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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5年，渠岩在拍摄他著名的《权力空间》、《信仰空间》等系列作品时，在太行山深处发现了许村这个优美的村庄。那时，它还默默无闻，但它的美、它的淳朴却深深地打动了渠岩。
大艺术
我第一次听到许村的名字，大概是在4-5年前。我听渠岩深情地讲村里的老井——那是太行山区最深的古井，著名电影《老井》便在那里拍摄；渠岩还说，村里有明清以来各个时期的老戏台、老寺庙、老街、老粮仓…--都很好地保留至今；他说那里的民风质朴，有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尊重文化。当地官员也多是摄影家或是某种传统经典的专家；许村就坐落在著名的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首阳山下……
渠岩对许村有着真挚的感情，对它也有太多牵挂。尤其是近些年许村的老街区开始荒败，青年流失。而且，其附近的古村便因不负责任的旅游开发而被彻底破坏。每当谈到这些，他都充满忧虑。渠岩是个理想主义者，是敢于担当，敏于行动的人，他做事缜密、坚韧。于是他与当地政府联系，提出了自己保护古村的方案，他积极奔走，不断完善自己的构想，从开始提出的保护与修复方案，直至形成“艺术修复”的理念。
渠岩的主张使我想到梁漱溟的乡村运动，它在今天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渠岩的方案不同于以往的乡村教育或发展乡村组织，它承载着更大的文化抱负。渠岩说，值得用自己一生去做的才是事业。我觉得，这便是值得投入一生的事业。而且，我们两人有很强的互补性，他敏锐、重实践，我则乐于静思。于是，我便积极参与其中。
“艺术修复”不仅是一种乡村建设的新路，同时，它也是一种可以称为“大艺术”的艺术理想。我的理解是，“艺术修复”是在探索一种与生活建立更深层关系的艺术形态。是让艺术回到它的原初——站在文化构建的源头，参与到生活样态的构建中。文明的源头就是样式化的生活，而不是理论与思想。
中国近代的百年变革，以文化改造为核心，把西方作为理想，具体说这是美化“现代化”——建构城市化的百年，与之相对，则是丑化、毁坏乡村的百年。这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是一剂猛药，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文化，这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同时也带来巨大的伤害。这伤害不仅存在于战乱的动荡之中，更延伸到社会生活之中，“文革”时是直接对生命的戕害，今天就是假药、毒奶粉，在教育、医疗、养老…--凡与生命相关处皆出现问题。 乡村远远不是人们理解的愚昧无知、偏远落后，乡村承载着巨大的文化内涵，却被我们忽视了。
我们将支撑着人生意义的支点称为“价值元点”，它是文明的内核。人之所以为人，便在于他不甘于苟活，而去追寻超越简单生存的人生意义。它决定着人对事物价值的认定，也影响着人的行为，以至影响社会的形态。在人奋斗的深层，实是要证实自己的价值。它最直接地体现在人之间的高低成败比较中，总括起来就是争名夺利。但这是社会性的价值，他是“有限价值”，它在死亡面前便会消解，变成飘渺虚幻的镜花水月。能超越生死的人生根本价值，则是“元价值”，它与社会性的名利得失无关——社会的成功无法补益它，社会的所失（甚至失去生命）也不能减损它。而这恰是今日中国文化中所缺失的最根本的东西。
代表人类的东方与西方两大文明，便建构在两种价值元点之上。西方是灵魂神话型的代表，它通过灵魂拯救追求不朽。东方则是生殖崇拜型的代表，它凭借血脉不断而求得永生。后者极为奇妙地将家庭生活、两性情爱、人生价值以及社会价值等在传宗这种生命行为中合为一体。它以香火的仪式来宣誓生命的延续与活力，所以，我们称之为“香火文明”。
乡村中的老宅处在香火文明的中心位置，它使血脉传递这理念衍化为具体的生活模式，从而形成这种文明。它也塑造了乡村社会及政体的家国同构模式。
中国近代革命以理性主义为核心，并形成唯物的观念，它影响了我们理解事物的方式。我们对人的最大误解便在于对物质的过分重视——我们认定要先有物质的满足，然后才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这完全是拜物的谬见。物质外在于人，它只是人生锦上添花式的补充。它可以通过这样三个词组来表达：一是“香火不断”，这是人生的意义所在。二是“荣华富贵”，这是社会价值的实现。但它只是为着“光宗耀祖”，其核心还是落实在宗、祖的血脉之上。也正因如此，中国人在成功之后，便要建设自己的老家。有了“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根本，那么，即便是只有“两亩地一头牛”这最低的生存条件，其生活也是幸福的。如果失去了人生意义的元点，物质的丰厚也是虚妄的。实质上，“丰衣足食”只是外在的生活条件，它不仅无法替代“香火不断”，而且，它们根本不在同一层面之上。与现行的只重经济发展的新农村建设相比，以老宅为原发点的“艺术修复”便具有了深远的文化意义。对这艺术理念，我将其定义为“大艺术”。所谓“大艺术”是相对于常态艺术而言的。常规来讲，艺术是在社会现实形态中表达自己，它包括各种艺术形式及艺术语言上的开拓创新。而“大艺术”则是要重新解读生活、重新建构生活。在近代，最典型的便是包豪斯，它要求艺术以综合化的形式重回生活之中，由此出发，它构筑了现代的城市生活。实质上，各种文明都是从生活样式的构筑开始。
乡村艺术节
2010年，渠岩开始筹备许村国际艺术节，通过艺术节，使“艺术修复”正式启动。2011年，乡村国际艺术节的组织筹备全面展开，这不是一项简单的艺术活动，而是一个系统工程，小到渠岩为许村制定文明守则，并带头捡垃圾，大到建设许村艺术广场。这时期他频繁地奔波在北京与山西之间。2011年7月中旬，艺术节正式开幕，国内外艺术家齐聚许村。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这古村，此前我虽对它有所了解，但正如渠岩所言，当我真的面对它时，还是远远地超出了我的想象。我首先看到的是，太行山特有的高耸的绝壁之下，具有十足当代气息的许村广场建筑群，太行古村与当代建筑群的奇妙组合，成为它特有的气质。它的安宁与祥和，在我心里生出一种亲近的感情，我也看到了渠岩提起的古戏台、大槐树，村中老宅有很多是用本地特有的红砂岩建成，尤其是它的屋顶，用几大片红砂岩片材覆盖，与其环境交融和鸣。但它们大多已经荒败，它的主人已经搬到山下，房门紧锁，院中已长满荒草，有的甚至已经坍塌，但院中的大树依旧结满果实，对着院门的影壁中，还蹲坐着慈祥的土地神……它们以其生动鲜活的实体展现时，使我极为感动，确切地说，它们具有一种令人敬畏的神性。 乡村艺术节开幕式，请来当地的表演团队，表演豪放的西北风韵的歌舞。而真正打动我的，是台上的表演结束后，村民自发地组织起狂欢，他们搬来锣鼓，带来许村特有的麻狮子，在许村广场舞动起来，各国艺术家兴奋地投入其中，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中，鼓声雷动，狮子、旱船狂舞，直至深夜才慢慢散去。
接下来是为期半个月的驻村创作，艺术家们融入乡村，我们在村中写生、采风。村民也兴奋地观看画家们的创作，围着这些红红绿绿的艺术家，村民与他们用画笔、用比比划划的手势亲切交流。古老的乡村真正地在欢度自己的艺术节日。乡村与世界通过艺术而联通。
渠岩请来的，是国内外一些重要艺术家，其中包括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前院长。经过半个月的时光，艺术家们创作出风格各异的作品，我们把这些作品留在许村，将它们放在由老粮仓改建的艺术馆中长期陈列。画展开幕时，全村人都赶来观看，乡村艺术节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了它的高潮，也进入了它的尾声。艺术就这样以它实体作品的形式，更以生活记忆的形式，深深地与这古村融合。在这里，作品的风格与内容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大山里的村民与当代艺术直面相对，这才是它的意义所在。我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与眷恋，也留下自己的作品，艺术家们在倡议“创作新文化，救活古村落”的“许村宣言”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古老的许村，在与当代艺术融合中，生成它迷人的魅力。它不断出现在各种刊物及电视中，也举办起许村的专题展览。它渐渐引起世人的关注，也引起我们对乡村及社会建设的思考。于是，渠岩又组织2012年的“许村论坛”。
2012年8月，来到许村参加研讨的有中国社科院的专家，有直接参与新农村建设规划的艺术与建筑设计学院的院长、教授，还有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研究所的主任，以及联合国教科文民间艺术组织IVO全球发展副主席……而且，我们还请来梁漱溟先生的嫡孙，以示我们对梁先生的敬意。这个与艺术结缘的古村，迎来它新的朋友，围绕艺术，讨论乡村的重建之路。这既是研讨，同时也是见证。
修复乡村
经历了百年革命，中国的乡村已从根底里凋败了。这革命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形态，也改变了人的观念，城市化成为这社会的理想。村民们追逐着城市的步伐，自行拆毁老宅，遗弃老宅。依照自己对时代的理解，去建造贴着瓷砖，如同公厕的丑房子。
许村同样如此，建在山坡上的老宅区已经衰败，而在山下，则建起整齐划一的新街区。村民新建的房屋与遍布全国的乡村新居一样，它们只有居住功能，毫无美感毫无个性。这实质上并不是乡村的问题，它反映着今天中国的文化状况。对理性主义的拥抱，使中国社会太过功利，人性已被抽空，人变成只有社会功能的工具。人的居所是其居住者生活与生命形态的固化体现，人的心灵空洞化，其居所便必然功能化。中国的城市居所与乡村并无根本不同，它只是个空洞的空间，可以任由别人随意摆布做表面形式上的设计。
修复乡村生活的艺术，不是风花雪月的涂涂画画，也不是将古村视为僵死的文物，建造成博物馆供人旅游参观。艺术要去修复的是传统生活中所包纳的人性价值，是对“家”的修复。我们以乡村中承载着香火文明的老宅为原型，从一宅一院，从一桌一席着手，让村民参与，以期重新建构出融汇现代材料与功能的新范型。
一个成熟的文明，必须建构起社会性的价值评定体系及元价值评定体系。这两个价值体系的共存，才是文明健康的根基。修复乡付，实质是要修复人性。在生命中追寻更高的人生意义，便是元价值体系的回归。今天的中国文化，只有单一的社会价值，而丢失了生命深层的意义。这使我联想起中国特有的太监。在血脉传承的香火文明中，太监所承受的并非性的压抑，而是他失去了可以超越死灭的机会，他只剩下有限的生命，死对他来讲，便是彻底的寂灭。这使他的人性扭曲，变得冷酷、贪婪、蔑视生命。一个文明，苦只有功能性的社会价值体系，便同样会使社会的品格扭曲，同样会冷酷、贪婪。因此我们也会将生命理解得贫乏空洞，成为心灵上的太监。在这样的人生中，我们所拥有的只是短暂的生命，便只能去寻求多吃多占，不病不死。
在城市化背景下，小农社会已失去生存的空间，乡村的衰败已深入骨髓，任由其发展，乡村便会自生自灭。乡村中并列存在的老宅与新居，展现的是两种文明形态，一个是成熟但已失去活力，另一个虽有活力却缺少人性。中华文明真正的传统并不是精英化的儒学，而是血脉承续的香火文明，我们追寻着它与这时代重新契合，使东方文明的灵魂焕发出勃勃生机。
大艺术
我第一次听到许村的名字，大概是在4-5年前。我听渠岩深情地讲村里的老井——那是太行山区最深的古井，著名电影《老井》便在那里拍摄；渠岩还说，村里有明清以来各个时期的老戏台、老寺庙、老街、老粮仓…--都很好地保留至今；他说那里的民风质朴，有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尊重文化。当地官员也多是摄影家或是某种传统经典的专家；许村就坐落在著名的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首阳山下……
渠岩对许村有着真挚的感情，对它也有太多牵挂。尤其是近些年许村的老街区开始荒败，青年流失。而且，其附近的古村便因不负责任的旅游开发而被彻底破坏。每当谈到这些，他都充满忧虑。渠岩是个理想主义者，是敢于担当，敏于行动的人，他做事缜密、坚韧。于是他与当地政府联系，提出了自己保护古村的方案，他积极奔走，不断完善自己的构想，从开始提出的保护与修复方案，直至形成“艺术修复”的理念。
渠岩的主张使我想到梁漱溟的乡村运动，它在今天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渠岩的方案不同于以往的乡村教育或发展乡村组织，它承载着更大的文化抱负。渠岩说，值得用自己一生去做的才是事业。我觉得，这便是值得投入一生的事业。而且，我们两人有很强的互补性，他敏锐、重实践，我则乐于静思。于是，我便积极参与其中。
“艺术修复”不仅是一种乡村建设的新路，同时，它也是一种可以称为“大艺术”的艺术理想。我的理解是，“艺术修复”是在探索一种与生活建立更深层关系的艺术形态。是让艺术回到它的原初——站在文化构建的源头，参与到生活样态的构建中。文明的源头就是样式化的生活，而不是理论与思想。
中国近代的百年变革，以文化改造为核心，把西方作为理想，具体说这是美化“现代化”——建构城市化的百年，与之相对，则是丑化、毁坏乡村的百年。这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是一剂猛药，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文化，这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同时也带来巨大的伤害。这伤害不仅存在于战乱的动荡之中，更延伸到社会生活之中，“文革”时是直接对生命的戕害，今天就是假药、毒奶粉，在教育、医疗、养老…--凡与生命相关处皆出现问题。 乡村远远不是人们理解的愚昧无知、偏远落后，乡村承载着巨大的文化内涵，却被我们忽视了。
我们将支撑着人生意义的支点称为“价值元点”，它是文明的内核。人之所以为人，便在于他不甘于苟活，而去追寻超越简单生存的人生意义。它决定着人对事物价值的认定，也影响着人的行为，以至影响社会的形态。在人奋斗的深层，实是要证实自己的价值。它最直接地体现在人之间的高低成败比较中，总括起来就是争名夺利。但这是社会性的价值，他是“有限价值”，它在死亡面前便会消解，变成飘渺虚幻的镜花水月。能超越生死的人生根本价值，则是“元价值”，它与社会性的名利得失无关——社会的成功无法补益它，社会的所失（甚至失去生命）也不能减损它。而这恰是今日中国文化中所缺失的最根本的东西。
代表人类的东方与西方两大文明，便建构在两种价值元点之上。西方是灵魂神话型的代表，它通过灵魂拯救追求不朽。东方则是生殖崇拜型的代表，它凭借血脉不断而求得永生。后者极为奇妙地将家庭生活、两性情爱、人生价值以及社会价值等在传宗这种生命行为中合为一体。它以香火的仪式来宣誓生命的延续与活力，所以，我们称之为“香火文明”。
乡村中的老宅处在香火文明的中心位置，它使血脉传递这理念衍化为具体的生活模式，从而形成这种文明。它也塑造了乡村社会及政体的家国同构模式。
中国近代革命以理性主义为核心，并形成唯物的观念，它影响了我们理解事物的方式。我们对人的最大误解便在于对物质的过分重视——我们认定要先有物质的满足，然后才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这完全是拜物的谬见。物质外在于人，它只是人生锦上添花式的补充。它可以通过这样三个词组来表达：一是“香火不断”，这是人生的意义所在。二是“荣华富贵”，这是社会价值的实现。但它只是为着“光宗耀祖”，其核心还是落实在宗、祖的血脉之上。也正因如此，中国人在成功之后，便要建设自己的老家。有了“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根本，那么，即便是只有“两亩地一头牛”这最低的生存条件，其生活也是幸福的。如果失去了人生意义的元点，物质的丰厚也是虚妄的。实质上，“丰衣足食”只是外在的生活条件，它不仅无法替代“香火不断”，而且，它们根本不在同一层面之上。与现行的只重经济发展的新农村建设相比，以老宅为原发点的“艺术修复”便具有了深远的文化意义。对这艺术理念，我将其定义为“大艺术”。所谓“大艺术”是相对于常态艺术而言的。常规来讲，艺术是在社会现实形态中表达自己，它包括各种艺术形式及艺术语言上的开拓创新。而“大艺术”则是要重新解读生活、重新建构生活。在近代，最典型的便是包豪斯，它要求艺术以综合化的形式重回生活之中，由此出发，它构筑了现代的城市生活。实质上，各种文明都是从生活样式的构筑开始。
乡村艺术节
2010年，渠岩开始筹备许村国际艺术节，通过艺术节，使“艺术修复”正式启动。2011年，乡村国际艺术节的组织筹备全面展开，这不是一项简单的艺术活动，而是一个系统工程，小到渠岩为许村制定文明守则，并带头捡垃圾，大到建设许村艺术广场。这时期他频繁地奔波在北京与山西之间。2011年7月中旬，艺术节正式开幕，国内外艺术家齐聚许村。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这古村，此前我虽对它有所了解，但正如渠岩所言，当我真的面对它时，还是远远地超出了我的想象。我首先看到的是，太行山特有的高耸的绝壁之下，具有十足当代气息的许村广场建筑群，太行古村与当代建筑群的奇妙组合，成为它特有的气质。它的安宁与祥和，在我心里生出一种亲近的感情，我也看到了渠岩提起的古戏台、大槐树，村中老宅有很多是用本地特有的红砂岩建成，尤其是它的屋顶，用几大片红砂岩片材覆盖，与其环境交融和鸣。但它们大多已经荒败，它的主人已经搬到山下，房门紧锁，院中已长满荒草，有的甚至已经坍塌，但院中的大树依旧结满果实，对着院门的影壁中，还蹲坐着慈祥的土地神……它们以其生动鲜活的实体展现时，使我极为感动，确切地说，它们具有一种令人敬畏的神性。 乡村艺术节开幕式，请来当地的表演团队，表演豪放的西北风韵的歌舞。而真正打动我的，是台上的表演结束后，村民自发地组织起狂欢，他们搬来锣鼓，带来许村特有的麻狮子，在许村广场舞动起来，各国艺术家兴奋地投入其中，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中，鼓声雷动，狮子、旱船狂舞，直至深夜才慢慢散去。
接下来是为期半个月的驻村创作，艺术家们融入乡村，我们在村中写生、采风。村民也兴奋地观看画家们的创作，围着这些红红绿绿的艺术家，村民与他们用画笔、用比比划划的手势亲切交流。古老的乡村真正地在欢度自己的艺术节日。乡村与世界通过艺术而联通。
渠岩请来的，是国内外一些重要艺术家，其中包括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前院长。经过半个月的时光，艺术家们创作出风格各异的作品，我们把这些作品留在许村，将它们放在由老粮仓改建的艺术馆中长期陈列。画展开幕时，全村人都赶来观看，乡村艺术节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了它的高潮，也进入了它的尾声。艺术就这样以它实体作品的形式，更以生活记忆的形式，深深地与这古村融合。在这里，作品的风格与内容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大山里的村民与当代艺术直面相对，这才是它的意义所在。我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与眷恋，也留下自己的作品，艺术家们在倡议“创作新文化，救活古村落”的“许村宣言”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古老的许村，在与当代艺术融合中，生成它迷人的魅力。它不断出现在各种刊物及电视中，也举办起许村的专题展览。它渐渐引起世人的关注，也引起我们对乡村及社会建设的思考。于是，渠岩又组织2012年的“许村论坛”。
2012年8月，来到许村参加研讨的有中国社科院的专家，有直接参与新农村建设规划的艺术与建筑设计学院的院长、教授，还有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研究所的主任，以及联合国教科文民间艺术组织IVO全球发展副主席……而且，我们还请来梁漱溟先生的嫡孙，以示我们对梁先生的敬意。这个与艺术结缘的古村，迎来它新的朋友，围绕艺术，讨论乡村的重建之路。这既是研讨，同时也是见证。
修复乡村
经历了百年革命，中国的乡村已从根底里凋败了。这革命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形态，也改变了人的观念，城市化成为这社会的理想。村民们追逐着城市的步伐，自行拆毁老宅，遗弃老宅。依照自己对时代的理解，去建造贴着瓷砖，如同公厕的丑房子。
许村同样如此，建在山坡上的老宅区已经衰败，而在山下，则建起整齐划一的新街区。村民新建的房屋与遍布全国的乡村新居一样，它们只有居住功能，毫无美感毫无个性。这实质上并不是乡村的问题，它反映着今天中国的文化状况。对理性主义的拥抱，使中国社会太过功利，人性已被抽空，人变成只有社会功能的工具。人的居所是其居住者生活与生命形态的固化体现，人的心灵空洞化，其居所便必然功能化。中国的城市居所与乡村并无根本不同，它只是个空洞的空间，可以任由别人随意摆布做表面形式上的设计。
修复乡村生活的艺术，不是风花雪月的涂涂画画，也不是将古村视为僵死的文物，建造成博物馆供人旅游参观。艺术要去修复的是传统生活中所包纳的人性价值，是对“家”的修复。我们以乡村中承载着香火文明的老宅为原型，从一宅一院，从一桌一席着手，让村民参与，以期重新建构出融汇现代材料与功能的新范型。
一个成熟的文明，必须建构起社会性的价值评定体系及元价值评定体系。这两个价值体系的共存，才是文明健康的根基。修复乡付，实质是要修复人性。在生命中追寻更高的人生意义，便是元价值体系的回归。今天的中国文化，只有单一的社会价值，而丢失了生命深层的意义。这使我联想起中国特有的太监。在血脉传承的香火文明中，太监所承受的并非性的压抑，而是他失去了可以超越死灭的机会，他只剩下有限的生命，死对他来讲，便是彻底的寂灭。这使他的人性扭曲，变得冷酷、贪婪、蔑视生命。一个文明，苦只有功能性的社会价值体系，便同样会使社会的品格扭曲，同样会冷酷、贪婪。因此我们也会将生命理解得贫乏空洞，成为心灵上的太监。在这样的人生中，我们所拥有的只是短暂的生命，便只能去寻求多吃多占，不病不死。
在城市化背景下，小农社会已失去生存的空间，乡村的衰败已深入骨髓，任由其发展，乡村便会自生自灭。乡村中并列存在的老宅与新居，展现的是两种文明形态，一个是成熟但已失去活力，另一个虽有活力却缺少人性。中华文明真正的传统并不是精英化的儒学，而是血脉承续的香火文明，我们追寻着它与这时代重新契合，使东方文明的灵魂焕发出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