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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态文学的倡导者而言，有一个难题似乎不可回避，即，提倡生态文学，某种程度上就会导致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两者之间颇难调和。我们的文学写作，似乎也陷入了这样的两难之中。比如阿来，他的《机村史诗》就最为典型。现代工业文明（在小说中是以汉族文明的形式呈现）往往以大机器和电力的形式进入乡村，乡村秩序、生态和心态，都在这种强行闯入中遭到冲击，趋于瓦解，阿来的小说表达了这种冲击下“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深深的忧虑。某种程度上，阿来小说呈现的是这样的生态学命题：我们既无法拒绝现代文明及其技术所带来的社会进步，我们也深深忧虑于现代技术所造成的自然的支离破碎及其生态恶化。
长期以来，生态文学与乡土文学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重合，有些乡土文学的作品常常被作为生态文学的代表例举，比如说废名的田园小说，沈从文的《边城》，阿来的《云中记》《机村史诗》（六部），李锐的《太平风物》，孙惠芬的《歇马山在》，以及关仁山的《白纸门》《日头》等等。在这些小说中，乡土的消失是被作为城市文明大举进犯下的结果出现的。这也使得针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批判之作常常成为生态文学的表征，比如说贾平凹的《怀念狼》、王安忆的《匿名》、格非的《望春风》、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张炜的《忆阿雅》、陈应松的《森林沉默》、钟求是的《零年代》、徐则臣的《王城如海》，以及姜戎的《狼图腾》等等。不难看出，生态文学并没有自己的专属领地，生态文学脉络的构建，需要在一个交叉的时空背景中完成，既不是题材论，也不是主题论，它是一种表象论：其所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某种表达。
某种程度上，生态文学这一概念的出现是现代性的产物，我们决不能从古代文学作品，比如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展开生态文学的溯源工作，虽然说从这一作品中可以挖掘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的关系。生态文学是在“人”的现代诞生的基础上被提倡的，离开了对“人”的现代构型的理解，便无法理解生态文学。古代所推崇的情景交融，景语即情语之说中，是不可能产生“生态文学”的倡导的。古代的自然书写，比如说王维的诗歌，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的“人”的缺席。现代书写，比如说张炜的《你在高原》（系列）和钟求是的《零年代》，是建立在具有现代反思精神的个体的基础上对人化自然的重新配置。
这也意味着，对生态文学的提倡，有必要从几个区分中展开。第一是生态文学和生态主义，生态文学的提倡不是生态主义的文学表达，生态文学有比生态主义更为深广的内涵。第二是生态文学和保守主义，提倡生态文学不是要拒绝发展主义，提倡生态文学是在现代发展主义的背景下展开的现代批判。第三是生态文学与文明批判。虽然说生态文学常常表现出文明批判的倾向，但生态文学却并不必然是文明批判。只有在区分了以上几个对立之后，我们才能谈论生态文学。
就中国生态文学的谱系而论，它显然是在一系列二元对立——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落后与文明、人与自然等——中被确立起来的。生态文学之所以有被泛化的倾向，正与其所蕴含的种种对立有关。在这些对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其涉及的核心命题。如果说“人”是福柯意义的构建物，“自然”同样也具有构建性，我们不能把两者本质化，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应作如是观。而如果说“人”是现代的产物的话，那么“自然”同样也是现代的产物。因此，所谓自然风景的发现，在古代是不存在的，因为在古代的自然风物的描写中，“人”与物具有同构性关系，“人”并没有独立于物之序之外，自然风景也就不可能被发现。其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抽象的空间”：“那里时间和空间的联系可以说不是有机的联系，而纯粹是技术上的（也是机械的）联系。”“地点在传奇小说中，仅仅是一个抽象而粗略的空洞场所而已。”？譹？訛比如说《水浒传》。自然风景在如下的意义成为可能，即自然是作为“人”的精神的外化的产物。“这是完全私下的而且孤单无为的人所面对的视野和环境”？譺？訛，风景是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被“人”所构建的，没有这个必要的距离，就不可能产生自然风景，而在古代，这个距离是不存在的。按照福柯的观点，“人”的存在建基于实证性与有限性、经验和先验、我思与非思、起源的退却与返回这四个对立的交织之中？譻？訛，自然正处在这一系列对子的夹缝中：“人”既在自然中辨认出自己的存在，又把自然视为需要被压抑的“他者”而放逐在自己的存在之外。这就造成了现代的奇观：我们一方面构建并赋予自然风景以独特的价值，一方面又把它驱逐出人类群居的社会之外——我们往往是在群居的社会之外去寻找自然风景的存在。换句话说，我们不可能在“人”之外去构建自然的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回到自然”不能理解为回到“人”出现之前的原初社会，“回到自然”这一命题所涉及的只能是也仅仅是“人学命题”：我们不可能脱离“人”的层面去谈论自然。
这也决定了自然的独特表象：自然既被构建为“人”的主体地位的“他者”，又被构建为“人”的隐喻（这样的隐喻之作很多）。建构为“他者”，所以自然可以被开发、利用，成为工具性的存在，技术主义遂成为合理的;而一旦构建为“人”的隐喻，自然就必须像“人”这一生命形态一样具有各个功能之间的和谐与统一，讲求平衡和再生关系。某种程度上，是“人”的形象的丰富性，限制并决定了自然的形象的丰富性，只要我们无法绕开“人”的形象的丰富性内涵，就不可能绕开自然形象的丰富性。这是在“人”的发现的意义上建构的自然观。《寂静的春天》（蕾切尔·卡森）的开头最为显明地表现了这种隐喻关系：它表现为一个经久的命题——人类进自然退的悖论中。这一命题其实是预设了自然与人的对立统一关系：自然必须在一种有距离的观望和凝视中才能显示其作为存在，和作为风景的价值。人与自然不可能和谐共处，人造的风景，就成为现代社会里的自然风景的延伸和想象性的解决之道。
这样来看王安忆的《匿名》，就显得意味深长了。王安忆在《匿名》中呈现出这样一个命题，即文明的高歌猛进之下，能否在一种重新文明化的过程中去思考“人”的存在的意义？《匿名》的做法是，把一个城市市民置身于原始、荒芜而全然陌生的自然环境中，让他重新进化成为一个人。王安忆无奈地认识到，随着主人公的重新文明化而来的，是我们无法逃避作為工具理性的宿命：工具理性不仅带来自然的退却，也带来“人”的消失。“人”越来越成为一个符号式的存在，正是因为这种不可避免和无法逃避的宿命，王安忆才会在重新回到现代文明社会的门槛之际，让她的主人公重回大自然之中——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彻底的回归，主人公以自沉湖底的方式回到了自然的怀抱。 虽然《匿名》所提出的命题是文学性的和隐喻式的，但足够让人警醒和深思。某种程度上，王安忆其实是提出了生态文学的本真性命题：在一个被现代文明和工具理性包围的现代社会，我们能否葆有一种本真性存在的可能？
如果说生态文学的出现是现代性的产物的话，作为现代性挽救计划的本真性命题对于生态文学议题同样有其参考价值。泰勒提出本真性命题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考，即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日益碎片化和原子主义的时代，但我们并不能否定和拒绝现代性所带来的“去魅”及其内涵的本真性。基于这一理由，泰勒提出了他的挽救计划：他从挽救的角度出发试图重新激发“本真性命题”？譼？訛的建设意义。
泰勒提醒我们，“工具理性已经与人类主体的一个超然模型一起成长起来，后者牢牢地控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它给出了一种人类思维的理想图像：这种人类思维为了成为纯粹的、自我确证的理性，从其在我们的身体构成、我们的对话处境、我们的情感，以及我们的传统生活形式之中杂乱嵌入状态中抽离了出来。这是我们文化中最受推崇的理性形式之一，数学思维或其他类型的形式计算是其典型例子。”？譽？訛因而他指出：“超然理性的理想必须被仅仅看作是一个理想，而不是一幅真正的人類能动性图景。我们是具身的行为者，生活在对话的条件中，以特殊的人类方式居住在时间里，那就是，将我们的生活理解为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连接着我们的过去和未来计划。”？譾？訛基于这种理解，他认为我们应该恢复工具理性提出时的“道德背景”，即我们“自负其责的、自我控制的推理的道德理想”和“我们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赋予不断富足的生活条件的生产，赋予在更大规模上的苦痛缓解”？譿？訛。简言之，就是在一种合理性的层面上恢复人类的主体性并以缓解人的苦痛为目标，拒绝过度开发，拒绝把人工具化。这样来看，近些年盛行的成人童话创作就显得格外富有意义了，这些童话有张炜的《寻找鱼王》、马原的《湾格花原》、徐则臣的《青云谷童话》、林那北的《蜻和蜓》和石一枫的《白熊回家》等等。某种程度上，童话就是本真性的绝佳表征，这是以童话的形式，重新讲述人与自然的本真性关系。就生态文学的命题论，这些作品的意义在于，通过使自然重新整体化的方式，努力恢复自然和“人”作为整体性存在的含义，从而更好地在世界中安置我们人类自身。可以说，这是在大写的自然和大写的人的层面，重新激发它们的本真性内涵;虽然说本真性是一个实难说清道明的范畴，但并不意味其特有的魅力就会减少。
生态文学的提倡，是一个关系学命题，这也决定了，我们可以在人和自然的错综关系中，在本真性的含混地带，不断重建并激发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活力。
注释：
巴赫金：《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页。
巴赫金：《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32页。
参见福柯《词与物》，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44页。
“本真性”就是“对自己真实”，见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程炼译，第4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程炼译，第148—14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程炼译，第15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程炼译，第15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责任编辑 吴佳燕
《芦海》朱明健马赛克镶嵌150x150cm2017 年
一
长期以来，生态文学与乡土文学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重合，有些乡土文学的作品常常被作为生态文学的代表例举，比如说废名的田园小说，沈从文的《边城》，阿来的《云中记》《机村史诗》（六部），李锐的《太平风物》，孙惠芬的《歇马山在》，以及关仁山的《白纸门》《日头》等等。在这些小说中，乡土的消失是被作为城市文明大举进犯下的结果出现的。这也使得针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批判之作常常成为生态文学的表征，比如说贾平凹的《怀念狼》、王安忆的《匿名》、格非的《望春风》、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张炜的《忆阿雅》、陈应松的《森林沉默》、钟求是的《零年代》、徐则臣的《王城如海》，以及姜戎的《狼图腾》等等。不难看出，生态文学并没有自己的专属领地，生态文学脉络的构建，需要在一个交叉的时空背景中完成，既不是题材论，也不是主题论，它是一种表象论：其所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某种表达。
某种程度上，生态文学这一概念的出现是现代性的产物，我们决不能从古代文学作品，比如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展开生态文学的溯源工作，虽然说从这一作品中可以挖掘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的关系。生态文学是在“人”的现代诞生的基础上被提倡的，离开了对“人”的现代构型的理解，便无法理解生态文学。古代所推崇的情景交融，景语即情语之说中，是不可能产生“生态文学”的倡导的。古代的自然书写，比如说王维的诗歌，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的“人”的缺席。现代书写，比如说张炜的《你在高原》（系列）和钟求是的《零年代》，是建立在具有现代反思精神的个体的基础上对人化自然的重新配置。
这也意味着，对生态文学的提倡，有必要从几个区分中展开。第一是生态文学和生态主义，生态文学的提倡不是生态主义的文学表达，生态文学有比生态主义更为深广的内涵。第二是生态文学和保守主义，提倡生态文学不是要拒绝发展主义，提倡生态文学是在现代发展主义的背景下展开的现代批判。第三是生态文学与文明批判。虽然说生态文学常常表现出文明批判的倾向，但生态文学却并不必然是文明批判。只有在区分了以上几个对立之后，我们才能谈论生态文学。
二
就中国生态文学的谱系而论，它显然是在一系列二元对立——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落后与文明、人与自然等——中被确立起来的。生态文学之所以有被泛化的倾向，正与其所蕴含的种种对立有关。在这些对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其涉及的核心命题。如果说“人”是福柯意义的构建物，“自然”同样也具有构建性，我们不能把两者本质化，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应作如是观。而如果说“人”是现代的产物的话，那么“自然”同样也是现代的产物。因此，所谓自然风景的发现，在古代是不存在的，因为在古代的自然风物的描写中，“人”与物具有同构性关系，“人”并没有独立于物之序之外，自然风景也就不可能被发现。其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抽象的空间”：“那里时间和空间的联系可以说不是有机的联系，而纯粹是技术上的（也是机械的）联系。”“地点在传奇小说中，仅仅是一个抽象而粗略的空洞场所而已。”？譹？訛比如说《水浒传》。自然风景在如下的意义成为可能，即自然是作为“人”的精神的外化的产物。“这是完全私下的而且孤单无为的人所面对的视野和环境”？譺？訛，风景是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被“人”所构建的，没有这个必要的距离，就不可能产生自然风景，而在古代，这个距离是不存在的。按照福柯的观点，“人”的存在建基于实证性与有限性、经验和先验、我思与非思、起源的退却与返回这四个对立的交织之中？譻？訛，自然正处在这一系列对子的夹缝中：“人”既在自然中辨认出自己的存在，又把自然视为需要被压抑的“他者”而放逐在自己的存在之外。这就造成了现代的奇观：我们一方面构建并赋予自然风景以独特的价值，一方面又把它驱逐出人类群居的社会之外——我们往往是在群居的社会之外去寻找自然风景的存在。换句话说，我们不可能在“人”之外去构建自然的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回到自然”不能理解为回到“人”出现之前的原初社会，“回到自然”这一命题所涉及的只能是也仅仅是“人学命题”：我们不可能脱离“人”的层面去谈论自然。
这也决定了自然的独特表象：自然既被构建为“人”的主体地位的“他者”，又被构建为“人”的隐喻（这样的隐喻之作很多）。建构为“他者”，所以自然可以被开发、利用，成为工具性的存在，技术主义遂成为合理的;而一旦构建为“人”的隐喻，自然就必须像“人”这一生命形态一样具有各个功能之间的和谐与统一，讲求平衡和再生关系。某种程度上，是“人”的形象的丰富性，限制并决定了自然的形象的丰富性，只要我们无法绕开“人”的形象的丰富性内涵，就不可能绕开自然形象的丰富性。这是在“人”的发现的意义上建构的自然观。《寂静的春天》（蕾切尔·卡森）的开头最为显明地表现了这种隐喻关系：它表现为一个经久的命题——人类进自然退的悖论中。这一命题其实是预设了自然与人的对立统一关系：自然必须在一种有距离的观望和凝视中才能显示其作为存在，和作为风景的价值。人与自然不可能和谐共处，人造的风景，就成为现代社会里的自然风景的延伸和想象性的解决之道。
这样来看王安忆的《匿名》，就显得意味深长了。王安忆在《匿名》中呈现出这样一个命题，即文明的高歌猛进之下，能否在一种重新文明化的过程中去思考“人”的存在的意义？《匿名》的做法是，把一个城市市民置身于原始、荒芜而全然陌生的自然环境中，让他重新进化成为一个人。王安忆无奈地认识到，随着主人公的重新文明化而来的，是我们无法逃避作為工具理性的宿命：工具理性不仅带来自然的退却，也带来“人”的消失。“人”越来越成为一个符号式的存在，正是因为这种不可避免和无法逃避的宿命，王安忆才会在重新回到现代文明社会的门槛之际，让她的主人公重回大自然之中——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彻底的回归，主人公以自沉湖底的方式回到了自然的怀抱。 虽然《匿名》所提出的命题是文学性的和隐喻式的，但足够让人警醒和深思。某种程度上，王安忆其实是提出了生态文学的本真性命题：在一个被现代文明和工具理性包围的现代社会，我们能否葆有一种本真性存在的可能？
三
如果说生态文学的出现是现代性的产物的话，作为现代性挽救计划的本真性命题对于生态文学议题同样有其参考价值。泰勒提出本真性命题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考，即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日益碎片化和原子主义的时代，但我们并不能否定和拒绝现代性所带来的“去魅”及其内涵的本真性。基于这一理由，泰勒提出了他的挽救计划：他从挽救的角度出发试图重新激发“本真性命题”？譼？訛的建设意义。
泰勒提醒我们，“工具理性已经与人类主体的一个超然模型一起成长起来，后者牢牢地控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它给出了一种人类思维的理想图像：这种人类思维为了成为纯粹的、自我确证的理性，从其在我们的身体构成、我们的对话处境、我们的情感，以及我们的传统生活形式之中杂乱嵌入状态中抽离了出来。这是我们文化中最受推崇的理性形式之一，数学思维或其他类型的形式计算是其典型例子。”？譽？訛因而他指出：“超然理性的理想必须被仅仅看作是一个理想，而不是一幅真正的人類能动性图景。我们是具身的行为者，生活在对话的条件中，以特殊的人类方式居住在时间里，那就是，将我们的生活理解为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连接着我们的过去和未来计划。”？譾？訛基于这种理解，他认为我们应该恢复工具理性提出时的“道德背景”，即我们“自负其责的、自我控制的推理的道德理想”和“我们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赋予不断富足的生活条件的生产，赋予在更大规模上的苦痛缓解”？譿？訛。简言之，就是在一种合理性的层面上恢复人类的主体性并以缓解人的苦痛为目标，拒绝过度开发，拒绝把人工具化。这样来看，近些年盛行的成人童话创作就显得格外富有意义了，这些童话有张炜的《寻找鱼王》、马原的《湾格花原》、徐则臣的《青云谷童话》、林那北的《蜻和蜓》和石一枫的《白熊回家》等等。某种程度上，童话就是本真性的绝佳表征，这是以童话的形式，重新讲述人与自然的本真性关系。就生态文学的命题论，这些作品的意义在于，通过使自然重新整体化的方式，努力恢复自然和“人”作为整体性存在的含义，从而更好地在世界中安置我们人类自身。可以说，这是在大写的自然和大写的人的层面，重新激发它们的本真性内涵;虽然说本真性是一个实难说清道明的范畴，但并不意味其特有的魅力就会减少。
生态文学的提倡，是一个关系学命题，这也决定了，我们可以在人和自然的错综关系中，在本真性的含混地带，不断重建并激发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活力。
注释：
巴赫金：《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页。
巴赫金：《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32页。
参见福柯《词与物》，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44页。
“本真性”就是“对自己真实”，见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程炼译，第4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程炼译，第148—14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程炼译，第15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程炼译，第15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责任编辑 吴佳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