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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年幼的他，已经隐约感受到了生活的不同，却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晚发生在卢沟桥两侧的冲突，会带给整个中华民族怎样的改变。
80年前的1937年7月7日晚，卢沟桥的一声枪响，宣告全民族抗战正式爆发。时光荏苒，战争的黑暗已渐行渐远，但来路却从不敢忘。
卢沟桥外 被炮声惊醒的少年
今年的夏天，似乎热得格外早一些。6月中旬，北京的气温已经突破35摄氏度。早上9点，没有遮拦的卢沟桥上，已经隐约有热浪浮动。偶尔有行人经过，行色匆匆。
郑福来的家就在桥西头。这条200多米的十一孔联拱桥，他从小已走过不知道多少遍。
1937年7月7日以前，桥也是可以过的。但当晚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件，让年仅6岁的他第一次意识到，虽然是我们的桥，也会有不能过去的时候。
1937年7月7日深夜，密集的枪炮声把年仅6岁的郑福来从睡梦中惊醒。“我睁开眼一看，外面黑洞洞的，还以为是日军在演习。”老人回忆道，第二天早晨起来自己像往常一样准备去私塾上学，却看到一枚炮弹在自家北房西侧爆炸。父亲告诉他，日本人打进城了，“还上什么学！”
由于29军就驻扎在自家对面，郑福来对枪炮声已经熟悉。真正让他觉得这次不一样了的，是小伙伴四春子的死。头一天还在一起玩耍的四春子，被落到自家门前的炮弹炸开了肚子，抢救无效死亡。奶奶让郑福来顶着锅盖往往在教堂背后的五奶奶家跑，到她家比较背静的矮房里躲避。到五奶奶家时，不大的院子里已经挤满了人。因为五奶奶家紧靠比较高的教堂，大家不约而同地认为，这里可能会是炮弹的盲区。
还是个孩子的郑福来钻到五奶奶家的炕洞里，就不敢出来。但战斗持续了很多天，宛平城里到处都有炮弹落下，天天待在别人家也不合适。自己家又被炮弹掀了屋顶，“房子都被震漏了，实在没法待了”。奶奶和父亲商量后决定，让郑福来跟随母亲逃难，逃回母亲的娘家。
彼时年幼的他，已经隐约感受到了生活的不同，却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晚发生在卢沟桥两侧的冲突，会带给整个中华民族怎样的改变。
29军大刀队从家门口走过
在幼年的记忆中，部隊、军人几乎已经是郑福来生活的一部分。在郑福来老人家的对面不远处，有一座岱王庙，如今依旧在。七七事变发生前，这里曾是29军219团3营营部所在地。
由于29军就驻扎在自家周边，郑福来很小就熟悉了29军将士操练的场景，“拿一把大刀，就在河滩那边操练。”
至于日军，“九一八”东北事变后，卢沟桥作为北京的咽喉，又是南下的要道，很快就出现了日本军队。
在五六岁那个刚刚记事的年纪里，郑福来已经熟悉了宛平城内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分别从道路两侧行走的场景。唯一的不同是，随着时间推移，双方之间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日本军队常常会不分昼夜地进行“演习”，引得年迈的奶奶在院子里破口大骂，“天天吵！天天吵！有没有完！”
七七事变后不久，郑福来和妹妹随母亲开始逃难，跟着一路不断壮大的逃难队伍，他们一路从涿州逃到外婆家所在的保定府……
逃亡不足一个月，由于身在异乡、没吃没喝，母亲作出一个冒险的决定：回家。自此，逃亡时的艰难，被回家路上的恐怖所代替。“一路上，尸体遍地”，每次路过死人堆，大人们就让郑福来和妹妹、表弟几个孩子手牵着手，闭着眼睛走路。
但出于那个年龄的孩子旺盛的好奇心，郑福来还是睁开了眼睛，“成堆成堆的死人，男女老少都有，有的还被开膛破肚，全是被日军杀死的！”
以后的许多年里，郑福来依然常常梦到当时的场景，每一次都被从梦中惊醒。
回到家乡，一夕之间，自家三间灰土房的门窗没了，房子被炮弹炸没了顶。奶奶、爸爸、伯父、伯母也不见踪迹，不知道逃到了哪里。离他家30米远的岱王庙，也从中国军队的驻地，变成了日军的军营。
雨夜里的“微服私访”
面对七七事变这样一段历史，郑福来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它讲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铭记我们的历史。已经86岁高龄的老人说：“只要还能讲，就要一直讲下去。”
而金天愚也在通过自己的方式传承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记忆。恰值今年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之际，他计划制作一部以那段历史为主的纪录片，既算是对已故父亲的祭奠，也是为了将历史更好地传承下去。
金天愚的父亲金振中，时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9军37师110旅219团3营营长，就是他在1937年七七事变时，指挥三营全体官兵前后击退日军5次进攻。
金振中在自述中写道：“我奉命接防宛平和卢沟桥后，就拜谒师长冯治安，请示：当前日寇不分昼夜围绕宛平和卢沟桥，名日演习，其用心险恶。可想而知，久之，或偷袭，或硬夺我城桥，届时如何应付？”此时，他已经预见到了未来两军之间不可避免的战争，并暗暗下定决心，“宁可牺牲我个人小小职位、短暂生命，也决不辜负全国同胞殷殷期待抗日的热潮。”
自1936年接防宛平城和卢沟桥后，金振中时时警惕日寇偷袭我方城桥。为避免值勤官兵警戒工作松懈，只要遇到阴雨天，金振中总是彻夜不眠，来往巡视于各岗哨，以免给日军以可乘之机。
1937年7月初开始，宛平一带始终阴雨连绵。6日下午2点，金振中为搜集下雨的几天里日军一切动态，一个人换了便服，扛着大锹在日军常用的演习用地附近察看。
“刚走过卢沟桥火车站，远远就看见日寇队伍在面前七八百公尺处，不顾雨淋和泥泞，以我方城桥为目标进行攻击式的演习，其后面的炮兵，如临大敌地忙迫作业，急急忙忙地构筑阵地，布置一切，其后面隆隆不绝的战车声，也渐渐接近。”
发现敌人异动后，金振中未敢久留，立即回到营地，召集连排长开会，把自己刚才亲眼目睹的日军演习情况，详细说明，并告诫战友，不管日军是否来犯，都要时刻做好战斗准备，避免临时仓皇误事。同时还严告下属，“若果真日寇来犯，不进入我阵地前100公尺内不许射击，必须这样，才能显示良好效果，这时敌想往后逃跑，也脱不了我们的火网，同时才能显示出我方有沉着应战的胆气。” 事实证明，金振中的预测非常准确。也正是因为有了充足的准备，7月7日当晚及8日凌晨，目军曾多次发起进攻，均未得逞。
子弹从左耳旁钻进，右耳下穿出
1937年7月7日晚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7日在卢沟桥郊外演习时，突然听到枪声，收队点名发现少一人，怀疑放枪的是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认为放枪士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被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而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枪声不会是中方所发为由，予以拒绝。
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此时，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根据战后公开的相关记录，当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己安全归队，但日方选择了隐而不报。
7月8日凌晨5时左右，日军发动炮击，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
据金振中记述，日军向我城桥进行了猛烈进攻，距离卢沟桥不远处的铁桥东面战况更为激烈。因担心铁桥发生危险，金振中立即把守卫城防的第九连抽出来，城防临时给宛平公安队防守，亲率第九和第十两支连队，冒着极密集的炮火，出击围攻我铁桥东端的日军，“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恶劣战斗，才把围攻我铁桥东端日寇击退二华里以外，战况得到稳定”。
此后双方对峙的状态持续了数天，金振中始终都坚持在战斗第一线。直到11日凌晨，在与日军的争夺战中被手雷炸伤，“左腿下肢炸断，紧接又来一手枪弹，从左耳旁钻进，透过右耳下出”，才被抬下战场。
父亲最后的惦念
七七事变后不久，同月27日，日军开始进攻南苑，继而发生了惨烈的“南苑保卫战”。
如今，80年过去，战争的发生地南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1937年7月的枪炮声，仍久久地停留在每个中华儿女的心上。
据统计，南苑保卫战中，守军7000余人，阵亡5000人。幸存的老兵，如今大多也不在人世，他们的子女也已踏入暮年。80年后，我们已经很难找到那场战争的亲历者，但那段历史却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里，永远不会被遗忘。
作为抗日名将佟麟阁之子，过去的这些年，92岁的佟兵老人始终与南苑保卫战的记忆保持着紧密联系。
1937年7月27日，七七事变发生20天后，日军向南苑发起了突袭。时任第29军副军长的佟麟阁奉命死守南苑，后被日军机枪射中腿部。部下劝其退下时，佟麟阁执意不肯，仍带伤率部激战。28日，在与日军从拂晓战至中午时，佟麟阁头部再受重伤，最终因流血过多壮烈殉国，享年45岁。
此时，次子佟兵年仅12岁。在他的记忆里，1937年7月28日那天起初与平常无异。虽然战火越来越临近市区，但因为有父亲的守护，佟兵始终觉得，危险离自己很远。还在上初中的佟兵那个时候并没有意识到，生活即将迎来巨变。
29日下午，佟兵像往常一样放学回家。在东四十条40号佟府西花园的大客厅内，12岁的少年见到了已经3周没有露面的父亲。不同以往的是，此刻的父亲仰面安静地躺在木板上，穿着临时买来的寿衣，覆着一袭黄被。
据护送父亲遗体回来的警卫介绍，在28日与日军在南苑的战争中，佟麟阁战死在一块麦地里。警卫员们告诉佟兵，就在阵亡的前一天，佟麟阁还特意让副官把佟兵的大楷作业从战场带回了家里。
来不及沉浸在失去父亲的悲伤中，佟兵清楚地听到来自城南的炮声已经越来越真切，日本的战机不时从自家院子上飞过，仿佛就要贴到头皮。只是这一次，佟兵兄妹几人和母亲再也没有了父亲的保护，反而成为日军最先搜捕的对象。
7月29日，北平沦陷，驻守北平的29军大部在军长宋哲元的带领下远走保定。从昏厥中醒来的佟麟阁夫人当即决定：赶紧安排好丈夫的灵柩，改名换姓，暂时躲藏。
29日晚lO时左右，佟兵跟着母亲和家人趁着夜色，扶着父亲的灵柩离开了东四十条40号。佟家八年的颠沛生活由此开始。
花池掩盖下的父亲陵墓
父亲去世后，灵柩的存放就成了难题。后来，母亲做主，决定先暂厝雍和宫以东的柏林寺。之所以选择暂时寄放于柏林寺，是因为笃信佛祖的祖父母常去那里烧香上供，与寺里的方丈关系要好。
即便已经尽可能低调，为了防止不测，父亲的灵柩还是被埋入了柏林寺东跨院的地下。地面上也没有留坟冢，只砌了一个花池掩人耳目。
佟兵回忆说，给父亲移灵那天一直下着细雨，大姐和他一起陪伴在父亲的灵柩两侧。他还记得，父亲的灵位上没有记录真名，而是写着“先府君胡先生之灵位”。
也是从那天起，佟兵有了一个新名字：胡荣芳（佟兵时名佟荣芳）。“胡”是借用了佟兵祖母的姓氏。出了柏林寺，佟兵发现，大街小巷已经开始飘着日本国旗。北平迎来巨变，佟兵一家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安排好父亲的灵柩后，佟兵和家人躲进了位于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几天后，又悄悄搬到东裱褙胡同里的一间空房子。
其间，佟兵和姐姐佟亦非曾偷偷跑到东四十条4号的佟宅，躲在角落里观察。曾经29军士兵来来往往的院子里，如今只有进进出出的日本人。打听后得知，自己的家已经被日军头目南本中将霸占了。
为了安全起见，佟兵的母亲再次决定搬家。卖掉了东裱褙的宅子，佟兵一家人搬到了崇文门内马匹廠的汇文小学里居住。在汇文小学，佟兵有了自己的第三个名字：彭荣芳。“彭”是母亲彭静智的姓氏。
颠沛生活终于等到胜利那一天
父亲去世后，被日军逮捕的威胁始终笼罩着佟兵一家人，每一个陌生的身影都会让这个家庭随时成为惊弓之鸟。此后几年，佟兵先后随家人住过施家胡同、安定门附近的车辇店胡同、钟楼后面的贫民窟。除了不断搬家，佟兵常常还要转学以保证安全。从住在施家胡同开始，他前前后后换了汇文小学、育英小学，大中中学、成达中学、汇文中学等6所学校。
1938年的7月28日，是父亲佟麟阁殉国后的第一个忌日，但他们却不能大大方方地前往祭奠。佟兵记得，那天一大早，母亲就买好了酒和点心，和儿女们合计好各自出门的时间、路线，分头来到柏林寺。旁人只看到一家人在对着一个水池焚香烧纸，却不知他们是在祭拜父亲的亡灵。
更让一家人为难的是，祖父母年事已高恐不能承受丧子之痛，所以父亲阵亡的消息只能瞒着两位老人。那几年，祖父母时不时就会问：“怎么老没有捷三（佟麟阁字捷三）的消息？”每次，母亲只能含糊其辞地说：他南下了，正和日本人打仗。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颁布停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在美国“密苏里”号巡洋舰上，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日本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中国人民终于迎来抗战胜利。
佟麟阁将军的灵柩也终于得以入土为安。1946年7月28日，上万人护送灵柩运至香山墓地。沿途，民众自发摆设了供桌、祭品。冯玉祥送联：报国敢云天职尽，立身当于古人争。
如今，北京城内仍然保留着一条以“佟麟阁路”为名的道路。这是北京仅有的3条以人名命名的道路之一，另外两条分别是“赵登禹路”“张自忠路”，两位也都牺牲在抗日战争中。其中，赵登禹生前曾担任第29军37师师长，也在南苑保卫战中殉国，年仅39岁。
在佟麟阁路的尽头，竖立着一座怀表形象的雕塑。雕塑上的时间被永久地定格在1937年7月28日18时13分——佟麟阁牺牲的那一刻。对92岁的佟兵而言，这是一个永远不能被忘记的时间。（资料来源：《北京青年报》）
80年前的1937年7月7日晚，卢沟桥的一声枪响，宣告全民族抗战正式爆发。时光荏苒，战争的黑暗已渐行渐远，但来路却从不敢忘。
卢沟桥外 被炮声惊醒的少年
今年的夏天，似乎热得格外早一些。6月中旬，北京的气温已经突破35摄氏度。早上9点，没有遮拦的卢沟桥上，已经隐约有热浪浮动。偶尔有行人经过，行色匆匆。
郑福来的家就在桥西头。这条200多米的十一孔联拱桥，他从小已走过不知道多少遍。
1937年7月7日以前，桥也是可以过的。但当晚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件，让年仅6岁的他第一次意识到，虽然是我们的桥，也会有不能过去的时候。
1937年7月7日深夜，密集的枪炮声把年仅6岁的郑福来从睡梦中惊醒。“我睁开眼一看，外面黑洞洞的，还以为是日军在演习。”老人回忆道，第二天早晨起来自己像往常一样准备去私塾上学，却看到一枚炮弹在自家北房西侧爆炸。父亲告诉他，日本人打进城了，“还上什么学！”
由于29军就驻扎在自家对面，郑福来对枪炮声已经熟悉。真正让他觉得这次不一样了的，是小伙伴四春子的死。头一天还在一起玩耍的四春子，被落到自家门前的炮弹炸开了肚子，抢救无效死亡。奶奶让郑福来顶着锅盖往往在教堂背后的五奶奶家跑，到她家比较背静的矮房里躲避。到五奶奶家时，不大的院子里已经挤满了人。因为五奶奶家紧靠比较高的教堂，大家不约而同地认为，这里可能会是炮弹的盲区。
还是个孩子的郑福来钻到五奶奶家的炕洞里，就不敢出来。但战斗持续了很多天，宛平城里到处都有炮弹落下，天天待在别人家也不合适。自己家又被炮弹掀了屋顶，“房子都被震漏了，实在没法待了”。奶奶和父亲商量后决定，让郑福来跟随母亲逃难，逃回母亲的娘家。
彼时年幼的他，已经隐约感受到了生活的不同，却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晚发生在卢沟桥两侧的冲突，会带给整个中华民族怎样的改变。
29军大刀队从家门口走过
在幼年的记忆中，部隊、军人几乎已经是郑福来生活的一部分。在郑福来老人家的对面不远处，有一座岱王庙，如今依旧在。七七事变发生前，这里曾是29军219团3营营部所在地。
由于29军就驻扎在自家周边，郑福来很小就熟悉了29军将士操练的场景，“拿一把大刀，就在河滩那边操练。”
至于日军，“九一八”东北事变后，卢沟桥作为北京的咽喉，又是南下的要道，很快就出现了日本军队。
在五六岁那个刚刚记事的年纪里，郑福来已经熟悉了宛平城内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分别从道路两侧行走的场景。唯一的不同是，随着时间推移，双方之间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日本军队常常会不分昼夜地进行“演习”，引得年迈的奶奶在院子里破口大骂，“天天吵！天天吵！有没有完！”
七七事变后不久，郑福来和妹妹随母亲开始逃难，跟着一路不断壮大的逃难队伍，他们一路从涿州逃到外婆家所在的保定府……
逃亡不足一个月，由于身在异乡、没吃没喝，母亲作出一个冒险的决定：回家。自此，逃亡时的艰难，被回家路上的恐怖所代替。“一路上，尸体遍地”，每次路过死人堆，大人们就让郑福来和妹妹、表弟几个孩子手牵着手，闭着眼睛走路。
但出于那个年龄的孩子旺盛的好奇心，郑福来还是睁开了眼睛，“成堆成堆的死人，男女老少都有，有的还被开膛破肚，全是被日军杀死的！”
以后的许多年里，郑福来依然常常梦到当时的场景，每一次都被从梦中惊醒。
回到家乡，一夕之间，自家三间灰土房的门窗没了，房子被炮弹炸没了顶。奶奶、爸爸、伯父、伯母也不见踪迹，不知道逃到了哪里。离他家30米远的岱王庙，也从中国军队的驻地，变成了日军的军营。
雨夜里的“微服私访”
面对七七事变这样一段历史，郑福来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它讲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铭记我们的历史。已经86岁高龄的老人说：“只要还能讲，就要一直讲下去。”
而金天愚也在通过自己的方式传承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记忆。恰值今年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之际，他计划制作一部以那段历史为主的纪录片，既算是对已故父亲的祭奠，也是为了将历史更好地传承下去。
金天愚的父亲金振中，时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9军37师110旅219团3营营长，就是他在1937年七七事变时，指挥三营全体官兵前后击退日军5次进攻。
金振中在自述中写道：“我奉命接防宛平和卢沟桥后，就拜谒师长冯治安，请示：当前日寇不分昼夜围绕宛平和卢沟桥，名日演习，其用心险恶。可想而知，久之，或偷袭，或硬夺我城桥，届时如何应付？”此时，他已经预见到了未来两军之间不可避免的战争，并暗暗下定决心，“宁可牺牲我个人小小职位、短暂生命，也决不辜负全国同胞殷殷期待抗日的热潮。”
自1936年接防宛平城和卢沟桥后，金振中时时警惕日寇偷袭我方城桥。为避免值勤官兵警戒工作松懈，只要遇到阴雨天，金振中总是彻夜不眠，来往巡视于各岗哨，以免给日军以可乘之机。
1937年7月初开始，宛平一带始终阴雨连绵。6日下午2点，金振中为搜集下雨的几天里日军一切动态，一个人换了便服，扛着大锹在日军常用的演习用地附近察看。
“刚走过卢沟桥火车站，远远就看见日寇队伍在面前七八百公尺处，不顾雨淋和泥泞，以我方城桥为目标进行攻击式的演习，其后面的炮兵，如临大敌地忙迫作业，急急忙忙地构筑阵地，布置一切，其后面隆隆不绝的战车声，也渐渐接近。”
发现敌人异动后，金振中未敢久留，立即回到营地，召集连排长开会，把自己刚才亲眼目睹的日军演习情况，详细说明，并告诫战友，不管日军是否来犯，都要时刻做好战斗准备，避免临时仓皇误事。同时还严告下属，“若果真日寇来犯，不进入我阵地前100公尺内不许射击，必须这样，才能显示良好效果，这时敌想往后逃跑，也脱不了我们的火网，同时才能显示出我方有沉着应战的胆气。” 事实证明，金振中的预测非常准确。也正是因为有了充足的准备，7月7日当晚及8日凌晨，目军曾多次发起进攻，均未得逞。
子弹从左耳旁钻进，右耳下穿出
1937年7月7日晚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7日在卢沟桥郊外演习时，突然听到枪声，收队点名发现少一人，怀疑放枪的是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认为放枪士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被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而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枪声不会是中方所发为由，予以拒绝。
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此时，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根据战后公开的相关记录，当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己安全归队，但日方选择了隐而不报。
7月8日凌晨5时左右，日军发动炮击，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
据金振中记述，日军向我城桥进行了猛烈进攻，距离卢沟桥不远处的铁桥东面战况更为激烈。因担心铁桥发生危险，金振中立即把守卫城防的第九连抽出来，城防临时给宛平公安队防守，亲率第九和第十两支连队，冒着极密集的炮火，出击围攻我铁桥东端的日军，“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恶劣战斗，才把围攻我铁桥东端日寇击退二华里以外，战况得到稳定”。
此后双方对峙的状态持续了数天，金振中始终都坚持在战斗第一线。直到11日凌晨，在与日军的争夺战中被手雷炸伤，“左腿下肢炸断，紧接又来一手枪弹，从左耳旁钻进，透过右耳下出”，才被抬下战场。
父亲最后的惦念
七七事变后不久，同月27日，日军开始进攻南苑，继而发生了惨烈的“南苑保卫战”。
如今，80年过去，战争的发生地南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1937年7月的枪炮声，仍久久地停留在每个中华儿女的心上。
据统计，南苑保卫战中，守军7000余人，阵亡5000人。幸存的老兵，如今大多也不在人世，他们的子女也已踏入暮年。80年后，我们已经很难找到那场战争的亲历者，但那段历史却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里，永远不会被遗忘。
作为抗日名将佟麟阁之子，过去的这些年，92岁的佟兵老人始终与南苑保卫战的记忆保持着紧密联系。
1937年7月27日，七七事变发生20天后，日军向南苑发起了突袭。时任第29军副军长的佟麟阁奉命死守南苑，后被日军机枪射中腿部。部下劝其退下时，佟麟阁执意不肯，仍带伤率部激战。28日，在与日军从拂晓战至中午时，佟麟阁头部再受重伤，最终因流血过多壮烈殉国，享年45岁。
此时，次子佟兵年仅12岁。在他的记忆里，1937年7月28日那天起初与平常无异。虽然战火越来越临近市区，但因为有父亲的守护，佟兵始终觉得，危险离自己很远。还在上初中的佟兵那个时候并没有意识到，生活即将迎来巨变。
29日下午，佟兵像往常一样放学回家。在东四十条40号佟府西花园的大客厅内，12岁的少年见到了已经3周没有露面的父亲。不同以往的是，此刻的父亲仰面安静地躺在木板上，穿着临时买来的寿衣，覆着一袭黄被。
据护送父亲遗体回来的警卫介绍，在28日与日军在南苑的战争中，佟麟阁战死在一块麦地里。警卫员们告诉佟兵，就在阵亡的前一天，佟麟阁还特意让副官把佟兵的大楷作业从战场带回了家里。
来不及沉浸在失去父亲的悲伤中，佟兵清楚地听到来自城南的炮声已经越来越真切，日本的战机不时从自家院子上飞过，仿佛就要贴到头皮。只是这一次，佟兵兄妹几人和母亲再也没有了父亲的保护，反而成为日军最先搜捕的对象。
7月29日，北平沦陷，驻守北平的29军大部在军长宋哲元的带领下远走保定。从昏厥中醒来的佟麟阁夫人当即决定：赶紧安排好丈夫的灵柩，改名换姓，暂时躲藏。
29日晚lO时左右，佟兵跟着母亲和家人趁着夜色，扶着父亲的灵柩离开了东四十条40号。佟家八年的颠沛生活由此开始。
花池掩盖下的父亲陵墓
父亲去世后，灵柩的存放就成了难题。后来，母亲做主，决定先暂厝雍和宫以东的柏林寺。之所以选择暂时寄放于柏林寺，是因为笃信佛祖的祖父母常去那里烧香上供，与寺里的方丈关系要好。
即便已经尽可能低调，为了防止不测，父亲的灵柩还是被埋入了柏林寺东跨院的地下。地面上也没有留坟冢，只砌了一个花池掩人耳目。
佟兵回忆说，给父亲移灵那天一直下着细雨，大姐和他一起陪伴在父亲的灵柩两侧。他还记得，父亲的灵位上没有记录真名，而是写着“先府君胡先生之灵位”。
也是从那天起，佟兵有了一个新名字：胡荣芳（佟兵时名佟荣芳）。“胡”是借用了佟兵祖母的姓氏。出了柏林寺，佟兵发现，大街小巷已经开始飘着日本国旗。北平迎来巨变，佟兵一家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安排好父亲的灵柩后，佟兵和家人躲进了位于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几天后，又悄悄搬到东裱褙胡同里的一间空房子。
其间，佟兵和姐姐佟亦非曾偷偷跑到东四十条4号的佟宅，躲在角落里观察。曾经29军士兵来来往往的院子里，如今只有进进出出的日本人。打听后得知，自己的家已经被日军头目南本中将霸占了。
为了安全起见，佟兵的母亲再次决定搬家。卖掉了东裱褙的宅子，佟兵一家人搬到了崇文门内马匹廠的汇文小学里居住。在汇文小学，佟兵有了自己的第三个名字：彭荣芳。“彭”是母亲彭静智的姓氏。
颠沛生活终于等到胜利那一天
父亲去世后，被日军逮捕的威胁始终笼罩着佟兵一家人，每一个陌生的身影都会让这个家庭随时成为惊弓之鸟。此后几年，佟兵先后随家人住过施家胡同、安定门附近的车辇店胡同、钟楼后面的贫民窟。除了不断搬家，佟兵常常还要转学以保证安全。从住在施家胡同开始，他前前后后换了汇文小学、育英小学，大中中学、成达中学、汇文中学等6所学校。
1938年的7月28日，是父亲佟麟阁殉国后的第一个忌日，但他们却不能大大方方地前往祭奠。佟兵记得，那天一大早，母亲就买好了酒和点心，和儿女们合计好各自出门的时间、路线，分头来到柏林寺。旁人只看到一家人在对着一个水池焚香烧纸，却不知他们是在祭拜父亲的亡灵。
更让一家人为难的是，祖父母年事已高恐不能承受丧子之痛，所以父亲阵亡的消息只能瞒着两位老人。那几年，祖父母时不时就会问：“怎么老没有捷三（佟麟阁字捷三）的消息？”每次，母亲只能含糊其辞地说：他南下了，正和日本人打仗。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颁布停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在美国“密苏里”号巡洋舰上，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日本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中国人民终于迎来抗战胜利。
佟麟阁将军的灵柩也终于得以入土为安。1946年7月28日，上万人护送灵柩运至香山墓地。沿途，民众自发摆设了供桌、祭品。冯玉祥送联：报国敢云天职尽，立身当于古人争。
如今，北京城内仍然保留着一条以“佟麟阁路”为名的道路。这是北京仅有的3条以人名命名的道路之一，另外两条分别是“赵登禹路”“张自忠路”，两位也都牺牲在抗日战争中。其中，赵登禹生前曾担任第29军37师师长，也在南苑保卫战中殉国，年仅39岁。
在佟麟阁路的尽头，竖立着一座怀表形象的雕塑。雕塑上的时间被永久地定格在1937年7月28日18时13分——佟麟阁牺牲的那一刻。对92岁的佟兵而言，这是一个永远不能被忘记的时间。（资料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