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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深圳大学首开先例,开始实施人事制度改革,实行全员聘任制,改革后全校都將“无官”,校长则相当于CEO,不再是正厅级干部。实际上,早在深圳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之前,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就提出“办大学首先要去官化、去行政化”。实际上,关于教育去行政化,也是政府一直以来关注和思考的问题。那么,中国大学缘何会行政化,校园文化为何被“权力”所扭曲?大学行政化对于大学的发展又有哪些现实危害,如何“去行政化”?我们特邀专家进行了深度评析。
大学改革之难,难在制度繁多,但空乏无力
中国大学内部的行政化,根源来自校外的背景:一个是大学校长多由行政部门委派,其以前的身份多为官员,按照其已有的行政思维方式管理学校,成为一个便利的选择。一个是教育部在高校中间通过级别任命确立的等级制度,其分三次完成的对31所副部级高校的任命,被公认为进一步强化了高校原有的行政化趋势。
显然,大学改革之难,难在制度上,但不是缺乏制度,而是现有制度繁多,但空乏无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财政机制。目前大学的拨款制度和使用机制,是将大学和政府机构等同起来,大学是个特殊的创造性机构,僵化的财政制度严重阻碍了大学的正常运作,大量的时间消耗在经费使用申请和使用上。第二是人事制度。大学人事制度和政府机构基本一致,把大学教师和公务员用同样的流程方式管理是人事部门所犯的重大错误。高校人事制度的僵化有甚于政府机构,“能进不能出”,名义上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被改造成了“有关系的新人老办法,没有关系的新人新办法”。
深圳大学此次改革,力图在去行政化方面有所突破。比如,行政部门的正副处长和政府的正副处长脱钩,设立三四级岗位,规定院长、副院长都是教师岗位,不是官,均由教师担任;学校成立“布衣教授人事委员会”,由13名普通教授把关人事,等等。深圳大学校长“摘官帽”,是符合改革方向的,然而,这也不是深圳大学说“摘”就“摘”的。要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需要组织部门、教育部门对学校拨款方式、校长遴选方式、学校管理模式进行统一调整、部署,否则,就是“换汤不换药”,或者名义“取消”,实则“套用”。
学术精英蜕变,哪怕是著名学者,若非本身是“官”,也会被边缘化
一些大学由于过分强调行政权力尤其是行政官员的作用,导致了职能部门出现了角色错置,小科长指挥“博导”,将服务职能置换成行政权力已成为大学教师最为不满的现象之一。这一“官本位”的评价机制使得大学里一些不擅长管理的学术带头人不得不获得相应官职才能体现自身的人才价值,结果导致一些有学术才华和科研潜质的学者疲于应付大量事务性工作而荒废了本应发挥作用的学术工作,人才浪费现象严重。
“官本位”的直接影响是令大学里真正的主人即大学教授失去了实际话语权,哪怕是著名学者,若非本身是“官”,也会被边缘化。九三学社最近一项问卷调查显示,62.6%的受访者认为,学术委员会只是装饰或者仅能对学校重大学术事务提供参考意见。大学行政化程度愈来愈深,事实上改变了大学的性质,侵夺了老师和学术的主体地位。这不仅使大学按照教学科研规律自主办学和管理创新的空间越来越小,而且使真正追求教育工作和学术创新的人才在大学中不断被边缘化。当前中国大学的许多问题都与之有着直接关联。
在现行的高校管理体制下,大学也面临着争取各种学术资源和项目资金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大学也不得不与地方单位一样“跑部钱进”,甚至某些地方出现高校买卖文凭和部委分配资源之间的双向寻租现象。另一方面,在学校内部,行政人员把持一切,在职称评定、课题申报等重要学术资源的分配中,各级领导都享有“特权”,行政领导往往挤占了有限的学术资源。这些领导掌握着权力,决定着教师拿课题、评职称等各种事宜。
在权力本位的引导下,大学里的许多学术精英都把精力放在追求权力和官位级别上去了,这就导致原有学术精英的蜕变。由于权力及其产生的收益的“诱惑”,一些人就难以静下心来埋头苦干,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据统计,2009年教师节评出的100位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奖人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还有人身兼几种职务。对于这种学术蜕化,一些人表现出了无奈。为了显示自己的学术能力,不得不争取相应的官职,已经成为许多高校的通病。
“泛行政化管理”模式,造就越来越多的“表格教授”
中国大学内部的“泛行政化管理”模式,正让广大一线教学科研人员成为权力的附庸。这种行政管理模式首先表现在所谓的竞争机制上,就是说,大学也要与市场一样,按照市场的竞争规律作为评价大学教师资质的唯一标准。现在中国大学的学术量化评价制度,主要是看教师所发表论文的刊物等级与论文数量、专著数量,即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不管质量高低,只看达到此等级刊物的平均水平。
应该说,一定程度上的竞争未必是坏事,而且量化评价也有其自身公平性作为依据。但令人无法容忍的是,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最终裁决几乎完全依据行政机构的级别来衡量的,这就导致了学术质量被置换为行政级别。简单说,就是把对教师学术水平的评价等同于对学术刊物、学术奖励以及学术项目级别的评价,同时更把对于学术刊物、学术项目、学术奖励的评价等同于对刊物、奖励、项目主办单位行政级别的评定。比如将直属中央的刊物看作是国家级刊物或所谓“威权核心刊物”,依此类推,按照省部级和地方级别,分为重点核心、一般核心等等,同时也把各种学术项目同样分为国家级、省部级,分别依据不同的级别给予数额不同的配套奖励,同样这也是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直接导致了学术刊物寻租化,市场化,而大学老师也不得不迎合这种体制,形成了民间戏称的“逼良为娼”。
这种围绕项目、奖励形成的竞争机制造就的不是大师、大学者,而是越来越多的“表格教授”。许多学术精英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琳琅满目的表格上:一级学科申报表、研究基地申报表、重点学科申报表、社会科学基金申报表、单位考核聘任表等等。因为按照现行的高校管理体制和行政评价机制,有多少一级学科,多少研究基地,获得了多少社会科学基金,发表了多少论文,都是学校各级领导的政绩。正是在这种压力型竞争模式下,教授剽窃等人格矮化的怪现象层出不穷。学品如人品,人品如此,学品又如何呢?
同时,这种官本位的思维也直接传染了身边的大学生,导致越来越多的学生对当“官”趋之若鹜。这种“官本位”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不仅使大学的学术性质受到侵蚀,而且影响着大学生的义利观和价值观,影响到学术的可持续发展和学生的健康成长。除了与老板教授之间形成剽窃同盟这类学术腐败之外,学生们更多的是看到了市场化和行政化相结合出现的权力错位和学术扭曲。 孔夫子讲,“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而今教授自身的人格和品行都“不正”,如何能令莘莘学子们产生信服感,更遑论学术追求和远大理想了,此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显然,在这样一个官本位、功利化的大学,怎么能够培养出钱学森所说的“杰出人才”呢?
“教授治校”,去行政化之路
今年年初,温家宝总理在与科教文卫体各界的10位代表会谈中,有两段话被广为传播,一段是:“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另一段是:“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 而中国“大学功利化”和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究其根源乃是大学行政化造成的,大学去行政化也就成为了我国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
深圳大学的改革让人联想起10年前在我国985高校所推进的全员聘用改革,具体的操作细节有差异,但思路基本一致。然而,众所周知,985高校的改革并不成功。分析起来,全员聘任制的失败,主要在于思路出错,不应该是提高所谓效率,而应该是建立按照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办学的基本管理制度,同时缺乏两大基本前提。
其一,学术共同体评价。教师的聘任,无疑发生在学校行政与教师个体之间,但对教师的评价,却不能由行政操作,教育与学术的评价权应该归属教师共同体。而所有高校在推进全员聘用时,采取的还是行政主导,因此,对教师的考核指标,就是各项可以突出办学政绩的行政指标,包括发表论文数、申请课题。这直接把教师们变为“学术民工”,同时也造成学术的急功近利,一些坚守理想的教授反被边缘化。
其二,学校校长职业化。教师的聘任,如果要不受行政制约,除了行政机关交出评价权之外,还应该实行真正的行政权与学术权、教育权分离。这就要求行政官员(校长以及学校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从利益回避出发,不能再从事教育与学术研究,为自己争取学术资源。在过去10年中,各高校并没有推进这一改革,其结果是近年来评选的国家教学名师,80%有各种行政头衔,去年的100位名师中,校长就有20位;新当选的两院院士,也超过80%有行政职务。这对教师的教学与学术积极性打击是致命的。
因此,大学要去行政化,我认为必须要解决如下两方面的行政化问题。就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而言,政府既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对大学进行领导、指导和管理,但是,又要尽可能给予大学比较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最终的目标是提高办学质量和资金效率。就大学内部管理而言,关键是明确划分教授(教师)权力与管理者权力,并且彼此尊重;必须要有一定的依法决策、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机制,以制度来保障两种权力的发挥,保障决策的民主与科学,推动学校发展目标的实现。 众所周知,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就是奉行“教授治校”的历史典范,而清华大学之所以为清华,是与梅校长“教授治校”的理念分不开的。如果能够在全国的高校推行“教授治校”,那么,大学的真正自主不远矣,大学的去行政化亦指日可待!(作者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大学改革之难,难在制度繁多,但空乏无力
中国大学内部的行政化,根源来自校外的背景:一个是大学校长多由行政部门委派,其以前的身份多为官员,按照其已有的行政思维方式管理学校,成为一个便利的选择。一个是教育部在高校中间通过级别任命确立的等级制度,其分三次完成的对31所副部级高校的任命,被公认为进一步强化了高校原有的行政化趋势。
显然,大学改革之难,难在制度上,但不是缺乏制度,而是现有制度繁多,但空乏无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财政机制。目前大学的拨款制度和使用机制,是将大学和政府机构等同起来,大学是个特殊的创造性机构,僵化的财政制度严重阻碍了大学的正常运作,大量的时间消耗在经费使用申请和使用上。第二是人事制度。大学人事制度和政府机构基本一致,把大学教师和公务员用同样的流程方式管理是人事部门所犯的重大错误。高校人事制度的僵化有甚于政府机构,“能进不能出”,名义上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被改造成了“有关系的新人老办法,没有关系的新人新办法”。
深圳大学此次改革,力图在去行政化方面有所突破。比如,行政部门的正副处长和政府的正副处长脱钩,设立三四级岗位,规定院长、副院长都是教师岗位,不是官,均由教师担任;学校成立“布衣教授人事委员会”,由13名普通教授把关人事,等等。深圳大学校长“摘官帽”,是符合改革方向的,然而,这也不是深圳大学说“摘”就“摘”的。要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需要组织部门、教育部门对学校拨款方式、校长遴选方式、学校管理模式进行统一调整、部署,否则,就是“换汤不换药”,或者名义“取消”,实则“套用”。
学术精英蜕变,哪怕是著名学者,若非本身是“官”,也会被边缘化
一些大学由于过分强调行政权力尤其是行政官员的作用,导致了职能部门出现了角色错置,小科长指挥“博导”,将服务职能置换成行政权力已成为大学教师最为不满的现象之一。这一“官本位”的评价机制使得大学里一些不擅长管理的学术带头人不得不获得相应官职才能体现自身的人才价值,结果导致一些有学术才华和科研潜质的学者疲于应付大量事务性工作而荒废了本应发挥作用的学术工作,人才浪费现象严重。
“官本位”的直接影响是令大学里真正的主人即大学教授失去了实际话语权,哪怕是著名学者,若非本身是“官”,也会被边缘化。九三学社最近一项问卷调查显示,62.6%的受访者认为,学术委员会只是装饰或者仅能对学校重大学术事务提供参考意见。大学行政化程度愈来愈深,事实上改变了大学的性质,侵夺了老师和学术的主体地位。这不仅使大学按照教学科研规律自主办学和管理创新的空间越来越小,而且使真正追求教育工作和学术创新的人才在大学中不断被边缘化。当前中国大学的许多问题都与之有着直接关联。
在现行的高校管理体制下,大学也面临着争取各种学术资源和项目资金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大学也不得不与地方单位一样“跑部钱进”,甚至某些地方出现高校买卖文凭和部委分配资源之间的双向寻租现象。另一方面,在学校内部,行政人员把持一切,在职称评定、课题申报等重要学术资源的分配中,各级领导都享有“特权”,行政领导往往挤占了有限的学术资源。这些领导掌握着权力,决定着教师拿课题、评职称等各种事宜。
在权力本位的引导下,大学里的许多学术精英都把精力放在追求权力和官位级别上去了,这就导致原有学术精英的蜕变。由于权力及其产生的收益的“诱惑”,一些人就难以静下心来埋头苦干,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据统计,2009年教师节评出的100位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奖人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还有人身兼几种职务。对于这种学术蜕化,一些人表现出了无奈。为了显示自己的学术能力,不得不争取相应的官职,已经成为许多高校的通病。
“泛行政化管理”模式,造就越来越多的“表格教授”
中国大学内部的“泛行政化管理”模式,正让广大一线教学科研人员成为权力的附庸。这种行政管理模式首先表现在所谓的竞争机制上,就是说,大学也要与市场一样,按照市场的竞争规律作为评价大学教师资质的唯一标准。现在中国大学的学术量化评价制度,主要是看教师所发表论文的刊物等级与论文数量、专著数量,即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不管质量高低,只看达到此等级刊物的平均水平。
应该说,一定程度上的竞争未必是坏事,而且量化评价也有其自身公平性作为依据。但令人无法容忍的是,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最终裁决几乎完全依据行政机构的级别来衡量的,这就导致了学术质量被置换为行政级别。简单说,就是把对教师学术水平的评价等同于对学术刊物、学术奖励以及学术项目级别的评价,同时更把对于学术刊物、学术项目、学术奖励的评价等同于对刊物、奖励、项目主办单位行政级别的评定。比如将直属中央的刊物看作是国家级刊物或所谓“威权核心刊物”,依此类推,按照省部级和地方级别,分为重点核心、一般核心等等,同时也把各种学术项目同样分为国家级、省部级,分别依据不同的级别给予数额不同的配套奖励,同样这也是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直接导致了学术刊物寻租化,市场化,而大学老师也不得不迎合这种体制,形成了民间戏称的“逼良为娼”。
这种围绕项目、奖励形成的竞争机制造就的不是大师、大学者,而是越来越多的“表格教授”。许多学术精英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琳琅满目的表格上:一级学科申报表、研究基地申报表、重点学科申报表、社会科学基金申报表、单位考核聘任表等等。因为按照现行的高校管理体制和行政评价机制,有多少一级学科,多少研究基地,获得了多少社会科学基金,发表了多少论文,都是学校各级领导的政绩。正是在这种压力型竞争模式下,教授剽窃等人格矮化的怪现象层出不穷。学品如人品,人品如此,学品又如何呢?
同时,这种官本位的思维也直接传染了身边的大学生,导致越来越多的学生对当“官”趋之若鹜。这种“官本位”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不仅使大学的学术性质受到侵蚀,而且影响着大学生的义利观和价值观,影响到学术的可持续发展和学生的健康成长。除了与老板教授之间形成剽窃同盟这类学术腐败之外,学生们更多的是看到了市场化和行政化相结合出现的权力错位和学术扭曲。 孔夫子讲,“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而今教授自身的人格和品行都“不正”,如何能令莘莘学子们产生信服感,更遑论学术追求和远大理想了,此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显然,在这样一个官本位、功利化的大学,怎么能够培养出钱学森所说的“杰出人才”呢?
“教授治校”,去行政化之路
今年年初,温家宝总理在与科教文卫体各界的10位代表会谈中,有两段话被广为传播,一段是:“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另一段是:“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 而中国“大学功利化”和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究其根源乃是大学行政化造成的,大学去行政化也就成为了我国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
深圳大学的改革让人联想起10年前在我国985高校所推进的全员聘用改革,具体的操作细节有差异,但思路基本一致。然而,众所周知,985高校的改革并不成功。分析起来,全员聘任制的失败,主要在于思路出错,不应该是提高所谓效率,而应该是建立按照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办学的基本管理制度,同时缺乏两大基本前提。
其一,学术共同体评价。教师的聘任,无疑发生在学校行政与教师个体之间,但对教师的评价,却不能由行政操作,教育与学术的评价权应该归属教师共同体。而所有高校在推进全员聘用时,采取的还是行政主导,因此,对教师的考核指标,就是各项可以突出办学政绩的行政指标,包括发表论文数、申请课题。这直接把教师们变为“学术民工”,同时也造成学术的急功近利,一些坚守理想的教授反被边缘化。
其二,学校校长职业化。教师的聘任,如果要不受行政制约,除了行政机关交出评价权之外,还应该实行真正的行政权与学术权、教育权分离。这就要求行政官员(校长以及学校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从利益回避出发,不能再从事教育与学术研究,为自己争取学术资源。在过去10年中,各高校并没有推进这一改革,其结果是近年来评选的国家教学名师,80%有各种行政头衔,去年的100位名师中,校长就有20位;新当选的两院院士,也超过80%有行政职务。这对教师的教学与学术积极性打击是致命的。
因此,大学要去行政化,我认为必须要解决如下两方面的行政化问题。就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而言,政府既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对大学进行领导、指导和管理,但是,又要尽可能给予大学比较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最终的目标是提高办学质量和资金效率。就大学内部管理而言,关键是明确划分教授(教师)权力与管理者权力,并且彼此尊重;必须要有一定的依法决策、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机制,以制度来保障两种权力的发挥,保障决策的民主与科学,推动学校发展目标的实现。 众所周知,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就是奉行“教授治校”的历史典范,而清华大学之所以为清华,是与梅校长“教授治校”的理念分不开的。如果能够在全国的高校推行“教授治校”,那么,大学的真正自主不远矣,大学的去行政化亦指日可待!(作者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