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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玉楮诗稿》是宋人岳珂的诗集，宋元时期有无刻本，已不可知。明代有钞本、刻本，但流传甚稀，不易见到，学术界重视不够。《宋集珍本丛刊》影印了“明钞本”和“沈曾植校《三怡堂丛书》本”，但版本著录皆误。《四库全书》所用底本“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是明末岳元声刻本，而非明钞本。
关键词 《玉楮诗稿》 明刻本 明钞本 四库本
分类号 G256.22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6.09.018
Abstract Yu Chu Shi Gao is the collection of poems of Yue Ke， who lived in the Song Dynasty. It is unknown whether there were any block-printed versions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re were some hand-copied and block-printed versions in the Ming Dynasty， but they did not spread widely， so it was not easy to find them. Another fact is that the academic circles didn’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it. Songji Zhenben Congkan photocopied the Ming hand-copied versions and Sanyitang Congshu revised by Shen Cengzhi. But both the version and the description were wrong. The Siku Quanshu’s master copy was Bao Shigong’s home collection（Bao Shigong， a bibliophile in Zhejiang）. It was Yue Yuansheng’s block-printed version in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not the Ming hand-copied version.
Keywords Yu Chu Shi Gao. Ming block-printed. Ming hand-copied. Siku version.
岳珂（1183-1243），字肃之，号亦斋，晚号倦翁，岳飞之孙。《玉楮诗稿》又称《玉楮集》，是岳珂嘉熙二年至四年（1238-1240）所作诗的汇编，共八卷，收诗358首。《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此书：“所收诗较浅显，少诗人一唱三叹之致，而轩爽磊落，气格亦有可观。”[1]全祖望据此诗集而称岳珂“为嘉定一名家”[2]。
《玉楮诗稿》现有明钞本（一种）、明刻本（一种）、清抄本（数种）、《四库全书》本、《三怡堂丛书》本等版本传世。余莎米、朱寅、孙园园等学者对这些版本的具体情况已有论述，此不赘。他们的研究，皆在《玉楮诗稿》明钞本、明刻本影印出版前，因利用不够充分，对此书版本尚有认识不清的地方，值得更深一步的探讨。笔者不揣谫陋，试对《玉楮诗稿》的版本研究做一些补充，以求教于方家。
1 《玉楮诗稿》在宋代的流传
《玉楮诗稿》卷后有岳珂跋文：“此集既成，遣人誊录，写法甚恶，俗不可观。欲发兴自为手书，但不能暇。二月十日偶然无事，遂以日书数纸。至望日访友过海宁，携于舟中，日亦书数纸，迨归而毕，通计一百零七版。”[3]岳珂成草稿后，遣人誊录，但他对誊录者的书写并不满意，于是便自己动手。如此认真，并且交代了版数，似乎有刊刻的打算。叶德辉认为《玉楮诗稿》属于“本人手书以上版”[4]，有学者也认为《玉楮诗稿》“是由岳珂自写自刻”的[5]，是以写刻本的面貌出现的。但他们只是推测，并没有拿出具体证据来。据目前所见文献，《玉楮诗稿》在南宋有无刻本，已不可考知，只能存疑。
南宋人陈起编《江湖小集》，收录了《玉楮诗稿》。宋末陈思编、元初陈世隆补编的《两宋名贤小集》卷357至卷360，收录了《玉楮诗稿》约一半内容。据此，至少在南宋末年，《玉楮诗稿》已经流传开来。
2 《玉楮诗稿》的明刻本与明钞本
明刻本由岳珂十六世孙岳元声等刊刻，前有岳珂自序，后有跋。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卷首有“相台岳珂肃之著”，另有“十六世孙岳元声之初、和声尔律、骏声季有藏墨，后学门人周念祖令孺、骆云程天游讐订”五行人名。学术界一般认为，此刻本为《玉楮诗稿》的最早刻本①。岳元声（1562-1633）②，浙江嘉兴人，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下简称《甲库丛书》）影印了此刻本，共有107版。
清人卢文弨（1717-1795）认为明刻本刊于明嘉靖年间（1522年-1566）[6]，《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认为“系明嘉、隆间所刻本”[7]。“隆”指隆庆（1567-1572），“嘉、隆间”，即公历1522至1572年。嘉靖最后一年（1566），岳元声还不过五岁，自然没有刻书的可能。隆庆最后一年（1572），岳元声仅有十一岁，也不可能主持刻书。所以，刊书必然在隆庆以后。卷前五行字，有“讐订”二字，而不是“校订”，刊书时不用“校”而用“讐”，当是避明熹宗朱由校（1620年-1627年在位）名讳。由此推测，此明刻本当刻于天启元年（1621）以后，崇祯六年（1633）之前。
因岳元声为岳珂的十六世孙，也因现存明刻本也是107版，与岳珂跋中所言一致，吴骞（1733-1813）认为岳元声等人“依倦翁手录传写付梓，故版数适符”[8]。郑振铎（1898-1958）也认为明刻本是以岳珂的稿本为底本刊刻的，是“第一个刻本”，“诸藏书家著录的多半是抄本，殆都是出于此本也”[9]。他们的观点有误，须知，岳珂原稿中是没有卷首“十六世孙岳元声”等五行字的，明刻本每卷增加五行字，最后有107版，显然与岳珂所言版数不是一回事。另外，现存明刻本不是完本，与其他版本对比，卷二恰好脱去一版内容。因此，明刻本原有108版，与岳珂所言誊录稿共107版是不同的。 清代抱经堂写校本后有朱咸庆跋：“岳侍郎《玉楮集》八卷，辛卯从鹿苑友人钱君述祖借得抄录，原书系明嘉隆间所刻本，颇多讹谬，随手校雠一过，俟得善本精校可也。”[7]岳元声等人身为孝子贤孙，刻书时若有岳珂手稿作底本，应当严格遵循底本才对，不应出现“颇多讹谬”。所以，岳元声刻本所据底本不是岳珂手录本，当另有他本，且不甚精良。
明钞本，现藏国图，前有“张贞起元氏书画印”钤印③，后有王士禛跋及“执鄙吝者非我而谁”的钤印。卷前有岳珂自序，卷后无岳珂跋。卷首有“相台岳珂肃之”，无“十六世孙岳元声”等五行人名。每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单从版式上看，明钞本更接近岳珂誊录稿。《四库全书总目》云：“是集流传绝少，安丘张贞得高唐王家旧钞本，乃录而传之。”[1]据此可知，张贞所藏明钞本乃明代高唐王家旧钞本。根据《总目》所述，《四库提要著录丛书》（下简称《著录丛书》）影印了明钞本，显然认为此明钞本即是四库底本。现有105版，影印者未言是否为足本。通过与明刻本比对，明钞本卷三、卷八各缺一版内容，知明钞本原有107版。同时亦知明钞本与明刻本属于两个系统，郑振铎所言钞本皆源于明刻本，也不准确。明刻本有缺字数处，可用明钞本校补，但明钞本的抄写较为粗疏，多用俗体字，写法与校勘皆不甚讲究，并且缺了两版。综而观之，明刻本虽不甚精良，但在版本价值方面，较明钞本略胜一筹。而明刻本须用明钞本作校补，方能称得上足本。
3 《宋集珍本丛刊》影印之《玉楮诗稿》、《玉楮集》
由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线装书局2004年出版的《宋集珍本丛刊》（下简称《珍本丛刊》），影印了不少宋人诗文集，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珍本丛刊》第78册影印了岳珂所撰《玉楮诗稿》和《玉楮集》，实际上这是一部书，因版本不同，特影印两种。
《珍本丛刊》影印的《玉楮诗稿》，注明影印底本是“明钞本”。卷首有岳珂原序，卷末附王士禛、傅增湘二跋。版式与明刻本同。每卷中都有毛笔校过的痕迹，但未题何人所校。
傅跋称：
宣统三年，于厂市见钞本《玉楮诗稿》，以值昂不及收，因属爨颂生照写此册，存之箧中。嗣于沈乙庵斋中见明季刻本，各卷首有岳元声等人名五行，乃知钞本出于元声刻本，不足贵也。顷书估萧星斋新岁自山东回，收得此集，审其字体，当是明中叶钞本，卷首无五行人名，空格仍存旧式，为安丘张贞所藏，即为《四库》著录之底本，卷尾有渔洋山人手跋四行。取校一过，改正积百馀字。卷五卷六并补阙诗各一韵，为之忻喜过望。世无宋刻，则此帙当推为《玉楮》之祖本，后之得者宜与宋刻同珍可也。校毕，厂估索还，因记其始末，以见善本有神物护持，当久存天壤间，特患搜访之未至耳。戊午正月十四日江安傅增湘识。[10]
据傅跋所言“明中叶钞本”特点，知前文所述《著录丛书》影印之明钞本，即明中叶钞本。
明中叶钞本“卷首无五行人名”，而《珍本丛刊》影印之“明钞本”，卷首有五行人名，显然不是张贞收藏过的明中叶钞本。莫非还有其他明钞本存世？
傅跋中说到：“取校一过，改正积百馀字。”将《珍本丛刊》影印之“明钞本”与《著录丛书》影印之明钞本对校，《珍本丛刊》卷首“相台岳珂肃之著”的“著”字，及“十六世孙岳元声”等五行人名，校勘者用毛笔「」括起來，表示校勘底本没有这些内容。而「」内的内容，恰为明中叶钞本所无。凡是有校改的地方，校改后的字，写在原字右侧。对比之下，校改后的字与明中叶钞本相同。明中叶钞本卷三、卷八有缺页的地方，校勘者在“明钞本”相应的位置分别注有“下脱一叶”、“此叶脱失”两句。
看来，傅氏所校，是用明中叶钞本来校“明钞本”的。傅氏跋中已经说明，他没有收藏明钞本，只是在宣统三年（1911），从厂市见到另一钞本，请人照写了一部，后来发现此钞本的祖本是明季刻本，不足为贵。也就是说，他用明中叶钞本校对时，手边只有宣统三年钞本了。
傅氏提到卷五卷六有补阙，从《珍本丛刊》影印本字迹上看，所补字体较原来字体颜色更重一些。而所补内容，恰与明刻本所缺内容一致。两种版本的空格地方基本相同，版式同，正文内容同，所缺内容同，可知《珍本丛刊》所影印的“明钞本”源于明刻本，正是宣统三年傅氏让人照写的那部。写完后，傅氏又用明中叶钞本校正、补阙了此钞本，并在卷后写了跋语。《珍本丛刊》将宣统三年钞本误注为“明钞本”，误导了读者。
在影印《玉楮诗稿》后，《珍本丛刊》又影印了《玉楮集》，影印底本题为“沈曾植校《三怡堂丛书》本”。
卷首有四库馆臣所撰《玉楮集》提要，卷中校勘痕迹甚多，每卷后还记有校勘时间，卷末有校者跋。《珍本丛刊》在影印前言中迻录了“卷末沈乙盦跋”：
《玉楮诗稿》，明写本，安丘张贞所藏，王渔洋跋语五行，审其行格，从宋刊出。余昔年观于厂市，遂以新写本校定。顷为朱翼庵所得，因从之假阅，复以此中州新刊再勘。然展转沿讹，益复滋盛。缘此刻出于《四库》传录，视钞本照岳元声所刊者又下一等矣。
《珍本丛刊》认为此书经过沈曾植校过，并且留下此段跋语。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盦，晚号寐叟。查许全胜撰《沈曾植年谱长编》，知沈氏去世时间为1922年旧历十月三日。[11]而《三怡堂丛书》所收《玉楮集》，在岳珂原序后，又有张凤台（1851-1925）《宋岳肃之玉楮诗稿序》，末有“时夏历壬戌十二月朔”。据此，知《玉楮集》应刊于1922年旧历十二月一日张凤台作序之后。《玉楮集》刊刻时，沈曾植已经去世多时，不可能做校做跋。
据卷一后有“戊辰立冬日，宿凤阿丙舍，校于冬下”一句校语，知校书时间为1928年。《珍本丛刊》影印前言所录卷末跋语，没有录全，“又下一等矣”一句后，还有“沅叔校毕附记”一句。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藏园老人等。“沅叔”，当是傅增湘。查《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集部收录了傅增湘此跋，并含校语八条，末附书号“402”。[12]跋语与校语在《珍本丛刊》影印本中皆能找到。 所以，《珍本丛刊》影印之《玉楮集》，乃是1928年傅增湘校《三怡堂丛书》本，而非沈曾植校。《珍本丛刊》再次误导了读者。
据傅增湘跋语，《三怡堂丛书》本《玉楮集》，出于《四库全书》本。但需要注意的是，张凤台在序中提到他曾购得《玉楮诗稿》钞本五至八卷，又命儿辈到北京图书馆抄齐了前四卷，然后据之刻入《三怡堂丛书》。将此本与明钞本、《四库全书》本比对，知前四卷与《四库》本同源，后四卷与明钞本差别不大，其祖本应是明钞本。傅氏跋语所言“出于《四库》传录”，亦不确切。
《三怡堂丛书》本从岳珂自序到第八卷卷末，皆有傅氏校改字样。卷一有校语曰：“明写本，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刻本卷首皆题作“玉楮集”，傅氏改为“玉楮诗稿”；刻本题作“宋岳珂撰”，傅氏改为“相台岳珂肃之”。明钞本卷三、卷八缺页，傅氏在相应的位置有批语“明写本此下脱叶”“明写本脱一叶”。再结合跋语，知傅氏是用明钞本校勘《三怡堂丛书》本的。
《珍本丛刊》影印的《玉楮诗稿》，所用底本是从明刻本传抄而来的宣统三年钞本，不是“明钞本”。影印的《玉楮集》，是《三怡堂丛书》据传钞本及他本刊刻的，与沈曾植无关。两本皆经傅增湘校过，所用校勘底本同为明钞本。明钞本和明刻本皆存于世，《珍本丛刊》用任何一种版本影印，都远胜于所谓的“明钞本”和“沈曾植校《三怡堂丛书》本”。
4 四库本《玉楮诗稿》所用底本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玉楮集》八卷”后，接着提到所用底本是“浙江鲍士恭家藏本”，而《提要》末尾却作“安丘张贞得高唐王家旧钞本，乃录而传之，盖亦罕觏之笈矣”，很容易让读者认为“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即是明钞本。如前引宣统三年钞本傅增湘跋语，他就认为明钞本是“《四库》著录之底本”，《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影印的也是明钞本。
《四库全书》到底是根据哪种版本抄录的呢？
明刻本卷五卷六缺了一些内容，明钞本不缺。如卷五《山居感旧百韵》有一句“天游 上元”，刻本中间空一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阙”，查明钞本，知中间所缺字为“哭”；同一首有一句作“方 不忘起”，明刻本“方”后空一字，文渊阁本“方”后补“眠”字，查明钞本，知所缺乃“痿”字，“眠”字应是四库馆臣误补。卷五《挽张贡父二章》，明刻本、文渊阁本“寂寞”二字下作“阙”，文津阁《四库全书》本补上了“竟难传”三字，但补的并不对，钞本作“閟重泉”。卷六《自岁前逮夏初日治辞免有感而作》，明刻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末尾有“阙”字，明钞本有“君恩广大知难报，赢得菱花两鬓斑”十四字。
通过以上比对可知，《四库全书》所用底本绝不是明钞本，反而更接近明刻本。所以，《四库总目》在提要末尾加上“安丘张贞得高唐王家旧钞本，乃录而传之”一句，反而是画蛇添足。
查《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壬集》，有“《玉楮诗稿》，刊本”的著录。
另外，丁丙在《善本书室藏书志》中提到：
《玉楮诗稿》八卷，明刊本，朱竹垞藏书。
相台岳珂肃之著，后学门人周念祖令儒、骆云程天游讐订。
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鲍士恭家藏《玉楮诗稿》一部，计书一本，木记，又有翰林院印，其宝贵更加一等矣。[13]
周念祖、骆云程，恰是明末岳元声刻本卷首五行人名中的讐订者。由此可知，《四库总目》在书名卷数下提到的底本“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就是明末岳元声刻本。
参考文献：
[ 1 ]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1403.
[ 2 ] 全祖望，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外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306.
[ 3 ] 岳珂.玉楮诗稿：跋[M].//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679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158.
[ 4 ] 叶德辉.书林清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28.
[ 5 ] 郭丽冰.宋代私家刻书之贡献[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88.
[ 6 ]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191.
[ 7 ] 瞿良士.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77.
[ 8 ] 吴寿旸.拜经楼藏书题跋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65.
[ 9 ] 郑振铎.西谛书话[M].北京：三联书店，1998：477.
[10] 岳珂.玉楮诗稿[M].//宋集珍本丛刊：第78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644.
[11] 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7：516.
[12] 傅增湘.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2：569.
[13]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M].刻本.钱塘：丁氏，1901（清光绪二十七年）.
许起山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41。
（收稿日期：2016-02-21 编校：田丰）
关键词 《玉楮诗稿》 明刻本 明钞本 四库本
分类号 G256.22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6.09.018
Abstract Yu Chu Shi Gao is the collection of poems of Yue Ke， who lived in the Song Dynasty. It is unknown whether there were any block-printed versions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re were some hand-copied and block-printed versions in the Ming Dynasty， but they did not spread widely， so it was not easy to find them. Another fact is that the academic circles didn’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it. Songji Zhenben Congkan photocopied the Ming hand-copied versions and Sanyitang Congshu revised by Shen Cengzhi. But both the version and the description were wrong. The Siku Quanshu’s master copy was Bao Shigong’s home collection（Bao Shigong， a bibliophile in Zhejiang）. It was Yue Yuansheng’s block-printed version in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not the Ming hand-copied version.
Keywords Yu Chu Shi Gao. Ming block-printed. Ming hand-copied. Siku version.
岳珂（1183-1243），字肃之，号亦斋，晚号倦翁，岳飞之孙。《玉楮诗稿》又称《玉楮集》，是岳珂嘉熙二年至四年（1238-1240）所作诗的汇编，共八卷，收诗358首。《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此书：“所收诗较浅显，少诗人一唱三叹之致，而轩爽磊落，气格亦有可观。”[1]全祖望据此诗集而称岳珂“为嘉定一名家”[2]。
《玉楮诗稿》现有明钞本（一种）、明刻本（一种）、清抄本（数种）、《四库全书》本、《三怡堂丛书》本等版本传世。余莎米、朱寅、孙园园等学者对这些版本的具体情况已有论述，此不赘。他们的研究，皆在《玉楮诗稿》明钞本、明刻本影印出版前，因利用不够充分，对此书版本尚有认识不清的地方，值得更深一步的探讨。笔者不揣谫陋，试对《玉楮诗稿》的版本研究做一些补充，以求教于方家。
1 《玉楮诗稿》在宋代的流传
《玉楮诗稿》卷后有岳珂跋文：“此集既成，遣人誊录，写法甚恶，俗不可观。欲发兴自为手书，但不能暇。二月十日偶然无事，遂以日书数纸。至望日访友过海宁，携于舟中，日亦书数纸，迨归而毕，通计一百零七版。”[3]岳珂成草稿后，遣人誊录，但他对誊录者的书写并不满意，于是便自己动手。如此认真，并且交代了版数，似乎有刊刻的打算。叶德辉认为《玉楮诗稿》属于“本人手书以上版”[4]，有学者也认为《玉楮诗稿》“是由岳珂自写自刻”的[5]，是以写刻本的面貌出现的。但他们只是推测，并没有拿出具体证据来。据目前所见文献，《玉楮诗稿》在南宋有无刻本，已不可考知，只能存疑。
南宋人陈起编《江湖小集》，收录了《玉楮诗稿》。宋末陈思编、元初陈世隆补编的《两宋名贤小集》卷357至卷360，收录了《玉楮诗稿》约一半内容。据此，至少在南宋末年，《玉楮诗稿》已经流传开来。
2 《玉楮诗稿》的明刻本与明钞本
明刻本由岳珂十六世孙岳元声等刊刻，前有岳珂自序，后有跋。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卷首有“相台岳珂肃之著”，另有“十六世孙岳元声之初、和声尔律、骏声季有藏墨，后学门人周念祖令孺、骆云程天游讐订”五行人名。学术界一般认为，此刻本为《玉楮诗稿》的最早刻本①。岳元声（1562-1633）②，浙江嘉兴人，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下简称《甲库丛书》）影印了此刻本，共有107版。
清人卢文弨（1717-1795）认为明刻本刊于明嘉靖年间（1522年-1566）[6]，《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认为“系明嘉、隆间所刻本”[7]。“隆”指隆庆（1567-1572），“嘉、隆间”，即公历1522至1572年。嘉靖最后一年（1566），岳元声还不过五岁，自然没有刻书的可能。隆庆最后一年（1572），岳元声仅有十一岁，也不可能主持刻书。所以，刊书必然在隆庆以后。卷前五行字，有“讐订”二字，而不是“校订”，刊书时不用“校”而用“讐”，当是避明熹宗朱由校（1620年-1627年在位）名讳。由此推测，此明刻本当刻于天启元年（1621）以后，崇祯六年（1633）之前。
因岳元声为岳珂的十六世孙，也因现存明刻本也是107版，与岳珂跋中所言一致，吴骞（1733-1813）认为岳元声等人“依倦翁手录传写付梓，故版数适符”[8]。郑振铎（1898-1958）也认为明刻本是以岳珂的稿本为底本刊刻的，是“第一个刻本”，“诸藏书家著录的多半是抄本，殆都是出于此本也”[9]。他们的观点有误，须知，岳珂原稿中是没有卷首“十六世孙岳元声”等五行字的，明刻本每卷增加五行字，最后有107版，显然与岳珂所言版数不是一回事。另外，现存明刻本不是完本，与其他版本对比，卷二恰好脱去一版内容。因此，明刻本原有108版，与岳珂所言誊录稿共107版是不同的。 清代抱经堂写校本后有朱咸庆跋：“岳侍郎《玉楮集》八卷，辛卯从鹿苑友人钱君述祖借得抄录，原书系明嘉隆间所刻本，颇多讹谬，随手校雠一过，俟得善本精校可也。”[7]岳元声等人身为孝子贤孙，刻书时若有岳珂手稿作底本，应当严格遵循底本才对，不应出现“颇多讹谬”。所以，岳元声刻本所据底本不是岳珂手录本，当另有他本，且不甚精良。
明钞本，现藏国图，前有“张贞起元氏书画印”钤印③，后有王士禛跋及“执鄙吝者非我而谁”的钤印。卷前有岳珂自序，卷后无岳珂跋。卷首有“相台岳珂肃之”，无“十六世孙岳元声”等五行人名。每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单从版式上看，明钞本更接近岳珂誊录稿。《四库全书总目》云：“是集流传绝少，安丘张贞得高唐王家旧钞本，乃录而传之。”[1]据此可知，张贞所藏明钞本乃明代高唐王家旧钞本。根据《总目》所述，《四库提要著录丛书》（下简称《著录丛书》）影印了明钞本，显然认为此明钞本即是四库底本。现有105版，影印者未言是否为足本。通过与明刻本比对，明钞本卷三、卷八各缺一版内容，知明钞本原有107版。同时亦知明钞本与明刻本属于两个系统，郑振铎所言钞本皆源于明刻本，也不准确。明刻本有缺字数处，可用明钞本校补，但明钞本的抄写较为粗疏，多用俗体字，写法与校勘皆不甚讲究，并且缺了两版。综而观之，明刻本虽不甚精良，但在版本价值方面，较明钞本略胜一筹。而明刻本须用明钞本作校补，方能称得上足本。
3 《宋集珍本丛刊》影印之《玉楮诗稿》、《玉楮集》
由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线装书局2004年出版的《宋集珍本丛刊》（下简称《珍本丛刊》），影印了不少宋人诗文集，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珍本丛刊》第78册影印了岳珂所撰《玉楮诗稿》和《玉楮集》，实际上这是一部书，因版本不同，特影印两种。
《珍本丛刊》影印的《玉楮诗稿》，注明影印底本是“明钞本”。卷首有岳珂原序，卷末附王士禛、傅增湘二跋。版式与明刻本同。每卷中都有毛笔校过的痕迹，但未题何人所校。
傅跋称：
宣统三年，于厂市见钞本《玉楮诗稿》，以值昂不及收，因属爨颂生照写此册，存之箧中。嗣于沈乙庵斋中见明季刻本，各卷首有岳元声等人名五行，乃知钞本出于元声刻本，不足贵也。顷书估萧星斋新岁自山东回，收得此集，审其字体，当是明中叶钞本，卷首无五行人名，空格仍存旧式，为安丘张贞所藏，即为《四库》著录之底本，卷尾有渔洋山人手跋四行。取校一过，改正积百馀字。卷五卷六并补阙诗各一韵，为之忻喜过望。世无宋刻，则此帙当推为《玉楮》之祖本，后之得者宜与宋刻同珍可也。校毕，厂估索还，因记其始末，以见善本有神物护持，当久存天壤间，特患搜访之未至耳。戊午正月十四日江安傅增湘识。[10]
据傅跋所言“明中叶钞本”特点，知前文所述《著录丛书》影印之明钞本，即明中叶钞本。
明中叶钞本“卷首无五行人名”，而《珍本丛刊》影印之“明钞本”，卷首有五行人名，显然不是张贞收藏过的明中叶钞本。莫非还有其他明钞本存世？
傅跋中说到：“取校一过，改正积百馀字。”将《珍本丛刊》影印之“明钞本”与《著录丛书》影印之明钞本对校，《珍本丛刊》卷首“相台岳珂肃之著”的“著”字，及“十六世孙岳元声”等五行人名，校勘者用毛笔「」括起來，表示校勘底本没有这些内容。而「」内的内容，恰为明中叶钞本所无。凡是有校改的地方，校改后的字，写在原字右侧。对比之下，校改后的字与明中叶钞本相同。明中叶钞本卷三、卷八有缺页的地方，校勘者在“明钞本”相应的位置分别注有“下脱一叶”、“此叶脱失”两句。
看来，傅氏所校，是用明中叶钞本来校“明钞本”的。傅氏跋中已经说明，他没有收藏明钞本，只是在宣统三年（1911），从厂市见到另一钞本，请人照写了一部，后来发现此钞本的祖本是明季刻本，不足为贵。也就是说，他用明中叶钞本校对时，手边只有宣统三年钞本了。
傅氏提到卷五卷六有补阙，从《珍本丛刊》影印本字迹上看，所补字体较原来字体颜色更重一些。而所补内容，恰与明刻本所缺内容一致。两种版本的空格地方基本相同，版式同，正文内容同，所缺内容同，可知《珍本丛刊》所影印的“明钞本”源于明刻本，正是宣统三年傅氏让人照写的那部。写完后，傅氏又用明中叶钞本校正、补阙了此钞本，并在卷后写了跋语。《珍本丛刊》将宣统三年钞本误注为“明钞本”，误导了读者。
在影印《玉楮诗稿》后，《珍本丛刊》又影印了《玉楮集》，影印底本题为“沈曾植校《三怡堂丛书》本”。
卷首有四库馆臣所撰《玉楮集》提要，卷中校勘痕迹甚多，每卷后还记有校勘时间，卷末有校者跋。《珍本丛刊》在影印前言中迻录了“卷末沈乙盦跋”：
《玉楮诗稿》，明写本，安丘张贞所藏，王渔洋跋语五行，审其行格，从宋刊出。余昔年观于厂市，遂以新写本校定。顷为朱翼庵所得，因从之假阅，复以此中州新刊再勘。然展转沿讹，益复滋盛。缘此刻出于《四库》传录，视钞本照岳元声所刊者又下一等矣。
《珍本丛刊》认为此书经过沈曾植校过，并且留下此段跋语。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盦，晚号寐叟。查许全胜撰《沈曾植年谱长编》，知沈氏去世时间为1922年旧历十月三日。[11]而《三怡堂丛书》所收《玉楮集》，在岳珂原序后，又有张凤台（1851-1925）《宋岳肃之玉楮诗稿序》，末有“时夏历壬戌十二月朔”。据此，知《玉楮集》应刊于1922年旧历十二月一日张凤台作序之后。《玉楮集》刊刻时，沈曾植已经去世多时，不可能做校做跋。
据卷一后有“戊辰立冬日，宿凤阿丙舍，校于冬下”一句校语，知校书时间为1928年。《珍本丛刊》影印前言所录卷末跋语，没有录全，“又下一等矣”一句后，还有“沅叔校毕附记”一句。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藏园老人等。“沅叔”，当是傅增湘。查《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集部收录了傅增湘此跋，并含校语八条，末附书号“402”。[12]跋语与校语在《珍本丛刊》影印本中皆能找到。 所以，《珍本丛刊》影印之《玉楮集》，乃是1928年傅增湘校《三怡堂丛书》本，而非沈曾植校。《珍本丛刊》再次误导了读者。
据傅增湘跋语，《三怡堂丛书》本《玉楮集》，出于《四库全书》本。但需要注意的是，张凤台在序中提到他曾购得《玉楮诗稿》钞本五至八卷，又命儿辈到北京图书馆抄齐了前四卷，然后据之刻入《三怡堂丛书》。将此本与明钞本、《四库全书》本比对，知前四卷与《四库》本同源，后四卷与明钞本差别不大，其祖本应是明钞本。傅氏跋语所言“出于《四库》传录”，亦不确切。
《三怡堂丛书》本从岳珂自序到第八卷卷末，皆有傅氏校改字样。卷一有校语曰：“明写本，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刻本卷首皆题作“玉楮集”，傅氏改为“玉楮诗稿”；刻本题作“宋岳珂撰”，傅氏改为“相台岳珂肃之”。明钞本卷三、卷八缺页，傅氏在相应的位置有批语“明写本此下脱叶”“明写本脱一叶”。再结合跋语，知傅氏是用明钞本校勘《三怡堂丛书》本的。
《珍本丛刊》影印的《玉楮诗稿》，所用底本是从明刻本传抄而来的宣统三年钞本，不是“明钞本”。影印的《玉楮集》，是《三怡堂丛书》据传钞本及他本刊刻的，与沈曾植无关。两本皆经傅增湘校过，所用校勘底本同为明钞本。明钞本和明刻本皆存于世，《珍本丛刊》用任何一种版本影印，都远胜于所谓的“明钞本”和“沈曾植校《三怡堂丛书》本”。
4 四库本《玉楮诗稿》所用底本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玉楮集》八卷”后，接着提到所用底本是“浙江鲍士恭家藏本”，而《提要》末尾却作“安丘张贞得高唐王家旧钞本，乃录而传之，盖亦罕觏之笈矣”，很容易让读者认为“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即是明钞本。如前引宣统三年钞本傅增湘跋语，他就认为明钞本是“《四库》著录之底本”，《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影印的也是明钞本。
《四库全书》到底是根据哪种版本抄录的呢？
明刻本卷五卷六缺了一些内容，明钞本不缺。如卷五《山居感旧百韵》有一句“天游 上元”，刻本中间空一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阙”，查明钞本，知中间所缺字为“哭”；同一首有一句作“方 不忘起”，明刻本“方”后空一字，文渊阁本“方”后补“眠”字，查明钞本，知所缺乃“痿”字，“眠”字应是四库馆臣误补。卷五《挽张贡父二章》，明刻本、文渊阁本“寂寞”二字下作“阙”，文津阁《四库全书》本补上了“竟难传”三字，但补的并不对，钞本作“閟重泉”。卷六《自岁前逮夏初日治辞免有感而作》，明刻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末尾有“阙”字，明钞本有“君恩广大知难报，赢得菱花两鬓斑”十四字。
通过以上比对可知，《四库全书》所用底本绝不是明钞本，反而更接近明刻本。所以，《四库总目》在提要末尾加上“安丘张贞得高唐王家旧钞本，乃录而传之”一句，反而是画蛇添足。
查《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壬集》，有“《玉楮诗稿》，刊本”的著录。
另外，丁丙在《善本书室藏书志》中提到：
《玉楮诗稿》八卷，明刊本，朱竹垞藏书。
相台岳珂肃之著，后学门人周念祖令儒、骆云程天游讐订。
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鲍士恭家藏《玉楮诗稿》一部，计书一本，木记，又有翰林院印，其宝贵更加一等矣。[13]
周念祖、骆云程，恰是明末岳元声刻本卷首五行人名中的讐订者。由此可知，《四库总目》在书名卷数下提到的底本“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就是明末岳元声刻本。
参考文献：
[ 1 ]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1403.
[ 2 ] 全祖望，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外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306.
[ 3 ] 岳珂.玉楮诗稿：跋[M].//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679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158.
[ 4 ] 叶德辉.书林清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28.
[ 5 ] 郭丽冰.宋代私家刻书之贡献[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88.
[ 6 ]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191.
[ 7 ] 瞿良士.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77.
[ 8 ] 吴寿旸.拜经楼藏书题跋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65.
[ 9 ] 郑振铎.西谛书话[M].北京：三联书店，1998：477.
[10] 岳珂.玉楮诗稿[M].//宋集珍本丛刊：第78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644.
[11] 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7：516.
[12] 傅增湘.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2：569.
[13]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M].刻本.钱塘：丁氏，1901（清光绪二十七年）.
许起山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41。
（收稿日期：2016-02-21 编校：田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