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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电影《色·戒》的热映引起人们重读张爱玲小说《色·戒》的兴趣，但对于作者叙事策略与创作心态的解读尚不够深入。如果我们从作者生平与文本出发，深入分析一下该作的叙事策略、创作动因以及发表时间背后的隐情就会发现，《色·戒》以庸常化个人化叙事消解宏大叙事，以女性性别立场抗争男性中m主义，并在m理实验小说方面做了颇有先锋意味的探索。
关键词 《色·戒》 叙事策略 创作动因
《色·戒》写于1950年代初，发表于1978年，后来同另外两篇小说结集《惘然记》出版。张爱玲在《惘然记》的卷首语中写道：“这个小故事曾经让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修改多年，在改写的过程中，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近30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所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由此可见这篇小说在张爱玲心目中的份量。夏志清先生也十分看重该作，称之为张爱玲“最精彩的小说”。
小说描写一群爱国话剧社的学生计划刺杀汪精卫的特务头子易先生，由当家花旦王佳芝利用美人计来配合完成任务，但王佳芝在与易先生周旋的过程中不知不觉陷入角色所规定的情景之中不能自拔，在诱捕易先生即将得手的紧要关头，王佳芝动了真情让他快走，导致计划彻底失败，她和她的同学均遭到易先生的杀害。
一般认为，小说是张爱玲受日据上海时期发生的抗日女英雄郑萍如利用美人计刺杀汉奸丁默村一案触发而写，但其中也融入了张爱玲对胡兰成复杂的情感体验，堪称一部个人色彩浓厚的现代传奇。
正是这种带有个人化色彩的叙事策略，使得小说的主人公与现实中的原型人物并不吻合，甚至恰恰相反。历史上的郑萍如在两次刺丁行动失败后，毅然带枪孤身行刺，英勇牺牲。小说中，张爱玲却把女主角王佳芝写成一位误入情网的女子，她在关键时刻背叛组织，成为一个变节者。此外，男主人公原型丁默村对郑萍如动了恻隐之心，并没想要置她于死地，只是想关她一阵子，再把她放出来。最终是他的夫人发现郑萍如过于漂亮，对她的家庭是个威胁，便暗中派人杀害了郑萍如。小说却写男主人公易先生毫不犹豫地杀害了王佳芝与她的同伙。小说为什么要如此篡构历史，其别有用心的叙事策略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质疑，张爱玲创作这篇小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创作心态?
一、以庸常化个人化叙事消解宏大叙事
有人说，张爱玲“极其别异的地方应该在她专有的一种‘庸俗’……她写作的题材都是些‘庸人俗事’……她的主角十之八、九是女人，然而绝非什么有才华性灵的‘才女’……她既不尝试着在小说中谈社会文化问题，亦不想探索生命的意义——解决人类终极关怀，甚且连可歌可泣的爱情都没有。”张爱玲自己也承认她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在革命战争题材与爱情题材二者之间，她一定选择后者，她认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张爱玲为什么会把一个抗日女英雄写成一个平庸的有着七情六欲的平凡女子了。
刺丁案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故事，张爱玲在最初，也许尝试过要将它写成一个很有刺激性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太“飞扬”，火药味太浓，她在叙写王佳芝对易先生的假情诱惑和易先生为她的美色所迷时，觉得男女情感戏更耐人寻味。这是我们的一个推想。但也并非毫无根据，张爱玲的一句话应证了这一点，她在《自己的文章》中说“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而同时是酸楚的。斗争者失去了人生的和谐，寻求着新的和谐。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写了出来也不能成为好的作品”。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张爱玲把一个抗战女英雄的故事改写成一个分属敌对阵营的男女间不该发生的爱情故事。在血腥的暗杀背景下，偏要上演一出迷惘的情剧。
作为张爱玲唯一一篇特工题材小说，她不写这类小说应有的紧张、惊险的斗争场面，而采取她常用的庸常化叙事手法细细描摩家常、琐碎、庸碌的生活场景。小说开篇就写几位官太太一边悠闲地打着麻将，一边谈论吃喝穿戴。王佳芝看到太太们戴着各式各样的钻石戒指，而自己“戴来戴去这只翡翠的”，感到自惭形秽。小说丝毫也没有涉及王佳芝的爱国动机和杀敌报国的志向，起先只不过对同学邝裕明有好感，愿意按他的要求去做罢了，后来又被限定在色诱易先生的麦太太的角色里。小说还写她甚至为自己无端地牺牲个人贞操而懊悔。张爱玲笔下所写的就是这样一个普通平常的女子。张爱玲太熟悉这样的女子了，可以说生活中随处可见，她可以贴近她，写出她内心曲折的历程，也只有这样，才能直达读者心里。才能真正打动读者，这也正是张爱玲所希望取得的艺术效果。
作家舒婷说，张爱玲写小说是“审己度人”，而我们是通过读张爱玲的小说来阅读自己，“张爱玲逼我们把身上的优点和弱点都嘲笑一番，笑过之后，忽然地‘哀矜而勿喜’，如她所说。”的确，我们在读过《色·戒》后，总会掩卷沉思，内心难以平静，大多数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恐怕对女主人公王佳芝更多的是寄予同情与理解。因为从王佳芝身上人们会看到自身卑微的影子，她的物欲和情感都是普通人身上所拥有的，她的感情在六克拉钻戒面前，在易先生慷慨大度、温柔怜爱的身影里失控，似乎变得顺乎常情，合乎常理。这就是张爱玲所说的情感的“放恣”毫不逊色于战争和革命。
二、以女性性别立场抗争男性中心主义
众所周知，张爱玲有过一段与王佳芝相似的感情经历。她曾不顾一切地与胡兰成相知相恋，而胡兰成时任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张爱玲为这段婚姻不仅付出了感情代价，也付出了政治代价，使她的政治生命一直处于不清不白之中。胡兰成对张爱玲并不忠诚，他在逃亡中抛弃张爱玲，并与多名女子同居。当张爱玲要求他作出抉择时，他却百般推诿。伤心失望的张爱玲在经过一年半的慎重考虑之后，终于与之诀别，写信说“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胡兰成晚年曾写回忆录《今生今世》，多次写信给张爱玲，张爱玲均未回信，并向友人怨道：“三十年不见，大家都老了——胡兰成会把我说成他的妾之一，大概是报复，因为写过许多信来我没回信。”可见，张爱玲对胡兰成的负心一直都不肯原谅的。1974年台湾著名作家朱西宁在信中传达了胡兰成对张爱玲的惦记和怀念之情，并为胡兰成的“泛爱”辩解说，“情爱的无量无质。如基督的五饼二鱼食饱五千人。……又妒又醋的妇人便是要独得五千人乘五饼二鱼的那个总数，男人哪有那般的神通”云云，不知此君是否触怒了张爱玲，但张爱玲给他回信中却只字未提胡兰成，对他的“高论”也不置一词。有意思的是，在《色·戒》中张爱玲却通过王佳芝辛辣地嘲讽了这一“高论”：“……‘到女人 心里的路通过阴道。’据说是民国初年精通英文的那位名学者说的，名字她叫不出，就晓得他替中国人多妻辩护的那句名言：‘只有一只茶壶几只茶杯，哪有一只茶壶一只茶杯的?’至于什么女人的心，她就不信名学者说得出那样下作的话。她也不相信那话。除非是说老了倒贴的风尘女人，或是风流寡妇。”而收入《惘然记》中的另外一篇小说《五四遗事》也可以作为解读张爱玲女性叙事立场的一个参照。作品写的是五四之后，男女主人公一通“自由恋爱”之后，仍然归于妻妾共居的局面，作品结尾处讽刺道：“这已经是一九三六年了，至少在名义上是个一夫一妻的社会，而他拥有三位娇妻在湖上偕隐。难得有两次他向朋友诉苦，朋友总是将他取笑一番说：‘至少你们不用另外找搭子，关起门来就是一桌麻将。”’张爱玲对三妻四妾的男人的深恶痛绝由此可见一斑。
了解这些情形之后，我们再来看小说《色·戒》的叙事立场和创作意图。从字面意义上理解，“色”是指女人的美色，“戒”是指那六克拉的钻戒。小说写的就是王佳芝以美色诱惑易先生，易先生以象征权势、财富、爱情的钻戒俘获了王佳芝。但我们从深层意义上挖掘，张爱玲实际上通过这个故事讲述了男女间微妙的情爱心理以及男女对待爱情的绝然不同的态度。女人可以为其心中虚幻的爱失去理智并献出自己的肉体和生命，而男人则恰恰相反，他们相信权力金钱是男人的春药，是征服女人的武器，为了保全他的权势地位同时完全彻底地占有他的女人，他可以要了女人的性命。王佳芝至死也不知道易先生这样的男人的残忍和狠毒，而一味地迷恋于自己的幻觉之中。
当然，我们站在公平的立场上理性地看待男女对爱情的忠诚度，其实很难绝对地说哪种性别更忠诚，痴心女子负心汉固然很多，痴心汉子负心女也不是没有。问题是。张爱玲的切身经历只能使她对男性心存芥蒂。也正因为看透了胡兰成一类男人唯我独尊、贪恋美色、朝秦慕楚的丑恶心理。张爱玲才将易先生塑造成一位冷酷无情的男人。至于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对这场恋爱的处理，对易先生过分的“美化”则完全是一种男性视角，这对于原作的女性叙事立场，实在是一种粗暴的颠覆。如果张爱玲九泉之下有知，她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三、心理实验小说的先锋探索
《色·戒》是张爱玲的心理小说实验的一个重要作品。张爱玲于1976年写的《谈看书后记》述评了几部国外同性恋题材的小说，提到心理学家荣格所说的一句话，“凡是能正式分析的病例都有一种美，审美学上的美感。”她认为荣格所说的美并不是病态美，她说“别的生老病死，一切人的事也都有这种美，只有最好的艺术品能比。”在此其间，1950年写的几篇小说如《相见欢》、《浮花浪蕊》、《色·戒》等也正处于修改之中。受到西方心理学影响，她试图进行她的小说试验，这种实验开始于1950年代，但直到近三十年之后才得以完成，后来这几篇小说均收入皇冠出版社出版的《惘然记》中。我们研究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深刻描摩人物心理，如描写老处女爱搬嘴、阴暗的嫉妒心理，描写了女性同性恋情愫，而《色·戒》就描写了王佳芝沉迷于自身角色表演而对易先生产生爱的幻觉的复杂心理过程，同时也揭示了易先生对为他而死的女人的疯狂占有的病态心理。为什么作者在1950年会同时写出几篇心理实验小说呢?
众所周知，张爱玲出名的时间是抗战时期的1943年前后的几年。随着抗战的结束尤其是上海的解放，整个上海文坛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关系对于她的创作自然会产生负面影响，而张爱玲式的日常化叙事也失去了昔日的时代氛围，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转入低潮。她需要一个突破，也作了一些努力，如创作了几篇迎合时政的小说，但并不成功。现实既然不是她所能把握的，那么另辟蹊径转入人物内在心理的分析，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而这类作品的题材，自然是远离现实的，同时又只能是那些深深压在张爱玲心底使她刻骨铭心的东西。问题是，暴露自己的隐秘世界也是很危险的，而且，在一个宏大叙事占主导地位的革命与建设的激情时代，任何艺术上的先锋探索都是很危险的。所以，这几篇作品在1950年代初期是不能拿出来发表的。这就是张爱玲式的问题和困惑。张爱玲很快选择逃离大陆，一方面当然是为了摆脱对现实政治的恐惧，而另一方面则显然与创作上难以为继的压力有关。但是，张爱玲离开大陆之后为什么不在港台或美国发表这些作品呢，这仍然只能从这些作品浓厚的自我体验色彩得到解释。一方面，张爱玲喜爱这类题材，不吐不快，另一方面，张爱玲又有所顾忌，尤其是与胡兰成的纠葛，她不想再次成为别人的谈资。当然，也不想为胡兰成利用，因为她太了解这个无耻的人了。所以，张爱玲写写改改，直到近三十年之后才拿出来发表，毕竟此时胡兰成已经死去，社会环境对张爱玲也比较有利。
张爱玲在《惘然记序》中提倡写反面人物要进入人物内心。易先生就是一个反面人物，能否进入其内心世界呢?张爱玲的确有所顾虑，担心会因此而“导向原宥”，但她同时又辩解说进入反面人物的内心“也可能导向鄙夷”。如果说王佳芝为情所困，致死不悟让读者感到绝望，那么，易先生病态的占有逻辑不是更让人觉得可笑可鄙吗?这种心理的探索，人性的探索在文学史上是有着浓厚的先锋色彩和文学史意义的，它一方面承接了施蛰存等人的心理分析小说实践，另一方面对于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先锋实验小说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总之，这篇小说既沿袭了她四十年代的创作道路，又吸收了西方心理学的成果，学习了西方社会心理小说创作的经验，大胆地书写“政治与性的对位关系，使她的小说更具有现代性。”
关键词 《色·戒》 叙事策略 创作动因
《色·戒》写于1950年代初，发表于1978年，后来同另外两篇小说结集《惘然记》出版。张爱玲在《惘然记》的卷首语中写道：“这个小故事曾经让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修改多年，在改写的过程中，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近30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所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由此可见这篇小说在张爱玲心目中的份量。夏志清先生也十分看重该作，称之为张爱玲“最精彩的小说”。
小说描写一群爱国话剧社的学生计划刺杀汪精卫的特务头子易先生，由当家花旦王佳芝利用美人计来配合完成任务，但王佳芝在与易先生周旋的过程中不知不觉陷入角色所规定的情景之中不能自拔，在诱捕易先生即将得手的紧要关头，王佳芝动了真情让他快走，导致计划彻底失败，她和她的同学均遭到易先生的杀害。
一般认为，小说是张爱玲受日据上海时期发生的抗日女英雄郑萍如利用美人计刺杀汉奸丁默村一案触发而写，但其中也融入了张爱玲对胡兰成复杂的情感体验，堪称一部个人色彩浓厚的现代传奇。
正是这种带有个人化色彩的叙事策略，使得小说的主人公与现实中的原型人物并不吻合，甚至恰恰相反。历史上的郑萍如在两次刺丁行动失败后，毅然带枪孤身行刺，英勇牺牲。小说中，张爱玲却把女主角王佳芝写成一位误入情网的女子，她在关键时刻背叛组织，成为一个变节者。此外，男主人公原型丁默村对郑萍如动了恻隐之心，并没想要置她于死地，只是想关她一阵子，再把她放出来。最终是他的夫人发现郑萍如过于漂亮，对她的家庭是个威胁，便暗中派人杀害了郑萍如。小说却写男主人公易先生毫不犹豫地杀害了王佳芝与她的同伙。小说为什么要如此篡构历史，其别有用心的叙事策略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质疑，张爱玲创作这篇小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创作心态?
一、以庸常化个人化叙事消解宏大叙事
有人说，张爱玲“极其别异的地方应该在她专有的一种‘庸俗’……她写作的题材都是些‘庸人俗事’……她的主角十之八、九是女人，然而绝非什么有才华性灵的‘才女’……她既不尝试着在小说中谈社会文化问题，亦不想探索生命的意义——解决人类终极关怀，甚且连可歌可泣的爱情都没有。”张爱玲自己也承认她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在革命战争题材与爱情题材二者之间，她一定选择后者，她认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张爱玲为什么会把一个抗日女英雄写成一个平庸的有着七情六欲的平凡女子了。
刺丁案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故事，张爱玲在最初，也许尝试过要将它写成一个很有刺激性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太“飞扬”，火药味太浓，她在叙写王佳芝对易先生的假情诱惑和易先生为她的美色所迷时，觉得男女情感戏更耐人寻味。这是我们的一个推想。但也并非毫无根据，张爱玲的一句话应证了这一点，她在《自己的文章》中说“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而同时是酸楚的。斗争者失去了人生的和谐，寻求着新的和谐。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写了出来也不能成为好的作品”。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张爱玲把一个抗战女英雄的故事改写成一个分属敌对阵营的男女间不该发生的爱情故事。在血腥的暗杀背景下，偏要上演一出迷惘的情剧。
作为张爱玲唯一一篇特工题材小说，她不写这类小说应有的紧张、惊险的斗争场面，而采取她常用的庸常化叙事手法细细描摩家常、琐碎、庸碌的生活场景。小说开篇就写几位官太太一边悠闲地打着麻将，一边谈论吃喝穿戴。王佳芝看到太太们戴着各式各样的钻石戒指，而自己“戴来戴去这只翡翠的”，感到自惭形秽。小说丝毫也没有涉及王佳芝的爱国动机和杀敌报国的志向，起先只不过对同学邝裕明有好感，愿意按他的要求去做罢了，后来又被限定在色诱易先生的麦太太的角色里。小说还写她甚至为自己无端地牺牲个人贞操而懊悔。张爱玲笔下所写的就是这样一个普通平常的女子。张爱玲太熟悉这样的女子了，可以说生活中随处可见，她可以贴近她，写出她内心曲折的历程，也只有这样，才能直达读者心里。才能真正打动读者，这也正是张爱玲所希望取得的艺术效果。
作家舒婷说，张爱玲写小说是“审己度人”，而我们是通过读张爱玲的小说来阅读自己，“张爱玲逼我们把身上的优点和弱点都嘲笑一番，笑过之后，忽然地‘哀矜而勿喜’，如她所说。”的确，我们在读过《色·戒》后，总会掩卷沉思，内心难以平静，大多数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恐怕对女主人公王佳芝更多的是寄予同情与理解。因为从王佳芝身上人们会看到自身卑微的影子，她的物欲和情感都是普通人身上所拥有的，她的感情在六克拉钻戒面前，在易先生慷慨大度、温柔怜爱的身影里失控，似乎变得顺乎常情，合乎常理。这就是张爱玲所说的情感的“放恣”毫不逊色于战争和革命。
二、以女性性别立场抗争男性中心主义
众所周知，张爱玲有过一段与王佳芝相似的感情经历。她曾不顾一切地与胡兰成相知相恋，而胡兰成时任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张爱玲为这段婚姻不仅付出了感情代价，也付出了政治代价，使她的政治生命一直处于不清不白之中。胡兰成对张爱玲并不忠诚，他在逃亡中抛弃张爱玲，并与多名女子同居。当张爱玲要求他作出抉择时，他却百般推诿。伤心失望的张爱玲在经过一年半的慎重考虑之后，终于与之诀别，写信说“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胡兰成晚年曾写回忆录《今生今世》，多次写信给张爱玲，张爱玲均未回信，并向友人怨道：“三十年不见，大家都老了——胡兰成会把我说成他的妾之一，大概是报复，因为写过许多信来我没回信。”可见，张爱玲对胡兰成的负心一直都不肯原谅的。1974年台湾著名作家朱西宁在信中传达了胡兰成对张爱玲的惦记和怀念之情，并为胡兰成的“泛爱”辩解说，“情爱的无量无质。如基督的五饼二鱼食饱五千人。……又妒又醋的妇人便是要独得五千人乘五饼二鱼的那个总数，男人哪有那般的神通”云云，不知此君是否触怒了张爱玲，但张爱玲给他回信中却只字未提胡兰成，对他的“高论”也不置一词。有意思的是，在《色·戒》中张爱玲却通过王佳芝辛辣地嘲讽了这一“高论”：“……‘到女人 心里的路通过阴道。’据说是民国初年精通英文的那位名学者说的，名字她叫不出，就晓得他替中国人多妻辩护的那句名言：‘只有一只茶壶几只茶杯，哪有一只茶壶一只茶杯的?’至于什么女人的心，她就不信名学者说得出那样下作的话。她也不相信那话。除非是说老了倒贴的风尘女人，或是风流寡妇。”而收入《惘然记》中的另外一篇小说《五四遗事》也可以作为解读张爱玲女性叙事立场的一个参照。作品写的是五四之后，男女主人公一通“自由恋爱”之后，仍然归于妻妾共居的局面，作品结尾处讽刺道：“这已经是一九三六年了，至少在名义上是个一夫一妻的社会，而他拥有三位娇妻在湖上偕隐。难得有两次他向朋友诉苦，朋友总是将他取笑一番说：‘至少你们不用另外找搭子，关起门来就是一桌麻将。”’张爱玲对三妻四妾的男人的深恶痛绝由此可见一斑。
了解这些情形之后，我们再来看小说《色·戒》的叙事立场和创作意图。从字面意义上理解，“色”是指女人的美色，“戒”是指那六克拉的钻戒。小说写的就是王佳芝以美色诱惑易先生，易先生以象征权势、财富、爱情的钻戒俘获了王佳芝。但我们从深层意义上挖掘，张爱玲实际上通过这个故事讲述了男女间微妙的情爱心理以及男女对待爱情的绝然不同的态度。女人可以为其心中虚幻的爱失去理智并献出自己的肉体和生命，而男人则恰恰相反，他们相信权力金钱是男人的春药，是征服女人的武器，为了保全他的权势地位同时完全彻底地占有他的女人，他可以要了女人的性命。王佳芝至死也不知道易先生这样的男人的残忍和狠毒，而一味地迷恋于自己的幻觉之中。
当然，我们站在公平的立场上理性地看待男女对爱情的忠诚度，其实很难绝对地说哪种性别更忠诚，痴心女子负心汉固然很多，痴心汉子负心女也不是没有。问题是。张爱玲的切身经历只能使她对男性心存芥蒂。也正因为看透了胡兰成一类男人唯我独尊、贪恋美色、朝秦慕楚的丑恶心理。张爱玲才将易先生塑造成一位冷酷无情的男人。至于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对这场恋爱的处理，对易先生过分的“美化”则完全是一种男性视角，这对于原作的女性叙事立场，实在是一种粗暴的颠覆。如果张爱玲九泉之下有知，她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三、心理实验小说的先锋探索
《色·戒》是张爱玲的心理小说实验的一个重要作品。张爱玲于1976年写的《谈看书后记》述评了几部国外同性恋题材的小说，提到心理学家荣格所说的一句话，“凡是能正式分析的病例都有一种美，审美学上的美感。”她认为荣格所说的美并不是病态美，她说“别的生老病死，一切人的事也都有这种美，只有最好的艺术品能比。”在此其间，1950年写的几篇小说如《相见欢》、《浮花浪蕊》、《色·戒》等也正处于修改之中。受到西方心理学影响，她试图进行她的小说试验，这种实验开始于1950年代，但直到近三十年之后才得以完成，后来这几篇小说均收入皇冠出版社出版的《惘然记》中。我们研究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深刻描摩人物心理，如描写老处女爱搬嘴、阴暗的嫉妒心理，描写了女性同性恋情愫，而《色·戒》就描写了王佳芝沉迷于自身角色表演而对易先生产生爱的幻觉的复杂心理过程，同时也揭示了易先生对为他而死的女人的疯狂占有的病态心理。为什么作者在1950年会同时写出几篇心理实验小说呢?
众所周知，张爱玲出名的时间是抗战时期的1943年前后的几年。随着抗战的结束尤其是上海的解放，整个上海文坛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关系对于她的创作自然会产生负面影响，而张爱玲式的日常化叙事也失去了昔日的时代氛围，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转入低潮。她需要一个突破，也作了一些努力，如创作了几篇迎合时政的小说，但并不成功。现实既然不是她所能把握的，那么另辟蹊径转入人物内在心理的分析，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而这类作品的题材，自然是远离现实的，同时又只能是那些深深压在张爱玲心底使她刻骨铭心的东西。问题是，暴露自己的隐秘世界也是很危险的，而且，在一个宏大叙事占主导地位的革命与建设的激情时代，任何艺术上的先锋探索都是很危险的。所以，这几篇作品在1950年代初期是不能拿出来发表的。这就是张爱玲式的问题和困惑。张爱玲很快选择逃离大陆，一方面当然是为了摆脱对现实政治的恐惧，而另一方面则显然与创作上难以为继的压力有关。但是，张爱玲离开大陆之后为什么不在港台或美国发表这些作品呢，这仍然只能从这些作品浓厚的自我体验色彩得到解释。一方面，张爱玲喜爱这类题材，不吐不快，另一方面，张爱玲又有所顾忌，尤其是与胡兰成的纠葛，她不想再次成为别人的谈资。当然，也不想为胡兰成利用，因为她太了解这个无耻的人了。所以，张爱玲写写改改，直到近三十年之后才拿出来发表，毕竟此时胡兰成已经死去，社会环境对张爱玲也比较有利。
张爱玲在《惘然记序》中提倡写反面人物要进入人物内心。易先生就是一个反面人物，能否进入其内心世界呢?张爱玲的确有所顾虑，担心会因此而“导向原宥”，但她同时又辩解说进入反面人物的内心“也可能导向鄙夷”。如果说王佳芝为情所困，致死不悟让读者感到绝望，那么，易先生病态的占有逻辑不是更让人觉得可笑可鄙吗?这种心理的探索，人性的探索在文学史上是有着浓厚的先锋色彩和文学史意义的，它一方面承接了施蛰存等人的心理分析小说实践，另一方面对于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先锋实验小说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总之，这篇小说既沿袭了她四十年代的创作道路，又吸收了西方心理学的成果，学习了西方社会心理小说创作的经验，大胆地书写“政治与性的对位关系，使她的小说更具有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