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第一本“开眼看世界”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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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范文澜先生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林则徐是“满清时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P22,新华书店1949年北京订正第一版)以来,几乎成为一种定论。钟叔河先生上世纪80年代所写的《走向世界丛书总序》中,也称林则徐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不过说林则徐为“鸦片战争以来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则可,说林则徐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则不可。因为在林则徐之前的清代人中,早已有人“开眼看世界”,此人名为谢清高,其著作名为《海录》。
  谢清高是已知的鸦片战争之前的清代人中走得最远、最广,又留下著作的第一人,是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康熙年间樊守义(1682-1735年)曾出游西方12年并写成《身见录》一书,但是此书直到1937年才被人发现,对近代中国未产生任何影响。
  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谢清高是因为偶然的机遇,走遍世界,成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谢清高(1765—1821),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18岁时,从商人走海南,风覆其舟,为外国商船救起,以后便随着外国商船,遍历海中诸国,其航海生涯大约在1782-1795年。后因双目失明,结束海上生涯,返回澳门定居。嘉庆二十五年(1820),谢清高请嘉应举人杨炳南将自己的经历记录整理成书。
  《海录》一书约有2500字,记述了世界上9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可分为东南亚、南亚、欧美三个部分。欧美部分记载最详的是大西洋国(葡萄牙)、荷兰国和英吉利国。《海录》是中国人所写的第一本介绍世界地理、历史及风土人情的著作,尤其是介绍了遥远的欧美,正如吕调阳重刻《海录》序文中所说“中国人著书谈海事,远及大西洋外,自谢清高始”。
  作为一个中国人,谢清高以亲身经历,介绍的诸多方面堪称首次。
  首次全面、详细地介绍了英吉利:
  英吉利国,即红毛番,在佛郎机(法国)西南对海……海中独峙,周围数千里,人民稀少,而多富豪,房屋皆重楼叠阁。急功尚利,以海舶商贾为生涯。海中有利之区咸欲争之。贸易者遍海内,以明呀喇(孟加拉)、曼哒喇萨(马德拉斯)、孟买为外府。民十五以上,则供役于王,六十以上始止。又养外国人以为卒伍,故国虽小而强兵十馀万,海外诸国多惧之。
  介绍了英国的地理位置、英国的富庶与强大、善于经商和长于海外贸易、军事制度以及四处殖民扩张的侵略面目。想一想鸦片战争前夕道光皇帝尚不知道英国在世界上哪个角落,还以为英国在新疆的西边不远,从陆上就能到达英国,便知道《海录》的记载极其可贵。
  他述及了英国海上救助的“善政”:“其海艘出海贸易,遇覆舟,必放‘三(舢)板’拯救,得人则供其饮食,资以盘费,俾得各返其国。”此可证明谢清高的亲身经历,颇有价值。
  他介绍了独立后的美国,说“咩哩干国(美国)”在英吉利西边,“亦海中孤岛也”,原为英吉利“分封,今自为一国”,“即来广东之花旗也”。关于美国的地理、历史,介绍是不太准确的。
  他还介绍了轮船,“其国出入多用火船,船内外俱用轮轴,中置火盆。火盛冲轮,轮转拨水,无烦人力,而船自行驶”,轮船系富尔敦在1803年发明,中文著作中介绍轮船当以《海录》为最早。
  书中记述了英国、荷兰等国家在亚洲的争霸及殖民侵略活动:“明呀喇(孟加拉),英吉利所辖地,周围数千里,西南诸番一大都会也”;孟买,“为英吉利所辖地。有城郭”;“旧港国(印尼巨港)不知尊中国,而畏荷兰、英吉利如虎。”由此可看出当时清朝的朝贡体系面临崩溃,西方殖民者在逐渐取而代之。
  在介绍明呀喇时,描绘了“客长”陪审审理制度:
  凡鞫狱讼,上下俱穿黑衣。唯三酋长两肩有白绒缘,头戴白帽,用白发织成,状如风帽。酋长上坐,客长十人旁坐。客长,客商之长也。每会鞫,必延客长十人旁坐者,欲与众共之也。其狱,必佥曰是,然后定谳。有一不合,则复谳,虽再三不以为烦。然怙奢尚利,贿赂公行,徒事文饰,无财不可以为说也。
  这可能是中文文献中对外国陪审制度的最早介绍。
  书中记载北极地区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其人甚稀,而形似中国(人),食干鱼。每日见太阳在南方,高仅数丈,一二时即落,而未甚昏黑”。“由此复北行二十馀日,至一海港,复鸣炮(告知当地请派人引船进港),不见人来,遂不敢进,闻其北是为冰海云”,看来他们是到了北冰洋无人区。谢清高可能是北极探险的第一个中国人。
  华人在东南亚的情况,多有记载。在泰国,“颇知尊中国文字,闻客人有能作诗文者,国王多罗致之,而供其饮食”,“商贾多中国人”;在咭兰丹国(位于马来西亚),“俗淫乱,而禁妇女嫁中华人,故闽粤人至此鲜娶者,有妻皆暹罗女也”;在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巴达维亚,“中华人在此贸易者,不下数万人,有传至十馀世者”,但“民情凶暴,用法严峻。中华人有殴荷兰番者,法斩手;戏其妇女者,法绞”。在昆甸国(位于印尼),乾隆时有粤人罗方伯在此贸易,因驱除鳄鱼,为民除害,“华夷敬畏,尊为客长”。在戴燕国(位于印尼),乾隆时有粤人吴元盛被奉为国主,“元盛死,子幼,妻袭其位,至今犹存”。
  《海录》是清代最早记述南海诸岛的著作之一,对西沙、东沙、南沙群岛多有记载,由于《海录》是以航海实践为基础的,南海诸岛的一些岛礁沙滩又在中国驶往海外的航路上,耳濡目染,因而《海录》记述南海诸岛的方位大體上是准确的。
  书中记述了各地的一些奇风异俗。在印尼一些地方,“其男子若出海贸易,必尽载资财而行。妻妾子女在家,止少留粮食而已。船回,则使人告知其家,必其妻亲到船接引然后回;否则以为妻妾弃之,即复张帆而去,终身不归矣”;在呢是国(位于印尼),“年老者,子孙则抱置树杪,环其下而摇之,俟跌死而后已。其灭绝伦理,至于此极”;在丁咖啰国(位于马来西亚)有种捕野象法:“各国王俱喜养象,闻山中有野象,王家则令人砍大木,于十里外周围栅环之,旬日渐移而前。如此者数,栅益狭,象不得食。俟其羸弱,再放驯象与斗,伏则随驯象出,自听象奴驱遣”。   总之,谢清高记述的价值在于,他以亲身经历,记载了所到国家的情况,这是那些得自传闻、不可验证、述奇志怪之作无法相比的。他的写作态度也是严肃的,在书末他明白宣告:“其东洋诸国,清高所未至,故皆不录”,书中没有关于朝鲜、日本、琉球王国的记载。他接触到了欧洲的工业文明,包括伦敦的自来水供应系统、高大精美的建筑、富足的生活、火轮船等等。还记述了西方殖民者东来以及中国面临的深刻危机。只是谢清高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令人遗憾的是,谢清高虽然开眼看了世界,但对世界的认识是浮光掠影、较为肤浅的,更无世界视野和世界眼光。仅从世界地理知识而论,无论是他本人或笔录者杨炳南,对于传教士写的第一部中文世界地理著作《职方外纪》(1623年出版)便无一字提及,更没有将自己所看到的情况与《职方外纪》相印证。《职方外纪》全书分为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四海总说五卷,给人一种清晰的世界图景,但是《海录》则是依据所到国家离中国的远近大体分为东南亚、南亚、欧美三个部分叙述,其地理观念反而不如明末出版的《职方外纪》。这充分说明闭关锁国时代的中国人不关注世界地理知识,甚至谢清高和杨炳南是否读过或知道有《职方外纪》都令人存疑。
  谢清高是出海谋生遭遇风暴而得以走向世界并留下著作的。有意思的是,在闭关锁国时代,日本也有众多的平民百姓在出海时遭遇風暴袭击,漂流到国外,这些漂流民回国后被幕府命令陈述海外见闻,写下了大量的漂流记,仅《续帝国文库》中的《漂流奇谈全集》(石井研堂编,明治三十三年刊行)便有30多种,其中关于俄国、美国的漂流记各有7种。正是这些漂流记,使日本人眼界大开,成为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并由此产生强烈的危机和忧患意识,“幕府末期的漂流者们以惊讶和好奇的心情得来的情况信息,为保证近代初期日本的独立帮了忙”(鹤山和子《好奇心与日本人》,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P111)。与之相反,由于清朝严厉禁止出洋贸易,中国漂泊异乡、逾期不能归国的漂流民命运极为悲惨,能留下著述的则更是凤毛麟角。正如博克塞在《明末清初华人出洋考》一文中所说:“一般出洋之华人,乃与法令抵触,自不敢留下其冒险事业于书册也。正统派儒家对留西方之浪人或海客的冒险事业之记载,认为浪费笔墨,大为不屑”(载朱杰勤译《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一辑,P91,海洋出版社1984年6月版)。因此,虽然存在种种不足,远涉重洋的谢清高留下的《海录》依然值得人们珍视。
  谢清高的《海录》,对林则徐等人“开眼看世界”有深远的影响,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夕,为了了解外国情况,就曾仔细读过《海录》一书,在道光十九年(1839)的一份奏稿中专门提道:“《海录》一书系嘉庆二十五年在粤刊行,所载外国事颇为精审。”林则徐在奏稿中还引用了谢清高记述英国情况的材料,向道光帝汇报(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P680)。后来徐继畲著《瀛环志略》、魏源编撰《海国图志》,都曾大量引用《海录》的资料。
  回头再说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他一方面肯定林则徐是“满清时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另一方面列举出一些林则徐“自高自大不识时务的旧见解”,如“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即无以为命”,“绝市闭关,尔各国生计从此休矣”,说明林则徐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有肤浅可笑的一面。他还认为:“林则徐的才能、道德,在当时自然是第一流,但闭关时代的传统知识,限制了他不知道中国以外的世界,而且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P21,新华书店1949年北京订正第一版)。何况谢清高的才能、道德,与林则徐实在无法相比。因此对谢清高《海录》中的种种不足,我们亦应作如是观。
  19世纪前期,在西方,尤其是在英国,工业革命正蓬勃兴起,各种新发明层出不穷,野心勃勃地对外扩张——世界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国,则是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与世隔绝,安于现状,以天朝上国自居。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从此落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马克思评论说: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马恩选集》第一卷,P716)
  邓小平也曾指出:“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90)。
  长期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与世隔绝使中国根本不了解外部世界,丧失了大好的发展机遇,乃至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前不堪一击,这一惨痛教训是何其深刻啊。
  李一氓在为钟叔河先生《走向世界》一书作序时说:
  中国自成为一个国家以来,就朝代而论,只有汉唐两代最为开放,最具有世界性,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力量充满自信,不搞锁国主义。所以“汉”成为我们民族的族称,而“唐”亦作为汉族之异名,直到现在。其他的朝代,如宋、明、清朝,则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出息不大。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正在全力以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更应“充满自信,不搞锁国主义”,无论风云如何变幻,都要以开放的心态、世界视野和世界眼光看待外面的世界。
  (作者系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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