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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作为一名革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保持理性的特质始终没有变。
父亲是一个心底无私、光明磊落、勇于坚持真理的革命战士。
2010 年9 月3 日，亲爱的父亲走过了他96 年的人生，离别了我们。
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为民族解放、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一生。
他79 年的革命生涯，历经坎坷，矢志不渝。
父亲走上革命的道路，不是因为眼前的生计所迫，而是为了抗日救亡、实现民主自由的理想。父亲出生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党独裁统治，国家积贫积弱，民不聊生。他幼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年轻时就是一个有理想、有社会责任感的热血青年。1931 年“九·一八”事变，使年仅17 岁的父亲警醒，毅然投身爱国运动。1933 年在上海就读同济大学高中部时期，他三次参加了学生赴南京的请愿，要求蒋介石救国抗日，同年加入了共青团。1935 年，在清华大学读书的父亲，不惜中断学业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救亡，参加“一二·九”运动，并组织南下宣传团，一路发动群众，播撒抗日的种子，是当时进步学生当中著名的“铁鹰大队长”。后来父亲被推选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成长为一代学生领袖。
“一二·九”运动中左翼青年的抗日救亡、反对独裁腐败、争取民主自由的政治诉求，与共产党宗旨有很高的一致性，使父亲很快就加入到共产党的行列，并与“一二·九”运动成长起来的先进知识分子一起，成为延安革命圣地的一支重要的新生的革命力量。父亲在党内接受了马列主义理论，转战南北，投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成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
父亲作为一名革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保持理性的特质始终没有变。父亲进入党的高层，无可回避地被卷入党内斗争。1975 年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开展“全面整顿”。7月中央决定派胡耀邦和父亲等三人进驻四人帮插手很深的中国科学院，领导全面工作。在此后短短的三个月里，他们批判极左思潮，解放各级领导干部，大力整顿被严重破坏的中科院，调整班子，落实政策。后来引起广泛影响的一件事，是父亲协助胡耀邦起草《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这是整顿中科院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非常看重，准备将之作为在全国整顿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一个样板。邓专门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汇报，汇报中，父亲提出建议：高校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考试招生，以解决人才培养问题。这其实就是已经废止十年的在“文革”中被批判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父亲的建议可谓大胆。实际上这是1977 年恢复高校招生考试的先声。未几，邓小平的整顿受到严厉指责，被批判为“右倾翻案风”。这一年10 月，随着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胡耀邦和父亲又被停职反省。这次中科院整顿，前后历时120 天，被称为“百日维新”。《汇报提纲》即刻被四人帮定为“三株大毒草”之一，成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主要批判对象，中科院帮派势力卷土重来，父亲受到残酷批斗。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父亲才恢复工作，担任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和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他任职期间，在方毅的赞同和支持下，父亲主张、推动并且实现了科学家担任科学院院长，1981 年，卢嘉锡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长。
父亲是一个心底无私、光明磊落、勇于坚持真理的革命战士。在1978 年中央工作会上，他吁请中央为1976 年“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四五运动）平反。父亲在发言中说，“天安门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是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启蒙运动，也可以说‘四五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从此，将大大发展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潮和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潮。”父亲的观点得到与会者的支持，1978 年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为“四五运动”平反。
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城乡个体经济得到了发展。安徽芜湖的“傻子瓜子”等雇工经营的现象在很多地方蔓延。在党内和意识形态领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1982 年中纪委就“是否开除雇工党员”进行讨论，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多数人认为“雇工就是剥削，超过标准就应当开除”，父亲则秉持异议，认为城乡个体经济的出现和发展，解决了很多计划经济无法处理的问题，如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出路、城镇就业、市场活跃等等。这是一个好的开端，证明了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我们不能固守某些教条而无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开除带头致富的党员，必然动摇党在农村和城镇的改革政策。”他坚持认为，“对雇工党员只能鼓励、支持，而不应打击”。中纪委常委开了六次会，仍未能统一，只好将两种意见上报中央。最后经中央书记处讨论，父亲的意见得到支持。
父亲所思所想的是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对每一项工作都力求完美，求真务实。1953 年，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11 年时间，他把一个设施陈旧、条件简陋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建成为一座全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培养出大批人才，为祖国的国防工业和航天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奠定了哈工大作为 “航天人的摇篮”的基础。
尊重知识、爱惜人才、保护人才，是父亲始终如一的思想、态度和行动。在1957 年反右运动中，父亲尽其所能的保护了哈工大大批的教师和干部。一些教研室的右派名单报上去，批下来却一个也没有。对许多没能保住而打成右派的教师，不仅没有一人送去劳改，大多数仍然原职留用，很快平反，照样评为教授、副教授，凡此种种在其他高校都是不可能的。文革后期的1975 年，他受命和胡耀邦一起整顿中科院。面对张春桥“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论调，挺身而出，顶着巨大压力，针锋相对地提出“不要在科技界讲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这个话”，勇敢保护了大批知识分子。不论是顺境，还是在被审查揪斗的逆境，父亲留下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故事。正如原科委副主任吴明瑜同志说：“李昌同志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言人、代表，又是知识分子的保护者。李昌同志还是我们这一批真诚的共产党员、觉悟的共产党员的代表。”
父亲生在美丽的湘西永顺塔卧镇，始终心系家乡，乡情难泯。1984 年父亲作为中纪委书记，分管中纪委扶贫工作，这年他已70高龄。他以属于“老少边穷”的家乡——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作为中纪委的扶贫点，亲临湘西考察。看到曾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湘西是这么贫困，为了帮助家乡改变面貌，回京后写了一份“关于尽快改变湘西州贫穷落后状况的意见”，报告得到中央部委和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为建设张家界旅游经济区最早一份蓝图。接着他又四处奔走，争取资金，疏通关系，组织人才，推进建设大庸（张家界）机场，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交通瓶颈；建立武陵大学，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的人才问题。1996 年父亲再次到湘西考察，写出“湘西扶贫工作考察报告”，受到了国务院领导和湖南、江西、贵州等省领导的重视。
父亲钟爱家人，关心我们的成长，平时要求我们极严。还记得小时候，每逢学期末他要一个个查看我们的成绩手册和老师的评语；还记得假日，抽空陪我们游玩的欢乐。每次子女聚集在家里时，他都问及我们学校、工作单位的情况，和我们一起讨论企业、学校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如党员雇工，知识分子政策，教育路线，职工收入，贫困地区，还同我们谈及近现代历史和自然辩证法等等。每次都使我们感到他看问题的深邃。他对我们后一代，是慈祥的父亲，还是一位亲切的人生导师。父亲离去了，才让我们怀念那逝去的一切，真正理解和感受了“生命”二字的意义。
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
您的子女：
楼叙真 李 玉 李 炎 李 苹 李 嘉
陈清泰 万润南 冯令晖 菲利普·阿道夫
父亲是一个心底无私、光明磊落、勇于坚持真理的革命战士。
2010 年9 月3 日，亲爱的父亲走过了他96 年的人生，离别了我们。
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为民族解放、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一生。
他79 年的革命生涯，历经坎坷，矢志不渝。
父亲走上革命的道路，不是因为眼前的生计所迫，而是为了抗日救亡、实现民主自由的理想。父亲出生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党独裁统治，国家积贫积弱，民不聊生。他幼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年轻时就是一个有理想、有社会责任感的热血青年。1931 年“九·一八”事变，使年仅17 岁的父亲警醒，毅然投身爱国运动。1933 年在上海就读同济大学高中部时期，他三次参加了学生赴南京的请愿，要求蒋介石救国抗日，同年加入了共青团。1935 年，在清华大学读书的父亲，不惜中断学业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救亡，参加“一二·九”运动，并组织南下宣传团，一路发动群众，播撒抗日的种子，是当时进步学生当中著名的“铁鹰大队长”。后来父亲被推选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成长为一代学生领袖。
“一二·九”运动中左翼青年的抗日救亡、反对独裁腐败、争取民主自由的政治诉求，与共产党宗旨有很高的一致性，使父亲很快就加入到共产党的行列，并与“一二·九”运动成长起来的先进知识分子一起，成为延安革命圣地的一支重要的新生的革命力量。父亲在党内接受了马列主义理论，转战南北，投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成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
父亲作为一名革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保持理性的特质始终没有变。父亲进入党的高层，无可回避地被卷入党内斗争。1975 年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开展“全面整顿”。7月中央决定派胡耀邦和父亲等三人进驻四人帮插手很深的中国科学院，领导全面工作。在此后短短的三个月里，他们批判极左思潮，解放各级领导干部，大力整顿被严重破坏的中科院，调整班子，落实政策。后来引起广泛影响的一件事，是父亲协助胡耀邦起草《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这是整顿中科院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非常看重，准备将之作为在全国整顿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一个样板。邓专门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汇报，汇报中，父亲提出建议：高校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考试招生，以解决人才培养问题。这其实就是已经废止十年的在“文革”中被批判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父亲的建议可谓大胆。实际上这是1977 年恢复高校招生考试的先声。未几，邓小平的整顿受到严厉指责，被批判为“右倾翻案风”。这一年10 月，随着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胡耀邦和父亲又被停职反省。这次中科院整顿，前后历时120 天，被称为“百日维新”。《汇报提纲》即刻被四人帮定为“三株大毒草”之一，成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主要批判对象，中科院帮派势力卷土重来，父亲受到残酷批斗。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父亲才恢复工作，担任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和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他任职期间，在方毅的赞同和支持下，父亲主张、推动并且实现了科学家担任科学院院长，1981 年，卢嘉锡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长。
父亲是一个心底无私、光明磊落、勇于坚持真理的革命战士。在1978 年中央工作会上，他吁请中央为1976 年“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四五运动）平反。父亲在发言中说，“天安门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是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启蒙运动，也可以说‘四五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从此，将大大发展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潮和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潮。”父亲的观点得到与会者的支持，1978 年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为“四五运动”平反。
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城乡个体经济得到了发展。安徽芜湖的“傻子瓜子”等雇工经营的现象在很多地方蔓延。在党内和意识形态领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1982 年中纪委就“是否开除雇工党员”进行讨论，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多数人认为“雇工就是剥削，超过标准就应当开除”，父亲则秉持异议，认为城乡个体经济的出现和发展，解决了很多计划经济无法处理的问题，如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出路、城镇就业、市场活跃等等。这是一个好的开端，证明了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我们不能固守某些教条而无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开除带头致富的党员，必然动摇党在农村和城镇的改革政策。”他坚持认为，“对雇工党员只能鼓励、支持，而不应打击”。中纪委常委开了六次会，仍未能统一，只好将两种意见上报中央。最后经中央书记处讨论，父亲的意见得到支持。
父亲所思所想的是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对每一项工作都力求完美，求真务实。1953 年，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11 年时间，他把一个设施陈旧、条件简陋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建成为一座全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培养出大批人才，为祖国的国防工业和航天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奠定了哈工大作为 “航天人的摇篮”的基础。
尊重知识、爱惜人才、保护人才，是父亲始终如一的思想、态度和行动。在1957 年反右运动中，父亲尽其所能的保护了哈工大大批的教师和干部。一些教研室的右派名单报上去，批下来却一个也没有。对许多没能保住而打成右派的教师，不仅没有一人送去劳改，大多数仍然原职留用，很快平反，照样评为教授、副教授，凡此种种在其他高校都是不可能的。文革后期的1975 年，他受命和胡耀邦一起整顿中科院。面对张春桥“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论调，挺身而出，顶着巨大压力，针锋相对地提出“不要在科技界讲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这个话”，勇敢保护了大批知识分子。不论是顺境，还是在被审查揪斗的逆境，父亲留下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故事。正如原科委副主任吴明瑜同志说：“李昌同志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言人、代表，又是知识分子的保护者。李昌同志还是我们这一批真诚的共产党员、觉悟的共产党员的代表。”
父亲生在美丽的湘西永顺塔卧镇，始终心系家乡，乡情难泯。1984 年父亲作为中纪委书记，分管中纪委扶贫工作，这年他已70高龄。他以属于“老少边穷”的家乡——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作为中纪委的扶贫点，亲临湘西考察。看到曾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湘西是这么贫困，为了帮助家乡改变面貌，回京后写了一份“关于尽快改变湘西州贫穷落后状况的意见”，报告得到中央部委和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为建设张家界旅游经济区最早一份蓝图。接着他又四处奔走，争取资金，疏通关系，组织人才，推进建设大庸（张家界）机场，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交通瓶颈；建立武陵大学，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的人才问题。1996 年父亲再次到湘西考察，写出“湘西扶贫工作考察报告”，受到了国务院领导和湖南、江西、贵州等省领导的重视。
父亲钟爱家人，关心我们的成长，平时要求我们极严。还记得小时候，每逢学期末他要一个个查看我们的成绩手册和老师的评语；还记得假日，抽空陪我们游玩的欢乐。每次子女聚集在家里时，他都问及我们学校、工作单位的情况，和我们一起讨论企业、学校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如党员雇工，知识分子政策，教育路线，职工收入，贫困地区，还同我们谈及近现代历史和自然辩证法等等。每次都使我们感到他看问题的深邃。他对我们后一代，是慈祥的父亲，还是一位亲切的人生导师。父亲离去了，才让我们怀念那逝去的一切，真正理解和感受了“生命”二字的意义。
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
您的子女：
楼叙真 李 玉 李 炎 李 苹 李 嘉
陈清泰 万润南 冯令晖 菲利普·阿道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