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安，这位“50后”复旦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在2020年10月注册了自己的“B站”账号。
　　“如何成为精致的打工人？”“为什么我说‘90后’和‘00后’是历史上最不适合结婚的一代？”一条条短视频直击年轻人的神经，许多金句流传于微博、豆瓣和朋友圈中。
　　“城市鸡娃vs小镇做题家，他们的人生差别有多大？”最近更新的一条视频中，UP主梁永安又发出了“每期一问”：“如果你觉得差别大，请扣1;如果觉得差别不大，请扣2。”
　　满屏的数字里，1的比例远大于2。草根与精英讨论了三五回合，最后以一句“万物皆内卷”无奈打发。
　　梁永安没在被动的“内卷”上打转，他更愿意把它看作一次主动的进击。父母能不能告诉孩子，这个世界比考试大？一个人能不能在拼做题能力之外，发现内心的真正需求？“有人一过30岁就怕思考，因为一思考就觉得沮丧，发现自己活得那么苍白，所以故意不想，顺大流没压力，别人这样我也这样。”他在结尾说，“这就是弱者，弱者最怕发现自己生活得很糟糕。”
　　当弹幕上飘过“懂了”“泪目”“哭了”时，梁永安正在川西的旅途中。这是一个绝缘于“城市鸡娃”“小镇做题家”“打工人”“大龄未婚青年”的世界。现代生活滚滚向前，他喜欢做“文明的逆旅”，从平均海拔4米多的“魔都”奔赴中西部的辽阔河山，钻进那些尚未被全球化扫净的“犄角旮旯”。“在这里，你会得到许多启示——生活到底是什么？人和自然是什么关系？人和社会是什么关系？人可以和什么人相爱？”

劳动的香甜

　　在宗塔草原，梁永安遇到一个藏族小伙儿，马骑得飞快，粗犷帅气。他走进小伙儿的帐篷，问：“你羡不羡慕火起来的丁真？”“不羡慕，”小伙儿的眼睛闪闪发光，“他已经失去了自由。”“这是他的原话，真让人感慨呀。”梁永安回忆道，“有点不可思议。”
　　他又想起3年前在云南的高黎贡山里，骑马3小时才能到一处温泉。路是野路，泥巴里长满了草。傈僳族的赶马人说：“你们城里人钱虽然多，但没有我们快乐。”
　　“我真的很感慨呀。”梁永安又一次轻轻叹气。外面遮天蔽日的欲望在奔腾，而云南大山里的人们有自己的日月星辰，“天天唱着歌，高兴得不得了”。
　　高黎贡山下的芒合，是他当年插队的傣族村寨。1973年秋天，梁永安高中毕业，来到这里插秧、割稻、砍柴、打猎、种菜、养猪，做了两年实实在在的山民。“吃到自己种的番茄，特别香甜，第一次体会到，自己劳动的果实最甜美。”梁永安说。
　　每一个劳动后的夜晚，他会在茅草房里读带去的两大箱子书。山坡下有红糖厂，榨糖季节，电压起起伏伏，波浪般忽明忽暗的灯光下，他读着书，满心幸福。
　　“怒江水绿油油的，江岸的沙滩银光闪闪，一棵一棵的木棉连起来，像一條火红的燃烧带。满山的橄榄树，地上长着野草莓。”梁永安罗列着高黎贡山的错杂斑斓。在这里，人不过是地球表面一道浅浅的铅笔痕，地球悄悄一转，就没了踪影。他学会了做一个“自然的人”，看一棵树、一条鱼，都有各自的美好。“把世界资源化，万事万物都为我所用，人也是我的利用对象，这就特别糟糕。”他总和学生说，脑子里得装一把螺丝刀，看到金碧辉煌的东西，拿刀往里使劲扎一扎，里面其实还是水泥：“别被世界的表面迷惑了。”
　　1975年10月，当梁永安坐在解放牌卡车的大车厢里，回头远眺高黎贡山时，他没有想到这个原始的傣族村寨，连同那些与大地相连的劳动记忆，将成为他日后人生中测量世界、时代与文明的标尺。

从电工到“77级”

　　离开怒江峡谷，梁永安到一家拖拉机厂学电工，不久又去了两公里外的动力厂，拜师学艺。
　　师傅姓魏，河南人，是个闲不住的劳碌命。他订购各种杂志，有什么新发明就动手来做，默默革新技术。受师傅感染，梁永安也一本本地看书，从汽车电路、半导体线路到自动控制。底层的芜杂生存里，师徒俩越来越亲近，一起手捧大碗，蹲在食堂外面吃饭。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传至西南边陲，梁永安把几个中文系名校盘算了一遍，只有复旦大学在云南招生，于是毫不犹豫地将其填为第一志愿。一天早上，他和两位工友站在食堂外，手里的馒头刚咬一口，一团鸟粪从天而降，不偏不倚打在馒头被咬的缺口上。工友大笑，说这是吉兆，他一定会被录取。第二天，他正在干活，外面有人喊“电报”，他冲出工厂，邮递员把电报送到他手上：“已录复旦，做好准备，接到通知就出发。”
　　从云南到上海，梁永安坐了60多个小时的绿皮车，随身带着一本清华大学的教材《半导体线路》。
　　定格在中国当代史中的“77级”大学生，大多携带着一段相似的“劳动前史”，从天南海北走向大学的象牙塔。1978年2月，梁永安住进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4号楼宿舍。不久，墙报“百花”的头条位置贴出了同学卢新华的小说《伤痕》，一连几天，围观者不断，有人拿笔来抄，泪水不断掉在本子上。那一年8月11日，《伤痕》发表于《文汇报》，一个改革时代的大幕初启。
　　那年的复旦，从东门出去是一片菜地，卷心菜、大白菜生机勃勃。菜地北面，越过一条黑水幽幽的河浜，是火车的货场。梁永安每天傍晚在田埂上背外语，冷不防一只小青蛙就跳到脚上。走在梧桐道上，有时会遇到苏步青校长，轻声问好，彼此笑笑便各自走过。
　　梁永安最喜欢中国古代文学，尤其偏爱唐以前的文章，“大气粗犷，有一种胸怀，把生命赋予天地之间”。《世说新语》里，美男子大大方方地乘车出街，女性站在大路上，肆无忌惮地手拉手将他围在中间;山涛的夫人会在墙上挖洞，偷看丈夫和嵇康、阮籍两位“帅哥”聊天，“非常直率，不像今天的人，过分矜持”。

从课堂到B站

　　1984年11月，梁永安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同时在现当代文学专业读博士。导师贾植芳是复旦大学的传奇人物，一生经历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国民党专制、抗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努力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老师的话，这句他记忆最深。
　　那一年，三教一楼的小教室，成为梁永安的第一个讲台。上课前，他坐在教师休息室里，心情庄重，静默中听得到心跳。
　　从学生到老师，梁永安看着东门外的菜地盖起了宿舍，废弃的货场变身餐馆林立的大学路。“80后”“90后”“00后”相继来到他的课堂，备受启发，以致他的课“供不应求”，选课要拼手速和人品，上课要提早占位子，教室后排总是站着旁听的人。
　　11年前，他开设了一门课，《经典小说细读》。最后一节课结束时，一位女同学告诉他，因为在经典小说中看到了丰富、深刻的爱情，她认为自己的男友观念太单一，不够“现代”，听了一半课后就和他分手了。但在最后一节课上，听到梁永安说“对待爱情要像信仰一样虔诚，对待信仰要像爱情一样深情”，她深受触动，又决定与男友复合。
　　这个故事令梁永安对“爱情”这一课题产生了兴趣，“青年一代的爱情困境，是时代症候最集中的体现”。2017年，他在“一席”进行了一场演讲，题目是《在单身的黄金时代，我们如何面对爱情》，引发网友热议，之后他又开设线上“爱情课”，从爱情的细枝末节深入青年的精神世界。
　　2020年10月，梁永安在B站发布了第一條视频《当代“后浪”苦死的六大困境，你中了几枪》，正式成为一名UP主。
　　他谈年轻人的“躺平”，是因为“心之所向”与“身之所往”的分离，需要停下来思考人生的价值，所以是一种积极的探索。
　　他谈催婚，说看到上海郊区登记结婚的平均年龄是35岁，心里“蛮高兴”，因为“爱情是人类生活中最不能催的事情”。
　　他谈教育的意义不是让人在偏狭的道路上出人头地，而是学会“毕生做一个优秀的普通人”，热爱世界、热爱万物、热爱众生。
　　他谈单身与恋爱的辩证法：最有资格谈恋爱的人，是那些有能力一个人在世界上生活的人，他们可以辐射温暖，给别人信心和快乐，而不是匮乏、焦虑，把对方当成资源或工具。
　　这些视频里，没有“玩梗”，没有“爹味儿”，也没有“媚青”，只是平等地交流。在梁永安看来，青年面对一个空前复杂的世界，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彼此裹挟，全球化、中产化、打工人、佛系……乱花渐欲迷人眼。“逼婚的讲不清什么是幸福，督学的说不明学术独立是为什么，催人奋进却不知道思想自由的远方在哪里，一边给孩子讲哥伦布的故事，一边期盼他未来生活在保险箱里。太多的‘前浪’不是浪，是原地打转的大漩涡。”在一篇文章里他写道：“‘后浪’们的思维方式、感受方式、行为方式、游戏规则、价值观念全都要新建，那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前浪’能不能体会？”
　　他愿意做一朵与年轻人同行的“前浪”，就像他在每期视频结尾都会说的那一句：“让我们同舟共济，做新时代的旅行者。”
　　（佳 妮摘自微信公众号“人民文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