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史一向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关键切入点和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边疆环境史、物产史和商品流通史更是把握边疆史地沿革的重要线索。不过，边疆商品流通史及其衍生的政经变迁是如何影响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此前国内学者给予的关注并不是太多，也鲜有放到一个整体框架下去进行研究。
　　美国历史学者濮德培在其《万物并作：中西方环境史的起源与展望》一书中独辟蹊径，专门辟出一个章节来探讨边疆商品的流通尤其是国际贸易在中国界定和确立自身利益边界的过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
　　濮德培选取了东北的毛皮贸易、西南的茶叶贸易以及东海的渔业资源争夺来展开其阐述。
　　毛皮作为中国边疆地区向中央政府上缴的贡品的历史早已为人所知，但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毛皮在俄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一直是个关键的因素。以哥萨克人为先锋，俄国人为了追求贵重的毛皮快速向东推进，从而与清帝国形成碰撞。
　　随着战线越拉越长，把毛皮运回莫斯科运费变得越来越贵，俄国的毛皮贸易商和殖民者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市场。清俄商贸关系的建立远非一帆风顺，而是围绕“中间地带”进行了长期争夺。不过，到17世纪中叶，两个帝国都面临要与对方和谈的强大压力，俄罗斯一方面临来自北美毛皮的竞争威胁，而清政府则要防范准噶尔蒙古与俄国结盟。
　　在濮德培看来，双方先后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都保证了有益的边界贸易，并为最终击败准噶尔提供了保证，此外还使得两个帝国通过边界划定、地图绘制、人种调查以及移民控制等，把两者争夺的边疆地带及人群变得“清晰可见”。
　　将镜头拉到18世纪的云南。普洱茶出口的真正兴盛始于18世纪。当时，在清政府宽松的管理和当地精英自治下，茶产业蓬勃发展。1767年與缅甸的战争吸引了更多的军队以及提供军需的商人，密集种植的茶园取代了野生的灌木丛。战争和贸易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催化剂，思茅一开始是军队聚集的小镇，到19世纪30年代已经发展成一个大城镇，吸引了来自中国和东南亚的商人。商队每年把6000至7000骡匹的茶叶从山区运到缅甸、暹罗和中国内地及西藏地区，这个数字到19世纪末成倍地增长。
　　濮德培指出，茶叶只是西南山区“密集网络”的一部分，从缅甸进口的棉花也大大增加，用来与云南出口的茶叶、丝绸和盐进行交易。繁盛的边贸和人口的增加对西南边疆的巩固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到19世纪中叶，中国茶叶生产面临来自英国在阿萨姆邦和锡兰的茶园的竞争，西南边疆的危机开始浮现。
　　相比于毛皮和茶叶引发的帝国间的竞合，中日两国间围绕渔业资源的争斗不太为人所知。日本从1895年开始对中国步步进逼，其中渔业资源的争夺成为一个焦点。
　　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江苏、浙江沿海渔场，日本机械化拖网渔船的入侵迫使国民政府介入争议海域的管理。由于国民政府正在与列强谈判实现关税自治，而日本是其中一个关键反对者，需要加力说服，因此国民政府没有公开声称三英里界限外的主权。强调保护渔民的官员和强调重视日本关税的官员之间展开了斗争，最终两败俱伤。
　　事实证明，一个无力维系海上边疆主权的国民政府，也无力维系当地渔场的捕捞秩序。当越来越多的因洪水而失去土地的农民迁移到墨鱼场，并用新型竹笼技术对墨鱼进行掠夺式捕捞时，他们与用网捕鱼的渔民之间发生了武装械斗，从而让江苏、浙江沿海渔场成为火拼之地，国民政府的无法介入，又充分凸显了海权的沦丧。
　　因此，边疆的商品流通及其衍生并赖以存续的政经秩序，从来都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工程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