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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对中国教育科研官僚主导的评审制度进行深刻的改革，中国永远会处于贫于创新和贫于思想的状态。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教授曾经很形象地把“科学引文索引”(SCI，science citationindex)称之为“愚蠢的中国式观念”(stupidChinese idea)。SCI的原意是要帮助科研人员有效获取文献信息，但引入到中国之后逐渐演变和异化，到今天已经成为学校排名、科研项目评审、科研申报、科研人员评介奖励等，几乎是覆盖所有科研领域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评价标准。
实际上，情况要比李教授所言严重得多。考虑到类似的评审制度，已经渗透到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教育活动领域，如果各种异化了的官僚化评审制度得不到纠正，长此以往，就会使得中国人变得愚蠢，永远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国家也永远成不了一流的强国。从西方引进的评审体系被官僚化
历史地看，引入西方的一些科学评审实践方法有其必然性。在中国，尽管有数千年的辉煌的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但并没有发展出像近代西方那样系统的科学研究体系。在社会科学方面尤其如此。
中国只有史学传统，而缺少社会科学传统。从90年以前“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来看，中国人早就意识到科学技术是国家强大的一个最主要根源。要强大，学习西方和引入西方科学体系不可避免。
在改革开放前的很多年里，除了在对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少数领域，中国说不上有什么科研。近20多年来，中国开始大量引入西方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评审体系。
但是，在西方，这样那样的评估体系只是科学研究者们方便和促进科学研究的工具，一到中国，它们马上成了衡量一切的有效武器。
也很显然，类似的评审制度不仅仅局限在科学研究部门，也发展到了其他所有教育和研究活动。例如这些年纷纷流行开来的教育考核制度。
教育考核很多国家都有，但这些都是要专业人士来确定和推行的。在中国，各种考核却由教育官僚决定、推行，甚至掌握着教育资源的分配。教育评估者和资源分配者的合一，导致了教育官僚的专制权力。
一些地方出现一大群校长和教授围着教育部门派来的一个小官员团团转的事情。
因为教育官僚的一言一行决定了学校的等级和所能获得资源的多少，校长和教授们要取悦的并非那个小官员，而是金钱。
使得中国的教育和研究缺少创新
类似的评审制度多得出奇，不可胜数，如职称的评审、博士点、教育基地的设置，等等。教育部门能动性很高，乐此不疲地从西方引入各种评审制度——这些既是权威的象征，同时也涉及到巨大的经济利益。 再者，教育部门对西方引入的东西从来是不加以怀疑的。在缺失自信的教育官僚眼中，由西方引入的东西甚至已经有了道德的含义。他们根本就没有考量到在西方是科学的东西，到了他们自己的手中则成了反科学的了。
教育官僚把这样那样的评审制度套到中国，反而使得中国的教育和研究没有创新能力。无论是科研制度还是科研评审制度的移植，在自然科学和工程学还说得过去，因为纯科学有其普遍性。但到了人文和社会科学则毫无道理可言。
在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中国的学者们一方面大叫现存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则继续不加思考地把西方经济学强加给中国学生身上。把解释苹果(西方)的理论套到橛子头上，结果是不伦不类。
改造世界是以认识世界为前提的。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口口声声地要改造社会，但是如果连自己的社会是什么样子都搞不清楚，还想改造它? 学习是一个再创造和创新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接受。社会科学就是解释特定社会现象的科学。在学习西方和美国的时候，人们只学概念性的东西，而不是方法。
西方社会科学中概念性的东西，都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在观察西方社会现象过程中提取出来的。现在中国学者把解释西方社会的概念，机械地应用到了中国，而忘记了去考察这些概念从何而来。
要避免中国思维的美国或西方化
中国的转型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巨大的，但到现在为止，没有产生一个和中国转型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 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就要避免中国思维的美国化或者西方化。但事实上，西方化已经根深蒂固地被制度化了，因为西方的概念已经深深融入中国教育官僚所主导的各种评介体系里面了。
因为自己没有社会科学研究和评估体系，只好搬用他国的。但在搬用过程中，所建立的体系可以说是比美国人还美国化。 西方学界根本不认为存在着唯一的标准。因此其评估体系也是多元体系。但这套东西一旦到了中国，就具有垄断性和封闭性。
美国和西方的思维霸权在美国西方没有建立起来，但在中国很容易就建立起来了。照这样下去，中国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理论创新，建立中国的社会科学更是遥遥无期。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专业人士应当扮演一个比政府官僚更为重要的角色，或者说政府官僚应当配合专业人士而发生作用。德国政府曾经这样做，日本政府也曾经这样做，这两个国家无论在教育和科研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责任编辑 王克峰)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教授曾经很形象地把“科学引文索引”(SCI，science citationindex)称之为“愚蠢的中国式观念”(stupidChinese idea)。SCI的原意是要帮助科研人员有效获取文献信息，但引入到中国之后逐渐演变和异化，到今天已经成为学校排名、科研项目评审、科研申报、科研人员评介奖励等，几乎是覆盖所有科研领域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评价标准。
实际上，情况要比李教授所言严重得多。考虑到类似的评审制度，已经渗透到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教育活动领域，如果各种异化了的官僚化评审制度得不到纠正，长此以往，就会使得中国人变得愚蠢，永远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国家也永远成不了一流的强国。从西方引进的评审体系被官僚化
历史地看，引入西方的一些科学评审实践方法有其必然性。在中国，尽管有数千年的辉煌的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但并没有发展出像近代西方那样系统的科学研究体系。在社会科学方面尤其如此。
中国只有史学传统，而缺少社会科学传统。从90年以前“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来看，中国人早就意识到科学技术是国家强大的一个最主要根源。要强大，学习西方和引入西方科学体系不可避免。
在改革开放前的很多年里，除了在对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少数领域，中国说不上有什么科研。近20多年来，中国开始大量引入西方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评审体系。
但是，在西方，这样那样的评估体系只是科学研究者们方便和促进科学研究的工具，一到中国，它们马上成了衡量一切的有效武器。
也很显然，类似的评审制度不仅仅局限在科学研究部门，也发展到了其他所有教育和研究活动。例如这些年纷纷流行开来的教育考核制度。
教育考核很多国家都有，但这些都是要专业人士来确定和推行的。在中国，各种考核却由教育官僚决定、推行，甚至掌握着教育资源的分配。教育评估者和资源分配者的合一，导致了教育官僚的专制权力。
一些地方出现一大群校长和教授围着教育部门派来的一个小官员团团转的事情。
因为教育官僚的一言一行决定了学校的等级和所能获得资源的多少，校长和教授们要取悦的并非那个小官员，而是金钱。
使得中国的教育和研究缺少创新
类似的评审制度多得出奇，不可胜数，如职称的评审、博士点、教育基地的设置，等等。教育部门能动性很高，乐此不疲地从西方引入各种评审制度——这些既是权威的象征，同时也涉及到巨大的经济利益。 再者，教育部门对西方引入的东西从来是不加以怀疑的。在缺失自信的教育官僚眼中，由西方引入的东西甚至已经有了道德的含义。他们根本就没有考量到在西方是科学的东西，到了他们自己的手中则成了反科学的了。
教育官僚把这样那样的评审制度套到中国，反而使得中国的教育和研究没有创新能力。无论是科研制度还是科研评审制度的移植，在自然科学和工程学还说得过去，因为纯科学有其普遍性。但到了人文和社会科学则毫无道理可言。
在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中国的学者们一方面大叫现存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则继续不加思考地把西方经济学强加给中国学生身上。把解释苹果(西方)的理论套到橛子头上，结果是不伦不类。
改造世界是以认识世界为前提的。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口口声声地要改造社会，但是如果连自己的社会是什么样子都搞不清楚，还想改造它? 学习是一个再创造和创新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接受。社会科学就是解释特定社会现象的科学。在学习西方和美国的时候，人们只学概念性的东西，而不是方法。
西方社会科学中概念性的东西，都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在观察西方社会现象过程中提取出来的。现在中国学者把解释西方社会的概念，机械地应用到了中国，而忘记了去考察这些概念从何而来。
要避免中国思维的美国或西方化
中国的转型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巨大的，但到现在为止，没有产生一个和中国转型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 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就要避免中国思维的美国化或者西方化。但事实上，西方化已经根深蒂固地被制度化了，因为西方的概念已经深深融入中国教育官僚所主导的各种评介体系里面了。
因为自己没有社会科学研究和评估体系，只好搬用他国的。但在搬用过程中，所建立的体系可以说是比美国人还美国化。 西方学界根本不认为存在着唯一的标准。因此其评估体系也是多元体系。但这套东西一旦到了中国，就具有垄断性和封闭性。
美国和西方的思维霸权在美国西方没有建立起来，但在中国很容易就建立起来了。照这样下去，中国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理论创新，建立中国的社会科学更是遥遥无期。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专业人士应当扮演一个比政府官僚更为重要的角色，或者说政府官僚应当配合专业人士而发生作用。德国政府曾经这样做，日本政府也曾经这样做，这两个国家无论在教育和科研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责任编辑 王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