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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的世界》中,作者安东尼•奥罗姆说了一件事:帕特丽夏和儿时的邻居惊闻老房子即将被拆除,立即动身,千里迢迢去看一眼曾生活过的地方。他感叹道:“对我们这些局外人而言,那房子不过是一种有形的物体罢了,但对于他们,却是人生的一部分。”
这样的心急,这样的驰往,我深有体会。现代拆迁的效率太可怕了,一夜之间即灰飞烟灭。
大地震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将生活连根拔起,摧毁视觉记忆的全部基础。比地震更可怕的,是一场叫“现代化改造”的人工手术。有建设部官员愤愤地说:“中国,正在变成由一千个雷同城市组成的国家。”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只能指认和珍藏一个故乡,且故乡的信息又是各自独立、不可混淆的,那么,面对千篇一律、形同神似的城市,我们还有使用“故乡”一词的勇气和依据吗?我们还有抒情的心灵基础吗?
故乡,不仅仅是个地址和空间,它是有容颜和记忆能量、有年轮和光阴故事的,它需要视觉凭证,需要岁月依据,需要细节支撑,哪怕蛛丝马迹,哪怕一井、一石、一树……否则,一个游子何以与眼前的景象相认?何以肯定此即魂牵梦萦又藏有童年的地方?如果眼前的事物与记忆完全不符,没有一样东西提醒你曾经与之耳鬓厮磨,它还能让你激动吗?
其实,故乡的全部含义,都将落实在地点和它养育的内容上。故乡的文化任务,即演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之逻辑,即探究一个人的身世和成长,即追溯他那些重要的生命特征和精神基因之来源。若抛开此任务,故乡将虚脱成一个空词、一堆口水。
当一位长辈说自己是北京人时,脑海中浮现的一定是由老胡同、四合院、五月槐花、前门吆喝、六必居酱菜、小肠陈卤煮、王致和臭豆腐……组合成的整套记忆,或者说,是京城喂养出的那套热气腾腾的生活体系和价值观。而今天,当一个青年自称北京人时,他指的多半是户籍,联想的也不外乎房屋、产权、住址等信息。
空间的本能是变幻和扩张,它有喜新厌旧的倾向;地点的秉性是沉静和忠诚,无形中它支持保守与稳定。二者的遭遇折射在城市的变迁中,即城区以大为能、建筑以新为尚。而熟悉的地点和传统街区,正承受着垃圾一般的命运。其实,任何更新太快和丧失边界的事物,都是可怕的,都有失去本位的危险,都是对地点的伤害。如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一个人再把它唤做故乡,恐怕已有难以启齿之羞——
一方面,大城市的欲望无边无际,使得任何人都只能消费其极小的一部分,没人再能从整体上把握和融入它,没人再能如数家珍地描述和盘点它,没人再能成为其名副其实的“老人”和“地主”。
另一方面,由于它极不稳定,容颜时时被更新,结构任意被涂改,无相对牢固和永久的元素供人体味,一切皆是暂时、偶然的,沉淀不下故事——于是你记不住它,产生不了依赖和深厚的感情。总之,它不再承载光阴的纪念性,不再对你的成长记忆负责,不再有记录你身世的功能。
不只是城市,中国的乡村也在沦陷,因为它更弱,更没有重心和屏障,更缺乏自持力和防护力。央视“魅力小镇”的评选,不过是一台走秀,是在给“遗墟”颁奖。那些古村名镇只是没来得及脱下旗袍、马褂,里头早已是现代内衣或空空荡荡。在它们身上,我似乎没觉出小镇该有的灵魂、脚步和炊烟——那种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生活美学和心灵秩序……
吹灯拔蜡式的扫荡、删除,无边无际的大城宏图,千篇一律的整容模板……无数地点在失守,被改弦更张;无数故乡在沦陷,被连根拔起。
自然之子叶赛宁说:“我回到故乡即胜利。”
沈从文说:“一个士兵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回到故乡。”
他们是幸运的。那个时代,故乡是不死的——至少尚无要死的征兆和迹象,游子不必担心故乡会死去。
是的,丧钟响了——是告别的时候了。每个人都应赶紧回故乡看看,赶在它整容、毁容或下葬之前。当然还有个选择:永远不回故乡,不去目睹它的死。
我后悔了。我去晚了。我不该去。
由于几乎没在祖籍生活过,多年来,我一直把20世纪70年代随父母流落到的小村子视为故乡。那天整理旧物,竟翻出一本自己的初中作文,开篇就是《回忆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那是一个群山环抱、山清水秀的村庄,有哗哗的小溪、神秘的山洞、漫山遍野的金银花……村北有一道宽宽的水坡,像一张床,长满了碧绿的青苔。坡下是一汪深潭,水中趴着圆圆的巨石,滑滑的,像一只只大乌龟露出的背……”
坦率地说,这些描写一点没掺假。其实,按美学标准,那个年代的村子皆可入画,皆配得上陶渊明的那首诗:“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几年前,金银花盛开的初夏,我带夫人回故乡,那亦是我三十年来的首次回访。
一路上,我不停地为她描绘将要看到的一切,讲得她目眩神迷,我也沉浸在“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想象与感动中。可随着刹车声,眼前的景象让我大惊失色——不见了,全不见了!找不到那条河、那苇塘,找不到虾戏鱼嬉的水潭,找不到那一群群龟背……取而代之的是采石场,是冒烟的砖窑,还有路边歪斜的广告牌:欢迎来到大理石之乡。
这个时代,不变的东西太少了,慢的东西太少了,我们头也不回地急行,而身后的脚印、村庄、影子,早已消散无踪。
我们唱了一路的歌,却发现无词、无曲。
我们走了很远很远,却忘了为何出发。
(摘自《读者》2010年第10期图/王青)
这样的心急,这样的驰往,我深有体会。现代拆迁的效率太可怕了,一夜之间即灰飞烟灭。
大地震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将生活连根拔起,摧毁视觉记忆的全部基础。比地震更可怕的,是一场叫“现代化改造”的人工手术。有建设部官员愤愤地说:“中国,正在变成由一千个雷同城市组成的国家。”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只能指认和珍藏一个故乡,且故乡的信息又是各自独立、不可混淆的,那么,面对千篇一律、形同神似的城市,我们还有使用“故乡”一词的勇气和依据吗?我们还有抒情的心灵基础吗?
故乡,不仅仅是个地址和空间,它是有容颜和记忆能量、有年轮和光阴故事的,它需要视觉凭证,需要岁月依据,需要细节支撑,哪怕蛛丝马迹,哪怕一井、一石、一树……否则,一个游子何以与眼前的景象相认?何以肯定此即魂牵梦萦又藏有童年的地方?如果眼前的事物与记忆完全不符,没有一样东西提醒你曾经与之耳鬓厮磨,它还能让你激动吗?
其实,故乡的全部含义,都将落实在地点和它养育的内容上。故乡的文化任务,即演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之逻辑,即探究一个人的身世和成长,即追溯他那些重要的生命特征和精神基因之来源。若抛开此任务,故乡将虚脱成一个空词、一堆口水。
当一位长辈说自己是北京人时,脑海中浮现的一定是由老胡同、四合院、五月槐花、前门吆喝、六必居酱菜、小肠陈卤煮、王致和臭豆腐……组合成的整套记忆,或者说,是京城喂养出的那套热气腾腾的生活体系和价值观。而今天,当一个青年自称北京人时,他指的多半是户籍,联想的也不外乎房屋、产权、住址等信息。
空间的本能是变幻和扩张,它有喜新厌旧的倾向;地点的秉性是沉静和忠诚,无形中它支持保守与稳定。二者的遭遇折射在城市的变迁中,即城区以大为能、建筑以新为尚。而熟悉的地点和传统街区,正承受着垃圾一般的命运。其实,任何更新太快和丧失边界的事物,都是可怕的,都有失去本位的危险,都是对地点的伤害。如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一个人再把它唤做故乡,恐怕已有难以启齿之羞——
一方面,大城市的欲望无边无际,使得任何人都只能消费其极小的一部分,没人再能从整体上把握和融入它,没人再能如数家珍地描述和盘点它,没人再能成为其名副其实的“老人”和“地主”。
另一方面,由于它极不稳定,容颜时时被更新,结构任意被涂改,无相对牢固和永久的元素供人体味,一切皆是暂时、偶然的,沉淀不下故事——于是你记不住它,产生不了依赖和深厚的感情。总之,它不再承载光阴的纪念性,不再对你的成长记忆负责,不再有记录你身世的功能。
不只是城市,中国的乡村也在沦陷,因为它更弱,更没有重心和屏障,更缺乏自持力和防护力。央视“魅力小镇”的评选,不过是一台走秀,是在给“遗墟”颁奖。那些古村名镇只是没来得及脱下旗袍、马褂,里头早已是现代内衣或空空荡荡。在它们身上,我似乎没觉出小镇该有的灵魂、脚步和炊烟——那种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生活美学和心灵秩序……
吹灯拔蜡式的扫荡、删除,无边无际的大城宏图,千篇一律的整容模板……无数地点在失守,被改弦更张;无数故乡在沦陷,被连根拔起。
自然之子叶赛宁说:“我回到故乡即胜利。”
沈从文说:“一个士兵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回到故乡。”
他们是幸运的。那个时代,故乡是不死的——至少尚无要死的征兆和迹象,游子不必担心故乡会死去。
是的,丧钟响了——是告别的时候了。每个人都应赶紧回故乡看看,赶在它整容、毁容或下葬之前。当然还有个选择:永远不回故乡,不去目睹它的死。
我后悔了。我去晚了。我不该去。
由于几乎没在祖籍生活过,多年来,我一直把20世纪70年代随父母流落到的小村子视为故乡。那天整理旧物,竟翻出一本自己的初中作文,开篇就是《回忆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那是一个群山环抱、山清水秀的村庄,有哗哗的小溪、神秘的山洞、漫山遍野的金银花……村北有一道宽宽的水坡,像一张床,长满了碧绿的青苔。坡下是一汪深潭,水中趴着圆圆的巨石,滑滑的,像一只只大乌龟露出的背……”
坦率地说,这些描写一点没掺假。其实,按美学标准,那个年代的村子皆可入画,皆配得上陶渊明的那首诗:“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几年前,金银花盛开的初夏,我带夫人回故乡,那亦是我三十年来的首次回访。
一路上,我不停地为她描绘将要看到的一切,讲得她目眩神迷,我也沉浸在“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想象与感动中。可随着刹车声,眼前的景象让我大惊失色——不见了,全不见了!找不到那条河、那苇塘,找不到虾戏鱼嬉的水潭,找不到那一群群龟背……取而代之的是采石场,是冒烟的砖窑,还有路边歪斜的广告牌:欢迎来到大理石之乡。
这个时代,不变的东西太少了,慢的东西太少了,我们头也不回地急行,而身后的脚印、村庄、影子,早已消散无踪。
我们唱了一路的歌,却发现无词、无曲。
我们走了很远很远,却忘了为何出发。
(摘自《读者》2010年第10期图/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