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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元旦这天，英国剑桥大学一位从事古希腊典籍研究的学者，开始着手撰写一部囊括往昔一切时代有关古典学问的通史性著作，起初以为只消一卷即可完成，不想一发不能收笔，闳肆庞大到整整用了三卷的篇幅，凡一千六百余页。为了写这部书，作者辞去了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导师的工作，直到他去世前一年，还在对其中的内容进行改订。这位学者，就是约翰·埃德温·桑兹（John Edwin Sandys，1844—1922），他的著述精神与书中的主题十分契合，反映出为了传继旧学而孜孜不倦的奉献精神。这部书题为《古典学术史》（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在问世之初即备受好评，《泰晤士报》称誉为“翔实、雅正、可靠的里程碑之作”，乃“剑桥之荣光，进而也堪称英国之荣光”。科学史的泰斗级学者乔治·萨顿，古典学界的同行古德曼、维拉莫威兹等人也都给予极高的评价。此书成了桑兹平生最重要的代表作，时至今日，仍然是西方学术界回顾古典研究之历史时必不可少的参考读物。
根据桑兹本人的记述，他写这部书的念头，萌生于一八九○年初。由友人耶博教授（Richard Claverhouse Jebb，1841—1905）建议，桑兹接受了《英伦社会》（Social England）编辑之邀约，去梳理不列颠民族的古典学问之渊源。一八九六年，他在剑桥开设了英伦古典研究史的系列讲座。次年，桑兹受邀参与惠布利（Leonard Whibley，1863—1941）主编的《希腊研究手册》（A Companion to Greek Studies）一书，负责撰写“学术史”（History of Scholarship）一节。从此桑兹决定放开视野，要著述一部更为全面的学术通史，“将从雅典时代的诞生期开始，继而追踪其在亚历山大里亚与罗马时期的成长，随后则通过中古时期和学术复兴，直到古代经典著作研究在欧洲各国乃至海外英语民族中的进一步发展”（卷一，第一版前言）。他游历广泛，曾在欧洲各地的图书馆翻览过许多珍贵的古籍钞本。他熟稔拜占庭文化与中世纪艺术，颇能从中领会那些时代学术研究与人文情怀的宗旨和特色。此外，桑兹也并非“知古不知今”的迂夫子，他在回顾古典学识的传承之时，总是忍不住引述近现代西方作家的诗文，以印证由理趣、句法、韵调和修辞术所呈现出的薪尽火传。
对比几部代表性的同主题著作，如古德曼（Alfred Gudeman，1862—1942）的《古代语文学史纲》（Outlines of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Philology，1894）、佩克（Harry Thurston Peck，1856—1914）的《古典语文学史》（A History of Classical Philology，1911）、维拉莫威兹（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1848—1931）的《语文学的历史》（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1921，中译本题作《古典学的历史》）、法伊弗（Rudolf Pfeiffer，1889—1979）的两卷《古典学术史》（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1968，1976），以及近半个世纪专题性或断代性的西方古典学术史研究著作，桑兹的这部书显得学理不深、分析不足、评价不严，其内容涉及到的文献虽然极为广博，但囿于时代之局限，只赶上了以地下之新材料（考古所见莎草纸书与金石铭文等）补正纸上之旧材料的一个开头。由于这些缘故，按照今日学界对于“学术”的理解，我们往往是从历史学与文献学的实证研究角度出发，以此看视桑兹书中的内容，即使不谈过时不过时的问题，也会觉得有时似乎有些“水分”，有时则又过于浮泛了。
在写《古典学术史》之前，桑兹本人从事的研究，主要是古希腊罗马文学方面，涵盖了训诂、文体、修辞学以及注疏、版本文献的研究。他并不是历史家，提到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将他们称之为散文作家，重视的是他们对于荷马史诗的认知与探究；他也不是哲学家，虽有专章论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却谈的是两位大哲人的诗学理论。在桑兹眼中，李维的历史巨著是将旧史料赋予一副罗马人的音调和修辞装饰而已，而奥古斯丁的思想名篇《上帝之城》，也只因大量征引了瓦罗和西塞罗的著作残篇而受到称许。如此书写，当然并非作者买椟还珠，识其小而遗其大。桑兹《古典学术史》一书的第一卷（从荷马时代直到中世纪末），最大的特色便是历数各时期著述活动中对于古昔文献的存留和对于先代语言与文化的记忆与认知。自第二卷论述到文艺复兴以来的古典研究，现代体系的学术活动和学科规范渐渐形成，桑兹方才放弃了原本的这一著述风格。这一变化当然很容易理解：古代世界的学问之中，并无如“古典学”这类总称式的概念，当使用这么庞大的篇幅来梳理文艺复兴以前的种种琐细繁冗的学术活动时，必然要有一个足以贯彻始终的主线索，能够不仅连缀起第一卷中随着历史阶段演进而学术环境发生翻天覆地之变化的种种论题，也能够贯穿古今，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古之学人与我们是如何的“心同理同”。
对于“泰西之人”来说，其“古典的”（classical，classique，classischen）学问，主要指对荷马以降的古希腊文、拉丁文著作的阅读与研究。西元二世纪古罗马学者奥略·葛琉斯（Aulus Gellius），根据罗马上古先王划分社会等级的用法，区分了“一流作家”（scriptor classicus）和“末流作家”（scriptor proletarius，《阿提卡之夜》〔Noctes Atticae〕，xix 8，15）。其中 classicus 对应于上古社会五阶的第一等级（classici），proletarius则是源自最末等级的“平民”（proletarii，指无财产而仅拥有子女的罗马公民）一语。此为classical及其他近代语词之用法的原始（见中译本第一卷，220页，下引此书，只标页码）。西方古典研究有两个起点，一是对于文本原貌的追求，一是对于文本内容的品鉴。这两者都与荷马史诗有关，前者的核心类似于后来的校勘学，后者则倾向于我们今日所说的文学批评。这两者都可以称之为 κιτικ ，也就是criticism。在古希腊文中，κιτ本意为仲裁、评判，雅典戏剧比赛中的裁判，即是这个词。其衍生词κιτικó用以指称学者，根据法伊弗的考证，最早得此称呼的是科斯的菲勒塔斯（Philitas of Cos，公元前四世纪人。桑兹书中将此人名转写为Philetas），见于斯特拉波（前约63—前约24）的著作（法伊弗的这条线索比桑兹的论据要早些）。γαμματικó是古代世界常用来指称学者的，Grammata的含义自柏拉图经亚里士多德、“色雷斯人”狄奥尼修，渐渐变得近乎可统驭一切文词之学（连修辞学、逻辑学和文学批评都臣属于下，因此六世纪东哥特王朝的博学名臣卡西奥多儒声称此学“乃一切文学之宏伟根基”），但在近代（尤其十八世纪以后）却慢慢缩小了范畴，变成专门研究语言词句结构的学科了。古人较少使用φιλóλογο 这一称谓，中世纪以后，其拉丁写法philologus开始盛行，被人们用来专指精通古学之人。在德国，Philologie成为一门学科，用来表示脱离了神学、法学或哲学的约束从而更为自由的古典研究，也只不过是近二百多年的事情（一七七七年四月八日，F.A.Wolf在哥廷根大学入学申报志愿书上填写了Philologiae studiosus一语，被后人追认为这个学科的诞生日）。在桑兹的时代，英语中的philology难以表征古典学术的全貌，常常被用于比较语言学之类的概念。
当时唯有criticism可以比较方便地论说古典研究的两个方面。比较于法国、德国的学术用语，英语世界criticism的传统显然更为明晰和悠久。十七世纪之初，培根在《崇学论》中认为学识之传承有两个依托，一是考据辨析，一是教育讲解（the one critical, the other pedantical）。前者关系到个人性的阅读与著述，与培根念念不忘的学术史论题密切相关，他将之分成五个方面：一、对著作者的校订与编纂；二、对著作者的阐释与注疏；三、对著作者年代的判断；四、简要的评述与品第；五、对句法与谋篇风格的认识。曾经著作八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的美籍作家雷内·韦勒克有专文梳理criticism一词的语源与演变（《文学批评：名词与概念》，收入中译本《批评的概念》一书），对于英语中将此词用于文学研究学科的过程论述甚详，兹不赘述。中文素来将criticism习惯翻译成“批评”，主要是根据近现代英语文学批评话语中对于培根所言后两个方面的发扬。但是也曾有学者注意到其含义的丰富性。民国时期，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九二七）就提到：“考远西学者言‘批评’之涵义有五：指正一也，赞美二也，判断三也，比较及分类四也，鉴赏五也。若夫批评文学，则考验文学作品之性质及其形式之学术也。”而关文运先生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汉译本培根《崇学论》中，就将critical译成“校勘的”，谢德风先生翻译《历史著作史》，也在必要之处，将criticism译作了“考证学”。综合来看，criticism兼有“考证”、“校勘”与“批评”、“赏鉴”两方面的含义，则不妨以“考辨”一词进行整合。而桑兹的《古典学术史》第一卷，就是从文献的考据之学和文学的赏鉴之识两个方面进行论述的。
人类文明之童年时期，思想、知识与学问并不依赖于物质载体，教育注重的是口传心授，更深奥的还有秘教隐义，多是述而不作者。这其中自然为所持之学说营造出了神秘气氛，使之局限在极少数人的手中。然而，口头传播存在着很多危险的“陷阱”：无意的遗忘，有意的改造，还有发音习惯、词义演化等等因素在流传过程中造成的讹误。文字记载的使用，中止了这一危机。但是为全希腊人所热爱的荷马史诗中，已经是满目疮痍。传言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第一个命令整理荷马史诗的文本。希罗多德（《历史》，vii，7）提到，诗人品达的某个老师揭发了一位占卜家擅自添加了一段危言耸听的神谕，使之遭到放逐。据后世拜占庭学者留下的记录，那个占卜家居然便是庇西特拉图授权的荷马史诗整理人之一（45页）。不要以为建立某个“钦定本”是对原始作家作品的尊重与忠诚，出于城邦政治的需要，政客们更希望借助“教诲全希腊”的荷马来达到攻讦敌邦、赞颂本乡的目的。可一旦实际的功利需求失去时效，人们依然希望读到真实面目的荷马。于是人们进一步要求建立书面抄写文本的确定性和权威性，文本的校订与文献的考据工作应运而生。
而从另一方面看，上古之口头史诗的原作者难以定于最初的某一个人。传播过程中的润色加工，接受过程中的领会记诵，都不断融注于作品之上，最终在文字保存出现之前形成此作品的全貌。七贤之一的梭伦执政雅典时，尝对于节日期间诵读荷马史诗的竞赛建立法规，比如不得寻章摘句，必须逐章吟唱，“此项法规不止令诵读竞赛更严格，更提高了听众水平，使得他们对于诗歌内容的整体连续的认识不逊色于诵人们”（43页）。听众鉴识力的提高，激发了对于荷马史诗从字句到风格的理解与追摹，相关的点滴经验，被吸收到后起之作家笔下，生成能令读者会心领受的知识传统。这种知识传统渐成体系，遂出现供学者批评、解释所用的诸种学问，比如柏拉图讨论的语源学和语法学问题，又比如亚里士多德专书系统论述的诗学和修辞学。
而真正意义上的校勘学、考据学之出现，则晚于古典时期，产生于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里亚和珀伽摩，帝国主义政治环境下，造就了图书文献的高度集中以及学者的职业化与专业化。历代亚城图书馆馆长似乎都在忙着编纂书目、校订古籍，自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以降，出现了科学、系统的学术研究。埃拉托色尼头一个以φιλóλογο（直译作“爱好文辞之人”）自命，他的博学赢得了“贝塔”的绰号——即“第二”的意思，而字母表的排列之首的“阿尔法”，恰好正是亚里士多德名字的首字母——他的通识之全才虽如亚里士多德一般，但绝无亚翁之好以哲学命题笼罩概括一切的习惯。法伊弗的《古典学术史》中有个观点，认为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出现了“学术”（scholarship）与“诗学”（poetry）的分离，他以此时出现的星象学、地理学、数学为例，试图说明“学术”已经想要甩脱语言文学的核心趣味，向更为切实的自然科学靠拢。这个说法若用以描述希腊化时期学者们的实事求是精神，则无可厚非，但要是将之夸张为以考证校勘为学术的正统，以评价赏鉴为末流，则恐怕是大有问题的。事实上，在希腊化时期的优秀学者之中，文献考据的功夫和文学赏鉴的能力是齐头并进的，桑兹便特别强调了埃拉托色尼对于诗歌想象力的重视，并谈到他反对以荷马史诗内容为真实事件的研究方法。在此后几个语法学大家（如第欧尼修·忒剌克斯、昆体良等）的重要著作中，我们也看到除了关于训诂、音读、韵体等形式上的内容之外，也往往将修辞设喻的手法和文学风格的赏鉴纳入所研究的范围。今日中国的学者，有不少人尊崇清代考据学问之高明，故而看见西方古典学的名目，也将之定位于训诂、文献、校勘、考证的范围。然而，即使乾嘉的朴学家，除了说“由文字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之外，也说“得其志则可以通乎其词”，钱锺书先生曾经指出，这还不够，“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管锥编》，171—172页）。以文献还原为宗旨的校勘学技艺，其精深之处，往往与文学赏鉴的整体领会并不矛盾，反而甚至是相辅相成的。正因如此，善于穿透文本去“想作者所想”的著名文献学家豪斯曼（Alfred Edward Housman，1859—1936）得到这样的评语：“他是如此伟大的一位校勘家，因为，他是如此伟大的一位诗人。”（苏杰译：《西方校勘学论著选》，145页）
由此我们可知，桑兹所著的《古典学术史》，不同于“文献学史”或“校勘学史”。此书提供给我们的，是古往今来围绕着古代遗献和古典语言所产生的大大小小各种学问知识的发展变化，从词形变化、正字（别于俗写，可对应汉籍中的《正字通》之类）、音读（phonetic）、词源、韵体、句法（syntax）、修辞，到注疏、校勘、辑佚、目录、字典，再到品第、批评、摘要、选集、传抄、类书，甚至还有模仿、暗袭、伪托、翻译等等。这些行为活动，置于不同时代的教育、宗教、政令、风俗、地域等环境因素之中，呈现出千变万化的风貌。
然而这千变万化的繁复之中有不变者存焉，这使我们每一位读者都会去思考桑兹用以指称“学术”这一概念的词汇（scholarship），我们也许可以将之理解为一名“学者”（scholar）的本性和使命：他该是什么样的人，他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仅仅是使知识、学问和思想变得系统化，方便于教育和传授吗？桑兹书中不乏令人动容的记述：比如埃涅修斯献给他的老师、为研究而遭到基督教徒迫害的女学者希帕提亚的诗章，比如拜占庭末期一位修辞学教师在突厥大军威逼君士坦丁堡城下时所哀叹的悼诗，又比如一○○○年新年到来之前，在末日审判阴影中依然笔耕不辍的抄书员。在信仰、生命乃至整个文化受到威胁之时，学者的本质方得以昭显。罗杰·培根的老师，埃德蒙·理奇，曾被传记作家评述为“视学问如同永生无休，视人生仿佛明日将死”（discere scilicet, quasi semper victurus; vivere quasi cras moriturus），学术的价值与意义，并无别的指向，即在于其自身。
西方古典学术的核心乃是古希腊拉丁之文化，与整个欧洲文化不尽等同。后者的古代传统部分还应包括其他地区，而近代西方世界的崛起，更与欧洲中世纪后期以来各民族、地区的俗语文化有直接关系。然而比较起来，希腊拉丁文化的学术传统，最令我们觉得与中国古典学术相似。此中原委，不仅仅在于同具有悠久的历史，更在于书斋中之学者人格上的感通，热爱书籍，尚友古人，喜爱凭吊古迹，富有文学艺术和思想的创造力。这份既亲近又新鲜的感受，对于刚刚开始系统地接触西学领域这一最深厚渊雅部分的中国读者而言，也许正是非常必要的。
根据桑兹本人的记述，他写这部书的念头，萌生于一八九○年初。由友人耶博教授（Richard Claverhouse Jebb，1841—1905）建议，桑兹接受了《英伦社会》（Social England）编辑之邀约，去梳理不列颠民族的古典学问之渊源。一八九六年，他在剑桥开设了英伦古典研究史的系列讲座。次年，桑兹受邀参与惠布利（Leonard Whibley，1863—1941）主编的《希腊研究手册》（A Companion to Greek Studies）一书，负责撰写“学术史”（History of Scholarship）一节。从此桑兹决定放开视野，要著述一部更为全面的学术通史，“将从雅典时代的诞生期开始，继而追踪其在亚历山大里亚与罗马时期的成长，随后则通过中古时期和学术复兴，直到古代经典著作研究在欧洲各国乃至海外英语民族中的进一步发展”（卷一，第一版前言）。他游历广泛，曾在欧洲各地的图书馆翻览过许多珍贵的古籍钞本。他熟稔拜占庭文化与中世纪艺术，颇能从中领会那些时代学术研究与人文情怀的宗旨和特色。此外，桑兹也并非“知古不知今”的迂夫子，他在回顾古典学识的传承之时，总是忍不住引述近现代西方作家的诗文，以印证由理趣、句法、韵调和修辞术所呈现出的薪尽火传。
对比几部代表性的同主题著作，如古德曼（Alfred Gudeman，1862—1942）的《古代语文学史纲》（Outlines of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Philology，1894）、佩克（Harry Thurston Peck，1856—1914）的《古典语文学史》（A History of Classical Philology，1911）、维拉莫威兹（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1848—1931）的《语文学的历史》（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1921，中译本题作《古典学的历史》）、法伊弗（Rudolf Pfeiffer，1889—1979）的两卷《古典学术史》（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1968，1976），以及近半个世纪专题性或断代性的西方古典学术史研究著作，桑兹的这部书显得学理不深、分析不足、评价不严，其内容涉及到的文献虽然极为广博，但囿于时代之局限，只赶上了以地下之新材料（考古所见莎草纸书与金石铭文等）补正纸上之旧材料的一个开头。由于这些缘故，按照今日学界对于“学术”的理解，我们往往是从历史学与文献学的实证研究角度出发，以此看视桑兹书中的内容，即使不谈过时不过时的问题，也会觉得有时似乎有些“水分”，有时则又过于浮泛了。
在写《古典学术史》之前，桑兹本人从事的研究，主要是古希腊罗马文学方面，涵盖了训诂、文体、修辞学以及注疏、版本文献的研究。他并不是历史家，提到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将他们称之为散文作家，重视的是他们对于荷马史诗的认知与探究；他也不是哲学家，虽有专章论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却谈的是两位大哲人的诗学理论。在桑兹眼中，李维的历史巨著是将旧史料赋予一副罗马人的音调和修辞装饰而已，而奥古斯丁的思想名篇《上帝之城》，也只因大量征引了瓦罗和西塞罗的著作残篇而受到称许。如此书写，当然并非作者买椟还珠，识其小而遗其大。桑兹《古典学术史》一书的第一卷（从荷马时代直到中世纪末），最大的特色便是历数各时期著述活动中对于古昔文献的存留和对于先代语言与文化的记忆与认知。自第二卷论述到文艺复兴以来的古典研究，现代体系的学术活动和学科规范渐渐形成，桑兹方才放弃了原本的这一著述风格。这一变化当然很容易理解：古代世界的学问之中，并无如“古典学”这类总称式的概念，当使用这么庞大的篇幅来梳理文艺复兴以前的种种琐细繁冗的学术活动时，必然要有一个足以贯彻始终的主线索，能够不仅连缀起第一卷中随着历史阶段演进而学术环境发生翻天覆地之变化的种种论题，也能够贯穿古今，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古之学人与我们是如何的“心同理同”。
对于“泰西之人”来说，其“古典的”（classical，classique，classischen）学问，主要指对荷马以降的古希腊文、拉丁文著作的阅读与研究。西元二世纪古罗马学者奥略·葛琉斯（Aulus Gellius），根据罗马上古先王划分社会等级的用法，区分了“一流作家”（scriptor classicus）和“末流作家”（scriptor proletarius，《阿提卡之夜》〔Noctes Atticae〕，xix 8，15）。其中 classicus 对应于上古社会五阶的第一等级（classici），proletarius则是源自最末等级的“平民”（proletarii，指无财产而仅拥有子女的罗马公民）一语。此为classical及其他近代语词之用法的原始（见中译本第一卷，220页，下引此书，只标页码）。西方古典研究有两个起点，一是对于文本原貌的追求，一是对于文本内容的品鉴。这两者都与荷马史诗有关，前者的核心类似于后来的校勘学，后者则倾向于我们今日所说的文学批评。这两者都可以称之为 κιτικ ，也就是criticism。在古希腊文中，κιτ本意为仲裁、评判，雅典戏剧比赛中的裁判，即是这个词。其衍生词κιτικó用以指称学者，根据法伊弗的考证，最早得此称呼的是科斯的菲勒塔斯（Philitas of Cos，公元前四世纪人。桑兹书中将此人名转写为Philetas），见于斯特拉波（前约63—前约24）的著作（法伊弗的这条线索比桑兹的论据要早些）。γαμματικó是古代世界常用来指称学者的，Grammata的含义自柏拉图经亚里士多德、“色雷斯人”狄奥尼修，渐渐变得近乎可统驭一切文词之学（连修辞学、逻辑学和文学批评都臣属于下，因此六世纪东哥特王朝的博学名臣卡西奥多儒声称此学“乃一切文学之宏伟根基”），但在近代（尤其十八世纪以后）却慢慢缩小了范畴，变成专门研究语言词句结构的学科了。古人较少使用φιλóλογο 这一称谓，中世纪以后，其拉丁写法philologus开始盛行，被人们用来专指精通古学之人。在德国，Philologie成为一门学科，用来表示脱离了神学、法学或哲学的约束从而更为自由的古典研究，也只不过是近二百多年的事情（一七七七年四月八日，F.A.Wolf在哥廷根大学入学申报志愿书上填写了Philologiae studiosus一语，被后人追认为这个学科的诞生日）。在桑兹的时代，英语中的philology难以表征古典学术的全貌，常常被用于比较语言学之类的概念。
当时唯有criticism可以比较方便地论说古典研究的两个方面。比较于法国、德国的学术用语，英语世界criticism的传统显然更为明晰和悠久。十七世纪之初，培根在《崇学论》中认为学识之传承有两个依托，一是考据辨析，一是教育讲解（the one critical, the other pedantical）。前者关系到个人性的阅读与著述，与培根念念不忘的学术史论题密切相关，他将之分成五个方面：一、对著作者的校订与编纂；二、对著作者的阐释与注疏；三、对著作者年代的判断；四、简要的评述与品第；五、对句法与谋篇风格的认识。曾经著作八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的美籍作家雷内·韦勒克有专文梳理criticism一词的语源与演变（《文学批评：名词与概念》，收入中译本《批评的概念》一书），对于英语中将此词用于文学研究学科的过程论述甚详，兹不赘述。中文素来将criticism习惯翻译成“批评”，主要是根据近现代英语文学批评话语中对于培根所言后两个方面的发扬。但是也曾有学者注意到其含义的丰富性。民国时期，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九二七）就提到：“考远西学者言‘批评’之涵义有五：指正一也，赞美二也，判断三也，比较及分类四也，鉴赏五也。若夫批评文学，则考验文学作品之性质及其形式之学术也。”而关文运先生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汉译本培根《崇学论》中，就将critical译成“校勘的”，谢德风先生翻译《历史著作史》，也在必要之处，将criticism译作了“考证学”。综合来看，criticism兼有“考证”、“校勘”与“批评”、“赏鉴”两方面的含义，则不妨以“考辨”一词进行整合。而桑兹的《古典学术史》第一卷，就是从文献的考据之学和文学的赏鉴之识两个方面进行论述的。
人类文明之童年时期，思想、知识与学问并不依赖于物质载体，教育注重的是口传心授，更深奥的还有秘教隐义，多是述而不作者。这其中自然为所持之学说营造出了神秘气氛，使之局限在极少数人的手中。然而，口头传播存在着很多危险的“陷阱”：无意的遗忘，有意的改造，还有发音习惯、词义演化等等因素在流传过程中造成的讹误。文字记载的使用，中止了这一危机。但是为全希腊人所热爱的荷马史诗中，已经是满目疮痍。传言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第一个命令整理荷马史诗的文本。希罗多德（《历史》，vii，7）提到，诗人品达的某个老师揭发了一位占卜家擅自添加了一段危言耸听的神谕，使之遭到放逐。据后世拜占庭学者留下的记录，那个占卜家居然便是庇西特拉图授权的荷马史诗整理人之一（45页）。不要以为建立某个“钦定本”是对原始作家作品的尊重与忠诚，出于城邦政治的需要，政客们更希望借助“教诲全希腊”的荷马来达到攻讦敌邦、赞颂本乡的目的。可一旦实际的功利需求失去时效，人们依然希望读到真实面目的荷马。于是人们进一步要求建立书面抄写文本的确定性和权威性，文本的校订与文献的考据工作应运而生。
而从另一方面看，上古之口头史诗的原作者难以定于最初的某一个人。传播过程中的润色加工，接受过程中的领会记诵，都不断融注于作品之上，最终在文字保存出现之前形成此作品的全貌。七贤之一的梭伦执政雅典时，尝对于节日期间诵读荷马史诗的竞赛建立法规，比如不得寻章摘句，必须逐章吟唱，“此项法规不止令诵读竞赛更严格，更提高了听众水平，使得他们对于诗歌内容的整体连续的认识不逊色于诵人们”（43页）。听众鉴识力的提高，激发了对于荷马史诗从字句到风格的理解与追摹，相关的点滴经验，被吸收到后起之作家笔下，生成能令读者会心领受的知识传统。这种知识传统渐成体系，遂出现供学者批评、解释所用的诸种学问，比如柏拉图讨论的语源学和语法学问题，又比如亚里士多德专书系统论述的诗学和修辞学。
而真正意义上的校勘学、考据学之出现，则晚于古典时期，产生于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里亚和珀伽摩，帝国主义政治环境下，造就了图书文献的高度集中以及学者的职业化与专业化。历代亚城图书馆馆长似乎都在忙着编纂书目、校订古籍，自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以降，出现了科学、系统的学术研究。埃拉托色尼头一个以φιλóλογο（直译作“爱好文辞之人”）自命，他的博学赢得了“贝塔”的绰号——即“第二”的意思，而字母表的排列之首的“阿尔法”，恰好正是亚里士多德名字的首字母——他的通识之全才虽如亚里士多德一般，但绝无亚翁之好以哲学命题笼罩概括一切的习惯。法伊弗的《古典学术史》中有个观点，认为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出现了“学术”（scholarship）与“诗学”（poetry）的分离，他以此时出现的星象学、地理学、数学为例，试图说明“学术”已经想要甩脱语言文学的核心趣味，向更为切实的自然科学靠拢。这个说法若用以描述希腊化时期学者们的实事求是精神，则无可厚非，但要是将之夸张为以考证校勘为学术的正统，以评价赏鉴为末流，则恐怕是大有问题的。事实上，在希腊化时期的优秀学者之中，文献考据的功夫和文学赏鉴的能力是齐头并进的，桑兹便特别强调了埃拉托色尼对于诗歌想象力的重视，并谈到他反对以荷马史诗内容为真实事件的研究方法。在此后几个语法学大家（如第欧尼修·忒剌克斯、昆体良等）的重要著作中，我们也看到除了关于训诂、音读、韵体等形式上的内容之外，也往往将修辞设喻的手法和文学风格的赏鉴纳入所研究的范围。今日中国的学者，有不少人尊崇清代考据学问之高明，故而看见西方古典学的名目，也将之定位于训诂、文献、校勘、考证的范围。然而，即使乾嘉的朴学家，除了说“由文字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之外，也说“得其志则可以通乎其词”，钱锺书先生曾经指出，这还不够，“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管锥编》，171—172页）。以文献还原为宗旨的校勘学技艺，其精深之处，往往与文学赏鉴的整体领会并不矛盾，反而甚至是相辅相成的。正因如此，善于穿透文本去“想作者所想”的著名文献学家豪斯曼（Alfred Edward Housman，1859—1936）得到这样的评语：“他是如此伟大的一位校勘家，因为，他是如此伟大的一位诗人。”（苏杰译：《西方校勘学论著选》，145页）
由此我们可知，桑兹所著的《古典学术史》，不同于“文献学史”或“校勘学史”。此书提供给我们的，是古往今来围绕着古代遗献和古典语言所产生的大大小小各种学问知识的发展变化，从词形变化、正字（别于俗写，可对应汉籍中的《正字通》之类）、音读（phonetic）、词源、韵体、句法（syntax）、修辞，到注疏、校勘、辑佚、目录、字典，再到品第、批评、摘要、选集、传抄、类书，甚至还有模仿、暗袭、伪托、翻译等等。这些行为活动，置于不同时代的教育、宗教、政令、风俗、地域等环境因素之中，呈现出千变万化的风貌。
然而这千变万化的繁复之中有不变者存焉，这使我们每一位读者都会去思考桑兹用以指称“学术”这一概念的词汇（scholarship），我们也许可以将之理解为一名“学者”（scholar）的本性和使命：他该是什么样的人，他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仅仅是使知识、学问和思想变得系统化，方便于教育和传授吗？桑兹书中不乏令人动容的记述：比如埃涅修斯献给他的老师、为研究而遭到基督教徒迫害的女学者希帕提亚的诗章，比如拜占庭末期一位修辞学教师在突厥大军威逼君士坦丁堡城下时所哀叹的悼诗，又比如一○○○年新年到来之前，在末日审判阴影中依然笔耕不辍的抄书员。在信仰、生命乃至整个文化受到威胁之时，学者的本质方得以昭显。罗杰·培根的老师，埃德蒙·理奇，曾被传记作家评述为“视学问如同永生无休，视人生仿佛明日将死”（discere scilicet, quasi semper victurus; vivere quasi cras moriturus），学术的价值与意义，并无别的指向，即在于其自身。
西方古典学术的核心乃是古希腊拉丁之文化，与整个欧洲文化不尽等同。后者的古代传统部分还应包括其他地区，而近代西方世界的崛起，更与欧洲中世纪后期以来各民族、地区的俗语文化有直接关系。然而比较起来，希腊拉丁文化的学术传统，最令我们觉得与中国古典学术相似。此中原委，不仅仅在于同具有悠久的历史，更在于书斋中之学者人格上的感通，热爱书籍，尚友古人，喜爱凭吊古迹，富有文学艺术和思想的创造力。这份既亲近又新鲜的感受，对于刚刚开始系统地接触西学领域这一最深厚渊雅部分的中国读者而言，也许正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