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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1008名高中生家长为被试，采用主观社会阶层量表、亲子亲和量表和家长参度量表进行调查，探讨高中生亲子关系在父母阶层与家长参与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高中生父母阶层、亲子关系与家长参与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亲子关系在父母阶层与家长参与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高中生的父母阶层既能直接影响家长参与，也能通过亲子关系间接影响家长参与。
关键词：父母阶层;家长参与;亲子关系;家校合作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21）22-0008-04
一、引言
家长参与作为一种教育实践，具有久远的历史渊源，而“家长参与”作为概念出现，始于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1]。《科爾曼报告》第一次提到家长参与，指出：家庭背景是导致美国不同人种学生取得不同成绩的原因[2]。2002年，美国政府颁布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中首次将“家长参与”的定义明确确立下来：“家长参与”是指家长参加到与学生学习相关的定期的、双向的和有意义的沟通交流和其他学校活动中，以确保家长在协助孩子学习方面承担一个完整的角色[3]。80年代开始，关于家长参与的研究得到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从理论的角度来剖析形成不同层次家长参与的成因。马云荣、王建平[4]分析影响家长参与的因素有家长自身的文化素养、技能和情感等，还有家庭支持的期望。
大量研究结果表明，社会阶层是影响家长参与的重要因素，缺乏参与的家长并不是随机分布的，社会阶层是显著的因素[5]。劳作阶层由于文化、资本及社会关系网络的有限性，更关注为学生上学做好准备，缺乏与教师的联系，视野比较狭窄;而中产阶层利用自身优势向孩子传递特有价值观，并利用社会资源及文化资本与老师保持密切联系，尝试分享孩子的在校经历，并努力在孩子的学业问题上起引导作用。德里贝（Driebe）[6]的研究表明：社会阶层低的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程度低，原因在于他们传统地认为学习是学校而不是家长的责任。我国学者的研究结果也印证了以上观点，该研究指出：有阶层优势的家长在参与中具有优势，而弱势地位的家长则处于“雪上加霜”般的不利地位[7]。这些研究结论都表明社会阶层对家长参与具有重要影响，高社会阶层家长会更积极地参与到学校中去。
亲子关系是家庭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情感亲密性[8]。亲子关系作为父母与孩子之间 的感情纽带，对家长参与具有重要影响，如朱丽娜[9]的研究表明，小学生的亲子关系能正向预测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频率。此外，黄丽、徐烈鹏[10]从夫妻关系、家庭文化等角度表明，二者与家长参与具有显著相关，父母越恩爱，孩子越能自信地面对学习及生活。
同时，有研究表明，亲子关系与父母社会阶层具有相关性。Kohn的研究证实：工人阶层的父母更倾向于专制和严厉的养育方式，语言贫乏，与孩子沟通较少，亲子冲突更加频繁;而中产阶层的父母则更为宽容和民主，与孩子的交谈以讲道理为主，亲子关系较融洽[11]。李娜[12]从父母职业、教育、收入三个维度对社会地位进行划分，以1181份上海居民家庭状况问卷数据作为基础，发现父母阶层与亲子关系存在显著相关，社会阶层越高的父母与孩子互动越频繁，亲子关系和谐;反之，亲子冲突频繁。
这些研究提示，父母阶层与亲子关系分别作为内、外因素对家长参与产生影响，同时亲子关系能显著预测家长参与，这就可以推断出亲子关系可能在父母阶层与家长参与中起中介作用。本文试图探讨亲子关系在父母阶层与家长参与中的中介作用，找出家长参与出现不同层次的原因，对症下药，提高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深度，提升家校共育的效果，为学生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问卷星作为技术支持，以贵州省中和中学、都匀一中，河北省高级中学、新店子中学，北京外国语国际高中5所高中的学生家长作为研究对象，共收集问卷1008份。其中母亲690人（68.5%），父亲318人（31.5%）;来自直辖市学生207人（20.5%），县级市学生324人（32.1%），农村学生477人（47.3%）;学生年龄范围在14～17岁之间。
（二）研究工具
主观社会阶层量表：本研究采用MacArthur的主观社会阶层量表，量表主要是向被试呈现一张10级梯子的图片，每一级代表了不同的受教育情况、收入及职业声望。社会地位越高，梯子等级越高。梯子的顶端代表最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受教育程度、收入最高，在整个社会处于最高的职业地位;梯子的底端代表最低的社会地位。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受教育程度、学历及年收入标记出其社会地位在整个社会阶层中所处的位置[13]。在本研究中，最底层三等级属于劳作阶级，中间四级属于中产阶级，最上层三级属于社会最高层。
家长参与度量表：本量表是在杨帆[14]编制的家校合作量表的基础上改编而来。量表共包括18个项目，由家长辅导子女、与教师交流、家长参与学校义务工作、家长参与学校校政决策四个维度组成。问卷四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7～0.88之间，总体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0.92。此量表具有较高信、效度。
亲子亲和量表：本研究采用张晓等[15]翻译改编的亲子关系量表。本量表由Pianta[16]编制而成，分为亲子亲密性、亲子依赖性和亲子冲突性三个维度，但由于亲子依赖性信度较低，张晓等仅使用亲子亲密性和亲子冲突性两个量表。本研究参考之前研究的做法，采用亲子亲密性（10个项目）和亲子冲突性（12个项目）两个量表，量表共包括22个项目，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采用5点计分，分数越高代表孩子与父母的亲密度越高，总分越低则亲子关系越差。量表包括了父亲和母亲两个分量表，母亲的亲子亲密性和亲子冲突性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6和0.86。父亲的亲子亲密性和亲子冲突性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2和0.83。已有研究表明该量表适合我国亲子亲和度调查[17-18]。 三、结果
（一）中学生家长参与的现状分析
研究数据显示（表1），城市家长多从事教师、医生、警察等职业（87%），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多处于第四至第五阶梯，属于中产阶级（37%），少部分家长年收入在30万元以上，主要从事IT、新媒体等工作，多属于企业高管，属于社会上层（22%）;农村家长多属于农民和工人（92%），年收入一般在3万～5万元，属于劳作阶级（41%）。研究结果表明，家长参与在父母角色、学生来自地区、学生年龄上存在显著相关。在父母角色上，母亲参与学校教育的频率显著高于父亲（t=2.97，p
关键词：父母阶层;家长参与;亲子关系;家校合作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21）22-0008-04
一、引言
家长参与作为一种教育实践，具有久远的历史渊源，而“家长参与”作为概念出现，始于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1]。《科爾曼报告》第一次提到家长参与，指出：家庭背景是导致美国不同人种学生取得不同成绩的原因[2]。2002年，美国政府颁布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中首次将“家长参与”的定义明确确立下来：“家长参与”是指家长参加到与学生学习相关的定期的、双向的和有意义的沟通交流和其他学校活动中，以确保家长在协助孩子学习方面承担一个完整的角色[3]。80年代开始，关于家长参与的研究得到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从理论的角度来剖析形成不同层次家长参与的成因。马云荣、王建平[4]分析影响家长参与的因素有家长自身的文化素养、技能和情感等，还有家庭支持的期望。
大量研究结果表明，社会阶层是影响家长参与的重要因素，缺乏参与的家长并不是随机分布的，社会阶层是显著的因素[5]。劳作阶层由于文化、资本及社会关系网络的有限性，更关注为学生上学做好准备，缺乏与教师的联系，视野比较狭窄;而中产阶层利用自身优势向孩子传递特有价值观，并利用社会资源及文化资本与老师保持密切联系，尝试分享孩子的在校经历，并努力在孩子的学业问题上起引导作用。德里贝（Driebe）[6]的研究表明：社会阶层低的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程度低，原因在于他们传统地认为学习是学校而不是家长的责任。我国学者的研究结果也印证了以上观点，该研究指出：有阶层优势的家长在参与中具有优势，而弱势地位的家长则处于“雪上加霜”般的不利地位[7]。这些研究结论都表明社会阶层对家长参与具有重要影响，高社会阶层家长会更积极地参与到学校中去。
亲子关系是家庭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情感亲密性[8]。亲子关系作为父母与孩子之间 的感情纽带，对家长参与具有重要影响，如朱丽娜[9]的研究表明，小学生的亲子关系能正向预测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频率。此外，黄丽、徐烈鹏[10]从夫妻关系、家庭文化等角度表明，二者与家长参与具有显著相关，父母越恩爱，孩子越能自信地面对学习及生活。
同时，有研究表明，亲子关系与父母社会阶层具有相关性。Kohn的研究证实：工人阶层的父母更倾向于专制和严厉的养育方式，语言贫乏，与孩子沟通较少，亲子冲突更加频繁;而中产阶层的父母则更为宽容和民主，与孩子的交谈以讲道理为主，亲子关系较融洽[11]。李娜[12]从父母职业、教育、收入三个维度对社会地位进行划分，以1181份上海居民家庭状况问卷数据作为基础，发现父母阶层与亲子关系存在显著相关，社会阶层越高的父母与孩子互动越频繁，亲子关系和谐;反之，亲子冲突频繁。
这些研究提示，父母阶层与亲子关系分别作为内、外因素对家长参与产生影响，同时亲子关系能显著预测家长参与，这就可以推断出亲子关系可能在父母阶层与家长参与中起中介作用。本文试图探讨亲子关系在父母阶层与家长参与中的中介作用，找出家长参与出现不同层次的原因，对症下药，提高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深度，提升家校共育的效果，为学生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问卷星作为技术支持，以贵州省中和中学、都匀一中，河北省高级中学、新店子中学，北京外国语国际高中5所高中的学生家长作为研究对象，共收集问卷1008份。其中母亲690人（68.5%），父亲318人（31.5%）;来自直辖市学生207人（20.5%），县级市学生324人（32.1%），农村学生477人（47.3%）;学生年龄范围在14～17岁之间。
（二）研究工具
主观社会阶层量表：本研究采用MacArthur的主观社会阶层量表，量表主要是向被试呈现一张10级梯子的图片，每一级代表了不同的受教育情况、收入及职业声望。社会地位越高，梯子等级越高。梯子的顶端代表最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受教育程度、收入最高，在整个社会处于最高的职业地位;梯子的底端代表最低的社会地位。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受教育程度、学历及年收入标记出其社会地位在整个社会阶层中所处的位置[13]。在本研究中，最底层三等级属于劳作阶级，中间四级属于中产阶级，最上层三级属于社会最高层。
家长参与度量表：本量表是在杨帆[14]编制的家校合作量表的基础上改编而来。量表共包括18个项目，由家长辅导子女、与教师交流、家长参与学校义务工作、家长参与学校校政决策四个维度组成。问卷四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7～0.88之间，总体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0.92。此量表具有较高信、效度。
亲子亲和量表：本研究采用张晓等[15]翻译改编的亲子关系量表。本量表由Pianta[16]编制而成，分为亲子亲密性、亲子依赖性和亲子冲突性三个维度，但由于亲子依赖性信度较低，张晓等仅使用亲子亲密性和亲子冲突性两个量表。本研究参考之前研究的做法，采用亲子亲密性（10个项目）和亲子冲突性（12个项目）两个量表，量表共包括22个项目，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采用5点计分，分数越高代表孩子与父母的亲密度越高，总分越低则亲子关系越差。量表包括了父亲和母亲两个分量表，母亲的亲子亲密性和亲子冲突性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6和0.86。父亲的亲子亲密性和亲子冲突性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2和0.83。已有研究表明该量表适合我国亲子亲和度调查[17-18]。 三、结果
（一）中学生家长参与的现状分析
研究数据显示（表1），城市家长多从事教师、医生、警察等职业（87%），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多处于第四至第五阶梯，属于中产阶级（37%），少部分家长年收入在30万元以上，主要从事IT、新媒体等工作，多属于企业高管，属于社会上层（22%）;农村家长多属于农民和工人（92%），年收入一般在3万～5万元，属于劳作阶级（41%）。研究结果表明，家长参与在父母角色、学生来自地区、学生年龄上存在显著相关。在父母角色上，母亲参与学校教育的频率显著高于父亲（t=2.97，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