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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车事故频出后，更换校车、规范管理被提上国家日程。但校车之变能否杜绝校车之祸？在地僻人稀、学童散居的中国农村，新校车会否撞上新难题？
依旧超载的“校车”
这是湖北潜江市老新镇唯一的小学——老新小学。
2011年12月16日16时，校门在放学铃响后准时开启，王绪清驾驶9座面包车驶进校园，很快被一片喧嚷童声所包围。
开进校园的还有六七辆“校车”——几乎是清一色微型面包，司机们也和王绪清一样，多是孩子家长雇请的私家车主。
面包车一字排开，孩子们排队，依次钻进车内。王绪清关上车门，车里的孩子是：21人。
“最少要装一二十人，多时装30多人。”司机们并不隐讳。
王绪清的9座长安面包车，要承担68个学生的接送，接送分别跑3趟。小小的汽车，每次都是“巨无霸”—相比于街头疾驰而过的空空的或坐着一个两个岸然的官员的，黑色或白色的公务小汽车而言。
这个学校有20个班1200多人，生源半径约3000米，覆盖周边十几个村，住最远的学生，离学校10公里左右。学生中近一半，约600名是由这些私人“校车”承担运送。这类车有11辆，多为7到9座面包。
11辆面包车承担约600名学生的接送，不超载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数据显示，全国目前有28万多辆实际运行的“校车”，只有3万多辆是超载不严重的合格校车，剩下近90%存在超载问题的不规范校车。超载成农村“校车”普遍现象。
这是“平安校园”围墙之外，对中国的适龄上学儿童最大的杀手之一。2011年之前的血色悲剧和举国公民的哀伤，已经不需要为此作出任何的注脚。
一年多前，老新小学曾发生一起和“校车”超载有关的车祸，当时在湖北乃及全国都引为关注：2010年10月28日清晨，一辆核载7座、实际装载23名小学生的“校车”，在送学生上学途中与一辆运沙货车相撞，12名学生不同程度受伤。
事故过去一年多，老新小学现实背后的现实，依然依旧。
整改“回到原点”
“10·28”事故后，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曾一度要求，“校车”严格按核载数运送学生。每辆“校车”每趟运6到8名学生，晚上11点多才运完，这招致家长们“群体声讨”：孩子回家太晚，更不安全。
整改无疾而终，又回到原点：一辆面包车又塞了一二十个学生。
为何超载成农村“校车”普遍现象？是因为家长和学校只能靠分摊交通费等才能勉强支付“撤点并校”后新增的教育成本。
所谓“撤点并校”，“点”指村里只有小学1到3年级的“教学点”，也叫“初级小学”；“校”指小学1到5或6年级的“完全小学”。撤校后，如贵州黔东南州山区的一个苗族县的学生坐运营车上学，每天要20多元；湖南新邵山区县大新乡袁家岭村的学生坐小面包车，一天也要30元。
从2001年起，“两免一补”政策在农村教育中逐步实施，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负责人杨贵平却发现——“两免一补”后，很多农村家庭的教育费不减反增，只因撤点并校。撤校后，费用比就近上学高5至10倍，有些农村父母迁居在中心校附近照顾孩子，又加重家庭生计，杨贵平上访的每个有孩子上学的农民家庭因此举家欠债。
学校靠国家财政吃饭，自身无力购置校车。家长和学校在经济上都捉襟见肘，校车超载摊薄成本成为必然。
王绪清等司机们给记者算账：若不超载，每辆车每次接送分别跑3趟，最多接20多个学生，每人按远近每学期收费350元至400元不等，每学期以100天计，每天毛收入不足90元，加上至少100块油钱和修车等费用，还倒贴钱。
超载俨然成了“校车”生存的必须条件。即便每辆车载约50名学生，司机们仍抱怨：每年净收入一万多，还赶不上打工的。
郭孝清是老新小学二年级7岁学生郭X的父亲，他认为司机们抱怨的情况属实。他家离校约5公里，离家最近就是位于潜江市老新镇的这所小学，平时是“校车”接送，但周末有空，就亲自接孩子。
离老新小学同样约5公里之外，家住潜江市新老镇潭沟村的高某仍为每天往返的路途提心吊胆—他8岁儿子高阳，是2010年校车事故中受伤最严重的学生之一。
别无选择：危险的上学之路
2011年春天，勉强能行走的小高阳复学。交通工具仍是7座小面包，2010年每学期340元，2011年涨到450元。司机还是家长们雇请的本地车、本地人。
“车上照样挤了二三十人，每天来回跑两三趟，为赶时间，车速很快。”担心孩子再出事，高某曾向学校和政府反映：“小孩每天冒着生命危险上学”。这话传到面包车司机那儿，“司机对我意见很大，说你冒着生命危险，干脆不要坐，自己送孩子上学。”这让高某很无奈，若每天用摩托车送孩子也危险。也不可能每天送他。
血的教训未让现实改观，除了让孩子每天挤在人满为患的“校车”里，高某别无选择。
在高某等家长通过网络向政府发出的“呼吁”中，除了建议由政府出资采购规范校车，聘用有资质的驾驶员外，还建议：回归分散办学模式，村村都有中小学，若重新启用，是否可避免因集中办学而导致的学生安全问题？
在道路条件危机四伏的中国农村，中小学生要爬上私人运营的“校车”，这本身就是怪现状。在2001年村里教学点未取消之前，家长不用为孩子上学的安全问题那么头疼。
“在潭沟村有一所小学若能启用，就不用为坐车担心。”高阳的爷爷经历村中小学几度变迁，他纳闷：村里小学也很漂亮，为啥没用？
2010年“10?28”后，湖北一家媒体注意到潭沟村“原本有村属小学”，而这小学多年前就废弃，如今承包给人做服装厂。
多家媒体发现，在湖北潜江市等农村，类似现象并非只在潭沟村存在，很多村原本都有村小，但在本世纪初“撤点并校”大潮中被废弃，有的做砖厂，有的租给农民种菜养猪，有的成荒舍。
学校就在家门口，上学却在10里外
潭沟村小学的撤并，经历两段历史。约10年前彻底废掉后，孩子们就开始奔波于约5公里的镇村之间。
由于潭沟村民生活水平不高，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守儿童多，多由爷爷奶奶带。留守儿童估计有100人。因家长无力接送，适龄儿童只能雇请“校车”。
20世纪90年代“普九”潮中，为响应“村村办小学”，村里曾盖过一所小学，后因计划生育等原因，村里适龄儿童减少，小学被废弃一度用来养猪。此后潭沟村又与邻近秀河村、农科村合办新建起一所小学。约10年前又遭“大撤村小”，新建小学再度废弃，学生被并到新老镇上统一就读。
当时，撤点并校是整合教育资源，乃大势所趋，形势所迫。每村五六十个学生，须办6个班，每年级至少一个。而每班至少配两名老师，每村12名老师，师资力量跟不上，影响教学质量。
村小撤并也造成新的上学困难，很多学生每天要往返几公里上学、放学。学校没条件搞寄宿制。目前也只有这类“校车”能解决问题。
上学远、上学难，并非老新小学独有。在湖北宜昌市长阳县，大量村小躺在深山中“睡大觉”。学校在家门口，上学却在10里外。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普九”中，长阳县5年兴建76所“希望小学”，后来只剩18所；“普九达标”时全县513所小学，经“裁撤并”后不足100所。
生源锐减，是长阳县撤并小学的主因。据统计，1998年长阳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79141人，2008年为42799人。除计划生育导致低生育率外，生源流失另一原因是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部分儿童随父母到城里就学。
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应“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农村小学和教学点“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防止‘因布局调整造成学生辍学’”。
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负责人杨贵平指出，《决定》公布后，我国农村开始逐年撤点并校。许多地方在执行“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时，重点在“撤点并校”，而忽略“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的要求，也不重视“保留必要的教学点，防止因布局调整造成学生辍学”。
2002年和2003年，国务院和财政部分别下达《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和《中小学布局调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进一步推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据统计，中国农村小学1997年为51万余所，到2009年锐减至23万余所，减幅达54.9％。
撤点并校在一些山大人稀的贫困地区力度最大，政策实施者甚至将撤除偏远小学、集中办学看成是教育现代化的表现，也出现了农村孩子上学难的问题：给孩子不便，给家长负担，和往返长路途的安全风险。
“上学远、上学难”
一位学者曾统计近5年媒体报道的74起校车安全事故，发现在死亡人数中74％是农村学生，流动人口的小孩、农村留守儿童占很大比重。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袁桂林认为，除校车不达标、司机素质低、超载等原因之外，校车事故迭出背后，是校车运营混乱、监管不力和校车立法空白的制度缺位。深层原因是农村撤点并校所导致的“上学远”。
广州教育工作者郭为立以湖北各地农村中小学布局为研究对象，调查报告指出：当前农村中小学存在上学路远、班级规模大、寄宿制学校数量不足等问题。农村学龄人口减少、地方官员追求政绩、专项经费投入不足是主因。
很多地方并没考虑当地学龄人口状况和地理环境等问题，盲目撤减农村中小学和教学点，使上学路程变远。在湖北英山县和长阳县等一些偏远山区，上学远已成为上学难的主因。
上学远也加重家庭经济负担。如湖北石首市桃花镇初级中学为解决学生上学远问题，采用包车接送的方式，六七个小孩一辆面包车，费用由家长承担。
学生在学校寄宿，也直接增加家庭开支，如住宿费、生活费和交通费等。实行寄宿制也加重教师负担。老师不仅要完成教学任务，还要管理寄宿生日常起居。如湖北钟祥市东桥镇黄集小学有90％的学生寄宿，学校每位教师除上课外要负责80多名学生的生活管理，低年级教师晚上要陪寝。
安全隐患是最突出的问题。许多地方为农村中小学生服务的接送车，是报废车辆或无牌摩托车，安全问题让人提心吊胆。偏远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被盲目撤并，也造成新的学生辍学、失学和上学难。
等待“新校车”：担忧和难题
郭为立认为，学校应靠近学生居住点，在农村地区，多年级同班上学和只有一间教室的小学是必要的。依据当地情况，综合学生、家长和教师的意见，在偏僻地区适当设规模较小的小学和教学点，以满足学生就近入学需求。
老新小学副校长陈友武却觉得当前最务实的是成立校车公司。2011年9月，潜江市推行校车新改，投放约300辆新型校车，组建潜江市校车服务公司，承担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和幼儿上学的接送业务。首批20辆新型校车已运行，每辆车核载28人，统一买保险，随车配乘务员。今年暑假，老新小学也将迎来11辆新校车。
校车之变能否杜绝校车之祸？车在路上跑，就有安全隐患，但新校车杜绝超载，抵御一般事故的能力会比现在的面包车强。
新校车是许多家长的等待。但家长担心校车搞公司化经营，成本高，会加重他们的负担。
部分面包车司机对新校车的到来并不抱乐观态度，“新校车块头大，农村小路多，学生又住得分散，面包车灵活，新校车接送得过来吗？或进不了村，要让学生到大马路上去等？”
新校车会不会撞上新难题？这不是王绪清等司机们考虑的。他们将何去何从才是他们的问题。
（实习生肖细玲为本文作出贡献）
依旧超载的“校车”
这是湖北潜江市老新镇唯一的小学——老新小学。
2011年12月16日16时，校门在放学铃响后准时开启，王绪清驾驶9座面包车驶进校园，很快被一片喧嚷童声所包围。
开进校园的还有六七辆“校车”——几乎是清一色微型面包，司机们也和王绪清一样，多是孩子家长雇请的私家车主。
面包车一字排开，孩子们排队，依次钻进车内。王绪清关上车门，车里的孩子是：21人。
“最少要装一二十人，多时装30多人。”司机们并不隐讳。
王绪清的9座长安面包车，要承担68个学生的接送，接送分别跑3趟。小小的汽车，每次都是“巨无霸”—相比于街头疾驰而过的空空的或坐着一个两个岸然的官员的，黑色或白色的公务小汽车而言。
这个学校有20个班1200多人，生源半径约3000米，覆盖周边十几个村，住最远的学生，离学校10公里左右。学生中近一半，约600名是由这些私人“校车”承担运送。这类车有11辆，多为7到9座面包。
11辆面包车承担约600名学生的接送，不超载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数据显示，全国目前有28万多辆实际运行的“校车”，只有3万多辆是超载不严重的合格校车，剩下近90%存在超载问题的不规范校车。超载成农村“校车”普遍现象。
这是“平安校园”围墙之外，对中国的适龄上学儿童最大的杀手之一。2011年之前的血色悲剧和举国公民的哀伤，已经不需要为此作出任何的注脚。
一年多前，老新小学曾发生一起和“校车”超载有关的车祸，当时在湖北乃及全国都引为关注：2010年10月28日清晨，一辆核载7座、实际装载23名小学生的“校车”，在送学生上学途中与一辆运沙货车相撞，12名学生不同程度受伤。
事故过去一年多，老新小学现实背后的现实，依然依旧。
整改“回到原点”
“10·28”事故后，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曾一度要求，“校车”严格按核载数运送学生。每辆“校车”每趟运6到8名学生，晚上11点多才运完，这招致家长们“群体声讨”：孩子回家太晚，更不安全。
整改无疾而终，又回到原点：一辆面包车又塞了一二十个学生。
为何超载成农村“校车”普遍现象？是因为家长和学校只能靠分摊交通费等才能勉强支付“撤点并校”后新增的教育成本。
所谓“撤点并校”，“点”指村里只有小学1到3年级的“教学点”，也叫“初级小学”；“校”指小学1到5或6年级的“完全小学”。撤校后，如贵州黔东南州山区的一个苗族县的学生坐运营车上学，每天要20多元；湖南新邵山区县大新乡袁家岭村的学生坐小面包车，一天也要30元。
从2001年起，“两免一补”政策在农村教育中逐步实施，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负责人杨贵平却发现——“两免一补”后，很多农村家庭的教育费不减反增，只因撤点并校。撤校后，费用比就近上学高5至10倍，有些农村父母迁居在中心校附近照顾孩子，又加重家庭生计，杨贵平上访的每个有孩子上学的农民家庭因此举家欠债。
学校靠国家财政吃饭，自身无力购置校车。家长和学校在经济上都捉襟见肘，校车超载摊薄成本成为必然。
王绪清等司机们给记者算账：若不超载，每辆车每次接送分别跑3趟，最多接20多个学生，每人按远近每学期收费350元至400元不等，每学期以100天计，每天毛收入不足90元，加上至少100块油钱和修车等费用，还倒贴钱。
超载俨然成了“校车”生存的必须条件。即便每辆车载约50名学生，司机们仍抱怨：每年净收入一万多，还赶不上打工的。
郭孝清是老新小学二年级7岁学生郭X的父亲，他认为司机们抱怨的情况属实。他家离校约5公里，离家最近就是位于潜江市老新镇的这所小学，平时是“校车”接送，但周末有空，就亲自接孩子。
离老新小学同样约5公里之外，家住潜江市新老镇潭沟村的高某仍为每天往返的路途提心吊胆—他8岁儿子高阳，是2010年校车事故中受伤最严重的学生之一。
别无选择：危险的上学之路
2011年春天，勉强能行走的小高阳复学。交通工具仍是7座小面包，2010年每学期340元，2011年涨到450元。司机还是家长们雇请的本地车、本地人。
“车上照样挤了二三十人，每天来回跑两三趟，为赶时间，车速很快。”担心孩子再出事，高某曾向学校和政府反映：“小孩每天冒着生命危险上学”。这话传到面包车司机那儿，“司机对我意见很大，说你冒着生命危险，干脆不要坐，自己送孩子上学。”这让高某很无奈，若每天用摩托车送孩子也危险。也不可能每天送他。
血的教训未让现实改观，除了让孩子每天挤在人满为患的“校车”里，高某别无选择。
在高某等家长通过网络向政府发出的“呼吁”中，除了建议由政府出资采购规范校车，聘用有资质的驾驶员外，还建议：回归分散办学模式，村村都有中小学，若重新启用，是否可避免因集中办学而导致的学生安全问题？
在道路条件危机四伏的中国农村，中小学生要爬上私人运营的“校车”，这本身就是怪现状。在2001年村里教学点未取消之前，家长不用为孩子上学的安全问题那么头疼。
“在潭沟村有一所小学若能启用，就不用为坐车担心。”高阳的爷爷经历村中小学几度变迁，他纳闷：村里小学也很漂亮，为啥没用？
2010年“10?28”后，湖北一家媒体注意到潭沟村“原本有村属小学”，而这小学多年前就废弃，如今承包给人做服装厂。
多家媒体发现，在湖北潜江市等农村，类似现象并非只在潭沟村存在，很多村原本都有村小，但在本世纪初“撤点并校”大潮中被废弃，有的做砖厂，有的租给农民种菜养猪，有的成荒舍。
学校就在家门口，上学却在10里外
潭沟村小学的撤并，经历两段历史。约10年前彻底废掉后，孩子们就开始奔波于约5公里的镇村之间。
由于潭沟村民生活水平不高，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守儿童多，多由爷爷奶奶带。留守儿童估计有100人。因家长无力接送，适龄儿童只能雇请“校车”。
20世纪90年代“普九”潮中，为响应“村村办小学”，村里曾盖过一所小学，后因计划生育等原因，村里适龄儿童减少，小学被废弃一度用来养猪。此后潭沟村又与邻近秀河村、农科村合办新建起一所小学。约10年前又遭“大撤村小”，新建小学再度废弃，学生被并到新老镇上统一就读。
当时，撤点并校是整合教育资源，乃大势所趋，形势所迫。每村五六十个学生，须办6个班，每年级至少一个。而每班至少配两名老师，每村12名老师，师资力量跟不上，影响教学质量。
村小撤并也造成新的上学困难，很多学生每天要往返几公里上学、放学。学校没条件搞寄宿制。目前也只有这类“校车”能解决问题。
上学远、上学难，并非老新小学独有。在湖北宜昌市长阳县，大量村小躺在深山中“睡大觉”。学校在家门口，上学却在10里外。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普九”中，长阳县5年兴建76所“希望小学”，后来只剩18所；“普九达标”时全县513所小学，经“裁撤并”后不足100所。
生源锐减，是长阳县撤并小学的主因。据统计，1998年长阳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79141人，2008年为42799人。除计划生育导致低生育率外，生源流失另一原因是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部分儿童随父母到城里就学。
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应“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农村小学和教学点“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防止‘因布局调整造成学生辍学’”。
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负责人杨贵平指出，《决定》公布后，我国农村开始逐年撤点并校。许多地方在执行“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时，重点在“撤点并校”，而忽略“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的要求，也不重视“保留必要的教学点，防止因布局调整造成学生辍学”。
2002年和2003年，国务院和财政部分别下达《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和《中小学布局调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进一步推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据统计，中国农村小学1997年为51万余所，到2009年锐减至23万余所，减幅达54.9％。
撤点并校在一些山大人稀的贫困地区力度最大，政策实施者甚至将撤除偏远小学、集中办学看成是教育现代化的表现，也出现了农村孩子上学难的问题：给孩子不便，给家长负担，和往返长路途的安全风险。
“上学远、上学难”
一位学者曾统计近5年媒体报道的74起校车安全事故，发现在死亡人数中74％是农村学生，流动人口的小孩、农村留守儿童占很大比重。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袁桂林认为，除校车不达标、司机素质低、超载等原因之外，校车事故迭出背后，是校车运营混乱、监管不力和校车立法空白的制度缺位。深层原因是农村撤点并校所导致的“上学远”。
广州教育工作者郭为立以湖北各地农村中小学布局为研究对象，调查报告指出：当前农村中小学存在上学路远、班级规模大、寄宿制学校数量不足等问题。农村学龄人口减少、地方官员追求政绩、专项经费投入不足是主因。
很多地方并没考虑当地学龄人口状况和地理环境等问题，盲目撤减农村中小学和教学点，使上学路程变远。在湖北英山县和长阳县等一些偏远山区，上学远已成为上学难的主因。
上学远也加重家庭经济负担。如湖北石首市桃花镇初级中学为解决学生上学远问题，采用包车接送的方式，六七个小孩一辆面包车，费用由家长承担。
学生在学校寄宿，也直接增加家庭开支，如住宿费、生活费和交通费等。实行寄宿制也加重教师负担。老师不仅要完成教学任务，还要管理寄宿生日常起居。如湖北钟祥市东桥镇黄集小学有90％的学生寄宿，学校每位教师除上课外要负责80多名学生的生活管理，低年级教师晚上要陪寝。
安全隐患是最突出的问题。许多地方为农村中小学生服务的接送车，是报废车辆或无牌摩托车，安全问题让人提心吊胆。偏远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被盲目撤并，也造成新的学生辍学、失学和上学难。
等待“新校车”：担忧和难题
郭为立认为，学校应靠近学生居住点，在农村地区，多年级同班上学和只有一间教室的小学是必要的。依据当地情况，综合学生、家长和教师的意见，在偏僻地区适当设规模较小的小学和教学点，以满足学生就近入学需求。
老新小学副校长陈友武却觉得当前最务实的是成立校车公司。2011年9月，潜江市推行校车新改，投放约300辆新型校车，组建潜江市校车服务公司，承担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和幼儿上学的接送业务。首批20辆新型校车已运行，每辆车核载28人，统一买保险，随车配乘务员。今年暑假，老新小学也将迎来11辆新校车。
校车之变能否杜绝校车之祸？车在路上跑，就有安全隐患，但新校车杜绝超载，抵御一般事故的能力会比现在的面包车强。
新校车是许多家长的等待。但家长担心校车搞公司化经营，成本高，会加重他们的负担。
部分面包车司机对新校车的到来并不抱乐观态度，“新校车块头大，农村小路多，学生又住得分散，面包车灵活，新校车接送得过来吗？或进不了村，要让学生到大马路上去等？”
新校车会不会撞上新难题？这不是王绪清等司机们考虑的。他们将何去何从才是他们的问题。
（实习生肖细玲为本文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