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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代艺术史早期常常出现的 “斗兽”图式不仅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而且流布甚广，影响深远。它体现出崇尚强力和雄健奔放的美学特征，并反映出古人渴望“制衡”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的自然观，在某些时代，精彩的斗兽图式也被融入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高明外交策略之中，成为强大军力的可视化象征。
关键词：斗兽图式；文化意蕴；征战如猎；血浆美学
中图分类号：J110.92； J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5.02.008
在世界古代艺术史的长河中有许多表现人兽相搏或是猛兽扑食题材的作品，研究者按照图像学的分类法将之称为“斗兽”图式，这种独特题材穿越民族和地域的限制而成为许多古代民族共有的选择，自文艺复兴以来逐渐形成的“关注人本身的命运”的艺术研究理念的强势主导下，“斗兽”图式显得边缘化而未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尽管如此，其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却不容忽视。为何古代艺术家对此题材如此钟爱以至使其流布甚广？它强大的生命力究竟来自哪里？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对这一图式及其产生的环境进行解读，并探究其背后的文化艺术奥秘和它尚未被发现的价值。
一、“斗兽”图式的风格流变
可考的“斗兽”图式最早出现于两河流域，在苏美尔人的大城乌尔（约公元2000年以前）的王陵中发掘的著名古物：牛头竖琴。在琴身正面贝壳镶嵌画的第一帧上，表现了一个长髯的男子用强壮的胳膊紧扼住两头牛首人身的怪物，据猜测，这可能是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的片段，画中人就是大英雄吉尔伽美什[1]。这种“人扼双兽”的图像曾在一个无法考证的年代漂洋过海，影响远至亚平宁半岛的埃特鲁斯坎人的艺术样式，发掘于其墓穴中的琥珀饰件中就出现了“人扼双狮”和“人扼双兔”的衍生构图[2]。
其后的中亚霸主亚述人把“斗兽”题材发挥到一个无法逾越的高峰，在亚述末代帝王亚述巴尼拔的宫殿的石质墙裙中，充斥着十分逼真生动的猎狮画面，这种“猎狮”图式应当是“斗兽”图式体系中最有影响力的分支[3]。
波斯人在新的王宫建设热潮中再次启用了“斗兽”图式，在大流士兴建的波斯波利斯王宫的几处宫门两侧都分布着对称的虎食牛的图像，较之于亚述艺术的“斗兽”，波斯艺术显得圆熟有余，灵动不足。其后还有两个国际化帝国：马其顿和罗马，都使用过“斗兽”图式，但风格柔弱，代表作品是发掘于西顿的亚历山大的石棺上的“猎狮”雕刻和庞贝古城的“猛虎扑食白牛”的马赛克镶嵌画[4]。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远东地区的民族曾发展出极为不同的“斗兽”图式，在印度18、19世纪的细密画中可以看见猎虎的题材，而在中国至少有三个时代和地区出现过“斗兽”图式，比如商朝的青铜虎噬人卣、云贵地区的战国时期青铜贮贝器及汉代鄂尔多斯地区的青铜饰件，对这些图式进行考察，并对比于西方同类作品，可以揭示东西方交流的深度及广度。
为方便研究和比较，现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明地区“斗兽”图式的代表作品的主要信息列表如下：
二、“斗兽”图式的文化意蕴
在自然界，狮和虎统治着食物链的顶端，并因为食物和领土和人类发生冲突，在人类艰辛地和自然对抗而取得生存权利的同时，狮、虎这些力大无穷而又凶狠嗜杀的猛兽被当作强大而又反复无常的自然力的象征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有趣的是，古人也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要绝对地战胜自然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最好的解决之道是和自然保持在势均力敌的平衡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在前文提及的苏美尔人的牛头竖琴的贝壳镶嵌画中，英雄和牛怪的面部都浮现着神秘的微笑的原因了，这种肉体的紧张对应着表情的放松，微妙地传达了古代苏美尔人对于自然界的态度是制衡而非对抗的[5]。
在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中，人牛相斗的壁画也印证了该观念，这幅由19世纪英国考古学家埃文斯爵士复原的“斗牛”题材壁画很不寻常，人和牛似乎正在相对快速冲刺，根据推测，这是古代克里特人的一种竞技项目，其程序是人向奔牛快速跑去，在接近牛的一刹那，运动员扳住牛角，凌空一跃，落下时稳坐在牛背上。这组动作的完成是极其困难的，需要在精力高度集中的状态下完美的结合运动时的爆发力和速度。读者也可以推想出，这组动作即使失败，牛也不会受到身体的损伤，这种动作的设计理念也在暗示人类需要智慧地驾驭自然，如果失败，人类将自食其果，而大自然本身却不会减损什么[6]。
即使是在大量体现杀戮主题的亚述艺术中，也有特例显示了人类对于猛兽食人事件的宽容和敬畏。在亚述巴尼拔的宫殿中曾挖掘出一小块精美的象牙饰片，上面雕镂了一只母狮正咬住一个黑人颈部的景象。奇怪的是亚述艺术家没有渲染事件的血腥悲惨，反而把杀人的母狮刻画得如同温柔的大猫，而黑人似乎正陷入沉迷，毫无临终的痛苦挣扎。这不像是一次杀戮，反而更接近“超度”这一佛教概念，亡者的灵魂正通过母狮之口被宁静地引向另一个世界，这似乎并非一件悲伤之事。野兽不仅是自然力的象征，更成为连接生死之间的使者而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7]。
三、“斗兽”图式的美学特征
（一）对于运动感的追求
热爱战争，崇尚武力的亚述民族常雇佣被征服民族的工匠为其制作宏伟的建筑和精美的艺术品，“斗兽”题材成为弘扬好战精神的不二之选，我们考察“斗兽”图式的美学特点也是基于亚述人所创造的艺术作品的[8]。在亚述巴尼拔的石质浮雕护墙板上，猎狮的内容占据了三分之二强。和以往的两河地区艺术不同，亚述人不追求宁静、克制和淳朴的美学传统，也没有太多的考虑动荡的构图对于砌体建筑基部的结构逻辑的扰乱，恰恰相反，他们希望自己的艺术充满动感、力度和瞬息万变的变化，这种运动感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不稳定的构图。猎狮题材浮雕护墙石板基本采用三角形构图和平行线分割构图两种构图方式。三角形构图往往被认为是最为稳定和保险的样式，但是亚述人创造的三角形却是由两条与地面呈45度交角相向轴线形成，这一轴线其实就是跃起的雄师和负人的战马，狮爪和马蹄紧蹬地面，形成三角形的两个底角，而顶角则是国王的长矛插入狮嘴的节点，不得不说这个三角形是极度稳定又一触即溃的激烈瞬间，充满了动势和力感。平行线分割构图是埃及人的发明，亚述人用其表现一组倒地受伤的狮群，这种呈上中下横列的构图因为不符合透视而显得幼稚，但却使画面充满激烈的动感。 二是线性运动路线。在斗兽图式中追求运动感的现象不独存在于亚述艺术中，在文艺复兴末期和17世纪的巴洛克艺术中都存在激烈的动感追求，但是巴洛克作品中运动的物象呈现扭曲、缠绕的螺旋式升腾意象，有如旋风或藤蔓，运动路径复杂但力道不足，相比之下，亚述浮雕中无论人物和动物的运动方式都是简单的，多为相对冲刺或是同方向追赶，其路径往往平铺在二维平面上，形成画面中多条笔直的动线，这种动线多由绷直如箭的狮子构成，有时甚至是狮身上密集的同方向箭簇构成，伴有小幅度的重叠或是相交，显得纯粹有力，一目了然。
（二）对于戏剧性的追求
亚述宫殿连绵不断的宫墙使猎狮题材可以有极为完整的描述，并提供了一个较为充裕的观赏过程，这是戏剧性追求的前提。根据研究，可将其戏剧性表现手法细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完整的时间序列。亚述巴尼拔王宫平面约为正方形，在每一个边上都分布着巨大的扶壁状门楼，形成了锯齿状的外廓，和平坦的墙面形成明暗交替起伏的视觉效果，在这张已经铺上明确基调的“画布”上，艺术家把猎狮的程序——出猎、围猎、射狮、狮死等完善而清晰地表达出来，仿佛一场完整的电影，在位于门道及邻近区域安排最为精彩的“射猎”场面。每一块石板描绘的场景都衔接前后，又具有独立意义。因此注重体系化和序列化乃是亚述艺术的重要理念。
2.刺激的视觉效果。亚述艺术家是善于述说故事的好手，他们首先展示了浮雕石板中你死我活的猎杀并不是一对一的公平竞争，而是数只猛狮扑向国王，强弱对比显著，但武艺高强的国王轻松扭转战局，他拈弓搭箭，百发百中，负伤之狮或被驭马踩踏，或是继续反扑。在这里精确的细节让人咋舌，有些箭头洞穿狮鼻、狮腹，显示了极为精确的解剖学知识，这种对于外伤的解剖学意义的关注，和荷马的《伊利昂纪》对于战争中战士所受创伤的描写一脉相承，显示出艺术家企图以细节刻画的精确性证实画面的真实性。
艺术家还发明了鲜血的表现方法，狮子的外伤处喷出的血浆用阴刻小竖杠密集排列为伞状，让人联想起后现代著名电影《杀死比尔》中女主角手持倭刀疯狂复仇，刀锋掠过之处鲜血横飞的“血浆美学”。由此可见，对于亚述艺术刺激视觉效果的追求带有鲜明的电影美学特色。
3.悲剧性的渲染。亚述艺术描绘了一个英雄的世界，作为战胜者的国王固然是英雄，但战败的雄狮们同样是英雄。“悲剧的意义在于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此语对于“猎狮图”而言的确十分中肯，因为艺术家兴趣的重点恰恰在于雄狮之失败，而不是国王之胜利。作为失败者的狮子并不甘心，有一只母狮下身中箭，后腿已然瘫痪，但她用粗壮的前腿支撑身体，昂首悲鸣；又有一只雄狮中箭后痛苦地蹲坐于地，颊部凹陷，似乎陷入一阵可怕的气喘和痉挛之中，死亡的气息弥漫于画面之中。这两件作品因其逼人的悲剧气息而被认为是古代艺术中难以被超越的动物题材作品。
四、“斗兽”图式的传播学价值
（一）“强强对决”的传播策略
在亚述之前，两河地区的传播学技巧来自埃及。埃及对于法老征服战争的图式化表达往往是固定的：魁梧的法老手持权杖或用刀剑攻击身高不足法老身高1/4的敌人，他们瘫坐在法老面前，宛如蠕虫，这种夸张的手法虽然清晰地传达了我强敌弱的信息，但是对比的悬殊、轻松的胜利难以张扬战胜后激扬的喜悦，这种模式更多地基于战胜者的自我中心主义，运用于政治宣传则显得粗糙幼稚。
亚述作为两河流域新兴的军事强国，他们不仅通晓军事，更懂得通过外交及宣传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为此他们曾把战败的敌酋囚禁在挂于城门之上的牢笼之内，使其陷于疯狂，以此警示其周边民族。由此可以看出，亚述人对于根植于人心中的恐惧心理有深入的了解并善于挖掘，再用之于他们的“恐怖宣传”。他们发现埃及式宣传的漏洞在于过分贬低了敌人的力量而显得主观和不可信。针对这种现象，他们设计出“更强战胜较强”模式来替代埃及毫无悬念的“强弱对决”模式，这使得他们改进了“斗兽”这种古老图式，使其更为火爆和震撼人心，传统的“单打独斗”变成为国王一人轻松打败狮群的画面，狮群及其疯狂和凶猛，而不是法老遇见的如同蠕虫般的敌人，这使亚述国王的胜利显得更有价值，同时国王的身先士卒和临危不惧给人以深刻印象，“强者”这一宣传主题得以清晰传达。
（二）“征战如猎”的侧面表达
埃及人、罗马人都喜爱在纪念性建筑上镌刻战争得胜的图像以示后人，著名的案例有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卢克索大神庙内由拉美西斯二世授意制作的“卡叠石之役”，以及罗马皇帝图拉真用于纪念对于达西亚人的征服的图拉真纪功柱。但是善于征战的亚述却没有直接在墙面石板上表现一次真实的战争，其原因在于用图像表现千军万马不仅具有极大的复杂性，也容易陷入语焉不详的困境。亚述艺术家把“打仗”这一严肃主题变成游戏一般的“打猎”，首先轻松消解了战争题材的枯燥感和复杂性；其次避开了人们对于战争性质进行争议的敏感话题；再者，“狩猎的胜利”自然地引发“战争的胜利”的联想，完成了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既显示了侧面宣传的客观性，又体现了含蓄的艺术美感。
（三）“视觉延续”的传播载体
古代希腊地区普遍把雕塑置于建筑的高处，因为精雕细刻会影响结构的坚实感，从而破坏其建筑的结构逻辑，与此相反，亚述艺术家和建筑师有意识地把题材相同、画面相似的斗兽浮雕安排在宫殿的墙基，充当护墙板，其高度和人的身高仿佛，观赏者（多为各国使臣）沿墙行进就可以获得最佳的观测视角，由此可以看出“猎狮”浮雕的训诫意识多过其欣赏意义。
在观赏途中，猎狮图连绵不绝，充塞眼帘，狮群的跳跃奔跑使有限的墙体看起来比实际更长。这种传播图像的分布样式与现代都市中的道路广告十分相似，其主要是使用行走的方式串联起零碎的传播信息，最终在大脑中通过“格式塔”原理将其重组，整合成完整的概念，研究者将这种方式称之为“视觉延续”法则。
五、结 语
“斗兽”图式有可能成为艺术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通过对它的研究，人们可以将社会学、民俗学和宗教学的许多重要概念串联起来，从而发现早期人类历史中许多不为人知的片段，同时研究者希望通过对“斗兽”图式的聚焦引起人们对动物命运的关注，并重新审视在人类进化史中动物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与人类命运与共的重要意义。同时，对这些资料的钩沉对于今天的世界构建物种多样化的自然环境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斯威布.希腊神话和传说[M].楚图南，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38-39.
[2]保罗·卡特里奇.剑桥插图古希腊史[M].郭小凌，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267.
[3]马文·特拉亨博格.西方建筑史[M].傅景川，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63.
[4]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M].席代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79-113.
[5]丹纳.艺术哲学[M].傅 雷，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386-394.
[6]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78-79.
[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00-310.
[8]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M].李 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20-122.
（责任编辑 文 格）
关键词：斗兽图式；文化意蕴；征战如猎；血浆美学
中图分类号：J110.92； J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5.02.008
在世界古代艺术史的长河中有许多表现人兽相搏或是猛兽扑食题材的作品，研究者按照图像学的分类法将之称为“斗兽”图式，这种独特题材穿越民族和地域的限制而成为许多古代民族共有的选择，自文艺复兴以来逐渐形成的“关注人本身的命运”的艺术研究理念的强势主导下，“斗兽”图式显得边缘化而未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尽管如此，其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却不容忽视。为何古代艺术家对此题材如此钟爱以至使其流布甚广？它强大的生命力究竟来自哪里？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对这一图式及其产生的环境进行解读，并探究其背后的文化艺术奥秘和它尚未被发现的价值。
一、“斗兽”图式的风格流变
可考的“斗兽”图式最早出现于两河流域，在苏美尔人的大城乌尔（约公元2000年以前）的王陵中发掘的著名古物：牛头竖琴。在琴身正面贝壳镶嵌画的第一帧上，表现了一个长髯的男子用强壮的胳膊紧扼住两头牛首人身的怪物，据猜测，这可能是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的片段，画中人就是大英雄吉尔伽美什[1]。这种“人扼双兽”的图像曾在一个无法考证的年代漂洋过海，影响远至亚平宁半岛的埃特鲁斯坎人的艺术样式，发掘于其墓穴中的琥珀饰件中就出现了“人扼双狮”和“人扼双兔”的衍生构图[2]。
其后的中亚霸主亚述人把“斗兽”题材发挥到一个无法逾越的高峰，在亚述末代帝王亚述巴尼拔的宫殿的石质墙裙中，充斥着十分逼真生动的猎狮画面，这种“猎狮”图式应当是“斗兽”图式体系中最有影响力的分支[3]。
波斯人在新的王宫建设热潮中再次启用了“斗兽”图式，在大流士兴建的波斯波利斯王宫的几处宫门两侧都分布着对称的虎食牛的图像，较之于亚述艺术的“斗兽”，波斯艺术显得圆熟有余，灵动不足。其后还有两个国际化帝国：马其顿和罗马，都使用过“斗兽”图式，但风格柔弱，代表作品是发掘于西顿的亚历山大的石棺上的“猎狮”雕刻和庞贝古城的“猛虎扑食白牛”的马赛克镶嵌画[4]。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远东地区的民族曾发展出极为不同的“斗兽”图式，在印度18、19世纪的细密画中可以看见猎虎的题材，而在中国至少有三个时代和地区出现过“斗兽”图式，比如商朝的青铜虎噬人卣、云贵地区的战国时期青铜贮贝器及汉代鄂尔多斯地区的青铜饰件，对这些图式进行考察，并对比于西方同类作品，可以揭示东西方交流的深度及广度。
为方便研究和比较，现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明地区“斗兽”图式的代表作品的主要信息列表如下：
二、“斗兽”图式的文化意蕴
在自然界，狮和虎统治着食物链的顶端，并因为食物和领土和人类发生冲突，在人类艰辛地和自然对抗而取得生存权利的同时，狮、虎这些力大无穷而又凶狠嗜杀的猛兽被当作强大而又反复无常的自然力的象征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有趣的是，古人也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要绝对地战胜自然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最好的解决之道是和自然保持在势均力敌的平衡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在前文提及的苏美尔人的牛头竖琴的贝壳镶嵌画中，英雄和牛怪的面部都浮现着神秘的微笑的原因了，这种肉体的紧张对应着表情的放松，微妙地传达了古代苏美尔人对于自然界的态度是制衡而非对抗的[5]。
在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中，人牛相斗的壁画也印证了该观念，这幅由19世纪英国考古学家埃文斯爵士复原的“斗牛”题材壁画很不寻常，人和牛似乎正在相对快速冲刺，根据推测，这是古代克里特人的一种竞技项目，其程序是人向奔牛快速跑去，在接近牛的一刹那，运动员扳住牛角，凌空一跃，落下时稳坐在牛背上。这组动作的完成是极其困难的，需要在精力高度集中的状态下完美的结合运动时的爆发力和速度。读者也可以推想出，这组动作即使失败，牛也不会受到身体的损伤，这种动作的设计理念也在暗示人类需要智慧地驾驭自然，如果失败，人类将自食其果，而大自然本身却不会减损什么[6]。
即使是在大量体现杀戮主题的亚述艺术中，也有特例显示了人类对于猛兽食人事件的宽容和敬畏。在亚述巴尼拔的宫殿中曾挖掘出一小块精美的象牙饰片，上面雕镂了一只母狮正咬住一个黑人颈部的景象。奇怪的是亚述艺术家没有渲染事件的血腥悲惨，反而把杀人的母狮刻画得如同温柔的大猫，而黑人似乎正陷入沉迷，毫无临终的痛苦挣扎。这不像是一次杀戮，反而更接近“超度”这一佛教概念，亡者的灵魂正通过母狮之口被宁静地引向另一个世界，这似乎并非一件悲伤之事。野兽不仅是自然力的象征，更成为连接生死之间的使者而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7]。
三、“斗兽”图式的美学特征
（一）对于运动感的追求
热爱战争，崇尚武力的亚述民族常雇佣被征服民族的工匠为其制作宏伟的建筑和精美的艺术品，“斗兽”题材成为弘扬好战精神的不二之选，我们考察“斗兽”图式的美学特点也是基于亚述人所创造的艺术作品的[8]。在亚述巴尼拔的石质浮雕护墙板上，猎狮的内容占据了三分之二强。和以往的两河地区艺术不同，亚述人不追求宁静、克制和淳朴的美学传统，也没有太多的考虑动荡的构图对于砌体建筑基部的结构逻辑的扰乱，恰恰相反，他们希望自己的艺术充满动感、力度和瞬息万变的变化，这种运动感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不稳定的构图。猎狮题材浮雕护墙石板基本采用三角形构图和平行线分割构图两种构图方式。三角形构图往往被认为是最为稳定和保险的样式，但是亚述人创造的三角形却是由两条与地面呈45度交角相向轴线形成，这一轴线其实就是跃起的雄师和负人的战马，狮爪和马蹄紧蹬地面，形成三角形的两个底角，而顶角则是国王的长矛插入狮嘴的节点，不得不说这个三角形是极度稳定又一触即溃的激烈瞬间，充满了动势和力感。平行线分割构图是埃及人的发明，亚述人用其表现一组倒地受伤的狮群，这种呈上中下横列的构图因为不符合透视而显得幼稚，但却使画面充满激烈的动感。 二是线性运动路线。在斗兽图式中追求运动感的现象不独存在于亚述艺术中，在文艺复兴末期和17世纪的巴洛克艺术中都存在激烈的动感追求，但是巴洛克作品中运动的物象呈现扭曲、缠绕的螺旋式升腾意象，有如旋风或藤蔓，运动路径复杂但力道不足，相比之下，亚述浮雕中无论人物和动物的运动方式都是简单的，多为相对冲刺或是同方向追赶，其路径往往平铺在二维平面上，形成画面中多条笔直的动线，这种动线多由绷直如箭的狮子构成，有时甚至是狮身上密集的同方向箭簇构成，伴有小幅度的重叠或是相交，显得纯粹有力，一目了然。
（二）对于戏剧性的追求
亚述宫殿连绵不断的宫墙使猎狮题材可以有极为完整的描述，并提供了一个较为充裕的观赏过程，这是戏剧性追求的前提。根据研究，可将其戏剧性表现手法细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完整的时间序列。亚述巴尼拔王宫平面约为正方形，在每一个边上都分布着巨大的扶壁状门楼，形成了锯齿状的外廓，和平坦的墙面形成明暗交替起伏的视觉效果，在这张已经铺上明确基调的“画布”上，艺术家把猎狮的程序——出猎、围猎、射狮、狮死等完善而清晰地表达出来，仿佛一场完整的电影，在位于门道及邻近区域安排最为精彩的“射猎”场面。每一块石板描绘的场景都衔接前后，又具有独立意义。因此注重体系化和序列化乃是亚述艺术的重要理念。
2.刺激的视觉效果。亚述艺术家是善于述说故事的好手，他们首先展示了浮雕石板中你死我活的猎杀并不是一对一的公平竞争，而是数只猛狮扑向国王，强弱对比显著，但武艺高强的国王轻松扭转战局，他拈弓搭箭，百发百中，负伤之狮或被驭马踩踏，或是继续反扑。在这里精确的细节让人咋舌，有些箭头洞穿狮鼻、狮腹，显示了极为精确的解剖学知识，这种对于外伤的解剖学意义的关注，和荷马的《伊利昂纪》对于战争中战士所受创伤的描写一脉相承，显示出艺术家企图以细节刻画的精确性证实画面的真实性。
艺术家还发明了鲜血的表现方法，狮子的外伤处喷出的血浆用阴刻小竖杠密集排列为伞状，让人联想起后现代著名电影《杀死比尔》中女主角手持倭刀疯狂复仇，刀锋掠过之处鲜血横飞的“血浆美学”。由此可见，对于亚述艺术刺激视觉效果的追求带有鲜明的电影美学特色。
3.悲剧性的渲染。亚述艺术描绘了一个英雄的世界，作为战胜者的国王固然是英雄，但战败的雄狮们同样是英雄。“悲剧的意义在于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此语对于“猎狮图”而言的确十分中肯，因为艺术家兴趣的重点恰恰在于雄狮之失败，而不是国王之胜利。作为失败者的狮子并不甘心，有一只母狮下身中箭，后腿已然瘫痪，但她用粗壮的前腿支撑身体，昂首悲鸣；又有一只雄狮中箭后痛苦地蹲坐于地，颊部凹陷，似乎陷入一阵可怕的气喘和痉挛之中，死亡的气息弥漫于画面之中。这两件作品因其逼人的悲剧气息而被认为是古代艺术中难以被超越的动物题材作品。
四、“斗兽”图式的传播学价值
（一）“强强对决”的传播策略
在亚述之前，两河地区的传播学技巧来自埃及。埃及对于法老征服战争的图式化表达往往是固定的：魁梧的法老手持权杖或用刀剑攻击身高不足法老身高1/4的敌人，他们瘫坐在法老面前，宛如蠕虫，这种夸张的手法虽然清晰地传达了我强敌弱的信息，但是对比的悬殊、轻松的胜利难以张扬战胜后激扬的喜悦，这种模式更多地基于战胜者的自我中心主义，运用于政治宣传则显得粗糙幼稚。
亚述作为两河流域新兴的军事强国，他们不仅通晓军事，更懂得通过外交及宣传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为此他们曾把战败的敌酋囚禁在挂于城门之上的牢笼之内，使其陷于疯狂，以此警示其周边民族。由此可以看出，亚述人对于根植于人心中的恐惧心理有深入的了解并善于挖掘，再用之于他们的“恐怖宣传”。他们发现埃及式宣传的漏洞在于过分贬低了敌人的力量而显得主观和不可信。针对这种现象，他们设计出“更强战胜较强”模式来替代埃及毫无悬念的“强弱对决”模式，这使得他们改进了“斗兽”这种古老图式，使其更为火爆和震撼人心，传统的“单打独斗”变成为国王一人轻松打败狮群的画面，狮群及其疯狂和凶猛，而不是法老遇见的如同蠕虫般的敌人，这使亚述国王的胜利显得更有价值，同时国王的身先士卒和临危不惧给人以深刻印象，“强者”这一宣传主题得以清晰传达。
（二）“征战如猎”的侧面表达
埃及人、罗马人都喜爱在纪念性建筑上镌刻战争得胜的图像以示后人，著名的案例有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卢克索大神庙内由拉美西斯二世授意制作的“卡叠石之役”，以及罗马皇帝图拉真用于纪念对于达西亚人的征服的图拉真纪功柱。但是善于征战的亚述却没有直接在墙面石板上表现一次真实的战争，其原因在于用图像表现千军万马不仅具有极大的复杂性，也容易陷入语焉不详的困境。亚述艺术家把“打仗”这一严肃主题变成游戏一般的“打猎”，首先轻松消解了战争题材的枯燥感和复杂性；其次避开了人们对于战争性质进行争议的敏感话题；再者，“狩猎的胜利”自然地引发“战争的胜利”的联想，完成了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既显示了侧面宣传的客观性，又体现了含蓄的艺术美感。
（三）“视觉延续”的传播载体
古代希腊地区普遍把雕塑置于建筑的高处，因为精雕细刻会影响结构的坚实感，从而破坏其建筑的结构逻辑，与此相反，亚述艺术家和建筑师有意识地把题材相同、画面相似的斗兽浮雕安排在宫殿的墙基，充当护墙板，其高度和人的身高仿佛，观赏者（多为各国使臣）沿墙行进就可以获得最佳的观测视角，由此可以看出“猎狮”浮雕的训诫意识多过其欣赏意义。
在观赏途中，猎狮图连绵不绝，充塞眼帘，狮群的跳跃奔跑使有限的墙体看起来比实际更长。这种传播图像的分布样式与现代都市中的道路广告十分相似，其主要是使用行走的方式串联起零碎的传播信息，最终在大脑中通过“格式塔”原理将其重组，整合成完整的概念，研究者将这种方式称之为“视觉延续”法则。
五、结 语
“斗兽”图式有可能成为艺术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通过对它的研究，人们可以将社会学、民俗学和宗教学的许多重要概念串联起来，从而发现早期人类历史中许多不为人知的片段，同时研究者希望通过对“斗兽”图式的聚焦引起人们对动物命运的关注，并重新审视在人类进化史中动物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与人类命运与共的重要意义。同时，对这些资料的钩沉对于今天的世界构建物种多样化的自然环境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斯威布.希腊神话和传说[M].楚图南，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38-39.
[2]保罗·卡特里奇.剑桥插图古希腊史[M].郭小凌，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267.
[3]马文·特拉亨博格.西方建筑史[M].傅景川，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63.
[4]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M].席代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79-113.
[5]丹纳.艺术哲学[M].傅 雷，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386-394.
[6]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78-79.
[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00-310.
[8]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M].李 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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