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纲领性文件,规定和确立了共产国际的组织制度、组织形式和组织路线,对中共早期组织建党思想的形成、政党名称的确定以及宣传工作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源头上为中国共产党成为列宁主义式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中共早期组织;共产国际二大;建党思想;党的名称;宣传工作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0)07-0010-03
1920年7、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对各国共产党、各国革命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共产国际二大召开之时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刚开始创建并进行初步实践活动的时期,其通过的各项决议成为中共早期组织在思想和组织上的重要指导力量,为中国共产党成为列宁主义式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宣告破产。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在莫斯科举行了有多国工人政党代表参加的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宣告成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这次会议主要是树立国际共产主义的旗帜,号召各国的革命力量团结在这面旗帜的周围,对组织、纲领等重大问题尚没有进行应有的讨论和审定,这些都有待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来完成了。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共产国际威望的增长,各国的左派力量和社民党中派纷纷从社民党内部分离出来,逐步发展成为独立的组织派别。同时,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国际也通过不同的方式对社会民主党左派施加影响,促使社会民主党分化、瓦解,最后共产党化。在共产国际二大召开之前,一些国家重要的中派力量,如德国独立社民党、法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美国社会党等,纷纷从第二国际的阵营中脱离出来,要求加入共产国际。如何对待这些中派的社会民主党成为共产国际二大必须妥善解决的首要问题。共产国际担心吸收这些中派分子,将会影响各国共产党的健康发展,使共产国际的纯洁性和革命性受到损害,因此在组织上采取了较为严格的防范措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共产国际二大召开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在俄国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因其规定和确立了共产国际的组织制度、组织形式和组织路线,而被载入史册。大会通过了《关于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章程》、《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等一系列文件,确立了共产国际组织的基本理论和策略,获得了明确、详尽的组织行动纲领,规定了共产国际的组织性质、组织机构和领导方式。这是列宁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模式制定出来的,充分贯彻和体现了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和思路。把实行高度集中的组织制度、在各国党内实行铁的纪律作为加入共产国际基本条件,要求各成员党必须无条件地、断然地在最短的时间里同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彻底决裂并将他们清除出党,以保证新的政党的纯洁性。同时各国党必须将自己的名称一律改成为共产党,以区别于旧式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产国际章程》等文件所规定的原则对共产国际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早在共产国际二大之前,已经开始独立探索和思考建立共产党的问题。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从北京到天津,途中二人就商讨了组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到达上海的陈独秀,开始积极吸收同志、准备创建共产党的各项工作。1920年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五人,在环龙路老渔阳里陈独秀寓所里开会,首先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发函至全国各地,请各地共产主义者成立党的支部。紧接着,北京、长沙、武汉、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者相继成立中共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对共产国际二大及其文件的了解,很大程度上与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的活动有关。1920年4月,经过共产国际的同意,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遣维经斯基率领的俄共(布)党员小组一行前来中国。维经斯基与共产国际一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各项工作都与共产国际的要求保持根本上的一致。维经斯基一行先到达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等人,后又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积极帮助其开展建党的筹备活动。维经斯基随行带来了许多与共产国际相关的报刊书籍,引起了中国进步分子的广泛兴趣。他还向国外邮购了许多材料,供中国同志学习。1920年7月,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上海还建立了中俄通讯社。通过这些渠道,共产国际与中共早期组织建立了直接而密切的联系,共产国际的动态和纲领文件等也逐步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知。
有材料证明,中共早期组织成立前后,共产国际的一些重要的宣言、决议、文件等已经陆续传入中国。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参加人李达就曾回忆:“成立共产党的会议是在《新青年》杂志社内召开的。在会上大家提供的工人运动的材料很少,第三国际的宣言和决议案在这次的会议上也出现了。”[1]在1920年春筹备共产国际二大之时,列宁事先为即将召开的二大撰写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等五份文件,这些文件在二大召开前于1920年7月已经在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刊载了。大会文件通过之后,也以多种方式在许多国家的重要报刊上登载。如当时法国的《人道报》还专门辟出一版刊登列宁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和指示精神。[2]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早期成员袁振英在主编《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时就曾大量查阅和翻译了如纽约《SovietRussia周报》、巴黎的《人道报》和《共产报》、英国的《自由》月刊、莫斯科的《真理报》等外文报刊上的文章[3],这些报刊曾介绍过共产国际的活动情况和纲领文件。综合分析、研究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材料,我们可以肯定共产国际二大召开后不久,它通过的各项决议和文件已经传入了中国,并且为维经斯基和中共早期组织的成员所知。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和组织、宣传等活动,很大程度上遵循和体现了共产国际二大的基本精神和要求。
三
维经斯基与中共早期组织的具体建党活动和思路,与共产国际二大的精神极为吻合。维经斯基刚到中国之时,“同中国革命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正在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4]。维经斯基最初的设想并不是一下子就建立一个纯正的共产党组织,而是首先建立一个包括多种革命力量的中心组织,然后逐步过渡到纯粹的共产党组织。维经斯基这种建党思路一方面是其个人自身工作经历的总结,另一方面,则直接来自共产国际的要求。当时共产国际二大尚未召开,维经斯基的建党方式完全符合共产国际当时制定的团结国际无政府主义团体的策略。1919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一份关于议会与苏维埃的通告中写道:“在法国、美国、英国、德国,由于阶级斗争日益尖锐,所有革命分子都正在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下进行活动,从而与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或合作。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团体和那些自称为无政府主义的团体都正在加入这一总潮流,共产国际执委会非常热诚地欢迎他们。”[5]从实际工作来看,当时中国的革命者包括陈独秀,对这种建党方式也是支持的。因为,维经斯基所采取的实际上是一种统一战线模式,其最终要建立的政党仍然是纯正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陈独秀虽然提出过建党要以单个个人为对象,强调信仰的聚合,但面对当时中国的革命实际,他还是比较支持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的。
然而随着共产国际二大的召开及其纲领和文件的传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和《共产国际章程》等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与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但是提出要清除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和不可靠分子。维经斯基的建党思路在其影响下很快发生了转变,强调参加党的早期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必须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而那些思想已成熟定型的无政府主义者则肯定不会接受。实际上,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的集中反击和批判正是在共产国际二大召开后不久的1920年9月展开的,这绝不是偶然的。陈独秀于1920年9月1日在《新青年》发表《谈政治》一文,对无政府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系统批判,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大论战的序幕。这是反映在思想上的冲突。而组织上的决裂则在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中的表现最为明显。1921年初,陈独秀和维经斯基来到广州,“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也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6]陈独秀、谭平山等另行重建了广州的党组织。其他各地的党的早期组织和青年团中的无政府主义者也陆续悄然引退。
共产国际二大还对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确定产生了直接影响。“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明确规定:“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称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支部)。”[7]1920年6月陈独秀等成立中共上海发起组时,党的名称初步是定为“社会共产党”,说明他们当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还不十分了解,对党的名称问题的认识也并不十分清楚。8月,陈独秀写信给张申府,并就党的名称问题征求他和李大钊的意见。张申府后来曾在两次回忆中提到此事,一次说:“陈独秀于一九二○年八月间还来信商议,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没有定。后来,威金斯基说,还是叫共产党,我们同意了。”[8]另一次说:“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这没有确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9]这两次说法,尽管有一定的差别,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中国共产党的定名明显是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而且从时间来看,正是受共产国际二大的直接影响。1920年11月,上海发起组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要组建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依靠工农群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中共早期组织的宣传工作上共产国际二大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第一条就特别强调:“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必须符合第三国际的纲领和各项决议。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已经证明是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编辑工作。”[10]在这一决议的要求和影响下,中共早期组织做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工作。1920年夏陈独秀、李汉俊等就创办了向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通俗刊物《劳动界》周刊。同时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还对《新青年》进行了改组和革新,自第8卷第1号起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刊登了许多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章。但《新青年》作为一本公开性的刊物,其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的言论和出版都会受到一定的钳制,难以完全鲜明地举起共产党的旗帜。同时《新青年》原是宣传新文化运动的期刊,学术性较强,不可能完全刊登通俗性的宣传文章,因此需要创办一个秘密的政治性更强的刊物,进行弥补。
1920年11月,中共上海发起组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由发起组成员李达主编,宣传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知识,介绍列宁学说和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大量刊登有关共产国际和国际共运的情况,《共产党》第三号上还全文刊载了《加入第三国际大会的条件》,向广大读者宣传了共产国际二大的纲领和主张。译者还在附识中说,这些条件“正是救济中国人沉疴的无上妙药……他的主要精神:一是大胆的宣传实行共产的革命,二是断然与黄色的改良派和平主义断绝关系”。明确阐述了共产国际二大的核心精神。
可见,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和活动时期,就已经受到了共产国际二大及其纲领性文件的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创建的源头上就是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和建党思路建立起来的。
参考文献:
[1]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A].一大前后(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8.
[2]张伟良.蔡和森建党思想的形成及其理论渊源[J].清华大学学报,1992,(2):77.
[3]陈立平.袁振英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作用[J].广东党史,2001,(4):34.
[4]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A].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一卷[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28.
[5]李丹阳.AB合作在中国个案研究——真理社兼及其他[J].近代史研究,2002,(1):70.
[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21.
[7][10]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725.
[8]张申府.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一大前后(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548.
[9]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A].一大前后(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20-221.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周奕韵
[关键词]中共早期组织;共产国际二大;建党思想;党的名称;宣传工作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0)07-0010-03
1920年7、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对各国共产党、各国革命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共产国际二大召开之时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刚开始创建并进行初步实践活动的时期,其通过的各项决议成为中共早期组织在思想和组织上的重要指导力量,为中国共产党成为列宁主义式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宣告破产。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在莫斯科举行了有多国工人政党代表参加的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宣告成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这次会议主要是树立国际共产主义的旗帜,号召各国的革命力量团结在这面旗帜的周围,对组织、纲领等重大问题尚没有进行应有的讨论和审定,这些都有待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来完成了。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共产国际威望的增长,各国的左派力量和社民党中派纷纷从社民党内部分离出来,逐步发展成为独立的组织派别。同时,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国际也通过不同的方式对社会民主党左派施加影响,促使社会民主党分化、瓦解,最后共产党化。在共产国际二大召开之前,一些国家重要的中派力量,如德国独立社民党、法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美国社会党等,纷纷从第二国际的阵营中脱离出来,要求加入共产国际。如何对待这些中派的社会民主党成为共产国际二大必须妥善解决的首要问题。共产国际担心吸收这些中派分子,将会影响各国共产党的健康发展,使共产国际的纯洁性和革命性受到损害,因此在组织上采取了较为严格的防范措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共产国际二大召开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在俄国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因其规定和确立了共产国际的组织制度、组织形式和组织路线,而被载入史册。大会通过了《关于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章程》、《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等一系列文件,确立了共产国际组织的基本理论和策略,获得了明确、详尽的组织行动纲领,规定了共产国际的组织性质、组织机构和领导方式。这是列宁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模式制定出来的,充分贯彻和体现了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和思路。把实行高度集中的组织制度、在各国党内实行铁的纪律作为加入共产国际基本条件,要求各成员党必须无条件地、断然地在最短的时间里同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彻底决裂并将他们清除出党,以保证新的政党的纯洁性。同时各国党必须将自己的名称一律改成为共产党,以区别于旧式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产国际章程》等文件所规定的原则对共产国际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早在共产国际二大之前,已经开始独立探索和思考建立共产党的问题。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从北京到天津,途中二人就商讨了组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到达上海的陈独秀,开始积极吸收同志、准备创建共产党的各项工作。1920年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五人,在环龙路老渔阳里陈独秀寓所里开会,首先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发函至全国各地,请各地共产主义者成立党的支部。紧接着,北京、长沙、武汉、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者相继成立中共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对共产国际二大及其文件的了解,很大程度上与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的活动有关。1920年4月,经过共产国际的同意,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遣维经斯基率领的俄共(布)党员小组一行前来中国。维经斯基与共产国际一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各项工作都与共产国际的要求保持根本上的一致。维经斯基一行先到达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等人,后又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积极帮助其开展建党的筹备活动。维经斯基随行带来了许多与共产国际相关的报刊书籍,引起了中国进步分子的广泛兴趣。他还向国外邮购了许多材料,供中国同志学习。1920年7月,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上海还建立了中俄通讯社。通过这些渠道,共产国际与中共早期组织建立了直接而密切的联系,共产国际的动态和纲领文件等也逐步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知。
有材料证明,中共早期组织成立前后,共产国际的一些重要的宣言、决议、文件等已经陆续传入中国。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参加人李达就曾回忆:“成立共产党的会议是在《新青年》杂志社内召开的。在会上大家提供的工人运动的材料很少,第三国际的宣言和决议案在这次的会议上也出现了。”[1]在1920年春筹备共产国际二大之时,列宁事先为即将召开的二大撰写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等五份文件,这些文件在二大召开前于1920年7月已经在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刊载了。大会文件通过之后,也以多种方式在许多国家的重要报刊上登载。如当时法国的《人道报》还专门辟出一版刊登列宁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和指示精神。[2]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早期成员袁振英在主编《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时就曾大量查阅和翻译了如纽约《SovietRussia周报》、巴黎的《人道报》和《共产报》、英国的《自由》月刊、莫斯科的《真理报》等外文报刊上的文章[3],这些报刊曾介绍过共产国际的活动情况和纲领文件。综合分析、研究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材料,我们可以肯定共产国际二大召开后不久,它通过的各项决议和文件已经传入了中国,并且为维经斯基和中共早期组织的成员所知。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和组织、宣传等活动,很大程度上遵循和体现了共产国际二大的基本精神和要求。
三
维经斯基与中共早期组织的具体建党活动和思路,与共产国际二大的精神极为吻合。维经斯基刚到中国之时,“同中国革命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正在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4]。维经斯基最初的设想并不是一下子就建立一个纯正的共产党组织,而是首先建立一个包括多种革命力量的中心组织,然后逐步过渡到纯粹的共产党组织。维经斯基这种建党思路一方面是其个人自身工作经历的总结,另一方面,则直接来自共产国际的要求。当时共产国际二大尚未召开,维经斯基的建党方式完全符合共产国际当时制定的团结国际无政府主义团体的策略。1919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一份关于议会与苏维埃的通告中写道:“在法国、美国、英国、德国,由于阶级斗争日益尖锐,所有革命分子都正在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下进行活动,从而与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或合作。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团体和那些自称为无政府主义的团体都正在加入这一总潮流,共产国际执委会非常热诚地欢迎他们。”[5]从实际工作来看,当时中国的革命者包括陈独秀,对这种建党方式也是支持的。因为,维经斯基所采取的实际上是一种统一战线模式,其最终要建立的政党仍然是纯正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陈独秀虽然提出过建党要以单个个人为对象,强调信仰的聚合,但面对当时中国的革命实际,他还是比较支持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的。
然而随着共产国际二大的召开及其纲领和文件的传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和《共产国际章程》等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与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但是提出要清除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和不可靠分子。维经斯基的建党思路在其影响下很快发生了转变,强调参加党的早期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必须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而那些思想已成熟定型的无政府主义者则肯定不会接受。实际上,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的集中反击和批判正是在共产国际二大召开后不久的1920年9月展开的,这绝不是偶然的。陈独秀于1920年9月1日在《新青年》发表《谈政治》一文,对无政府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系统批判,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大论战的序幕。这是反映在思想上的冲突。而组织上的决裂则在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中的表现最为明显。1921年初,陈独秀和维经斯基来到广州,“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也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6]陈独秀、谭平山等另行重建了广州的党组织。其他各地的党的早期组织和青年团中的无政府主义者也陆续悄然引退。
共产国际二大还对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确定产生了直接影响。“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明确规定:“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称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支部)。”[7]1920年6月陈独秀等成立中共上海发起组时,党的名称初步是定为“社会共产党”,说明他们当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还不十分了解,对党的名称问题的认识也并不十分清楚。8月,陈独秀写信给张申府,并就党的名称问题征求他和李大钊的意见。张申府后来曾在两次回忆中提到此事,一次说:“陈独秀于一九二○年八月间还来信商议,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没有定。后来,威金斯基说,还是叫共产党,我们同意了。”[8]另一次说:“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这没有确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9]这两次说法,尽管有一定的差别,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中国共产党的定名明显是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而且从时间来看,正是受共产国际二大的直接影响。1920年11月,上海发起组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要组建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依靠工农群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中共早期组织的宣传工作上共产国际二大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第一条就特别强调:“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必须符合第三国际的纲领和各项决议。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已经证明是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编辑工作。”[10]在这一决议的要求和影响下,中共早期组织做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工作。1920年夏陈独秀、李汉俊等就创办了向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通俗刊物《劳动界》周刊。同时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还对《新青年》进行了改组和革新,自第8卷第1号起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刊登了许多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章。但《新青年》作为一本公开性的刊物,其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的言论和出版都会受到一定的钳制,难以完全鲜明地举起共产党的旗帜。同时《新青年》原是宣传新文化运动的期刊,学术性较强,不可能完全刊登通俗性的宣传文章,因此需要创办一个秘密的政治性更强的刊物,进行弥补。
1920年11月,中共上海发起组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由发起组成员李达主编,宣传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知识,介绍列宁学说和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大量刊登有关共产国际和国际共运的情况,《共产党》第三号上还全文刊载了《加入第三国际大会的条件》,向广大读者宣传了共产国际二大的纲领和主张。译者还在附识中说,这些条件“正是救济中国人沉疴的无上妙药……他的主要精神:一是大胆的宣传实行共产的革命,二是断然与黄色的改良派和平主义断绝关系”。明确阐述了共产国际二大的核心精神。
可见,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和活动时期,就已经受到了共产国际二大及其纲领性文件的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创建的源头上就是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和建党思路建立起来的。
参考文献:
[1]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A].一大前后(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8.
[2]张伟良.蔡和森建党思想的形成及其理论渊源[J].清华大学学报,1992,(2):77.
[3]陈立平.袁振英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作用[J].广东党史,2001,(4):34.
[4]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A].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一卷[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28.
[5]李丹阳.AB合作在中国个案研究——真理社兼及其他[J].近代史研究,2002,(1):70.
[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21.
[7][10]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725.
[8]张申府.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一大前后(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548.
[9]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A].一大前后(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20-221.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