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乌鲁木齐军区部队工作多年，转业回后又在山西省晋中地区行署驻疆办事处负责了几年工作。在新疆的日子里，我和自治区党、政、军山西籍老领导以及广大的山西籍老同志、老战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如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栗寿山(定襄人)、副书记张思学(洪洞人)、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谢高忠(原平人)、军区副司令员段长金将军(祁县人)、军区副政委张明儒将军(临县人)、军区副政委姚铁山将军(榆社人)以及刘胡兰同志的入党介绍人之一、自治区体育局局长吕敏等等。从这些老领导、老同志口中，我知道了在新疆工作的许许多多山西人的故事。更有幸的是，1993年9月乌鲁木齐召开对外经贸洽谈会期间，全国政协副主席、原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同志专程接见了我所在的晋中代表团，并进行了座谈。他介绍了驻疆部队某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长期战斗在山西这块土地上，是山西的小米养活了这支部队，是众多的父母将孩子送到了队伍，才使这支部队能够壮大起来，以后又进军大西北，保卫、开发、建设了新疆。他说：“我很感谢山西人民。”
　　老一辈山西人的英雄模范事迹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义不容辞地将他们走过的路整理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记住他们。
　　1937年8月，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师，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改编为第三五九旅。9月3日，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留守陕甘宁边区，其余部队全部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王震旅长率部在山西五台、河北平山一带发动群众，扩充部队，开辟抗日根据地，并配合友军进入忻口、太原作战。1938年，三五九旅进行整编，辖第七一七团，山西省侯马独立团、忻州义勇军各一部和平山独立团编成的第七一八团，以及由原平独立团、侯马独立团、忻州义勇军各一部编成的第七一九团，共1.2万余人。从3月到4月，三五九旅会同第三五八旅等部反击日伪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的首次围攻，收复7座县城，以后又参加了多次对敌作战。
　　1946年11月，三五九旅在山西省离石地区与吕梁军区机关一部、独立第四旅组成晋绥军区第二纵队，配合陈(赓)谢(富治)纵队进行晋西南战役，解放了永和、大宁、中阳，石楼、孝义、文水等县城。1947年11月，又解放了吉县，12月中旬，解放了运城、安邑。
　　1949年2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第二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王震任军长兼政委，王恩茂任副政委，编入西北野战军序例。接着便参加了解放陕西、甘肃、青海的战斗，作战200余次。
　　1949年9月25日，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及所属各师师长通电起义。9月26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通电起义。新疆军政当局宣布和平起义，实现了新疆和平解放的第一步。但是，国民党反动分子仍在加紧活动，妄图趁人民解放军尚未进疆之际，发动反革命叛乱，破坏和平解放，阻挠人民解放军进疆。10月5日，新疆临时政府主席包尔汉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本省危机四伏，情势严重，务希转饬西来之人民解放军兼程来新，以解危局，并慰人民之热望；同时更希多派政治工作人员来，以资推动。”为了巩固新疆和平起义成果，使各族人民免遭涂炭，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火速入疆。
　　1949年9月28日，第一野战军前委发出“关于人新工作的指示”，指出：“这一永垂不朽的艰巨而重大的任务，将很光荣地落在二、六军身上。”并就进军做出新的部署：二军将要解放北疆之哈密、奇台、迪化(今乌鲁木齐)与伊犁自治区。六军将进军南疆之库尔勒、阿克苏、和田等地。当时，王震将军考虑到应让自己的部队到更艰苦的地区，担负一些更艰巨的任务，便向野战前委建议改变原来的部署，野战前委批准了王震的建议，二军进军南疆，军长为郭鹏，政委为王恩茂，王震为兵团司令员，统领所有进疆部队。
　　二军的高层干部多为南方人，中下层干部及战士绝大多数都是北方人，尤其以山西人居多。部队从甘肃酒泉接到进军新疆的命令，由于交通工具有限，王震将军便将苏联支援的运输飞机和从内地调拨的汽车先给其他部队，而二军的多数部队则徒步行军几千公里，到达新疆的最南端喀什、和田。行军路上还要边剿匪、边走路。新疆地广人稀，戈壁滩多，风沙大，民族众多，自然环境、社会环境都不比内地。部队既要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穿越瀚海戈壁，沿途供给困难群众，又要接管起义部队，严防少数反动分子挑衅捣乱。其中一支部队为了尽快到达和田地区，选择了近1000公里的近路，即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是进去了出不来的意思，千百年来，无人敢穿越。这支部队为了早一天使和田地区摆脱混乱局面，早一天让各族人民当家做主人，决定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兵团农i师副师长梁焕清(汾阳人)说：“部队横穿塔里木沙漠，创造了我军史无前例的进军纪录，受到了彭德怀等首长的嘉奖。”
　　解放前，新疆经济十分落后，百业凋零，物资奇缺，1949年全疆工农业总产值仅7.2亿元，其中工业产值仅占0.5％，广大农村异常贫困。1949年全疆粮食总产8.48亿公斤，人均占有195.7公斤，各族农民除地租、口粮和种子外，所剩无几，就地解决近20万军队的粮饷绝无可能(解放军进疆部队10多万人，国民党起义部队7万多人，民族军2万多人)。当时，新疆军区每月派飞机去北京一趟，专程运银元到疆，用以购买粮食，以供军用。鉴于此，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认真分析新疆形势，借鉴历代屯田戍边经验，为了西锤边疆长治久安，决心在新疆大兴屯垦戍边事业。1949年12月15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决心立即在全军开展大生产运动，从根本上解决部队的粮饷问题。
　　1950年1月21日，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全疆部队除担任祖国边防执勤任务以外，其余全部投入到开垦种地的农业生产战线上去。”要求当年开荒种地40万亩，遵照命令，全军指战员投入开荒生产，当年开荒播种56万亩，收获粮食3292.2万公斤，棉花37.85万公斤，油料186万公斤，瓜菜2245.5万公斤，饲养了各类牲畜18万头(只)，全军粮食自给7个月，食油蔬菜全部自给，不仅改善了部队生活，而且极大地减轻了新疆各族人民的负担，使部队在新疆站稳了脚跟。1951年部队播种面积增加，收获粮食比卜年增加35.4％；1952年播种面积扩大到10.8万公顷，比1950年增加一倍。与此同时，王震司令员号召驻疆部队全体官兵节省部分军费投入新疆工业建设，并动员指战员每年应发的两套军衣只领一套，两件衬衣节约一件，一年发一套的棉衣改两年发一套，鞋、袜自备，帽子去掉帽滑，衬衣去掉翻领，军衣口袋由4个减为两个，并从粮食、菜金、饲料、杂支、办公费用中挤出一部分资金支援工业建设。靠广大官兵的节衣缩食，为 新疆兴建了七一棉纺厂、八一钢铁厂、十月拖拉机厂等十几个工矿企业，初步奠定了新疆工业发展的基础。
　　兵团副司令员谢高忠说：“部队为了不跟老百姓争利，开荒的地点一般都选在远离公路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地方，这样，老百姓没有能力办到的事，部队有条件能办到。”军区副司令员段长金将军讲：“开荒时，战士们怕把仅有的一套衣服弄烂，都不穿衣服，裸体干活，这在人类近代史上也是少有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恩茂讲：“有些地方的蚊子太大又太多，咬得官兵们干活都受影响，大家便将泥巴涂抹到脸上、手上、脖子上，还真有效，只是一个个都成泥猴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栗寿山讲：“在荒滩中种地，没有房子住，大家便挖‘地窝子’，即向下挖一米多，上面搭盖些树枝、柴草等，就可住人。”兵团副政委赵予征(山西沁县人)讲：“我入疆的几年中，从没领过津贴，而是全部捐给了地方建设。”张思学副书记说：“这一代人做出的贡献太大了，许多人入疆时已是快40岁的人了，都没有媳妇，又不能在新疆当地找，王震司令员为解决十多万官兵的扎根问题，特从湖南、山东召了两批女兵，又从上海、兰州等地召了大批社会女青年，以解决大家的婚姻问题。因为从1954年起，驻疆的20万解放军官兵除留少量国防部队外，其余的都转为生产建设兵团了。”
　　我们参军时，看到过这样一个现象：夫妻中男的大都为山西人，50多岁。女的不是湖南人就是山东人，40岁左右，他们过得都挺好，只是如今男的有一些已故去了，而女的大多数身体都很好。现在，他们已经有了第三代、第四代了。这些外省籍的女兵，也为边疆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如今的新疆可真是今非昔比了。交通四通八达，火车通向了中亚各国，通向了最南端喀什；飞机场遍布了各地、市；高速公路上千公里；棉花产量占到了全国的1/3；粮食自给有余，瓜果不但走向全国各地，而且出口数十个国家；肉类常年出口阿拉伯国家；石油产量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天然气输送到了上海，社会稳定，人民富裕，民族团结，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正如一句歌词唱的——“新疆是个好地方”。
　　是第一代拓荒人掀开了新疆新的一页，是他们给新疆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新疆已成为了数万山西籍老军人和全国各地进军新疆老战士的第二故乡，新疆的稳定、繁荣与他们是紧紧相连的。
　　
　　(责编　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