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孔子为代表的先儒，将射、乐、琴、舞作为怡情、养性、强体之法，且力戒色、斗、贪。孔子讲：“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不逾矩，就是对人的欲望加以节制，使欲不超过一定的规范。而荀子则明确强调对“欲”实行“节求”。他认为，欲望是应该得到满足的，但人人都要求满足欲望，就会发生互相冲突；因而必须各自节制其欲，使人们不互相冲突；然后各人的欲望才都能得到相当的满足。荀子还进而提出以道制欲。他认为人心能够明白道义，通过道义来节制欲求，即所谓“道者，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天下莫之若也”（《荀子·正名》）。显然，荀子是肯定人的思想力量的。
　　到了董仲舒时代，他在《春秋繁露》里提出，“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循天之道，以养其身”。即是说用物质的东西（利）来充养形体，用精神的东西（义）来涵养心灵。
　　到了宋代，儒家的节欲说发展成为“存理去欲”（即“存天理，去人欲）说，尽管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纲常秩序，但其中“以理制欲”即以自然的规律和准则节制人欲的合理成分，则是应当值得重视的。按照成书于汉初的《乐记》的说法，人们在世界上会遇到许许多多引起欲望的东西，人们对这些欲望要用内在的理智加以节制；如果不加以节制，就违背了自然的规律和准则，那样人就等同于动物了。
　　儒家的“以理制欲”方法，在传统养生学上被称为“以理养静”。所谓理，按现代人的说法，即合乎社会规范的思想道德品质情操，儒家称之为“修心养性”，即如《孟子·公孙丑上》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和它的培养方法，按孟子的说法，就是其气至大至刚，平时需要用正义去培养它而不加伤害，且须同义、道配合在一起；如果离开了义与道，其气就没有力量了。因此，“浩然之气”是由平时正义行为积累而产生的，并非靠一时突出的正义行为所能取得。如果做了有愧于心的事，那么其气也就疲软了。这里的“浩然之气”显然已是与养生家们的人体“真元之气”相通了。用民间常用的一句话来说，即“心宽体胖”。（按“胖”有二解，一读作pàng与“瘦”相对；二读作pán，作“安泰舒适”讲。）
　　传为中唐诗人刘禹锡（公元772—842）写的《陋室铭》云：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全唐文》卷六百八十）
　　据说该篇是刘禹锡因“永贞革新”而遭贬逐后的作品，但全篇却一如他的诗风一样，既有含蓄深沉的内涵，又有开阔疏朗的意境，更有昂扬向上的力量。其短短81字，揭示出作者安贫乐道，热爱生活的处世态度，反映了他善于从孤寂的逆境中寻找高雅的生活情趣，以保持从容、宁静、安详的心态，从而做到内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相对平衡。因此，《陋室铭》不仅可以作为散文名篇来把玩，而且也可当作养生之法供人们借鉴，以调节心态，保养身体。
　　刘禹锡不仅是唐代有名的诗人，而且也是一位重要思想家。他的思想根基，是建立在传统儒家学说之上的。儒家是主张积极入世的，因此他们强调养生必须先正身，先做人，这样才能正确地、积极地承担起各种社会道德责任。刘禹锡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恶劣环境与小人非但未能击倒他，反倒使其身心变得更加坚强与健康。后来他重返政坛，活到71岁高龄。正是这种实践与宣言的一致，才使得《陋室铭》千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成为一切有理想、有才干，积极准备为国家与民族的兴旺昌盛而披肝沥胆、万难不屈的知识分子的座右铭。
　　刘禹锡的战友，同属唐代杰出思想家的柳宗元（公元773—819）的政治眼光更为犀利，文笔更富战斗力，但在修心养性方面却不如刘禹锡。柳宗元从永贞元年（公元805年）遭贬后，精神上、物质上备受折磨而悲愤难平，悲凉不已。长达14年的孤独、怨恨、沉闷和痛苦，使他年纪虽轻却健康很差，终致气血郁滞，瘀结成痞，五脏衰弱，死时仅4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