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中国人的“工匠精神”，就令人想到战国时期的“庖丁解牛”以及秦国李冰父子的都江堰工程，而民进人的“工匠精神”也可以在民进老一辈身上找到影子，比如民进的出版界前辈，正是秉持着工匠精神创造了我国出版界的奇迹。
　　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前后，许多民进老一辈都与出版界有关，比如徐伯昕和叶圣陶两位先生，不仅是出版界的泰斗级人物，同时更是匠心独具的民进人。
　　1925年，徐伯昕到《生活》周刊工作，担任出版、发行、推广、广告、总务等工作，他与后来担任主编的邹韬奋一起，把《生活》周刊每期2800份的发行量提高到15.5万份，在当时的报刊中发行量领先。后又成立生活书店，发展成为工作人员400多人，除青海、宁夏、新疆、西藏外，在全国各地包括香港和新加坡拥有56家分店的全国性出版社，出版业绩在同业中名列前茅。抗战胜利后，在徐伯昕和郑振铎的策划下，1945年10月13日《民主》周刊在上海正式创刊。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策划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徐伯昕被推选为三联书店第一任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徐伯昕历任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发行局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等职务。
　　叶圣陶自1923年起任商务印书馆编辑8年，后进入开明书店任编辑工作18年。他宣传民主进步运动， 出版进步书刊并精心致力于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1930年他参与创办的《中学生》杂志到现在依然还在出版。叶圣陶加盟开明书店的这段时期也是书店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从一个资金只有5千元的兄弟书店发展成一个股本有5万元的股份公司， 后继续发展成为股本30万元的能与当时商务、中华、世界、大东等大书局鼎足而立的几大出版社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曾主持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除编辑出版大量报刊杂志外，还编辑出版了约500多种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教科书、教育参考书等。
　　民进出版前辈所参与主持的刊物和书店在我国现代出版史上引人注目，其多功能、多导向的服务观及出版理念对当代中国品牌的打造仍具现实意义，而这种现实意义的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工匠精神”的坚守与执着。
　　首先是专业、敬业的多功能服务观。
　　开明书店在1929年出版了黄涵秋先生的《口琴吹奏法》，这堪称中国最早出版的口琴教材，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当时市场上卖口琴的地方还很少，为了让口琴尽快普及，开明书店就从德国辗转进口了一批口琴出售。这本教材重印了10版。再如生活书店，他们不仅仅对读者服务到位，对不是读者的普通百姓一样尽力帮助。比如为外阜人士在上海买东西、办事、投考、求职，许多人一下火车就带着行李直奔生活书店，在这里有人专门为他们代办食宿、交通，甚至帮他们寻亲访友，生活书店真正成为了人民大众的家。
　　其次是精益求精的多导向服务观。
　　第一，信守承诺为作者。开明书店非常尊重作者的言论自由，绝不会在不征求作者意见的情况下随便改动书稿。比如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拿到别的出版社曾被认为有“违碍之处”不予出版，而开明书店接受了书稿，按原稿编排。但因战火没有出版成，等战事过去，开明书店坚守诺言重新排印出版。再如夏衍翻译的高尔基的《母亲》转入开明书店出版后，国民党当局扼杀进步书刊，将其视为禁书不准出版，开明书店巧妙地把书名改为《母》，把译者改名继续出版。解放前出版商违反约定剥削作者的事件比比皆是，然而这在开明书店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1944年，冰心的《关于女人》交给开明书店出版后，即便冰心远在日本，书店也会准时准点地将稿费寄到北平的谢家，以致几十年后，冰心还对这件事念念不忘。
　　第二，严谨精细为读者。开明书店的一贯坚持为读者服务、对读者负责，同时将出版事业看作教书育人的大业。在出版内容的选择上，开明书店严格把关，绝不出版一本坏书。从出版态度上，开明书店一丝不苟、认真精细，曾有书籍发现了一个错字就被返工重印的情况。有人说开明书店出的好书，曾经教育了整整一代人。20世纪30年代，中学甚至大学都缺乏统一的国语教材，当时的学校就从各种书籍中挑选文章，刻印成讲义分发给学生，不仅印刷质量差也给学生造成负担。开明书店针对这种情况首创了一种活页文选，所选文章每篇另页不相衔接，读者可以任意选购，取用自由。书店还特地定制了一批布面弹簧夹子提供给读者，方便把书页夹起来保存。
　　《生活》周刊在应读者需要从单张改为成本出版后，在篇幅、纸张、成本提高的情况下，为不增加读者负担，徐伯昕用增加广告的方法来增加收入，并且亲自设计广告画面，利用广告这一媒介，提倡使用国货，宣传爱国思想。如徐伯昕为搪瓷厂家设计的 《国货之光》、《国庆用国货》等广告成为出版界的美谈。同时，根据受众特点和配合战时需要，《生活》周刊刊登了许多鼓舞读者斗志的漫画，这些漫画很多都出自徐伯昕的手笔。徐伯昕是个多才多艺的出版家，早年他学的珐琅专业，不但字写得好，画也画得好。他的手绘插画形象逼真、风格简洁轻快、寥寥几笔凸显多姿多彩的人物性格与场景氛围。不仅仅在刊物本身下功夫，为方便读者订阅刊物，《生活》周刊还推出电话购书、免费汇款购书及邮购业务，杂志一经出版立即寄发读者，从不误期。物流的概念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也在同一时间，《生活》周刊已经使用了类似物流的手段。在国民党查禁《生活》周刊时，徐伯昕策划了许多办法，通过人力自行车、铁路、水路、找朋友托熟人传递刊物，甚至通过外轮上的中国水手将杂志送到外国读者手中。
　　第三，为员工培育信仰。生活书店成立后采用职员股份制，书店没有经理，管理方式本身就带来了民主之风。更重要的是，“工匠精神”归根到底还是人生信仰的体现，在这方面，徐伯昕站位更高，他利用多种形式关注员工的文化养成与人格发展，定期给员工做业务和理论培训。特别是举办讲座方面，1938年初，徐伯昕请周恩来为汉口生活书店的全体员工作了《关于当前抗战形势和青年任务》的报告；1938年冬，他又请周恩来和徐特立分别作了《关于抗战形势》和《读书与学习问题》的报告，还有董必武、叶剑英、博古等都被请来生活书店作过报告。
　　正是信仰的支撑力量，《生活》周刊在邹韬奋和徐伯昕的合作下，以一丝不苟、坚持敬业的“工匠精神”不断革新刊物内容，单从1932年创办到1937年七七事变的五年间，编辑出版了17种期刊杂志，13种各类丛书，并出版《全民抗战》等战时刊物和丛书近百种，仅《战时读本》一种就多次再版，印数达千万册，这些书籍刊物以呼吁爱国抗日，反对投降主义和传播进步思想为立场，在全民抗战的历史潮流中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开明人”同样有信仰。开明书店自创办伊始便秉承严格的出版标准，确保书刊有“够格”的高质量，“开明人”大多具有高尚的气节和正义的风骨，他们以实事求是、刚正不阿的精神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不为名不为利，始终坚持进步、科學的政治立场，为人民大众正正经经出好书，实实在在送温暖。据有关统计，开明书店从1925年到新中国成立，以文学、语言文字和教育类书籍为主，共出版书刊上千种，在近代中国的知识启蒙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叶圣陶先生在1946年开明书店成立20周年之际赋诗一首，最后两句“堂堂开明人，俯仰两无愧”被广泛传为佳话，称为“开明人”的“开明风”，也被人们总结为“求义、求新、求实、求精”的开明精神。但无论是“韬奋精神”还是“开明精神”，其根基都是“工匠精神”。反过来讲，正是秉持着“工匠精神”，“韬奋精神”和“开明精神”才得以发扬光大，也正是靠着徐伯昕和叶圣陶为代表的老一辈民进出版人的“工匠精神”，他们才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精心打造了“良知、良心、良品”的出版奇迹，才使得民进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一面光荣的旗帜，同时也是一份神圣的使命。令人欣慰的是，新时代的民进人已经接过了前辈们的这杆大旗，在老阵地上有新作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正沿着前辈们走过的路义无反顾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