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 万通控股董事长。他是企业领袖，却常常被冠以“思想家”之名。他造房子，也写书，有《野蛮生长》这样的宏大叙述，也有“冯段子“经典语录流传于世。
　　我不赞成商人去做商人以外的事情。作为一名企业家，核心本分是把企业经营好，这样对社会进步、环境改善都是非常积极的，远比公知似的标签化语言更有实际作用。
　　这相当于男人会关心女人的事，但你还得进男厕所、穿男人衣服，你不能说你关心女人的事就把衣服换了进女澡堂，这是流氓行为，会被抓起来。我信守“有本分、守期待”，关心下女人生活的改进，但我还是穿男人的衣服、说男人话、进男厕所、进男澡堂。
　　我认为企业家就应该这样。再关心别人，你还是企业家，还是把角色扮演好，这是第一位的。不扮演好第一角色，其他的角色一定是错乱的。当然，你彻底一刀两断也可以，比如像金星，一旦净根了，人家就可以把你当女人看了，女人也就认同你了。但如果你不彻底，那就成妖孽了，无论男人女人都不知道怎么跟你打交道，是爱你呢，还是躲你呢？
　　所以，净根了你可以到大学当老师，也可以变成公知，但如果你没有净根，你就在企业家堆里，我不主张企业家扮演公知的角色。第一，人家公知是专业，不是律师就是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企业家偶尔说点什么还挺闹心；第二，公知都是软约束，说的都是相对标准，而我们是硬约束，利润、就业、增长等报表都是绝对标准，亏损就是亏损，我觉得不能松懈，人一旦进入软约束就容易飘。另外，真理都有相对性，何必那么较真呢？
　　公知有时候较劲，而且观念的争论很容易上升到意识形态，在没有法制的情况下，争论可能会演化为街头暴力。但是有法制有保障的地方，在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无论怎么吵都不会打起来。在中国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要有耐心、更理性，期待法制更健康，也期待企业家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人的一生就那么几十年，能够做的事情很有限，要把有限的事情做好。人得受委屈，不仅是为自己受委屈，也要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不满承受委屈。民营企业当年注册个公司都不容易，今天一块钱就能注册公司；当年做公司时没人给你投资，现在那么多人给你投资；当年科长都不待见你，现在书记、市长都接见你。
　　所以，发展都是阶段性的，要在发展过程中，使你的言行与社会转型匹配好，要守住你的本分，并抱有期待。这种期待有时候要说出来，但也不一定都说，也要分场合、分人。
　　实际上，10年前在“企业泰山会”上我们就谈过“在商言商”的问题。当时有些工作人员有意无意地让企业家去讨论生意以外的事情，我们当时就制止了。柳传志表达了“一亩三分地、自己的菜园子”的观点，而当时我就说了，“不要别人进洞房，自己高潮”—就相当于别人兴奋，跟你有什么关系？把耳朵塞住，被子蒙住，自己躺床上就行了。偶尔碰到喜欢聊这个话题的人，我就调侃不要扒窗台，看别人进洞房自己高潮，干嘛啊？
　　前阵子见到王石，我还说，万科的进步让我挺惭愧的，因为万通的进步还在路上，还需要向万科学习。这种行为属于企业家的反应，你不能说看到别的企业进步时感受不到压力，而看到公知谈到公共话题就参与进去了，到处参加研讨会。那肯定有问题，企业早晚会垮掉的。社会、公知、媒体也不要绑架企业家，就像企业家也不绑架大家一定去追求利润，政府服务部门也不要绑架企业家去做福利与公益，这种事量力而行。
　　科学家要追求真理，思想家要追求真知灼见，要创造对世界的看法，政治家要追求共同目标、公共服务与福利，而企业家要说对自己与股东有利的话。我们可以把赚的钱转化为基金支持他们追求对自然、太空、环境、制度文明的探索，但你们不能要求我们追求真理。
　　现在，企业家的状态与想法可能更加多元化，所以我才说“守本分、有期待”，如果再加一个词，就是“尚表达”，表达要准确。
　　尤其是媒体与公知不能绑架企业家，非要企业家去追求真理，企业家只受资本绑架。我们尊重科学家，尊重一切对人类文明的探讨，但我们尊重不等于我们要变成这样的人。我们尊重记者并不等于我要变成记者，尊重妇女的权利，我不能变成妇女，我还是我。
　　阿尔塔米拉的失明症
　　西闪 别人称呼他作家、评论家、独立画家，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身体与精神双重意义上的个体劳动者”。这个劳动者在各种观念间穿行，举重若轻，谱出了一曲《思想光谱》。
　　在西班牙城市桑坦德以西约3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举世闻名的洞穴，名叫阿尔塔米拉。洞内的壁画距今至少有12000年的历史，属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迹。洞顶的壁画据最新研究证实，作于25000年以前。壁画上的那些动物，无论野牛还是猛犸，线条肯定而流畅，色彩明丽夺人，甫一发现，就颠覆了人们对艺术的传统认识。壁画的艺术水准如此之高，以至于有人因此把艺术史看成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欣赏过这一奇观的毕加索感叹，现在的我们再也不可能像那样作画了。他断言：“阿尔塔米拉之后，一切尽颓。”
　　可是反过来，按照毕加索的同一逻辑，是不是意味着阿尔塔米拉的壁画已经包含了艺术走向衰落的原因呢？想必不管怎么回答，都会显得矛盾。到底是哪儿不对劲？在鲁迅看来，问题出在艺术观念上。他认为，阿尔塔米拉洞的原始人不会摩登地为了艺术而艺术，洞中的壁画为的是实用而不是好看。至于实用的壁画何以好看到举世皆惊的程度，鲁迅没有答案。那些壁画中的动物，以天马行空的奇异姿态，困扰了笃信规律的世人百余年。
　　直到有一天，一位不相干的女士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却又被人们熟视无睹的问题，充塞在阿尔塔米拉的疑云才一夜消散。她问，画里的动物为什么没有正面像？人们仔细一看，哎呀，真是如此。所有的动物无论种类大小，或站或蜷或奔，均侧身示人，无一例外。接下来有人做出令人信服的推论，壁画记录的都是死去的猎物，洞穴人共享的食粮—原来，它们的姿态是“摆拍”的！
　　表面上看，这种视而不见的情形很像心理学中所说的“无意视盲”。由于注意力过度集中，另外一些不被注意的事物即使闯入眼帘，人们也未必真正看见。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相关的著名实验，证实了视盲现象既惊人又普遍。他们让参加试验的大学生观看黑白两队相互传球的一段视频，并要求学生仔细计算白队运动员的传球次数。在全神贯注计数的情况下，学生们完全忽视了场景中发生的“意外”—一个扮成大猩猩的家伙朝镜头捶打着胸膛，大模大样地从队伍中间穿过。魔术师往往就是借助无意视盲的手法，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隔空取物大变活人之类的把戏。
　　然而，发生在阿尔塔米拉的故事有所不同。引人失察犯错的，与其说是注意力过度集中造成的无意视盲，不如说是因为过分执念导致的观念视盲。在错误的观念指引下，它使得人们忽略眼前的事实，一条路走到黑。艺术史家阿拉斯在论文集《我们什么也没看见》里列举了不少观念视盲的例子。比如文艺复兴早期的意大利画家科萨，他在表现圣母领报的画作《天使报喜》中画了一只硕大的蜗牛。而绝大多数的观众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将这只缓行在画框边沿的蜗牛当做一种象征性的装饰，却轻易忽略了画家把它突兀地摆在画里，以期引导观者目光的初衷。
　　阿拉斯说：“看的方式不一样，看到的就不一样”，的确如此。假如我们对卢梭所谓的“高贵的野蛮人”，以及高更、马蒂斯等现代艺术家的追求有所理解，我们就会明白，在大自然高于一切的观念笼罩下，灵性强于知性，激情高于理智，野蛮胜过文明的逻辑走到极端，在阿尔塔米拉的问题上犯错几乎是必然的。
　　这让我想到了近几年颇为时髦的灵性教育，不也是在刻意制造观念上的失明症吗？我曾经近距离观察过那样的教育机构，也接触到其中的办学者、家长和学生。他们把自然神化成至高无上的上帝，把儿童看成尚未遭遇工业污染的完美造物，把成人当成染上文明病的病人。他们教孩子们栽花种菜，做手工做木活儿，太阳出来晒太阳，雨天到了玩泥巴。相应地，他们用神话取代真相，以故事替换规则。电脑被视为禁忌，塑料被当做毒疫。在这样的教育观念下，孩子们的确天真无邪。但是说不定哪一天，他们就只得住进阿尔塔米拉的洞里。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在自传里说，小时候父母曾把他送到一所类似灵性教育的学校里，去“学习充分表达自己”，于是他用做手工的小榔头去“表达”对霸占跷跷板的女童的愤怒，结果给开除了。
　　当有人夸赞哲学家G.E.摩尔像儿童一样天真时，摩尔的同行维特根斯坦认为这种评价是极其肤浅的。在他看来，未经世事的天真一文不值，而饱经沧桑的天真又决不会与童真等价。所以他有一句名言：“要看不要想。”他的意思是，一个没有观念的人是无法行动的，但这个人必须自问：“我是否看见了所有的事实。”如此，可以降低观念视盲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