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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城市的功能都是多重的，政治功能、经济和社会等功能并存，每个城市也都有主要功能，其决定于城市自身资源条件和周边环境，以及该城市在国家、区域的位置，这是考量城市性质和类型的最主要依据。明清以降，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有所发展，特别是开埠通商后中国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冲破了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模式的束缚，也改变了内陆经济的布局，促使城市的主要功能发生转变，城市的类型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显示出城市发展的勃勃生机。
一、城市主要功能的转变
中国传统城市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政治职能多为主要功能，政治因素在城市形成和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城市的政治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城市的规模。中国的城市多是为了军事防御而设，且为各级政府的所在地，构成国家统治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是历代战争攻战双方争夺的焦点，势必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而跌宕起伏，难以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虽然很多城市也是一定地域的经济中心，文献中不乏店铺林立、人烟稠密的描绘，也有《清明上河图》那样的场景，彰显其繁华；但是，由于城市是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消费型城市，麇集着众多寄生性的官僚、军人、幕僚及其眷属和依附者，需要有手工业、商业和市场为其提供生活、享受上的各种需要，其经济实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其服务的，对商品生产的推动力十分有限。而且，城市中的商人等长期在严格的等级制度和重农抑商理念制约下，社会地位低下，难以形成左右政府的社会权威和精英。因此，城市的经济功能往往依附于其政治地位，很难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功能。
开埠通商与国际市场接轨后，海洋经济与交通变革带动了经济布局的重组，商品生产与市场经济推动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近代性质的资源配置改变着经济结构，接踵而来的政体和国体的激变、社会分层的变动、物流和人流规模的扩大等，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也需要各城市根据社会经济变化重新确定自身的主要功能。
有些以政治职能为主的城市，继续保持了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北京是元、明、清等朝代的国都，其政治和文化教育中心地位十分显赫；虽然也兴建工厂和银行等，却多是依附或者服务于政治功能，因缺乏经济上的吸引力，城区人口从1910年的76万，到1928年仅仅增加到91.9万。南京曾数度为国都，政治和文化地位十分突出，开埠通商后又受制于上海。一直以政治和文化中心为特色，民国以后人口一直在35万人左右；1928年成为国民政府首都后，政治地位陡升，1931年有65万人，比1927年增加了一倍以上，1936年达到101.9万人。
大部分省会等地方政权治所，主要功能变化明显。一些城市在政治中心的庇荫下兴办近代企业，商品集散等经济功能渐强，经济功能与政治功能同步增强，向复合型城市发展，甚至经济功能超越了政治功能，成为国家或一个区域的经济中心。如上海、天津开埠后人口都有数倍的增加。武汉三镇有的是省会、府治，汉口的商业繁盛，开埠后与国际市场接轨，长江航运与铁路的发展使“九省通衢”的作用愈发增强，经济功能更加突出，城市人口从开埠初期的20万人，增加到1936年的123万人。奉天清初为“龙兴之地”，自行开埠后多条铁路交汇，华资企业和金融业聚集，经济功能凸现，成为多功能并重的东北地区最大城市，1931年的人口比1905年增加了一倍。济南原为山东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自行开埠后成为铁路交通枢纽，周围地区的商品生产日渐发达，经济功能迅速增强，人口从1843年不足6万，到1936年达到47.2万。而开封、西安、保定、太原、福州、成都等城市，近代后失去了政治、经济和交通等优势，政治功能也随之削弱。开封长期受黄河泛滥所累，自明末李自成起义和1841年黄河决口后一蹶不振。保定自元代政治地位一路飙升，近代后政治职能遂被天津替代，人口从清初的25万人骤减到1928年的7，8万人。太原是内陆城市一直发展缓慢，正太和同蒲铁路开通后，省内外经济联系日见紧密，聚集能力大增，新建近千家商店，经济功能逐渐发挥作用，1928年人口比1918年增加一倍。
以军事防御为主要功能的城市，功能的转变尤为显著。上海、天津、广州、大连、青岛、厦门、宁波等沿海城市因海运发展内外贸易繁盛，集散能力迅速增强；且是各国列强最早觊觎之地，近代经济、教育和文化等无不由此向内地扩展，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起点，部分城市转变为以经济功能为主的港口城市，或是全国和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辽阳、宣化、大同、榆林等陆路边防重镇，因为疆域的变化也失去了防御的功能，有的转变为铁路与陆路、水路中转的集散中心，有的成为大型工矿所在地。
内河沿岸城市本来就是明清以后兴起的商品运销和集散的主要节点，经济功能十分突出，近代以后交通运输的变革，打破了内陆经济格局，其功能也随之变化。长江航运能力逐年扩大，并通过上海等连通国际市场，促进了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和市场化，沿岸城市仍以经济功能为主要功能，并发挥自身的特征，成为以上海为龙头的市场网络和城市系统组成部分。黄河和大运河沿岸城市的普遍境遇是集散能力衰减，难以维系往日的繁华。如开封、朱仙镇、归德(今商丘)、大名等，长期受黄河泛滥和改道影响，发展缓慢，甚至衰落。大运河严重淤浅，周边又开通了铁路，沿岸城市逐渐失去漕粮和南北货物运输的优势，开始走下坡路。镇江、淮安和扬州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济宁以往经济集散能力超过了济南，漕粮停运和铁路开通后这一功能丧失殆尽，人口从20世纪前的12万，减少到1917年的6.7万人；临清、聊城、东昌、德州、沧州、通州等多是有一定政治经济地位的府治或县治，交通环境的改变使其经济功能降低，人口陡减。
如前所述，在传统时期许多城市是一定区域的政治统治中心，军事和政治是其主要功能，经济中心的特征并不明显。开埠通商以后，这种状况至少在沿海口岸城市、铁路沿线和工矿业城镇得到根本的转变，城市开始根据自身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地位，形成各自特色和主要功能，更加凸显城市自身的个性，从而确定了在全国或区域内的位置。
二、城市类型的多样化
城市类型在考虑历史渊源的前提下，取决于自身的主要功能，并以此构成诸多城市具有同一性的类型划分。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城市本身特有的开放性和集聚性得以发挥，各城市自身特征开始显露，其主要功能发生量变或质变，城市的类型也随之发生转变。
有的学者将传统时期的城市分为三种类型，即传统的行政中心城市、工矿业城市和商业城市。如果考虑到城市所处的环境位置、主要功能和政治经济地位等因素，还可以分为以政治军事职能为主的行政中心城市、以海陆防御为主的城市、陆路内河等干线的集散中心城市、手工业城市。从城市发展史看，在早期的城市建立和发展中，行政中心城市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其行政等级标志其政治地位。宋元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城市的经济功能逐渐增强，政治和经济等多重功能叠加的趋势愈发明显。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和大运河沿岸出现了一些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商业城镇，以海陆防御为主的城市在边境稳定或者海陆运通畅时期，承担着相当部分的对外贸易，其经济功能也在增强，开始向复合型城市转化，这些预示着经济布局开始变化，城市类型面临重新组合。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经济进入转型时期，城市开放性和集聚性的特质得以发挥，形成了一些以自身特点为主要功能的城市，诸如港口城市、矿山城市、交通枢纽城市等等，城市的类型归属也重塑新的格局，展现出城市类型的多样化。
有的学者将近代中国城市划分为七种类型：综合性多功能中心城市、一般的开埠通商城市、新兴工矿城市、新兴交通枢纽城市、港口贸易城市、双重功能的传统政治中心城市、变化中的传统工商业城市。如果从城市的历史渊源、主要功能和特点、发展趋势及其政治经济地位来看，结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大致可以简化为以下五种类型，即政治与文化中心城市、综合性经济中心城市、开埠通商城市、殖民城市和工矿与交通枢纽城市。其中，政治与文化中心城市、综合性经济中心城市、工矿与交通枢纽城市，传统时期就已经存在，只是在性质和内容上增添了诸多近代因素，开埠通商城市、殖民城市则体现了中国转型时期的特征，也反映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北京和南京属于政治与文化中心城市，继续保持政治职能为主的状况，发展相对缓慢。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为综合性经济中心城市，其特点是多种功能的叠加，而其经济功能始终处在引领的地位；由于这些城市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领域皆开风气之先，因此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成为现代化进程的标志。而传统时期的综合中心城市在新的格局下重新排列组合，有的各种功能继续增强，仍然保持原有的地位，有的受社会经济环境的制约和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地位下降。开埠通商城市是新的城市类型，但也包括以海陆防御为主的城市和部分商业集散中心城市，到1924年共有63个约开口岸和52个自开口岸㈣，多分布在沿海和边境省份，其发展进程因各自的情况不同，出现了多种走势，有的成为复合型的全国或者区域综合性经济中心城市，有的是区域性进出口贸易口岸或商品集散中心，有的则成为以进出口商品加工业为主的生产中心；当然也有一些城市受经济基础和环境的限制，功能单一，商品集散能力有限，即便有外力的刺激，仍然没有迅速崛起的口岸。殖民城市是指在西方列强殖民统治下的城市，即哈尔滨、大连、青岛和威海，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诸多城市，其特点都是外国侵略者武力强占后，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合法”身份，建立了独立于中国政府的立法、司法和执法等较为完备的机构，对整个城市实行殖民统治；宗主国投资城市建设，其侨民兴建的工商和金融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工矿与交通枢纽城市亦包括原有的手工业城镇和交通要地，但近代以后该类城市的本质有所不同。近代的工矿与交通枢纽城市是随着大型工矿企业和铁路等陆路交通发展形成的，有新兴的煤铁等能源的生产基地，有铁路枢纽，以专业化为特征，经济实力增长快，聚集人口能力强，成为最为活跃的城市类型；而原来的手工业和内陆交通为特征的城镇则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日渐萧条和衰落。
总之，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也提高了城市的地位，各城市的功能在日益多重化和复杂化的同时，主要功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也需要重新确立自身类型的归属和定位，这些变化的力度超过了历史上各个朝代，而且一直持续到目前，关系到一些城市的战略定位与发展前景。
责任编辑：宋 奇
一、城市主要功能的转变
中国传统城市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政治职能多为主要功能，政治因素在城市形成和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城市的政治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城市的规模。中国的城市多是为了军事防御而设，且为各级政府的所在地，构成国家统治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是历代战争攻战双方争夺的焦点，势必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而跌宕起伏，难以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虽然很多城市也是一定地域的经济中心，文献中不乏店铺林立、人烟稠密的描绘，也有《清明上河图》那样的场景，彰显其繁华；但是，由于城市是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消费型城市，麇集着众多寄生性的官僚、军人、幕僚及其眷属和依附者，需要有手工业、商业和市场为其提供生活、享受上的各种需要，其经济实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其服务的，对商品生产的推动力十分有限。而且，城市中的商人等长期在严格的等级制度和重农抑商理念制约下，社会地位低下，难以形成左右政府的社会权威和精英。因此，城市的经济功能往往依附于其政治地位，很难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功能。
开埠通商与国际市场接轨后，海洋经济与交通变革带动了经济布局的重组，商品生产与市场经济推动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近代性质的资源配置改变着经济结构，接踵而来的政体和国体的激变、社会分层的变动、物流和人流规模的扩大等，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也需要各城市根据社会经济变化重新确定自身的主要功能。
有些以政治职能为主的城市，继续保持了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北京是元、明、清等朝代的国都，其政治和文化教育中心地位十分显赫；虽然也兴建工厂和银行等，却多是依附或者服务于政治功能，因缺乏经济上的吸引力，城区人口从1910年的76万，到1928年仅仅增加到91.9万。南京曾数度为国都，政治和文化地位十分突出，开埠通商后又受制于上海。一直以政治和文化中心为特色，民国以后人口一直在35万人左右；1928年成为国民政府首都后，政治地位陡升，1931年有65万人，比1927年增加了一倍以上，1936年达到101.9万人。
大部分省会等地方政权治所，主要功能变化明显。一些城市在政治中心的庇荫下兴办近代企业，商品集散等经济功能渐强，经济功能与政治功能同步增强，向复合型城市发展，甚至经济功能超越了政治功能，成为国家或一个区域的经济中心。如上海、天津开埠后人口都有数倍的增加。武汉三镇有的是省会、府治，汉口的商业繁盛，开埠后与国际市场接轨，长江航运与铁路的发展使“九省通衢”的作用愈发增强，经济功能更加突出，城市人口从开埠初期的20万人，增加到1936年的123万人。奉天清初为“龙兴之地”，自行开埠后多条铁路交汇，华资企业和金融业聚集，经济功能凸现，成为多功能并重的东北地区最大城市，1931年的人口比1905年增加了一倍。济南原为山东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自行开埠后成为铁路交通枢纽，周围地区的商品生产日渐发达，经济功能迅速增强，人口从1843年不足6万，到1936年达到47.2万。而开封、西安、保定、太原、福州、成都等城市，近代后失去了政治、经济和交通等优势，政治功能也随之削弱。开封长期受黄河泛滥所累，自明末李自成起义和1841年黄河决口后一蹶不振。保定自元代政治地位一路飙升，近代后政治职能遂被天津替代，人口从清初的25万人骤减到1928年的7，8万人。太原是内陆城市一直发展缓慢，正太和同蒲铁路开通后，省内外经济联系日见紧密，聚集能力大增，新建近千家商店，经济功能逐渐发挥作用，1928年人口比1918年增加一倍。
以军事防御为主要功能的城市，功能的转变尤为显著。上海、天津、广州、大连、青岛、厦门、宁波等沿海城市因海运发展内外贸易繁盛，集散能力迅速增强；且是各国列强最早觊觎之地，近代经济、教育和文化等无不由此向内地扩展，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起点，部分城市转变为以经济功能为主的港口城市，或是全国和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辽阳、宣化、大同、榆林等陆路边防重镇，因为疆域的变化也失去了防御的功能，有的转变为铁路与陆路、水路中转的集散中心，有的成为大型工矿所在地。
内河沿岸城市本来就是明清以后兴起的商品运销和集散的主要节点，经济功能十分突出，近代以后交通运输的变革，打破了内陆经济格局，其功能也随之变化。长江航运能力逐年扩大，并通过上海等连通国际市场，促进了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和市场化，沿岸城市仍以经济功能为主要功能，并发挥自身的特征，成为以上海为龙头的市场网络和城市系统组成部分。黄河和大运河沿岸城市的普遍境遇是集散能力衰减，难以维系往日的繁华。如开封、朱仙镇、归德(今商丘)、大名等，长期受黄河泛滥和改道影响，发展缓慢，甚至衰落。大运河严重淤浅，周边又开通了铁路，沿岸城市逐渐失去漕粮和南北货物运输的优势，开始走下坡路。镇江、淮安和扬州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济宁以往经济集散能力超过了济南，漕粮停运和铁路开通后这一功能丧失殆尽，人口从20世纪前的12万，减少到1917年的6.7万人；临清、聊城、东昌、德州、沧州、通州等多是有一定政治经济地位的府治或县治，交通环境的改变使其经济功能降低，人口陡减。
如前所述，在传统时期许多城市是一定区域的政治统治中心，军事和政治是其主要功能，经济中心的特征并不明显。开埠通商以后，这种状况至少在沿海口岸城市、铁路沿线和工矿业城镇得到根本的转变，城市开始根据自身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地位，形成各自特色和主要功能，更加凸显城市自身的个性，从而确定了在全国或区域内的位置。
二、城市类型的多样化
城市类型在考虑历史渊源的前提下，取决于自身的主要功能，并以此构成诸多城市具有同一性的类型划分。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城市本身特有的开放性和集聚性得以发挥，各城市自身特征开始显露，其主要功能发生量变或质变，城市的类型也随之发生转变。
有的学者将传统时期的城市分为三种类型，即传统的行政中心城市、工矿业城市和商业城市。如果考虑到城市所处的环境位置、主要功能和政治经济地位等因素，还可以分为以政治军事职能为主的行政中心城市、以海陆防御为主的城市、陆路内河等干线的集散中心城市、手工业城市。从城市发展史看，在早期的城市建立和发展中，行政中心城市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其行政等级标志其政治地位。宋元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城市的经济功能逐渐增强，政治和经济等多重功能叠加的趋势愈发明显。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和大运河沿岸出现了一些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商业城镇，以海陆防御为主的城市在边境稳定或者海陆运通畅时期，承担着相当部分的对外贸易，其经济功能也在增强，开始向复合型城市转化，这些预示着经济布局开始变化，城市类型面临重新组合。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经济进入转型时期，城市开放性和集聚性的特质得以发挥，形成了一些以自身特点为主要功能的城市，诸如港口城市、矿山城市、交通枢纽城市等等，城市的类型归属也重塑新的格局，展现出城市类型的多样化。
有的学者将近代中国城市划分为七种类型：综合性多功能中心城市、一般的开埠通商城市、新兴工矿城市、新兴交通枢纽城市、港口贸易城市、双重功能的传统政治中心城市、变化中的传统工商业城市。如果从城市的历史渊源、主要功能和特点、发展趋势及其政治经济地位来看，结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大致可以简化为以下五种类型，即政治与文化中心城市、综合性经济中心城市、开埠通商城市、殖民城市和工矿与交通枢纽城市。其中，政治与文化中心城市、综合性经济中心城市、工矿与交通枢纽城市，传统时期就已经存在，只是在性质和内容上增添了诸多近代因素，开埠通商城市、殖民城市则体现了中国转型时期的特征，也反映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北京和南京属于政治与文化中心城市，继续保持政治职能为主的状况，发展相对缓慢。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为综合性经济中心城市，其特点是多种功能的叠加，而其经济功能始终处在引领的地位；由于这些城市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领域皆开风气之先，因此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成为现代化进程的标志。而传统时期的综合中心城市在新的格局下重新排列组合，有的各种功能继续增强，仍然保持原有的地位，有的受社会经济环境的制约和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地位下降。开埠通商城市是新的城市类型，但也包括以海陆防御为主的城市和部分商业集散中心城市，到1924年共有63个约开口岸和52个自开口岸㈣，多分布在沿海和边境省份，其发展进程因各自的情况不同，出现了多种走势，有的成为复合型的全国或者区域综合性经济中心城市，有的是区域性进出口贸易口岸或商品集散中心，有的则成为以进出口商品加工业为主的生产中心；当然也有一些城市受经济基础和环境的限制，功能单一，商品集散能力有限，即便有外力的刺激，仍然没有迅速崛起的口岸。殖民城市是指在西方列强殖民统治下的城市，即哈尔滨、大连、青岛和威海，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诸多城市，其特点都是外国侵略者武力强占后，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合法”身份，建立了独立于中国政府的立法、司法和执法等较为完备的机构，对整个城市实行殖民统治；宗主国投资城市建设，其侨民兴建的工商和金融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工矿与交通枢纽城市亦包括原有的手工业城镇和交通要地，但近代以后该类城市的本质有所不同。近代的工矿与交通枢纽城市是随着大型工矿企业和铁路等陆路交通发展形成的，有新兴的煤铁等能源的生产基地，有铁路枢纽，以专业化为特征，经济实力增长快，聚集人口能力强，成为最为活跃的城市类型；而原来的手工业和内陆交通为特征的城镇则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日渐萧条和衰落。
总之，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也提高了城市的地位，各城市的功能在日益多重化和复杂化的同时，主要功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也需要重新确立自身类型的归属和定位，这些变化的力度超过了历史上各个朝代，而且一直持续到目前，关系到一些城市的战略定位与发展前景。
责任编辑：宋 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