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给自足的陌生人社会，名字一般并不重要。比如在川南农村，很多人一辈子都被称为“来娃”或“狗剩”，甚至多数乡邻都不知其大名，但并不妨碍彼此共喝一桌酒或同骑一辆车。相比之下，远比名字更重要的是身份关系，尤其是与自己的亲疏远近和辈分差别。像我这种常年在外的年轻人，回乡时叫不出名字全无所谓，但要叫错辈分，轻则是个笑话，重则可能导致几天甚至几月的人际矛盾。愿意很简单：在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的熟人社区，正式的姓名并无多少实际功能，身份关系却指引着个体的行为规则，比如吃饭时谁坐上位，或在争议时能否顶嘴。
　　然而一旦进入陌生化的城市，当七大姑八大姨都远在故乡的时候，个人的姓名突然就变得重要起来。一个人姓甚名谁，不仅要规规矩矩地填写在无数的表格中，就连平日的工作和社交，通常都需要介绍清楚；除了熟识的老朋友，断不会以“来娃”或“狗剩”相称。至于这个人是谁的儿孙谁的姐妹，一般不会有多少人关心。不仅如此，因为姓名变得重要，证明一个人姓名的文件，比如一张小小的身份证，甚至变得比一个活生生的人更重要。没有适当的身份证明，不管是腰缠万贯的富豪还是捉襟见肘的漂泊者，飞机火车不能乘坐，酒店网吧没法过夜，上学没机会，银行无账户，甚至连堂堂正正地结婚都不可能。换句话说，一个大活人行走于世间，不管再怎么坐不改姓行不改名，只要没有一纸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甚至都不被社会所承认，也很难享受正常的生活。本质上就一符号而已的姓名，以及附加于该姓名的官方证明文件，居然成为比人本身更为重要的东西。数十年来困扰千万国人的“黑户”问题，正是其中最极端者。人俨然成为证件的奴隶。世事之尴尬和荒唐，莫过于是。
　　户籍固然系中国独有，然而放眼全世界，至少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哪个地方又不需要特定的身份证明？宾馆、银行和航空公司，又有几个地方不要求身份证明？人一定程度上成为证件的奴隶，或许并非中国特色，而是人类自丛林社会、农耕社会进步到城市工商社会的必然代价。现代社会的陌生人化，必然要求实现“数字化管理”，将每个人、每辆车和每条街都赋予唯一识别的符号并编入系统，进而在大数据的支撑下实现背景审查和风险控制。比如说，在我的农村老家，我完全可以邀请一个只知叫“狗剩”但叫不出全名的乡邻进入家门，因为熟人社会的基础足以屏蔽几乎所有风险。然而在城市当中，任何一家宾馆都不敢随意让未携带身份证件的客人入住，而且这主要不是迫于规则要求的被动行为，而是宾馆出于安全考虑的主动选择。由此可见，姓名在熟人社会无非是一个便于称呼的代号，但在陌生人社会却是检索、追踪、监控和记录个体行为的唯一识别标签。缺乏这一标签的“黑户”，在社会管理大数据系统中完全隐形，这不仅是当事人的不便，同时也是对社会管理的威胁，因为“来无影去无踪”的人除了是“黑户”，更可能是大盗。正是因此，不管是宾馆、银行还是其他社会成员，面对“黑户”个体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拒绝。总而言之，当人们摆脱传统熟人社会的身份关系束缚，享受城市化、流动性和陌生化带来的高度自由的时候，却也不得不戴上一个同样恼人的枷锁——官方认可的姓名以及附随的证明文件。
　　然而中国的“黑户”之所以成为问题，最关键之处并不在于中国社会需要身份证明，而在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官方拒绝给特定人群，尤其是未缴纳罚款的超生儿童出具身份证明。不仅如此，为督促超生者缴纳罚款，诸如教育、婚姻等本屬基本人权的公共服务也直接和身份证明挂钩，导致中国“黑户”比其他国家的同类人群面临更多的限制。换句话说，中国的“黑户”更多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官方凭借对身份证明的垄断地位，利用公民对身份证明的紧迫需求，要挟公民支付额外的对价。必须承认，这种“打蛇打七寸”的“勒索”效果不错，但当支付不起额外对价的“黑户”越积越多，一个庞大的难以进行数字化管理的群体不仅是人力资源和消费能力的损失，也必然威胁到正常的社会管理，因此政府也就不得不做出妥协。最近国务院关于解决“黑户”登记的决策，可能就是这种妥协的最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