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楚辞》的接受程度已经很广泛，人们对它很重视，甚至把它看成是超凡脱俗的风神，屈原已成为一种人格的典范，人们以民俗的方式将有关他的地望进行传播，他的传说也在民间不断流传。《楚辞》是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它的抒情性和华美的艺术形式很受文人们的重视，与两汉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其重视程度更大些，文人们经常以《楚辞》作为文学资源，进行学习和仿效，文人们把它的句式、意象、词语，经常运用到诗词作品中，在与各种文学体发生碰撞、融合时，促进文学形式向前发展，唤醒新型文体的产生。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楚辞接受
　　楚辞对于魏晋文学的影响很深，一部作品的本身通常都反应出其作家的人格精神，而屈原作为楚辞代表性作家其人格精神也在作品中展现无遗。魏晋南北朝的文人正是接收了这种人格精神，才接收了楚辞，并有选择性地进行继承，从而创造出优秀的五言诗。这些作品中都体现了楚辞了精神，也体现出了围巾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特点。
　　1.对艺术精神的接受
　　1.1华丽辞藻的表层接受
　　魏晋时期的文学，文人们对于文学自身的审美比较重视，所以摆脱了政教的约束。文人们从本质上理性地认识文学，在创作上，也开始追求用华丽的辞藻来表现作品。如《诗品》中将曹植的诗歌风格概括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诗品》中评王粲的诗为“文秀而质赢”，《文心雕龙·才略》中论刘勰的诗“景纯艳逸”。而伎心雕龙·辨骚》中评楚辞的最大艺术魅力，是其具有“惊采绝艳”，因此吸引着后代的文人们。从文学审美的角度上讲，楚辞与魏晋南北朝的文人们所要追求的文学审美相融合，因此被接受和模仿。
　　1.2“香草美人”手法的深层接受
　　楚辞中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喻手法，寄情言志，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首开先河。香草、美人或比喻君王，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或自喻，如“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而在楚辞里，屈原通过自喻弃妇而抒情，使得全诗哀婉缠绵，如泣如诉。将夫妇喻为君臣，形象生动，与当时的情景相契合，同时也与中国传统思维习惯相符。《离骚》中运用了种类繁多的香草作为装饰，充实了美人意象。香草意象是独立的象征物，即高洁的品德和人格；又与恶草相对，寓意斗争的双方。“香草美人”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意象系统，使诗歌蕴藉且生动，对古典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充满着一些怀才不遇、遭受猜疑和打击的人士，于是忧愤与哀伤充斥到作品中，如曹植的《野田黄雀行》、阮籍的《咏怀诗》都运用了此手法，隐晦地表达自己的孤独苦闷，从中可体现出楚辞的精神。
　　2.对楚辞人格精神选择性接受
　　2.1接受悲怨情调，抒发斗志
　　屈原人格精神的特色是悲情，其中既有悲怨又有昂扬斗志，且缠绵悱侧，又刚毅执着。在诗中，他指出了楚王的昏庸，对国运、民生发出哀叹，又流露出优游婉顺的状态，体现了女性柔弱的气质。从另一个角度看，诗人又反复诉说着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励志富国强民，从中见屈原崇高伟大的以一面，二者结合才是屈原精神的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定，文人目击战争的残酷，以时事描写离乱，反映百姓疾苦。如“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赢”，时事政治和个人际遇使文人们发出既有哀怨悲凉之感，又发出奋发进取的呼声，这种精神与屈原的人格精神传承一脉。
　　2.2接受狂猖人格，张扬个性
　　班固为了明哲保身，以儒家的立场论屈原：他言行偏激，从政治立场上和君臣关系的角度，屈原与中庸伦理道德相悖。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处于觉醒期，名士的很多行为表现都在试图摆脱政教拘束，蔑视礼法，追求率真个性，放荡不羁。他们不仅通过自身言行将个性进行展现，他们还通过人物品评、沉浸在艺术作品中进行鉴赏、反复玩索，以表现个人的志趣。他们将政治伦理、家国君臣彻底抛开，尽情地追求张扬的个性，而这正与屈原的狂狷个性及卓越的才华相投。他们表现文化修养和洒脱的风度的方式，通常是吟咏楚辞。由于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它以老庄的思想为构架，是形而上学，所以，人们倾向用理性的态度对待感情。化解矛盾，追求超脱豪放不拘礼法的个性。
　　3.结语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自觉觉醒时期，楚辞的艺术魅力——深情华美被接受和传承，屈原的个性和才华令文人们倾慕。但毕竟是乱世，玄学盛行，国家君臣观念不强，道义责任感不受重视，这就使魏晋南北朝的文人们会选择性地接受楚辞。因此，屈原人格精神也被他们进行过滤后，那些高昂、热忱、积极进取精神被过滤掉了，悲怨凄怆的情感基调被接受，狂狷放任的人格被接受，而这些都由当时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