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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传媒政策经历了两大旨趣相异却又相互纠缠的范式：经济自由主义范式和国家干预主义范式。前者强调传媒资源分配的市场机制，主张国家和政府扮演消极、被动的角色；后者认为市场并不能解决所有的资源配置问题，主张积极的传媒政策。两种范式都有其自身难以解决的机制缺陷和政治风险，在当下全球化、技术进步以及公民社会崛起的语境下，西方社会开始寻找一个超越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面向“市场一国家一社会一媒体”合作治理结构的新范式。但历经多元主义、法团主义、共和主义等种种“主义话语”的探索，传媒政策范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