了指人群中一个穿白衬衣外边套马甲的老人说，“他就捐了十万。”老人名叫索宝庆才，今年已77岁，看我们谈话时，一直在眯眯笑，对于白己成为话题的主角浑然不觉。
下边的平房是团结村的村支部。普措达杰敲了敲门，有位藏族妇女跑来打开，里边堆放着木雕、佛像、转经筒和经文。“这是我们抢救回来的。”普措达杰有些气愤。“趁火打劫”在灾区很常见。好在抢救及时，房间的一角，上百个转经筒整齐地码放着，印白德格印经院的经文则用袋子包裹好，完全看不到里边是什么，所有的一切都在悄然等待大转经筒的竣工。
不只是团结村这样的小社区的信仰不变，整个玉树人的信仰似乎都未被摧毁。三百年来，除人为的 干预外，距结古镇东三公里的新寨嘉那嘛呢堆的地位从未曾变过。盛传藏传佛教萨迦派、结古寺第一世嘉那多德桑秋帕旺活佛站在东边，拉弓射箭，共射向六个地方，奠定了震前的基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堆积如山。“地震时，嘉那嘛呢堆的佛塔大部分受损甚至倒塌，转经堂墙体开裂倾斜，经幢跌落，部分嘛呢堆散乱坍塌。”军镁扎西描述。如今，由东向西，几座石堆高高耸立，由内而外，紧密结实，外围上时不时看到佛像的存在。如果足够细腻的话，你会发现，绝大多数经石如书本大小，形状各异，每块上都镌刻着佛像或经文，最常见的是藏文“六字真言”。最为珍贵的是几万块刻有律法、历算、艺术论述和各种佛像的嘛呢石精品，甚至还有人把整套佛经刻在多块石头上，包括封底、封面，组成一套套石头的“经书”。粗略估计，这里的经文总计约两百亿字，简直是一座石头造就的图书馆。而在石堆的南端，要么是经堂，要么是佛塔，在风雨中，老者躲在屋檐下，一下一下地拨动着转经筒。
尾随阿妈们进入转经队伍，我们最先看到的是灾后新建的嘛呢堆，颜色簇新艳丽，似乎在等待岁月的洗礼。外墙已经搭好，但内在需要填充，一寸一寸地垒起来。在两座嘛呢堆之间，聚集着十几个老阿妈们，正在清理面前摆放的嘛呢石上凝固的石灰。据说这些石头是在结古镇赛马场的房子拆迁时挖出来的，由当地志愿者拉玛开着私家小货车一车一车运过来，老阿妈们卸下来，再进行分工，有人负责凿掉大块石灰，有人负责细磨，有人负责清扫，每一个人都视此为神圣事业，表情神态一丝不苟。
“过几年有人拆掉，又过几年有人堆起来，再拆，再堆。最后，它们还是回来了。”拉玛一边总结嘛呢石的命运，一边指着新嘛呢墙解释，缺的“嗡”字是如何得到的。随后透露他们的小心机：为了防止有人偷盗，他们会在石头上抹一些酥油。
离开时，对面的公交车站站满了转经的老人，他们从这儿出发回家，第二天早晨再回来。生命不止，转经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