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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2009年这个时间节点，是因为今天的宁波在一些主要经济指标上与7年前的深圳十分相似。2016年，宁波GDP达到8541.1亿元，与深圳2009年的水平（8201.2亿元）大致相当，从财政收入和三次产业结构看也是如此。在这样的比较下，再看看今天的深圳取得的成就，将触发我们对2009年以来深圳发展举措的探究。2016年，深圳GDP达19492.6亿元，成功超越香港；财政收入7901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在上一年31%的高增速基础上保持15%的增长，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一路高歌猛进；新经济、新技术、新业态占经济总量的70%以上，成功打造了创新引领的发展新动能。处于向“名城名都”奋进中的宁波，不妨以深圳的“昨天”审视宁波的“今天”，以深圳的“今天”考虑宁波的“明天”，从学习借鉴的角度，看看深圳这7年做了些什么。
经研究分析，2009年的深圳，在“四个难以为继”的高压下，面临着转型发展的倒逼，经受着经济动能、城市质量、政府治理的考验。今天的宁波与那时的深圳是如此的相似，研究借鉴2009年以来深圳对发展困境的破局之举，又是何等的宝贵。面对经济动能需要转换、城市品质需要提升、政府治理需要优化的拷问，深圳做出了培育创新生态、提升城市品质、加速国际化步伐、优化政府管理“四张答卷”，为今天的宁波向明天奋进作出了示范。
“第一张答卷”：强化四项支撑培育创新生态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深圳以科技资源为核心的创新能力处于相对滞后的发展水平。2009年以来，深圳把握住人才这个核心要素，发挥金融的助推器功能，注重保护知识产权，大力集聚高教资源，着力完善创新发展体系。
加大力度“筑巢”，千方百计“引凤”。深圳先后系统性地出台了“高层次人才1+6政策”和“孔雀计划1+5政策”，着力解决高层次专业人才在住房、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和学术研修等方面的问题。为强化政策竞争力，深圳于2016年进一步出台了《关于促进人才发展的若干措施》，在引才、留才上进行了完善和创新。例如为解决人才的住房问题，深圳从供给侧入手，给予高层次人才最高600万元补贴或最高200平方米免租住房，并明确“十三五”期间全市筹建不少于30万套人才住房的工作目标；再如为拓宽人才引进渠道，深圳从改善激励机制出发，设立了“引才伯乐奖”，鼓励社会各界引进和举荐人才，奖励金额最高可达200万元。同时，《措施》还扩大了政策覆盖面，既覆盖院士、博士后等高精尖人才，也覆盖高校毕业生等中初级人才、工匠等技能人才以及创客人才，确保各类人才在政策支撑点中都能“对号入座”。此外，深圳将人才工作从政策层面上升到了立法层面，目前《深圳经济特区人才工作条例》已经面世，条例将更好地完善人才引进、培养、评价、激励、服务和保障等多个方面的法律依据。政策上的巨大力度形成的是对人才的巨大吸引，仅2016年，全市新引进全职院士6名、高层次创新团队23个，新增海归人才1.05万人、高技能人才12.6万人。
切中市场要害，完善金融支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深圳立即成立了总体规模30亿元的创投引导母基金，带动社会资本投入。2013年出台了《深圳市科技研发资金投入方式改革方案》，在全国首开科技研发资金投入方式的改革先河，政策中不乏“银政企合作贴息项目”一类的创新举措。经过不断摸索和完善，深圳已经打造出覆盖创新型中小企业整个生命周期的全链条金融体系，初创期企业可以通过创投引导母基金来解决融资需求，成长型企业通过企业自主创新信用再担保平臺进行融资，成熟期的大型骨干企业可以在企业互保政府增信平台解决中长期融资。
完善产权保护，呵护创新源泉。2009年起，围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深圳开始实施一系列改革和创新的举措，全面优化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在2009年的大部制改革中，深圳确立了对专利、商标、版权的统筹管理体制，在国内率先实现知识产权的统一管理和执法；次年市两级人民法院正式启动知识产权民事、刑事与行政案件审判“三合一”体制改革，有力整合了知識产权专业领域的司法资源，提升了司法保护的整体性；2015年启动《深圳经济特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若干规定》的修订工作，在调整损害赔偿标准、合理划分举证责任和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等方面先行试水。经过努力，深圳的知识产权发展领跑全国。2016年度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增长约50%，占全国总量一半；全市共获得16项国家科技奖励和4项中国专利金奖、外观设计金奖，其中由深圳企业参与的4G TD-LTE关键技术与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集聚高教资源，打造后发优势。在2010年建区30周年之际，深圳仅有深圳大学和暨大深圳旅游学院两所本科院校。为补齐这块“短板”，深圳“多条腿走路”，通过筹建本土高校、与中外高校合作兴办大学或特色学院、引进国内知名高校共建深圳校区等模式扩大办学规模。到2016年，共集聚了28家国内外知名高校在深办学，已建成高校12所，处于筹建和洽谈的有11所。同时，利用特区的体制优势，深圳积极探索和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在招生改革、学生培养、现代大学制度等方面为全国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例如被视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田的南方科技大学，已逐步建立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去行政化管理模式，并采用了基于高考的综合评价录取模式招收本科生。2016年，南方科技大学招收的首届学生毕业，有六成以上毕业生被世界知名高校录取。同年，深圳大学有3个学科在全国排名中位列前15名，跻身国内一流。随着办学规模和质量的不断提升，深圳正在成长为南方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
“第二张答卷”：着眼三个“细节”提升城市品质
虽然早在2005年深圳就实现了全域城市化，但是规划乱、道路堵、环境差的粗放式城市治理模式，一直是当年深圳面临的突出矛盾，也是目前国内多数城市亟待破解的难题。对此，深圳从细节入手成功探索了城市质量提升之策。
从规划这个“细节”着眼，加快空间集约发展。为实现“一张蓝图干到底”的目标，深圳在2009年大部制改革中合并了国土和规划职能，为多规划的衔接协调做好了顶层设计。随后，按照“以点带面”的思路，深圳先后在盐田区、龙华新区等多个局部区域进行了试点探索。例如，龙华新区在建区之初便按照“三规合一”的标准编制规划，由新区管委会主任挂帅，联合发改委、规划国土委、经贸信息委和科技创新委等部门共同参与，编制出了高度协同的“1+3”规划。目前，深圳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三方面实现了很好的协调统一，并建立了“规划+土地+海洋”的大国土信息平台。通过一张图，用户就能获得从总体到专项、从土地到城市的多项规划内容，以及不动产、公共设施等多方面的实时信息。2016年，全市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空间布局上契合度超过90%，为更好的集约发展夯实了基础。 从拥堵这个“细节”着眼，提高城市运转效率。深圳以硬件和软件“双管齐下”，一举破解交通拥堵这个顽疾。在硬件方面，深圳通过完善路网布局和提升公交服务来强化交通资源的供给，其中提升公交服务的举措颇具借鉴性。深圳通过慢行系统和“社区微巴”等接驳措施来扩大公交站点的辐射半径，引导市民公交出行。在软件方面，深圳积极探索应用大数据技术来优化对道路的管理。2013年，深圳市综合交通运输中心成立，该中心集成了数据管理、运行监测、决策支持、信息发布和协同服务五大功能，接入交通视频数据、城市公共交通、城际交通、两客一危等八大类共计51项数据（日均超过4000万条数据），初步实现全市交通运行的大数据汇总，打造出交通管理的“超级大脑”。
从生态这个“细节”着眼，提升市民宜居水平。深圳在2009年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之后，率全国之先确立了“环境优先原则”和“排污权交易制度”，并在随后成立深圳排放交易所，开创性地探索了利用交易机制处理排放的问题。现在“深圳蓝”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名片，全市森林覆盖率40.92%，共建设森林公园（含郊野公园）17个、市级湿地公园8个、自然保护区4个，各类公园总数达921个。目前，深圳正在着手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特别是将创建工作融入到社区建设和旧区改造之中，针对性改善快速铁路、公路周边整体城市森林景观和生态状况，建设层次分明、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森林生态网络和绿色生态屏障。
“第三张答卷”：找准两点发力加速国际化步伐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铺开，深圳作为开放窗口的先行优势正在逐渐褪去，但深圳并未因此放慢脚步，而是找准战略平台和法治化建设两点发力，实现国际化发展的再次提速。
以战略平台发力，带动开放能级跃升。在国家深化粤港合作的宏观战略框架下，深圳以前海为主力平台，着力将其打造成“特区中的特区”，带动提升深圳开放发展能级。2010年，《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获国务院批复通过，合作区特殊支持政策也于两年之后获得批准。自此，前海拥有了金融、税收、法律事务、人才、教育医疗、电信6个领域的先行先试政策。政策支持力度之大显而易见，例如在金融领域明确了助推人民币国际化、降低香港金融机构进入门槛、推动前海金融总部经济发展等三方面突破。2015年，前海蛇口自贸区成功申报，开放极核得到进一步强化。截至2016年底，自贸区累计推出了208项制度创新，其中67项全国首创或领先；注册企业12.6万家，注册资本68547亿元，居全国自贸区第一位；合同及实际利用外资分别达到537亿美元和38亿美元，同比增长146%和70%，各占全市的85%和58%，分列全国第一、第二。
以法治化发力，推动国际化纵深发展。法治化是国际化的内核，是一座城市在国际领域开展对外交往、集聚资源、获得认同的基本条件。深圳以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示范区”为契机，发挥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全方位构建国际化的法治环境。在充分借鉴香港法治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深圳出台了外资股权投资、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外商投资管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和办法，并在国内首创“港籍调解”与“港籍陪审”制度，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审判和调解机制。针对跨境贸易的实际需求，成立了海事物流仲裁中心和跨境调解联盟。有一个细节可以看出深圳國际化法治建设的力度和实效：有香港律师在体验了深圳国际仲裁院之后坦言，在深圳审案与在香港审案的感觉几乎是一样的。
“第四张答卷”：围绕一个思路优化政府管理
历经多年的先行先试，“市场”“效率”“服务”等理念早已根植于深圳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为更好地适应社会形势，深圳围绕“整体性治理”这一总体思路，遵循统一、精简、高效的原则，大力推进大部制改革和信息資源整合，切实优化政府管理。
整合部门职能，提高行政效率。深圳于2009年8月正式启动大部制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强化对政府各项职能的统筹，将部门之间的外部协调变为部门内部的职责分工，降低协调成本，提高行政效能，建立符合现代化大城市特点的政府管理架构。改革后的政府部门统一分为“委”“局”“办”三类，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从面上情况看，精简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截至2016年底，深圳市政府部门精简15个（由46个调整为31个），同时减少内设、下设及派出机构151个，减少事业单位60个，“小政府大社会”雏形初步显现。在政府运行上，改革有力地提升了行政效率，例如通过大交通体制改革，深圳将原先道路和公路两套管理体系合二为一，统一归集了各项管理职责。改革甫一实施，跨区域道路交通分而治之的统筹难题便迎刃而解，2011年至2014年间，全市共打通断头路91条，将全市多年遗留的断头路一扫而光。
共享信息资源，破除“信息孤岛”。作为一个人口流动性大、外来人口多的特大型城市，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对深圳的公共管理和服务造成了巨大的困扰。为化解这一难题，深圳实施了旨在整合各部门信息资源的“织网工程”。“织网工程”于2010年前后启动，历经5年的试点和完善，于2015年正式运行。该系统以公共信息资源库、网格信息员队伍、社会管理工作网、社区家园网、社区综合信息采集系统、决策分析支持系统为核心架构，实现了信息资源的互联互通和政府流程的再塑造。通过实施该项工程，全市的计生服务、劳动保障、民政业务等8个大类43个小项业务得到了整合，自助服务终端下沉到了社区，基本实现“一站式”和“全天候”的服务标准，极大优化了市民政务服务体验。依托该系统，深圳市政府在舆情采集、政民互动方面也更加得心应手，也为下步发展智慧城市提供了有力支撑。
对于深圳而言，这7年只是改革开放以来寻常而又短暂的一段历史缩影，无论跳转到何时，深圳始终都在率先发展的道路上保持着大步向前的姿态。从这一点看，深圳还是那座我们所熟悉的、曾在三十多年前创造“深圳速度”的城市。然而，在经过仔细端详之后，深圳又让人觉得似乎有些陌生，她已经发生了许多改变，从理念到行动都在迅速地推陈出新。宁波有着很多不同于深圳的具体条件和现实基础，但在向前发展的理念和战略层面，拉高标杆向深圳看齐的意识是毋容置疑的。在具体做法上，深圳打出的“一招一式”为宁波提供了最直观的参考，怎么做、效果如何，深圳已经作出了尝试，作为后来者的宁波大可以消化吸收、为我所用。
责任编辑：吴 剑
经研究分析，2009年的深圳，在“四个难以为继”的高压下，面临着转型发展的倒逼，经受着经济动能、城市质量、政府治理的考验。今天的宁波与那时的深圳是如此的相似，研究借鉴2009年以来深圳对发展困境的破局之举，又是何等的宝贵。面对经济动能需要转换、城市品质需要提升、政府治理需要优化的拷问，深圳做出了培育创新生态、提升城市品质、加速国际化步伐、优化政府管理“四张答卷”，为今天的宁波向明天奋进作出了示范。
“第一张答卷”：强化四项支撑培育创新生态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深圳以科技资源为核心的创新能力处于相对滞后的发展水平。2009年以来，深圳把握住人才这个核心要素，发挥金融的助推器功能，注重保护知识产权，大力集聚高教资源，着力完善创新发展体系。
加大力度“筑巢”，千方百计“引凤”。深圳先后系统性地出台了“高层次人才1+6政策”和“孔雀计划1+5政策”，着力解决高层次专业人才在住房、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和学术研修等方面的问题。为强化政策竞争力，深圳于2016年进一步出台了《关于促进人才发展的若干措施》，在引才、留才上进行了完善和创新。例如为解决人才的住房问题，深圳从供给侧入手，给予高层次人才最高600万元补贴或最高200平方米免租住房，并明确“十三五”期间全市筹建不少于30万套人才住房的工作目标；再如为拓宽人才引进渠道，深圳从改善激励机制出发，设立了“引才伯乐奖”，鼓励社会各界引进和举荐人才，奖励金额最高可达200万元。同时，《措施》还扩大了政策覆盖面，既覆盖院士、博士后等高精尖人才，也覆盖高校毕业生等中初级人才、工匠等技能人才以及创客人才，确保各类人才在政策支撑点中都能“对号入座”。此外，深圳将人才工作从政策层面上升到了立法层面，目前《深圳经济特区人才工作条例》已经面世，条例将更好地完善人才引进、培养、评价、激励、服务和保障等多个方面的法律依据。政策上的巨大力度形成的是对人才的巨大吸引，仅2016年，全市新引进全职院士6名、高层次创新团队23个，新增海归人才1.05万人、高技能人才12.6万人。
切中市场要害，完善金融支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深圳立即成立了总体规模30亿元的创投引导母基金，带动社会资本投入。2013年出台了《深圳市科技研发资金投入方式改革方案》，在全国首开科技研发资金投入方式的改革先河，政策中不乏“银政企合作贴息项目”一类的创新举措。经过不断摸索和完善，深圳已经打造出覆盖创新型中小企业整个生命周期的全链条金融体系，初创期企业可以通过创投引导母基金来解决融资需求，成长型企业通过企业自主创新信用再担保平臺进行融资，成熟期的大型骨干企业可以在企业互保政府增信平台解决中长期融资。
完善产权保护，呵护创新源泉。2009年起，围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深圳开始实施一系列改革和创新的举措，全面优化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在2009年的大部制改革中，深圳确立了对专利、商标、版权的统筹管理体制，在国内率先实现知识产权的统一管理和执法；次年市两级人民法院正式启动知识产权民事、刑事与行政案件审判“三合一”体制改革，有力整合了知識产权专业领域的司法资源，提升了司法保护的整体性；2015年启动《深圳经济特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若干规定》的修订工作，在调整损害赔偿标准、合理划分举证责任和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等方面先行试水。经过努力，深圳的知识产权发展领跑全国。2016年度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增长约50%，占全国总量一半；全市共获得16项国家科技奖励和4项中国专利金奖、外观设计金奖，其中由深圳企业参与的4G TD-LTE关键技术与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集聚高教资源，打造后发优势。在2010年建区30周年之际，深圳仅有深圳大学和暨大深圳旅游学院两所本科院校。为补齐这块“短板”，深圳“多条腿走路”，通过筹建本土高校、与中外高校合作兴办大学或特色学院、引进国内知名高校共建深圳校区等模式扩大办学规模。到2016年，共集聚了28家国内外知名高校在深办学，已建成高校12所，处于筹建和洽谈的有11所。同时，利用特区的体制优势，深圳积极探索和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在招生改革、学生培养、现代大学制度等方面为全国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例如被视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田的南方科技大学，已逐步建立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去行政化管理模式，并采用了基于高考的综合评价录取模式招收本科生。2016年，南方科技大学招收的首届学生毕业，有六成以上毕业生被世界知名高校录取。同年，深圳大学有3个学科在全国排名中位列前15名，跻身国内一流。随着办学规模和质量的不断提升，深圳正在成长为南方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
“第二张答卷”：着眼三个“细节”提升城市品质
虽然早在2005年深圳就实现了全域城市化，但是规划乱、道路堵、环境差的粗放式城市治理模式，一直是当年深圳面临的突出矛盾，也是目前国内多数城市亟待破解的难题。对此，深圳从细节入手成功探索了城市质量提升之策。
从规划这个“细节”着眼，加快空间集约发展。为实现“一张蓝图干到底”的目标，深圳在2009年大部制改革中合并了国土和规划职能，为多规划的衔接协调做好了顶层设计。随后，按照“以点带面”的思路，深圳先后在盐田区、龙华新区等多个局部区域进行了试点探索。例如，龙华新区在建区之初便按照“三规合一”的标准编制规划，由新区管委会主任挂帅，联合发改委、规划国土委、经贸信息委和科技创新委等部门共同参与，编制出了高度协同的“1+3”规划。目前，深圳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三方面实现了很好的协调统一，并建立了“规划+土地+海洋”的大国土信息平台。通过一张图，用户就能获得从总体到专项、从土地到城市的多项规划内容，以及不动产、公共设施等多方面的实时信息。2016年，全市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空间布局上契合度超过90%，为更好的集约发展夯实了基础。 从拥堵这个“细节”着眼，提高城市运转效率。深圳以硬件和软件“双管齐下”，一举破解交通拥堵这个顽疾。在硬件方面，深圳通过完善路网布局和提升公交服务来强化交通资源的供给，其中提升公交服务的举措颇具借鉴性。深圳通过慢行系统和“社区微巴”等接驳措施来扩大公交站点的辐射半径，引导市民公交出行。在软件方面，深圳积极探索应用大数据技术来优化对道路的管理。2013年，深圳市综合交通运输中心成立，该中心集成了数据管理、运行监测、决策支持、信息发布和协同服务五大功能，接入交通视频数据、城市公共交通、城际交通、两客一危等八大类共计51项数据（日均超过4000万条数据），初步实现全市交通运行的大数据汇总，打造出交通管理的“超级大脑”。
从生态这个“细节”着眼，提升市民宜居水平。深圳在2009年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之后，率全国之先确立了“环境优先原则”和“排污权交易制度”，并在随后成立深圳排放交易所，开创性地探索了利用交易机制处理排放的问题。现在“深圳蓝”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名片，全市森林覆盖率40.92%，共建设森林公园（含郊野公园）17个、市级湿地公园8个、自然保护区4个，各类公园总数达921个。目前，深圳正在着手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特别是将创建工作融入到社区建设和旧区改造之中，针对性改善快速铁路、公路周边整体城市森林景观和生态状况，建设层次分明、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森林生态网络和绿色生态屏障。
“第三张答卷”：找准两点发力加速国际化步伐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铺开，深圳作为开放窗口的先行优势正在逐渐褪去，但深圳并未因此放慢脚步，而是找准战略平台和法治化建设两点发力，实现国际化发展的再次提速。
以战略平台发力，带动开放能级跃升。在国家深化粤港合作的宏观战略框架下，深圳以前海为主力平台，着力将其打造成“特区中的特区”，带动提升深圳开放发展能级。2010年，《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获国务院批复通过，合作区特殊支持政策也于两年之后获得批准。自此，前海拥有了金融、税收、法律事务、人才、教育医疗、电信6个领域的先行先试政策。政策支持力度之大显而易见，例如在金融领域明确了助推人民币国际化、降低香港金融机构进入门槛、推动前海金融总部经济发展等三方面突破。2015年，前海蛇口自贸区成功申报，开放极核得到进一步强化。截至2016年底，自贸区累计推出了208项制度创新，其中67项全国首创或领先；注册企业12.6万家，注册资本68547亿元，居全国自贸区第一位；合同及实际利用外资分别达到537亿美元和38亿美元，同比增长146%和70%，各占全市的85%和58%，分列全国第一、第二。
以法治化发力，推动国际化纵深发展。法治化是国际化的内核，是一座城市在国际领域开展对外交往、集聚资源、获得认同的基本条件。深圳以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示范区”为契机，发挥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全方位构建国际化的法治环境。在充分借鉴香港法治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深圳出台了外资股权投资、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外商投资管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和办法，并在国内首创“港籍调解”与“港籍陪审”制度，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审判和调解机制。针对跨境贸易的实际需求，成立了海事物流仲裁中心和跨境调解联盟。有一个细节可以看出深圳國际化法治建设的力度和实效：有香港律师在体验了深圳国际仲裁院之后坦言，在深圳审案与在香港审案的感觉几乎是一样的。
“第四张答卷”：围绕一个思路优化政府管理
历经多年的先行先试，“市场”“效率”“服务”等理念早已根植于深圳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为更好地适应社会形势，深圳围绕“整体性治理”这一总体思路，遵循统一、精简、高效的原则，大力推进大部制改革和信息資源整合，切实优化政府管理。
整合部门职能，提高行政效率。深圳于2009年8月正式启动大部制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强化对政府各项职能的统筹，将部门之间的外部协调变为部门内部的职责分工，降低协调成本，提高行政效能，建立符合现代化大城市特点的政府管理架构。改革后的政府部门统一分为“委”“局”“办”三类，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从面上情况看，精简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截至2016年底，深圳市政府部门精简15个（由46个调整为31个），同时减少内设、下设及派出机构151个，减少事业单位60个，“小政府大社会”雏形初步显现。在政府运行上，改革有力地提升了行政效率，例如通过大交通体制改革，深圳将原先道路和公路两套管理体系合二为一，统一归集了各项管理职责。改革甫一实施，跨区域道路交通分而治之的统筹难题便迎刃而解，2011年至2014年间，全市共打通断头路91条，将全市多年遗留的断头路一扫而光。
共享信息资源，破除“信息孤岛”。作为一个人口流动性大、外来人口多的特大型城市，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对深圳的公共管理和服务造成了巨大的困扰。为化解这一难题，深圳实施了旨在整合各部门信息资源的“织网工程”。“织网工程”于2010年前后启动，历经5年的试点和完善，于2015年正式运行。该系统以公共信息资源库、网格信息员队伍、社会管理工作网、社区家园网、社区综合信息采集系统、决策分析支持系统为核心架构，实现了信息资源的互联互通和政府流程的再塑造。通过实施该项工程，全市的计生服务、劳动保障、民政业务等8个大类43个小项业务得到了整合，自助服务终端下沉到了社区，基本实现“一站式”和“全天候”的服务标准，极大优化了市民政务服务体验。依托该系统，深圳市政府在舆情采集、政民互动方面也更加得心应手，也为下步发展智慧城市提供了有力支撑。
对于深圳而言，这7年只是改革开放以来寻常而又短暂的一段历史缩影，无论跳转到何时，深圳始终都在率先发展的道路上保持着大步向前的姿态。从这一点看，深圳还是那座我们所熟悉的、曾在三十多年前创造“深圳速度”的城市。然而，在经过仔细端详之后，深圳又让人觉得似乎有些陌生，她已经发生了许多改变，从理念到行动都在迅速地推陈出新。宁波有着很多不同于深圳的具体条件和现实基础，但在向前发展的理念和战略层面，拉高标杆向深圳看齐的意识是毋容置疑的。在具体做法上，深圳打出的“一招一式”为宁波提供了最直观的参考，怎么做、效果如何，深圳已经作出了尝试，作为后来者的宁波大可以消化吸收、为我所用。
责任编辑：吴 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