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有人把这简单归结为改革开放的成果是不足够的。第一,很多项重大改革属于一次性效益,比如家庭承包制改革示范效果就是一次性,80年代中期就结束了。第二,任何改革开放制度变迁所创造的经济增长、潜力都会通过具体的源泉、具体的引擎真正释放出来。
　　因此,我们要分析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究竟来自于什么地方,就会有很多不同的研究结果。其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一部分来自于人口红利,这个结论是有相当多人赞同的。人口红利的意思就是我们处在一个特定的人口转变阶段,这个人口转变带来了比较好的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这个人口年龄结构保证了两条:第一,劳动力需求供给;第二,高储蓄率。因为这两条促成的经济增长额外的源泉,我们叫做人口红利。
　　我和同事做过一些分析,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来自于人口红利的贡献,或者说代理指标是人口抚养比,也就是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供养多少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这个指标在过去一直是下降的,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人口抚养比例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加0.115个百分点,这是我们所说的过去的人口红利。
　　相当多的人,包括人口学家、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的人口转变如果是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总量不断增加、比例不断提高的话,那可能未来人口的转变结果就是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意味着,从2013年开始,我们的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这就代表着从2013年人口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人均GDP会下降0.115个百分点。这样我们要面对的是,将来在不再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我们的人均抚养比、人均增长速度如何保持,可持续性又将来自何种源泉。
　　任何一个国家都会经历一个特定的人口转变时期,消耗掉过剩劳动力,随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比如用技术替代人工,用资本替代劳动。这不是坏的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也不意味着经济增长源泉也会消失。我曾经写过一些文章论述我们有两种人口红利,或者我们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第一次人口红利是,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增加产生的人口劳动力的供给充足和高储蓄率。这是人口转变早期出现的现象。当这部分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之后,在治理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会产生、制造出第二次人口红利。第二次人口红利是,继续利用人口转变造成的人口年龄结构的特征。比如说在老龄化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有好的健康保障、好的教育水平,社会劳动年龄、退休年龄可以往后推延,保持劳动力充足。另外,还有劳动力市场的改进等很多有挖掘潜力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原来意义上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其实只用了一半,也就是说至少还应该有一半的潜力可供挖掘。中国人口红利的具体体现,是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这个转移形成了中国的民工潮,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流动相对稳定之后,流动人口的收入增长、消费扩大,及对城市基础设施需求的增加,包括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人力资本贡献的增加等等各方面因素,这是人口红利的具体实现。
　　过去30年里,中国城市化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3.2%(不是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而是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速度)。过去20年里是每年2.9%,过去10年又回到3.2%。按世界标准说,中国的年平均城市化率增长速度应该是0.8%到1.6%,也就是我们过去的城市化速度是超常规的,这个速度我们未来不一定能保持。
　　与此同时,我们的人口结构在变化。城市的劳动年龄人口不增加了,到了2015年前后,农村的劳动年龄人口也不再增加了,城市化的速度就不会快。但城市化仍然有潜力,因为到目前为止,46%的城市化率是用统计上的常住人口达到的,也就是说农民工进城工作超过6个月记录下来的。46%的城市化率和33%非农人口化率比较,中间有12个百分点的差距。只有在33%变成46%以后,我们城市化的速度才真正符合城市化的要求。农民住进城市后,如果他们没有成为市民,那他们对养老保障制度的贡献就几乎为零,同样,他们对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的需求的贡献也将被大大低估,他们转变生活方式对消费的拉动、对劳动力素质的贡献也没有发挥出来。
　　因此,我们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另一半在于,把进城的农民和没有进城的农民真正市民化,让他们作为劳动力转变成市民,在城市生活、工作、作贡献。这两者之间有相当大的潜力可以开发出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另外,其实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消除劳动力流动和利用中的制度性障碍、提高教育水平、提高培训水平、把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成质量优势都可以进行人口红利的继续开发,仍然是属于第一次人口红利另一半的部分。至于,第二次人口红利,那需要安排另一些制度去获得。
　　因此,至少在2020年以前,我们仍然可以利用中国的人口红利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这之后我们也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