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经》里，有《所罗门雅歌》，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组精选的情歌，比如：“新郎：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中。新娘：我的爱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里；我欢欢喜喜坐在它的荫下，尝它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带我进入筵宴之所，他以爱为旗帜高高飘扬。”这些情歌随着宗教的传播而超越了宗教教义本身被人们四处传唱。在藏族人民的历史宗教领袖中，也有那么一位在成为了达赖喇嘛后，仍然专注地歌咏着情诗，并为此对自己的命运甚至是自己在西藏历史中的地位可能都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他是谁？六世达赖仓央嘉措。
　　前不久在去西藏布达拉宫参观时，听讲解时，说到六世达赖，介绍他曾专心写作情歌，由于现在每天参观布达拉宫限定二千六百人，参观的时间也限定一个多小时，关于六世达赖也就这一句话。虽如此，却在我心里挑起了一个灵感，为什么不把他的诗歌加以整理然后出版呢？研究家们为什么不对他的诗歌加以研究以确定他的古今中外诗歌史的地位呢？虽有如此想法，但由于行程匆匆，随即又放下了。到了日喀则，喜欢逛书店的我，在日喀则新华书店即将下班关门前一刻挤了进去，听说我是远道而来的人，店员虽然关了门，但破例让我在里面呆会儿，看有没有我需要的书。哎，在一个角落里，我看到了本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情歌及秘史》，看来决不仅仅是我一人有此念头，我在内心笑了笑自己，很愉快地买下了这本书。
　　此书既有曾跟随六世达赖的拉尊·阿旺多吉写的《仓央嘉措秘史》，也有今人写的六世达赖的简介，主体是上个世纪以来不同人翻译的仓央嘉措的情诗的不同版本，三十年代就翻译出版了五次，最早是于道泉先生于1930年翻译的,作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五｡新中国成立后翻译出版了五次,《人民文学》1956年曾专门刊登,著名翻译家周良沛曾和苏朗甲措合作翻译了情诗｡通过此书我们既可以了解六世达赖不凡而又悲酸的一生,又可以对他情诗的整体风貌有一个清晰的把握｡
　　仓央嘉措于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藏历阴水猪年)生在门隅,前一年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去世,于是他一出生即被认定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1697年9月仓央嘉措在浪卡子随五世班禅洛桑益西出家,10月25日,仓央嘉措在布达拉宫内的司西平措殿堂坐床｡五世达赖逝世十五年,执政桑结嘉措对朝廷秘而不报,自然所认定的转世灵童朝廷及康熙也无由知晓｡1697年康熙知道真相后,虽然很震怒,但出于大局,仍予以承认,仓央嘉措坐床时,仍钦派大臣参典并御赐珍物甚多｡前十五年仓央嘉措是在桑结嘉措的严密控制下长大的,坐床后,他又在桑结嘉措的严格监督下开始了学经活动｡仓央嘉措的经师除五世班禅外,还有慈陈达杰､格隆嘉木祥查巴及格列绛措｡桑结嘉措严令嘉木祥查巴根本经师等，督促六世达赖精进奋学。这种严令甚至达到了不通情理的地步。仓央嘉措有时想去散散步，经师们也尾随，恳求他继续坐下听经。仓央嘉措稍一脸露不从，经师们便苦苦哀求地说：“求求您坐下来听我讲经吧，不然，第司（指桑结嘉措）知道了，怪罪下来，我可担当不起啊。”当他坐下来继续听经，他们会高兴地给他叩头作揖。后来仓央嘉措对阿旺多吉回忆到此段经历时仍然不禁潸然泪下，一边用拳头猛击自己的头，一边说：“真没想到，人世间的高低贵贱、欢乐悲伤全都集中到了我一个人的头上。”在这种情况下，仓央嘉措被迫学了很多经典，每个经典他都要学三遍，第一遍先跟桑结嘉措学，然后再跟其他经师学，同时他还跟以热强巴查巴群为主的格西学习因明、诗歌和历算，在冬季还在雪地上学跳金则舞，他还是射箭高手。仓央嘉措虽然学非所愿，但毕竟从这些学习中获益非浅，史载仓央嘉措“博学并精通五明，医药及历算等著述颇多”，当然对仓央嘉措情歌的写作在知识上、技巧上也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十五岁前自由自在的生活毕竟给他的思想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种严格控制和逐渐感觉到的政治派别斗争的严酷也不能不让他产生苦闷。于是，白天，仓央嘉措乖乖地呆在宫中学习，夜晚，他则不堪寂寞，常常化名宕桑旺波潜游于酒肆、民家及拉萨街头，以至后来竟在布达拉宫“身穿绸缎便装，手戴戒指，头蓄长发，醉心歌舞游宴”，更有甚者，1702年，他竟在巡视日喀则时，向其经师班禅送回僧衣以示退戒。
　　此时的西藏是被在青海的拉藏汗以朝廷的名义代管。执政桑结嘉措与拉藏汗的矛盾越来越尖锐,1705年6月，拉藏汗设计杀了桑结嘉措。随之厄运也降临到仓央嘉措头上，拉藏汗斥责他行为不轨，继而召开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会议，企图贬掉仓央嘉措，但遭抵制，三大寺高僧甚至为他辩护，说他仅是迷失菩提而已。为了搞掉仓央嘉措，一种说法是拉藏汗在未得康熙旨意的情况下强行将他解送朝廷。当第二年秋天一行人走到青海时，康熙的旨意到了，他严辞指责这些人：“汝等曾否思之，所迎之六世达赖喇嘛将置何处？如何供养？”据《密传》载，一行人“惊恐万分，预感生命难保，乞请仓央嘉措遁身逃走，想以此卸责，但仓央嘉措怒斥道：‘你等与拉藏汗当初是如何商议的，如今我如不抵达文殊皇帝的金门槛亲觐皇帝，我绝不返回。’”到此，仓央嘉措的身世变得扑朔迷离。一说不久他死于青海湖附近，一说他逃走不知所终，一说他被押于五台山，一说他逃走后,四年云游,曾东到峨眉山等,南到印度､尼泊尔等,北到京城,最后定居阿拉夏,于1745年5月8日圆寂｡
　　他的情歌可能就是在他于宫中苦读而又思念凡世时写下的,而又在夜游街市时吟咏流传出来的。他有这样一首：“凝思默想喇嘛的容颜，连个影儿也不从心头显现；无心去想情人的丰彩，却清清楚楚，如在眼前。”这恐怕也是他那段时间精神痛苦的反映。
　　他的情歌可能源于他前十几年或此时夜游酒肆的一段情感经历。因此全诗的结构是叙事型的。“一轮洁白的明月，出现在东方的山顶；一位少女的面容，隐隐地出现在我的心中。”“那洁白的牙齿，那轻盈的微笑，那月亮的眸子四座轻轻的一扫，眼角里传来的羞涩的目光，把我这个年青人看得心跳。”没想到这位姑娘竟被豪强霸占，“可爱的意绰拉姆，虽然被我猎获，权势煊赫的洛桑王子，把她强取豪夺！”虽然两人情誓旦旦，但她还是很快变了心，“情人变了心肠，神仙也无可奈何。”于是作者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焦躁和盛怒，把雄鹰羽毛弄断了；诡诈和叛变，把我的心弄乱了。”虽是叙事型的，但具体故事和情感对象并不明显，而是推入幕后，作为一条的隐伏的线索与背景，浮在面上的，是作者受其制约的情感表白、倾诉与变化。作者的情感是真诚的深沉的。当他遇上并爱上那位姑娘，“自从心魂丢在那边，夜里再也不能安眠；终日摆首踟蹰，心境已被搅乱。”他和姑娘盟下誓言，“心魂已经被她夺去，问她愿否永作伴侣，她说：‘若不死别，决不生离。’”但此时他又面临着一个两难尴尬，那就是如何处置出家与学佛，“如果顺从了姑娘的心愿，今生就要与佛法绝缘；如果到深山老林去云游，却又违背了姑娘的心愿。”由于姑娘太漂亮，“追逐她的‘野鹿’太多了”，她很快归了别人，他又陷入了另一种痛苦，“宝贝在自己手中，并不觉得它是宝中之宝；宝贝归了别人，心中却有无穷的懊恼！”“从此忧思成疾，身子渐渐瘦了。”最让作者盛怒的，是她虽然和自已有那么坚定的誓言，但很快就把这一切都忘了，作者在经历了焦躁和盛怒后，很快顿悟，“黄边黑心的阴云，是冰雹的前身；非僧非俗的班第，是佛法的敌人。”“第一最好是不相见，如此便不可致相恋；第二最好是不相知，如此便可不致相思。”全诗至此结束。全诗虽然没有直接描写，但如此多的感情倾诉和感觉表白，相对于女子来说，无疑是一种高妙的侧面勾画，它会激起读者的想像力，将少数几个形象点“洁白的牙齿”、“轻盈的微笑”、“月亮的眸子”、“羞涩的目光”串联起来，以作者的感情表白为发酵剂，塑造出我们自己心中的活泼艳丽的少女形象来。莱辛认为诗不适宜表现物体美，因为诗是通过耳朵来接受的，耳朵只能在时间的一点上只能听到声音之流中的一点，声音稍纵即逝，耳朵对听过的声音只能凭记忆追溯印象，所以不适宜听并列事物的胪列，即静止事物的描绘，但又必须加以描绘，此时应该怎么办，那就应该通过暗示法，借动作暗示或借物体产生的效果来暗示它的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此诗深得这种暗示之妙。
　　情诗很好地运用了对比法和比喻法。既有横向上的对比，也有纵向上的对比。当姑娘开始闯入他的心房时，作者用达官贵人家的千金小姐对比，“达官贵人的千金小姐，谁想一见她的丰姿——就像仰望高树枝头，寻找一颗熟透的果子。”千金小姐是高不可攀的，同时想结识她们也是很难的，这隐隐透露出了他们的这出爱情带有平民性，从相识到相爱一切都是那么顺乎自然。“有没有真情实意呀，立下一个誓言又何妨！”虽然此时是信誓旦旦，但情人最后还是变了心肠，情人的这种变化让作者懊恼不已，“情人被窃取不见，求签问卜全无灵验；天真无邪的姣姣啊，只在梦中时时出现”；“只要姑娘不死，美酒畅饮不止，这是青年人的逋逃薮啊，永远可以托身于此”。姑娘的变化使人看出爱情的脆弱，誓言的不可信，这当然可能是现实世界的威逼，但姑娘自身的不坚定也是一大因素，这里隐含有“情空”的色彩。这个纵向上的对比又对比着另一个纵向上的对比。当初他面临着是爱还是回归佛法神明的矛盾时，态度是那么坚定，如今姑娘稍一遇变故即变心，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一如既往地爱着她，思念着她。于是故事的叙事结构以这样一个对比结构编织而成，对立两极的内核愈益得到鲜明的呈现。而情空的教训至此也得到加强，现实世界的不可靠可以摧毁一切誓言和曾经的真实，那么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执著的了，必须能够放得下，回归内心，回归真我，回归佛法，这也许才是正途。情诗大量使用比喻，且往往很新奇。有的既起兴又作比，有的直接凝成一个指代的意象。在写自己爱的心迹和坚贞不渝时，作者这样咏叹：“白纸写下的黑字，一经风雨就泯没了；未曾写出的心迹，想擦却无从擦起。”“刻个黑色的小图章，要讲的话它不会讲；坚贞不渝的印记，请刻在彼此的心上。”表明自己的心迹不会随着时间的风雨而消逝，也希望对方能够像自己一样坚贞不渝。姑娘变了心之后，作者这样写道：“姑娘不是妈妈所生，是桃树生的吧？她那短暂的爱情，比桃花谢得还快哩！”“自小相爱的姑娘，莫非和狼同种？虽然这里鲜肉成堆，还是准备逃回山中。”通过比喻性的设问，我们好像看出，作者坐在那儿，手托着头，喃喃自语，百思不得其解，一派痴迷。
　　总之，情诗具有很强的艺术性。由于情诗将具体的故事隐去，这虽然有失去故事奇妙和进一步索解仓央嘉措身世的缺憾，但摆脱了故事的制约，也使情诗摆脱了具体时空的制约，只要我们将其中几个民族色彩和宗教色彩的词换去，放到现在，也能歌咏，而其中对爱情的感悟与表现（比如上面有些引句）至今也是鲜活的，仍能获得读者的会心共鸣。
　　可能正是这些情诗，给他的命运带来了荣辱变化，但同时也对他在西藏宗教史上地位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拉藏汗杀了桑结嘉措后，想趁势废了仓央嘉措的六世达赖身份，其由头就是他的生活不轨与这些情诗。没想到遭到三大寺高僧的抵制。仓央嘉措在夜晚出来活动时，可能也带出了他的这些情歌，于是这些情诗开始在藏民四处传唱，他的这些情诗得以流传下来，正是由于这些传唱。同时这传唱过程中，人们开始把他当作一个可亲近的普通人，有首藏族民歌这样形容他：“别怪活佛仓央嘉措，风流浪荡；他所寻求的，和凡人没有什么两样。”更进一步，他们从内心里认同了他的宗教领袖身份，虽然在他前十五年中一直被处于密封状态，人们并不了解他，而此时又处于政治派别斗争的漩涡，关于他的传闻蜂起。在关于他死去的消息传来后，人们不仅同情他而且思念他。继之便出现了这样一幕。1707年拉藏汗立伊西嘉穆措为第六世达赖喇嘛，康熙也于1709年给予认同，但蒙藏人不仅上层也包括大批下层藏民都不认可。人们称这位新封的达赖为“先生”、“阁下”，甚至蔑称“门巴人”，而仍称仓央嘉措为“圣王”、“佛王”。了解了西藏实情的康熙很快不得不取消伊西嘉穆措的身份，转而恢复以前的传承。
　　仓央嘉措得到了历史的承认，得到了藏族人民的承认，这些情诗可能是重要的奠基。这就是取自平凡而又深刻沟通普遍民众真挚感情的力量。
　　［编辑:魏 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