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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的《晋察冀画报》，是那个时代蜚声海内外、享誉抗日根据地的红色战地画报。它创立了我党领导的红色摄影和画报出版体系，为党的红色摄影和画报出版事业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它在战争年代为宣传我党的抗日业绩、争取海内外有识之士的支持、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身处桂林山水间的左翼进步青年、摄影家沙飞毅然决定奔赴抗战前线。8月13日，他起身前往太原，随后加入“全民通讯社”，成为一名战地摄影记者，开始实践其“摄影是今日宣传国难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的“摄影武器论”。
平型关大捷后，沙飞前往战地采访，拍摄了许多八路军在此活动和缴获战利品的照片，并将其发表。随后，他得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五台地区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便于当年10月前往五台山，要求参加八路军。聂荣臻了解了沙飞的身份后，多次会见并鼓励他发挥所长，还将战场上缴获的一台德国魏尔脱照相机交给他使用，任命他为部队专职摄影记者。人民军队的第一位专职摄影记者就此产生。
1937年12月，聂荣臻任命沙飞担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编辑科科长兼《抗敌报》副主任，因报纸创办和编辑业务繁忙，沙飞很少有机会奔赴前线采访。鉴于此，聂荣臻于1938年夏及时调整沙飞的职务，使其能将全部精力投入摄影工作。之后，沙飞在根据地进行了大量采访，拍摄了很多重要作品。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沙飞建议增加摄影干部，获得聂荣臻的批准后他亲自为此网罗人才。
1938年冬，从上海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罗光达随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彭真来到晋察冀，被分配到军区司令部。聂荣臻了解到罗光达接触过摄影后，要求其协助沙飞，担任新闻摄影记者。年轻的罗光达更倾向于上阵杀敌，聂荣臻劝他说：“照相机也是一种武器，同样可以杀伤敌人，消灭敌人，摄影工作大有可为，要努力开展这项工作。”
与此同时，在广州岭南大学附属中学毕业的文艺青年石少华，像当时的无数热血青年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带着心爱的照相机和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的介绍信，从香港奔赴延安。他先后进入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担负一定的摄影工作，拍摄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杨家岭和农民亲切谈话》等重要作品。1939年9月，抗日军政大学总校迁往华北，石少华随行，担任记者团摄影记者，之后被分配至冀中军区，成为摄影组长。
1939年1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干部沙飞、罗光达等人在河北省平山县蛟潭庄举办了敌后第一次新闻摄影展，于乡野路边展出抗战照片200余幅。对此，罗光达回忆说：“前来观看的人群熙熙攘攘，比赶庙会还要热闹。参观的群众都想挤到前面去，好看得更清楚。”很多乡民是头一次看到照片，他们对这种形似绘画却比绘画细密精致百倍的图像充满了好奇，连带着对图像的内容发生了兴趣，“画面上有几门炮，多少支枪，多少匹洋大马，都要数一数”。图像因其所展现出的亲和力瞬间俘获了当时文盲占绝大多数的根据地民众的心，展览获得了极大成功。
身处现场的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样感受到了群众对这一新鲜事物的热情。展览印证了图像所具备的超凡动员能力。他建议沙飞、罗光达研制放大机，多洗印一些照片，用于扩大宣传。后来，这批照片又被送往各部队和根据地农村巡回展览。聂荣臻还精选了一批照片寄送延安和重庆。
1939年2月，在聂荣臻的关怀和指示下，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在河北平山县成立，沙飞任科长，罗光达任摄影干事。不久，刘沛江、白连生、叶曼之、周郁文、杨国治等加入，分别担任摄影、暗室制作和勤务工作，摄影科的基础框架搭建完成。
1940年6月，石少华在冀中军区办起了摄影训练班，集中培訓摄影人才。当时的训练班成员梁明双回忆道：“冀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举办摄影训练班……第一期仅有8名学员。第二期有14名学员。第三期30多名，第四期80余名。每期半年。之后，又在阜平县、洞子沟等地办了几期，先后共办10余期，培养摄影人员300余人。”10月，沙飞和石少华这对来自中国南部海边的老乡在位于太行山脚下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见面，两人一见如故。彻夜长谈后，创建画报社的念头在他们的心里萌发。
随着摄影人才的不断积累和图像对发动人民群众持续发挥的巨大作用，晋察冀军区一、四军分区和二、三军分区先后建立摄影组，后逐步在各分区形成建制，组长一人，组员两人，负责在各军分区拍摄战斗、会议、民生、演练等题材的照片，底片被统一寄往军区摄影科，这些工作为画报出版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1年5月，在聂荣臻的指示下，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召集沙飞、罗光达、裴植开会，决定成立画报社筹备组。沙飞全面负责，裴植担任支部书记，军区印刷所也划归筹备组领导。
筹备组虽然成立，但在条件艰苦的根据地，摄影器材、耗材、印刷设备非常匮乏。为此，聂荣臻给平西挺进军司令员萧克发电报商调机器、材料、设备，与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协商，请他们协助到敌占区大城市购买照相制版及印刷器材，并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运回军区。筹备组成员裴植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没有聂荣臻，一切都白搭。成立摄影科就是聂荣臻拍板的。同意印画报，成立画报组也是聂荣臻定的。这些东西都是经过聂荣臻给调来的，到冀中买东西花大价钱了。边区的钞票不顶事，拿的都是金条和银元。”“印画报的机器也是聂荣臻定的。当时晋察冀军区的兵工厂已经能制印刷机，给晋察冀日报社做了一台。沙飞和罗光达知道了就向聂荣臻建议，是不是给晋察冀画报社也做一台，聂荣臻又拍板了。1941年，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做了一台，这个机器也有了。”到1942年3月，画报社筹备组已经得到印刷画报所必需的物资和技术人员。
1942年1月，聂荣臻召集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画报社筹备组的相关人员开会，具体研究摄影画展和画报创刊号的编辑方针和计划。会上，他明确指出：“《晋察冀画报》的编辑方针，应该是把边区军民英勇斗争的光辉事迹反映出来，以鼓舞人民更勇敢地斗争，我们的画报，不仅要面对边区，而且更要面对全国、面对全世界。”他还对画报的具体编辑事务进行指导：“照片一定要精选，宁缺毋滥。照片的文字说明要用中英两种文字，以利于对外宣传。” 1942年5月1日，晋察冀画报社在河北平山县碾盘沟村正式成立，沙飞任主任，罗光达任副主任，赵烈任政治指导员。画报社设编校、出版、印刷、总务四个部门，总计100余人。这是我们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画报出版机构。
1942年7月7日，在全面抗战爆发5周年之际，《晋察冀画报》创刊号正式诞生。画报为16开本，第一期94页，用瑞典木造纸印刷。封面上印有红色的“晋察冀画报”繁体字。封面照片《塞上风云》和封底照片《沙原铁骑》均出自沙飞之手，为彩版套印，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名义出版，晋察冀画报社编辑印刷。为扩大画报的国际影响，创刊号文字说明采用中英文对照，由刘柯、李伦译成英文，班威廉、林迈可等国际友人帮助校正。
《晋察冀画报》创刊号选用了150幅照片，有战斗场景的重现，如黄土岭战斗、大龙华战斗、百团大战、陈庄战斗等;有军民感情的刻画，如群众支前、青年参军、边区文艺活动等;有边区政权建设和生产活动的描写，如群众参政、战士劳作等;还有对国际友人白求恩在边区活动和聂荣臻营救日本小姑娘美穗子等事件的展现。这些照片分别由沙飞、罗光达、吴印咸、石少华、吕正操、李鸿年、杨国治、赵烈等拍摄。除照片外，还发表了一些文学、美术作品，较为全面地记载了晋察冀边区5年来的战斗和建设情况。聂荣臻为其题词：“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实都显露在这小小画刊里：它告诉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的坚决英勇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在如何的艰难困苦中抵抗着日本强盗！”
《晋察冀画报》创刊号第一次印刷1000本，很快再版一次，通过边区新华书店系统和全国各大书局经销，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中共中央驻地延安、八路军总部、国民政府驻地重庆以及广大的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都能看到这份印制精美的画报。同时，画报委托国际友人转发国外，让国际社会了解到中共领导下的抗日事迹，引起国际社会和爱国侨胞的普遍同情和支持。
毛泽东称赞说：“你们把战争年代的底片、珍贵的文物资料保存下来是一大贡献。”延安《解放日报》、重庆《国风》杂志均发文对《晋察冀画报》的创刊表示赞叹。重庆《新华日报》所发文章最具代表性：“这样华丽的画报，竟然是在敌后那样艰苦战斗的地方出版的么？当我们看到《晋察冀画报》的时候，不能不大吃一惊，它叫我们珍贵，叫我们再三翻阅，不忍释手，对着那五彩套版的木造纸封面一再凝视。”
画报社成立后，创刊号成功印刷发行，打响了胜利的第一枪。然而，之后的道路远没有想象的一帆风顺。抗战时期的根据地大都在山区和农村，这就注定了物资的匮乏和交通的闭塞。摄影所需的照相机、胶卷、相纸、洗印药水以及画报出版所需的制版机、印刷机、耗材对根据地来说，无疑都是非常奢侈的。
根据地的照相机一般有3个来源，一是由外地来参加革命的摄影家携带，如沙飞、石少华等;二是每次战争缴获的战利品;三是通过种种渠道，从国统区域或沦陷区域购买。按吴印咸的说法，1939年7月之前，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已经搜集到数十架摄影机。但对一个庞大的军区来说，这些器材还是不够使用。
1939年，晋察冀军区第四分区成立摄影组时，苦于没有设备，司令员熊伯涛拿出自己的照相机公用;1941年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摄影组成立时，5名摄影记者仅有一台日式照相机和几个胶卷。摄影器材的严重短缺迫使摄影组不得不轮流上阵执行拍摄任务。早期的摄影记者袁克忠回忆道：“孟振江刚用它参加报道冠青大战役，紧接着刘士珍随部队用它去完成反‘蚕食’战斗的报道，我又用它去采访青沧交战役。”
作为战利品的摄影器材其实并不多见，因为摄影器材并不普及，很多部队未配备，即便配备的部队在战斗失利后，一般也会主动毁坏。另外，很多八路军战士不明白摄影器材的工作原理，即便缴获，也很可能因为操作不当造成损失。1941年，摄影记者用缴获的相机和胶卷拍摄五卅祝捷大会，洗出来的照片却全都不能用。细究之后方才得知，原来是一个战士以为缴获的感光片是镜子，全连战士把感光片一包包拆开，导致漏光，感光片全部作废。
购买器材也充满了各种挑战和风险，由于日军的经济封锁，边区货币在敌占区不能使用，只能动用黄金等硬通货，代价高昂且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1942年，晋察冀画报社派王丙中去北平采购印刷物资。买到东西运出北平时，因汉奸告密，被日本人抓起来，以私通八路罪严刑拷打，经中共地下组织积极营救，用黄金赎买，才幸免于难。1943年春，刘慕曾、王佐周、王丑往冀西运送照相器材、电台零件等军用物资时，由于叛徒告密，均被日军杀害。
设备和材料的短缺严重限制了摄影记者的发挥，政治部规定，不得拍摄私人照片。沙飞的警卫员田野回忆说：“胶卷是从敌人手中弄来的，是冒生命危险换来的，不能私自瞎照，照的胶卷要经审查，要有政治意义、有内容，他（沙飞）要检查。”拍什么、怎么拍、拍多少都是摄影记者必须考虑的问题，这也间接塑造了抗战时期的红色摄影风格。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画报社还面临着人员调整和四处周转的命运。1943年2月，《晋察冀画报》第2期出版后，敌人向根据地“蚕食”到距碾盘沟只有20多里的地方，为了保障印刷出版安全，画报社转移到平山的曹家庄。4月20日，敌人突然来“扫荡”，画报社雷烨牺牲，张志、李明、牛宝玉、焦卓然4人负伤。6月初，《晋察冀画报》第3期出版不久，敌人前哨推进到离曹家庄十来里的地方，画报社只能再度转移至阜平上庄村。
1943年7月，罗光达调离晋察冀画报社，带领部分技术骨干支援边区政府，画报社减员到六七十人。9月，冀中军区机关和晋察冀军区机关合并，石少华被任命为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12月9日拂晓，敌人悄悄包围了画报社驻地。军区警卫连与敌展开激战，沙飞、趙银德每人背了两皮包底片突围出去，画报社赵烈、何重生、陆续、孙谦、石振才、李明、张梦华、李文治、韩拴仓9位同志牺牲。沙飞、杨瑞生、赵银德、王友和负伤，史称“柏崖惨案”。反“扫荡”结束后，画报社大批人员调走，只留下制版和石印两部分工作人员共26人。12月中旬，日军在《华北日报》和伪电台宣称：大日本皇军已彻底摧毁了《晋察冀画报》。然而，这些苦难从未摧毁《晋察冀画报》。1944年1月28日，《晋察冀画报时事增刊》出版，不久又出版了第5期画报。
随着战争形势的明朗，晋察冀画报社进入比较平稳的发展时期，画报社以及历次摄影训练班培养起来的摄影人才不断支援各解放区的画报出版事业。罗光达赴冀热辽军区创办了《冀热辽画报》 （后又改为《东北画报》），裴植、袁克忠等赴晋冀鲁豫军区创办了《人民画报》，刘萤等创办了《冀中画报》，郑景康等支援《山东画报》。1948年5月25日，晋察冀画报社和晋冀鲁豫人民画报社合并，成立华北画报社。1950年，华北画报社建制宣布撤销，解放军画报社正式成立。
在短短6年时间里，《晋察冀画报》共出版13期，共印刷了约32000份。除此之外，画报社还出版有《摄影网通讯》 《晋察冀画报季刊》 《晋察冀画报丛刊》 《晋察冀画报增刊》 《晋察冀画报月刊》 《晋察冀画报旬刊》 《晋察冀画刊》等多种刊物。它培养了大批摄影人才，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奠定了红色摄影的人才基础;它举办了多次摄影展览，这些展览鼓舞了战士和群众的士气，为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它支援了全国的红色摄影和画报出版事业，抗战后期，各地的画报出版以雨后春笋之姿不断涌现;它保留了大量的战争影像，我们今天得以看到的红色影像，绝大多数为晋察冀画报社所留存。可以说，《晋察冀画报》就是中国红色摄影的摇篮。
（责编 王燕萍）
摄影人才的聚集和储备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身处桂林山水间的左翼进步青年、摄影家沙飞毅然决定奔赴抗战前线。8月13日，他起身前往太原，随后加入“全民通讯社”，成为一名战地摄影记者，开始实践其“摄影是今日宣传国难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的“摄影武器论”。
平型关大捷后，沙飞前往战地采访，拍摄了许多八路军在此活动和缴获战利品的照片，并将其发表。随后，他得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五台地区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便于当年10月前往五台山，要求参加八路军。聂荣臻了解了沙飞的身份后，多次会见并鼓励他发挥所长，还将战场上缴获的一台德国魏尔脱照相机交给他使用，任命他为部队专职摄影记者。人民军队的第一位专职摄影记者就此产生。
1937年12月，聂荣臻任命沙飞担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编辑科科长兼《抗敌报》副主任，因报纸创办和编辑业务繁忙，沙飞很少有机会奔赴前线采访。鉴于此，聂荣臻于1938年夏及时调整沙飞的职务，使其能将全部精力投入摄影工作。之后，沙飞在根据地进行了大量采访，拍摄了很多重要作品。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沙飞建议增加摄影干部，获得聂荣臻的批准后他亲自为此网罗人才。
1938年冬，从上海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罗光达随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彭真来到晋察冀，被分配到军区司令部。聂荣臻了解到罗光达接触过摄影后，要求其协助沙飞，担任新闻摄影记者。年轻的罗光达更倾向于上阵杀敌，聂荣臻劝他说：“照相机也是一种武器，同样可以杀伤敌人，消灭敌人，摄影工作大有可为，要努力开展这项工作。”
与此同时，在广州岭南大学附属中学毕业的文艺青年石少华，像当时的无数热血青年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带着心爱的照相机和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的介绍信，从香港奔赴延安。他先后进入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担负一定的摄影工作，拍摄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杨家岭和农民亲切谈话》等重要作品。1939年9月，抗日军政大学总校迁往华北，石少华随行，担任记者团摄影记者，之后被分配至冀中军区，成为摄影组长。
1939年1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干部沙飞、罗光达等人在河北省平山县蛟潭庄举办了敌后第一次新闻摄影展，于乡野路边展出抗战照片200余幅。对此，罗光达回忆说：“前来观看的人群熙熙攘攘，比赶庙会还要热闹。参观的群众都想挤到前面去，好看得更清楚。”很多乡民是头一次看到照片，他们对这种形似绘画却比绘画细密精致百倍的图像充满了好奇，连带着对图像的内容发生了兴趣，“画面上有几门炮，多少支枪，多少匹洋大马，都要数一数”。图像因其所展现出的亲和力瞬间俘获了当时文盲占绝大多数的根据地民众的心，展览获得了极大成功。
身处现场的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样感受到了群众对这一新鲜事物的热情。展览印证了图像所具备的超凡动员能力。他建议沙飞、罗光达研制放大机，多洗印一些照片，用于扩大宣传。后来，这批照片又被送往各部队和根据地农村巡回展览。聂荣臻还精选了一批照片寄送延安和重庆。
1939年2月，在聂荣臻的关怀和指示下，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在河北平山县成立，沙飞任科长，罗光达任摄影干事。不久，刘沛江、白连生、叶曼之、周郁文、杨国治等加入，分别担任摄影、暗室制作和勤务工作，摄影科的基础框架搭建完成。
1940年6月，石少华在冀中军区办起了摄影训练班，集中培訓摄影人才。当时的训练班成员梁明双回忆道：“冀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举办摄影训练班……第一期仅有8名学员。第二期有14名学员。第三期30多名，第四期80余名。每期半年。之后，又在阜平县、洞子沟等地办了几期，先后共办10余期，培养摄影人员300余人。”10月，沙飞和石少华这对来自中国南部海边的老乡在位于太行山脚下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见面，两人一见如故。彻夜长谈后，创建画报社的念头在他们的心里萌发。
随着摄影人才的不断积累和图像对发动人民群众持续发挥的巨大作用，晋察冀军区一、四军分区和二、三军分区先后建立摄影组，后逐步在各分区形成建制，组长一人，组员两人，负责在各军分区拍摄战斗、会议、民生、演练等题材的照片，底片被统一寄往军区摄影科，这些工作为画报出版打下了坚实基础。
画报社的筹办和创刊号的问世
1941年5月，在聂荣臻的指示下，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召集沙飞、罗光达、裴植开会，决定成立画报社筹备组。沙飞全面负责，裴植担任支部书记，军区印刷所也划归筹备组领导。
筹备组虽然成立，但在条件艰苦的根据地，摄影器材、耗材、印刷设备非常匮乏。为此，聂荣臻给平西挺进军司令员萧克发电报商调机器、材料、设备，与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协商，请他们协助到敌占区大城市购买照相制版及印刷器材，并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运回军区。筹备组成员裴植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没有聂荣臻，一切都白搭。成立摄影科就是聂荣臻拍板的。同意印画报，成立画报组也是聂荣臻定的。这些东西都是经过聂荣臻给调来的，到冀中买东西花大价钱了。边区的钞票不顶事，拿的都是金条和银元。”“印画报的机器也是聂荣臻定的。当时晋察冀军区的兵工厂已经能制印刷机，给晋察冀日报社做了一台。沙飞和罗光达知道了就向聂荣臻建议，是不是给晋察冀画报社也做一台，聂荣臻又拍板了。1941年，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做了一台，这个机器也有了。”到1942年3月，画报社筹备组已经得到印刷画报所必需的物资和技术人员。
1942年1月，聂荣臻召集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画报社筹备组的相关人员开会，具体研究摄影画展和画报创刊号的编辑方针和计划。会上，他明确指出：“《晋察冀画报》的编辑方针，应该是把边区军民英勇斗争的光辉事迹反映出来，以鼓舞人民更勇敢地斗争，我们的画报，不仅要面对边区，而且更要面对全国、面对全世界。”他还对画报的具体编辑事务进行指导：“照片一定要精选，宁缺毋滥。照片的文字说明要用中英两种文字，以利于对外宣传。” 1942年5月1日，晋察冀画报社在河北平山县碾盘沟村正式成立，沙飞任主任，罗光达任副主任，赵烈任政治指导员。画报社设编校、出版、印刷、总务四个部门，总计100余人。这是我们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画报出版机构。
1942年7月7日，在全面抗战爆发5周年之际，《晋察冀画报》创刊号正式诞生。画报为16开本，第一期94页，用瑞典木造纸印刷。封面上印有红色的“晋察冀画报”繁体字。封面照片《塞上风云》和封底照片《沙原铁骑》均出自沙飞之手，为彩版套印，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名义出版，晋察冀画报社编辑印刷。为扩大画报的国际影响，创刊号文字说明采用中英文对照，由刘柯、李伦译成英文，班威廉、林迈可等国际友人帮助校正。
《晋察冀画报》创刊号选用了150幅照片，有战斗场景的重现，如黄土岭战斗、大龙华战斗、百团大战、陈庄战斗等;有军民感情的刻画，如群众支前、青年参军、边区文艺活动等;有边区政权建设和生产活动的描写，如群众参政、战士劳作等;还有对国际友人白求恩在边区活动和聂荣臻营救日本小姑娘美穗子等事件的展现。这些照片分别由沙飞、罗光达、吴印咸、石少华、吕正操、李鸿年、杨国治、赵烈等拍摄。除照片外，还发表了一些文学、美术作品，较为全面地记载了晋察冀边区5年来的战斗和建设情况。聂荣臻为其题词：“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实都显露在这小小画刊里：它告诉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的坚决英勇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在如何的艰难困苦中抵抗着日本强盗！”
《晋察冀画报》创刊号第一次印刷1000本，很快再版一次，通过边区新华书店系统和全国各大书局经销，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中共中央驻地延安、八路军总部、国民政府驻地重庆以及广大的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都能看到这份印制精美的画报。同时，画报委托国际友人转发国外，让国际社会了解到中共领导下的抗日事迹，引起国际社会和爱国侨胞的普遍同情和支持。
毛泽东称赞说：“你们把战争年代的底片、珍贵的文物资料保存下来是一大贡献。”延安《解放日报》、重庆《国风》杂志均发文对《晋察冀画报》的创刊表示赞叹。重庆《新华日报》所发文章最具代表性：“这样华丽的画报，竟然是在敌后那样艰苦战斗的地方出版的么？当我们看到《晋察冀画报》的时候，不能不大吃一惊，它叫我们珍贵，叫我们再三翻阅，不忍释手，对着那五彩套版的木造纸封面一再凝视。”
艰难困苦铸就的红色摄影摇篮
画报社成立后，创刊号成功印刷发行，打响了胜利的第一枪。然而，之后的道路远没有想象的一帆风顺。抗战时期的根据地大都在山区和农村，这就注定了物资的匮乏和交通的闭塞。摄影所需的照相机、胶卷、相纸、洗印药水以及画报出版所需的制版机、印刷机、耗材对根据地来说，无疑都是非常奢侈的。
根据地的照相机一般有3个来源，一是由外地来参加革命的摄影家携带，如沙飞、石少华等;二是每次战争缴获的战利品;三是通过种种渠道，从国统区域或沦陷区域购买。按吴印咸的说法，1939年7月之前，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已经搜集到数十架摄影机。但对一个庞大的军区来说，这些器材还是不够使用。
1939年，晋察冀军区第四分区成立摄影组时，苦于没有设备，司令员熊伯涛拿出自己的照相机公用;1941年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摄影组成立时，5名摄影记者仅有一台日式照相机和几个胶卷。摄影器材的严重短缺迫使摄影组不得不轮流上阵执行拍摄任务。早期的摄影记者袁克忠回忆道：“孟振江刚用它参加报道冠青大战役，紧接着刘士珍随部队用它去完成反‘蚕食’战斗的报道，我又用它去采访青沧交战役。”
作为战利品的摄影器材其实并不多见，因为摄影器材并不普及，很多部队未配备，即便配备的部队在战斗失利后，一般也会主动毁坏。另外，很多八路军战士不明白摄影器材的工作原理，即便缴获，也很可能因为操作不当造成损失。1941年，摄影记者用缴获的相机和胶卷拍摄五卅祝捷大会，洗出来的照片却全都不能用。细究之后方才得知，原来是一个战士以为缴获的感光片是镜子，全连战士把感光片一包包拆开，导致漏光，感光片全部作废。
购买器材也充满了各种挑战和风险，由于日军的经济封锁，边区货币在敌占区不能使用，只能动用黄金等硬通货，代价高昂且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1942年，晋察冀画报社派王丙中去北平采购印刷物资。买到东西运出北平时，因汉奸告密，被日本人抓起来，以私通八路罪严刑拷打，经中共地下组织积极营救，用黄金赎买，才幸免于难。1943年春，刘慕曾、王佐周、王丑往冀西运送照相器材、电台零件等军用物资时，由于叛徒告密，均被日军杀害。
设备和材料的短缺严重限制了摄影记者的发挥，政治部规定，不得拍摄私人照片。沙飞的警卫员田野回忆说：“胶卷是从敌人手中弄来的，是冒生命危险换来的，不能私自瞎照，照的胶卷要经审查，要有政治意义、有内容，他（沙飞）要检查。”拍什么、怎么拍、拍多少都是摄影记者必须考虑的问题，这也间接塑造了抗战时期的红色摄影风格。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画报社还面临着人员调整和四处周转的命运。1943年2月，《晋察冀画报》第2期出版后，敌人向根据地“蚕食”到距碾盘沟只有20多里的地方，为了保障印刷出版安全，画报社转移到平山的曹家庄。4月20日，敌人突然来“扫荡”，画报社雷烨牺牲，张志、李明、牛宝玉、焦卓然4人负伤。6月初，《晋察冀画报》第3期出版不久，敌人前哨推进到离曹家庄十来里的地方，画报社只能再度转移至阜平上庄村。
1943年7月，罗光达调离晋察冀画报社，带领部分技术骨干支援边区政府，画报社减员到六七十人。9月，冀中军区机关和晋察冀军区机关合并，石少华被任命为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12月9日拂晓，敌人悄悄包围了画报社驻地。军区警卫连与敌展开激战，沙飞、趙银德每人背了两皮包底片突围出去，画报社赵烈、何重生、陆续、孙谦、石振才、李明、张梦华、李文治、韩拴仓9位同志牺牲。沙飞、杨瑞生、赵银德、王友和负伤，史称“柏崖惨案”。反“扫荡”结束后，画报社大批人员调走，只留下制版和石印两部分工作人员共26人。12月中旬，日军在《华北日报》和伪电台宣称：大日本皇军已彻底摧毁了《晋察冀画报》。然而，这些苦难从未摧毁《晋察冀画报》。1944年1月28日，《晋察冀画报时事增刊》出版，不久又出版了第5期画报。
随着战争形势的明朗，晋察冀画报社进入比较平稳的发展时期，画报社以及历次摄影训练班培养起来的摄影人才不断支援各解放区的画报出版事业。罗光达赴冀热辽军区创办了《冀热辽画报》 （后又改为《东北画报》），裴植、袁克忠等赴晋冀鲁豫军区创办了《人民画报》，刘萤等创办了《冀中画报》，郑景康等支援《山东画报》。1948年5月25日，晋察冀画报社和晋冀鲁豫人民画报社合并，成立华北画报社。1950年，华北画报社建制宣布撤销，解放军画报社正式成立。
在短短6年时间里，《晋察冀画报》共出版13期，共印刷了约32000份。除此之外，画报社还出版有《摄影网通讯》 《晋察冀画报季刊》 《晋察冀画报丛刊》 《晋察冀画报增刊》 《晋察冀画报月刊》 《晋察冀画报旬刊》 《晋察冀画刊》等多种刊物。它培养了大批摄影人才，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奠定了红色摄影的人才基础;它举办了多次摄影展览，这些展览鼓舞了战士和群众的士气，为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它支援了全国的红色摄影和画报出版事业，抗战后期，各地的画报出版以雨后春笋之姿不断涌现;它保留了大量的战争影像，我们今天得以看到的红色影像，绝大多数为晋察冀画报社所留存。可以说，《晋察冀画报》就是中国红色摄影的摇篮。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