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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耿乐皈依藏传佛教。他相信佛家的智慧：不要对人间的名利幻象有太多的反应，跟着它走就好。“我都消失那么长时间了，还怕再消失吗？我都不怕了，该焦虑的都焦虑完了”
“边缘人”
秋天在9月逐渐演变成微凉的风。傍晚日光敛去，游丝一样的云挂在淡粉色的天上。世界一派温柔，演员耿乐家的院子里，惟一具有攻击性的只剩下蚊子。哪怕池上有青苔，树下有座椅，耿乐也很少有闲情逸致在院子里坐定。他怕蚊虫乱飞，因而家里的3楼似乎更像一个稳定的个人空间。
10平方米的画室里零星堆着他的画作。两个画架上，一幅是人像，一个男人梳三七分的头、围深色围巾，面容愁苦；另一幅是风景，大面积的蓝天白云，色彩浓烈，底下五分之一是绵延的山丘、草原和蒙古包。这些画已经搁置多年。1994年刚开始拍电影时，耿乐的老师、艺术家刘小东曾说：“拍电影挺好，但你可能很难再画画了。”当时耿乐觉得奇怪：为什么不能呢？
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到中央美术学院，耿乐接受了8年正规美术教育。祖父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画家、国徽设计者张仃，叔父是同样享誉多年的张郎郎，耿乐从小就在艺术氛围中长大。后来进入影视圈，耿乐偶尔仍会手痒，但很少再沉浸到画画中去。“我没法画着玩。这恨不得是比拍戏还严肃的事儿。我如果没有做好生理、心理的准备，画出来也是不负责任的。”耿乐说。
尽管已经离开架上绘画多年，他的品味依然能从家装设计中透露出来。大块玻璃直接嵌入墙体，窗户上利索得连一个螺丝钉都显得多余；墙面是灰色的水泥，呈现大大方方的粗粝感，以至于来修水管的工人见了会说：“你家还没装修好吧？”客厅的屋顶也没有刻意的修饰，甚至连一盏吊灯都没有，耿乐喜欢在夜里开暖色的落地灯，让整个空间显现出简洁的流畅感。
9月11日采访这一天，他刚从威尼斯回到北京。参演的电影《嘉年华》成为威尼斯电影节惟一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电影，耿乐穿着黑色燕尾服第一次走上了國际三大电影节的红毯。关于他的新闻自然要比以往多一些。耿乐上网看评论，看见95后的年轻人说：“这人谁啊？不认识。”底下就有人回复：“这你都不认识？我是不是暴露年龄了？”
入行23年的耿乐今年43岁了，穿黑白条纹衫、破洞浅色牛仔裤和一双深蓝色休闲鞋。30岁以前他的银幕角色几乎都是文艺气质浓郁的都市青年，30岁以后，他却开始了对文艺青年的漫长告别——从《面引子》里衣着朴实、年届五旬的馒头铺老板到《不速之客》里一意孤行的杀人犯，耿乐尝试了各种阶层、各种属性的人物。他甚至问过好友闫妮是否有可以推荐的戏，他想演一个出老千的角色。他逐渐被视为一个热衷于扮演“边缘人”的娱乐圈边缘人。
“我演的这些人物都很孤独，有自己的理想，但在主流社会里活得不那么自在。这些人物我比较容易接近，因为我的属性和他们挺像的。比如说能做好综艺的人一定是主流社会里比较自在的人，要懂得跟人交流才会如鱼得水，而我特别怕那种明明知道无话可聊、甚至不在一个价值观上，还非得在场面上寒暄的情况……”耿乐说。因为这种“不爱哪儿热闹往哪儿凑”的性格，耿乐一直不在娱乐圈的核心。用好友、编剧李樯的话来说，“他不像一个惯常的表演工作者，他没有应有的展示欲和表现欲。但他对人和事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是一个内心价值观很稳定、静水流深的人。”
“十多年的事了”
2016年年初，耿乐接到了导演文晏发来的剧本《嘉年华》。故事讲述未成年少女遭遇性侵之后在成人世界的遭遇，耿乐一下子就被这个剧本打动了，“压抑，难受。”
“事情发生以后，方方面面都在忽略。中国人的思维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谁也不愿意惹祸上身，但没有人真正关注受害者。”耿乐说，他饰演的受害女生父亲虽然一事无成、精神颓废，却是电影中惟一正面的男人，“他觉得必须要得到一个说法。”
电影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好评，耿乐第一次直接接收到来自观众的反馈。在有八十多年历史的电影院中，耿乐和其他主创坐在二楼的第一排，面前不是栏杆，而是被观众包围的台阶，“有一种圣殿的感觉。”画面一结束、字幕还没上，观众便起立鼓掌。“我第一次作为电影演员感受到舞台谢幕的感觉，掌声长达两三分钟，我站着不知道该干什么，太激动了，第一次觉得艺术电影能受到这么大的关注。”耿乐说。
在此之前，他从未奢望过这样的认可，因而觉得自己的努力并不能与之匹配。戏份虽然不多，耿乐却感受到了久违的过瘾。电影中有很多长镜头，开始表演前的耿乐会考虑动作、走位、镜头角度，但导演文晏会点醒他：“这条没有问题，但是咱们能不能再收一点、走心一点？”片中“女儿”的扮演者不是专业演员，她的优势是可以在银幕上呈现最真实的状态，所以耿乐“要特别小心，但凡稍微有点假的成分，观众直接就能对比出来”。
入行23年，他承认自己拍过不少粗制滥造的影视剧。“很多电视剧不是真交流。演员你演你的，我演我的，相互之间不关心台词背后的逻辑……上一次有这种完全投入的感觉，还是拍《开往春天的地铁》和《旅程》的时候，到后来我都想不起来了。可是啊，那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十多年前的2004对于耿乐来说，是个五味杂陈又一言难尽的年份。
他主演的杨超处女作《旅程》获得第5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处女作特别奖。可也就在这一年，曾和耿乐拍摄电影处女作《开往春天的地铁》的导演张一白在看到耿乐经常帮朋友客串角色后对他说：“你要好好保护羽毛啊，不要什么戏都接。”
回头看，那段时间的耿乐无疑是忙碌的，一年四五部电影电视剧地接，有时耳根子软，也会帮朋友串一两天戏。听到张一白这么讲，他陷入沉思：自己到底是要追求数量还是质量？
纷至沓来的剧本都看中了他的长发，净让他演那些一脸不屑的艺术家。“靠符号去演戏只会越来越窄。”耿乐觉得无力又厌倦。但他是一个反应很慢的人，欠缺专业背景，也不像从小就要自己打拼的演员那样具有自我包装的意识。在他的概念中，保护羽毛的惟一手段就是挑剧本。“我对自己有了一个限制，看到这个剧觉得不是我要演的剧，那个剧不是我要演的剧，我就变得只能演和羽毛有关的戏。” 那时的耿乐被“骄傲”二字框住了。不拍戏的时候，他每天躺在床上不知道要做什么，晃荡着晃荡着就从白天到了黑夜。
2005年夏天，耿乐索性剪去了一头半长不短的头发。在往后的回忆里，这原本是一个偶然的、平淡无奇的日子：闲来无事，去常光顾的理发店打理头发。理发师按照原来的习惯修发梢，修着修着，耿乐突然说：“要不你给我剃短了，剃圆寸。”“你确定？”“确定。”十几年没有主动剪短过头发了，耿乐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陌生极了：这谁啊？
很快有个导演找耿乐去上海拍一部都市剧，让他演最轻车熟路的都市文艺青年，结果见到他就急了：“你怎么把头发剪了？原来的耿乐去哪儿了？我要你原来的头发。”
转型的路是艰难的。因各种原因错过娄烨的几部电影之后，耿乐发现递到手上的剧本越来越差了。“有时候机会给你了，你不要，就不会老给你了。”耿乐说，“我需要一个头脑清晰的人帮我把关，但当时也不知道找什么样的经纪人合适，挺迷茫的。”
演艺之路受挫，耿乐有时将记忆拨回那个命运发生转折的起点：我当年画画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做演员呢？
“零基础，高起点”
1994年，管虎筹拍处女作《头发乱了》。男二号彭威是个反叛张扬的摇滚歌手，副导演找不到合适的演员，就到中央美院碰运气。当时的耿乐20岁，穿皮夹克、留长发、只听欧美摇滚，看不上小虎队、四大天王这些流行人物。副导演过来找人时，他正和一个留学生捧着相机坐在操场墙边晒太阳。副导演看见他，问：“喜欢摇滚乐吗？”“喜欢。”“喜欢拍电影吗？”“喜欢。”“那跟我走吧。”
就这么入了行。
很快，他遇到筹拍《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姜文，在电影中演靠起哄、打架来挥霍荷尔蒙的军队大院男孩刘忆苦。20岁的耿乐虽然浑不吝，但从来不打人。上来第一场戏，姜文要求他给另一个男孩扇嘴巴。耿乐抡了八回都下不了手，到第九回，姜文说：“你真抽，你要抽不好咱们就抽一晚上。”耿乐这才被逼出了刘忆苦的狠劲儿。
再后来，他成了众多文艺片导演青睐的艺术家专业户；在霍建起的电影《赢家》中饰演一名画家、在张婉婷的电影《北京乐与路》中饰演心怀强烈音乐梦想的摇滚歌手……耿乐顺风顺水，以他自己的话来说，是“零基础，高起点”。这样的成长路径让他选剧本的时候“会挑”，但他其实又还没获得“挑”所需要的观众基础和业内话语权。
在合作多次的演员梅婷看来，耿乐身上没有那种努力到变形的、咬牙切齿的感觉。“我们的成长经历比较像，出道早，出名早，走得很顺就有很多机会，但又因各种各样的原因错过了。”梅婷说。2007年到2009年，梅婷也遇到了耿乐曾经的瓶颈：没有好的剧本，觉得拍戏没劲。赋闲的时间长了，她生出一种恐慌：这样下去，武功就荒废了。
“待着的焦虑，比忙起来的焦虑要多得多。”耿乐说。“只要是演员，不管火不火，都有职业焦虑。没戏的时候会想，怎么没人找我，拍上戏了，就想什么时候杀青。”
蹉跎三四年之后，耿乐遇到了经纪人王京花。王对他说：“你什么剧本都要拍。如果一直等，将来好的剧本也不会找你。这一行很残酷，你只有不停地拍，才能让人知道你还在这儿。”
耿乐只好重新开始规划自己的演艺之路。
东打西撞，他演过一些和自身气质完全不同的角色，也演过一些粗制滥造到让人自我怀疑的角色。比如他曾因高片酬出演一部最终没有播出的清宫戏，到了现场才发现，原本一天十场戏的拍摄强度生生被拉到了二十场，导演为了赶进度，没有时间考虑场景、对白、人物关系的逻辑，“基本对白说完了就过。”又因为不同期录音，这边皇宫里还在演戏，旁边的电钻就在咚咚咚地改景。“导演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就看口型，我也听不见对手演员在说什么。”耿乐说。有一天他穿着盔甲拍打戏，汗顺着脸往下掉的那一瞬间，他懊恼地想：“我每年拍这些戏，干嘛呢？有什么意思？”
四五年前，耿乐曾在一个场合遇到了香港电影公司老板江志强。江问他：“最近怎么样？”耿乐答：“挺好，就是好剧本太少。”结果江志强当时就将了他一军：“你拍够100部了吗？”
耿乐一下子释然了。他将这话告诉梅婷，梅婷也深以为然。
“作为演员，一辈子能遇到特别好的、为你写的戏，真的太少了。几年有一部就已经不错了。有些人可能一辈子就一部。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可是作为职业演员，不可能不演，不能老待着吧？待着你也会退步。”梅婷说。2007年起闲待两年之后，梅婷跑到上海演话剧。又过3年，她才遇到《父母爱情》和《推拿》的剧本。
而对于自己和烂片的关系，耿乐是这样解释的：“如果这100部中有80部是好剧本，那演到好戏的概率自然就大。但如果只有两三个好剧本，那可不就是大海捞针了吗？”这几年情绪偶有反复时，他总拷问自己：当初做演员的初衷是什么？
“是为了赚钱吗？当年拍管虎和姜文的电影，我都拿不到什么钱。我是想当大明星吗？90年代没有这个概念。电影对于我的魔力在哪儿？”
80年代时，他曾看过一部叫《莆田进行曲》的日本电影。电影讲述摄影棚内替身演员与大明星之间发生的故事，耿乐第一次知道，在拍摄现场，通过布景变化就能直接把黑夜变成白昼、把古代变成现代。他觉得这一切神奇极了：“就在那摄影机的框里，能完全营造一个新的世界，而出了这个摄影机框呢，电线、灯光，和电影的美感毫无关系。”耿乐喜欢这种反差形成的张力，也享受和一帮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努力做一件事的氛围。他甚至在旧专业和新事业之间找到了共通之处：“画画是在白纸上创造幻象，电影是把你放到镜头的环境中去制造一个既梦幻又真实的世界。”他庆幸自己入行之初遇到管虎与姜文。“如果一开始就让我拍多尔衮的电视剧，我可能就不会做演员了。”
“没有大红大紫过有什么可膨胀的”
转行多年，耿乐很少提起画笔，但也跨界做过一些展览。
比如在深圳，他做过一个叫《五百个画架》的作品。他让人将500个画架拆成木条，拼成地板铺在展览馆门口。他的构思很简单：学生时代每天面对的是形而上的畫架，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画架就是木头，做成地板踩在脚底高低不平、不被人注意，但这就是通往艺术的必经之路。 耿乐说，这23年什么戏都拍了，拍烂戏时片酬就只是账户上的一个数字，拍好戏时才觉得有了“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愉悦感”。时至今日，耿乐在娱乐圈的朋友数量非常有限，更多时候他发现能无障碍聊天的还是之前在美院的同学。耿乐脸盲，忘性大，过段时间就不记得见过谁。也有社交恐惧，一度夸张到“为了消除紧张感而讨好陌生人”。比如坐在出租车上，他总想找话题和司机聊，可聊的话题又不是自己想说的，“好像在演一个陌生的我跟司机说话。”他学不来“来事儿”的成人社交，但对为数不多的朋友总能展示出赤诚。比如他陪梅婷看过恐怖片；比如他会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李樯夸过他的包好看，成为朋友后就把包送给了对方；比如他会说闫妮在感情上很傻，一般人点到为止就会打住，但他就是想把人骂醒。
李樯认为耿乐与世无争，但当这种不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副作用。“这可能会使他丧失很多表达自己独特见解的机会。他内心非常恭卑，这会使人误解他的丰富性。”李樯说。相识多年，他们鲜有分歧，最大的不同是李樯觉得耿乐“过度散淡”，“艺术还是需要一点好胜心的。”
但耿乐天生就是那种温吞的人。他说自己对任何事物都缺乏“不疯魔不成活”的痴迷劲儿，最开始考美院时他最心仪的专业是壁画系，因为“想做和大众交流有关的艺术”。当初如果管虎的副导演没有找到他，他现在更可能在做与应用设计有关的工作。他说不会去做太热闹的事，但也不会是一个苦行僧一样的艺术家。
“活的年头越长我越相信‘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类理性思考的结果就是告诉你不用想。我一直以来也是秉承着不设计、不期待的原则，把当下过好，尽人事听天命。人生嘛，你设计他干嘛呢？谁又能设计得过命运呢？”
2011年，耿乐皈依藏傳佛教。他相信佛家的智慧：不要对人间的名利幻象有太多的反应，跟着它走就好。十几年前那种因“没有好剧本”而无戏可演的纠结，逐渐变成40岁以后的释怀。他知道自己的位置，自嘲“没有大红大紫过有什么可膨胀的”，也知道在很多观众心目中自己已经缺席多年。“我都消失那么长时间了，还怕再消失吗？我都不怕了，该焦虑的都焦虑完了。”
10年前，耿乐和美院附中的同学一起办过一个名为《出口/入口》的艺术展。他的作品叫《相》。他将几百个五官石膏像随机贴在一面墙上，又将自己影视作品中的面部特写重新剪辑，投射在五官墙上。前者是他20岁之前的青春，后者是他20岁以后的生活——开幻灯前，五官浮雕清晰可见，开幻灯后，真实可触的五官却又被电影中虚幻的像取代了。
“能摸得到的东西，看的时候却是没有的，你以为是真的，其实是虚幻的，把灯一关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耿乐说这个作品灵感来自《金刚经》，书上说得很简单，就八个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感谢实习记者吴媛博协助整理录音）
“边缘人”
秋天在9月逐渐演变成微凉的风。傍晚日光敛去，游丝一样的云挂在淡粉色的天上。世界一派温柔，演员耿乐家的院子里，惟一具有攻击性的只剩下蚊子。哪怕池上有青苔，树下有座椅，耿乐也很少有闲情逸致在院子里坐定。他怕蚊虫乱飞，因而家里的3楼似乎更像一个稳定的个人空间。
10平方米的画室里零星堆着他的画作。两个画架上，一幅是人像，一个男人梳三七分的头、围深色围巾，面容愁苦；另一幅是风景，大面积的蓝天白云，色彩浓烈，底下五分之一是绵延的山丘、草原和蒙古包。这些画已经搁置多年。1994年刚开始拍电影时，耿乐的老师、艺术家刘小东曾说：“拍电影挺好，但你可能很难再画画了。”当时耿乐觉得奇怪：为什么不能呢？
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到中央美术学院，耿乐接受了8年正规美术教育。祖父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画家、国徽设计者张仃，叔父是同样享誉多年的张郎郎，耿乐从小就在艺术氛围中长大。后来进入影视圈，耿乐偶尔仍会手痒，但很少再沉浸到画画中去。“我没法画着玩。这恨不得是比拍戏还严肃的事儿。我如果没有做好生理、心理的准备，画出来也是不负责任的。”耿乐说。
尽管已经离开架上绘画多年，他的品味依然能从家装设计中透露出来。大块玻璃直接嵌入墙体，窗户上利索得连一个螺丝钉都显得多余；墙面是灰色的水泥，呈现大大方方的粗粝感，以至于来修水管的工人见了会说：“你家还没装修好吧？”客厅的屋顶也没有刻意的修饰，甚至连一盏吊灯都没有，耿乐喜欢在夜里开暖色的落地灯，让整个空间显现出简洁的流畅感。
9月11日采访这一天，他刚从威尼斯回到北京。参演的电影《嘉年华》成为威尼斯电影节惟一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电影，耿乐穿着黑色燕尾服第一次走上了國际三大电影节的红毯。关于他的新闻自然要比以往多一些。耿乐上网看评论，看见95后的年轻人说：“这人谁啊？不认识。”底下就有人回复：“这你都不认识？我是不是暴露年龄了？”
入行23年的耿乐今年43岁了，穿黑白条纹衫、破洞浅色牛仔裤和一双深蓝色休闲鞋。30岁以前他的银幕角色几乎都是文艺气质浓郁的都市青年，30岁以后，他却开始了对文艺青年的漫长告别——从《面引子》里衣着朴实、年届五旬的馒头铺老板到《不速之客》里一意孤行的杀人犯，耿乐尝试了各种阶层、各种属性的人物。他甚至问过好友闫妮是否有可以推荐的戏，他想演一个出老千的角色。他逐渐被视为一个热衷于扮演“边缘人”的娱乐圈边缘人。
“我演的这些人物都很孤独，有自己的理想，但在主流社会里活得不那么自在。这些人物我比较容易接近，因为我的属性和他们挺像的。比如说能做好综艺的人一定是主流社会里比较自在的人，要懂得跟人交流才会如鱼得水，而我特别怕那种明明知道无话可聊、甚至不在一个价值观上，还非得在场面上寒暄的情况……”耿乐说。因为这种“不爱哪儿热闹往哪儿凑”的性格，耿乐一直不在娱乐圈的核心。用好友、编剧李樯的话来说，“他不像一个惯常的表演工作者，他没有应有的展示欲和表现欲。但他对人和事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是一个内心价值观很稳定、静水流深的人。”
“十多年的事了”
2016年年初，耿乐接到了导演文晏发来的剧本《嘉年华》。故事讲述未成年少女遭遇性侵之后在成人世界的遭遇，耿乐一下子就被这个剧本打动了，“压抑，难受。”
“事情发生以后，方方面面都在忽略。中国人的思维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谁也不愿意惹祸上身，但没有人真正关注受害者。”耿乐说，他饰演的受害女生父亲虽然一事无成、精神颓废，却是电影中惟一正面的男人，“他觉得必须要得到一个说法。”
电影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好评，耿乐第一次直接接收到来自观众的反馈。在有八十多年历史的电影院中，耿乐和其他主创坐在二楼的第一排，面前不是栏杆，而是被观众包围的台阶，“有一种圣殿的感觉。”画面一结束、字幕还没上，观众便起立鼓掌。“我第一次作为电影演员感受到舞台谢幕的感觉，掌声长达两三分钟，我站着不知道该干什么，太激动了，第一次觉得艺术电影能受到这么大的关注。”耿乐说。
在此之前，他从未奢望过这样的认可，因而觉得自己的努力并不能与之匹配。戏份虽然不多，耿乐却感受到了久违的过瘾。电影中有很多长镜头，开始表演前的耿乐会考虑动作、走位、镜头角度，但导演文晏会点醒他：“这条没有问题，但是咱们能不能再收一点、走心一点？”片中“女儿”的扮演者不是专业演员，她的优势是可以在银幕上呈现最真实的状态，所以耿乐“要特别小心，但凡稍微有点假的成分，观众直接就能对比出来”。
入行23年，他承认自己拍过不少粗制滥造的影视剧。“很多电视剧不是真交流。演员你演你的，我演我的，相互之间不关心台词背后的逻辑……上一次有这种完全投入的感觉，还是拍《开往春天的地铁》和《旅程》的时候，到后来我都想不起来了。可是啊，那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十多年前的2004对于耿乐来说，是个五味杂陈又一言难尽的年份。
他主演的杨超处女作《旅程》获得第5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处女作特别奖。可也就在这一年，曾和耿乐拍摄电影处女作《开往春天的地铁》的导演张一白在看到耿乐经常帮朋友客串角色后对他说：“你要好好保护羽毛啊，不要什么戏都接。”
回头看，那段时间的耿乐无疑是忙碌的，一年四五部电影电视剧地接，有时耳根子软，也会帮朋友串一两天戏。听到张一白这么讲，他陷入沉思：自己到底是要追求数量还是质量？
纷至沓来的剧本都看中了他的长发，净让他演那些一脸不屑的艺术家。“靠符号去演戏只会越来越窄。”耿乐觉得无力又厌倦。但他是一个反应很慢的人，欠缺专业背景，也不像从小就要自己打拼的演员那样具有自我包装的意识。在他的概念中，保护羽毛的惟一手段就是挑剧本。“我对自己有了一个限制，看到这个剧觉得不是我要演的剧，那个剧不是我要演的剧，我就变得只能演和羽毛有关的戏。” 那时的耿乐被“骄傲”二字框住了。不拍戏的时候，他每天躺在床上不知道要做什么，晃荡着晃荡着就从白天到了黑夜。
2005年夏天，耿乐索性剪去了一头半长不短的头发。在往后的回忆里，这原本是一个偶然的、平淡无奇的日子：闲来无事，去常光顾的理发店打理头发。理发师按照原来的习惯修发梢，修着修着，耿乐突然说：“要不你给我剃短了，剃圆寸。”“你确定？”“确定。”十几年没有主动剪短过头发了，耿乐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陌生极了：这谁啊？
很快有个导演找耿乐去上海拍一部都市剧，让他演最轻车熟路的都市文艺青年，结果见到他就急了：“你怎么把头发剪了？原来的耿乐去哪儿了？我要你原来的头发。”
转型的路是艰难的。因各种原因错过娄烨的几部电影之后，耿乐发现递到手上的剧本越来越差了。“有时候机会给你了，你不要，就不会老给你了。”耿乐说，“我需要一个头脑清晰的人帮我把关，但当时也不知道找什么样的经纪人合适，挺迷茫的。”
演艺之路受挫，耿乐有时将记忆拨回那个命运发生转折的起点：我当年画画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做演员呢？
“零基础，高起点”
1994年，管虎筹拍处女作《头发乱了》。男二号彭威是个反叛张扬的摇滚歌手，副导演找不到合适的演员，就到中央美院碰运气。当时的耿乐20岁，穿皮夹克、留长发、只听欧美摇滚，看不上小虎队、四大天王这些流行人物。副导演过来找人时，他正和一个留学生捧着相机坐在操场墙边晒太阳。副导演看见他，问：“喜欢摇滚乐吗？”“喜欢。”“喜欢拍电影吗？”“喜欢。”“那跟我走吧。”
就这么入了行。
很快，他遇到筹拍《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姜文，在电影中演靠起哄、打架来挥霍荷尔蒙的军队大院男孩刘忆苦。20岁的耿乐虽然浑不吝，但从来不打人。上来第一场戏，姜文要求他给另一个男孩扇嘴巴。耿乐抡了八回都下不了手，到第九回，姜文说：“你真抽，你要抽不好咱们就抽一晚上。”耿乐这才被逼出了刘忆苦的狠劲儿。
再后来，他成了众多文艺片导演青睐的艺术家专业户；在霍建起的电影《赢家》中饰演一名画家、在张婉婷的电影《北京乐与路》中饰演心怀强烈音乐梦想的摇滚歌手……耿乐顺风顺水，以他自己的话来说，是“零基础，高起点”。这样的成长路径让他选剧本的时候“会挑”，但他其实又还没获得“挑”所需要的观众基础和业内话语权。
在合作多次的演员梅婷看来，耿乐身上没有那种努力到变形的、咬牙切齿的感觉。“我们的成长经历比较像，出道早，出名早，走得很顺就有很多机会，但又因各种各样的原因错过了。”梅婷说。2007年到2009年，梅婷也遇到了耿乐曾经的瓶颈：没有好的剧本，觉得拍戏没劲。赋闲的时间长了，她生出一种恐慌：这样下去，武功就荒废了。
“待着的焦虑，比忙起来的焦虑要多得多。”耿乐说。“只要是演员，不管火不火，都有职业焦虑。没戏的时候会想，怎么没人找我，拍上戏了，就想什么时候杀青。”
蹉跎三四年之后，耿乐遇到了经纪人王京花。王对他说：“你什么剧本都要拍。如果一直等，将来好的剧本也不会找你。这一行很残酷，你只有不停地拍，才能让人知道你还在这儿。”
耿乐只好重新开始规划自己的演艺之路。
东打西撞，他演过一些和自身气质完全不同的角色，也演过一些粗制滥造到让人自我怀疑的角色。比如他曾因高片酬出演一部最终没有播出的清宫戏，到了现场才发现，原本一天十场戏的拍摄强度生生被拉到了二十场，导演为了赶进度，没有时间考虑场景、对白、人物关系的逻辑，“基本对白说完了就过。”又因为不同期录音，这边皇宫里还在演戏，旁边的电钻就在咚咚咚地改景。“导演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就看口型，我也听不见对手演员在说什么。”耿乐说。有一天他穿着盔甲拍打戏，汗顺着脸往下掉的那一瞬间，他懊恼地想：“我每年拍这些戏，干嘛呢？有什么意思？”
四五年前，耿乐曾在一个场合遇到了香港电影公司老板江志强。江问他：“最近怎么样？”耿乐答：“挺好，就是好剧本太少。”结果江志强当时就将了他一军：“你拍够100部了吗？”
耿乐一下子释然了。他将这话告诉梅婷，梅婷也深以为然。
“作为演员，一辈子能遇到特别好的、为你写的戏，真的太少了。几年有一部就已经不错了。有些人可能一辈子就一部。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可是作为职业演员，不可能不演，不能老待着吧？待着你也会退步。”梅婷说。2007年起闲待两年之后，梅婷跑到上海演话剧。又过3年，她才遇到《父母爱情》和《推拿》的剧本。
而对于自己和烂片的关系，耿乐是这样解释的：“如果这100部中有80部是好剧本，那演到好戏的概率自然就大。但如果只有两三个好剧本，那可不就是大海捞针了吗？”这几年情绪偶有反复时，他总拷问自己：当初做演员的初衷是什么？
“是为了赚钱吗？当年拍管虎和姜文的电影，我都拿不到什么钱。我是想当大明星吗？90年代没有这个概念。电影对于我的魔力在哪儿？”
80年代时，他曾看过一部叫《莆田进行曲》的日本电影。电影讲述摄影棚内替身演员与大明星之间发生的故事，耿乐第一次知道，在拍摄现场，通过布景变化就能直接把黑夜变成白昼、把古代变成现代。他觉得这一切神奇极了：“就在那摄影机的框里，能完全营造一个新的世界，而出了这个摄影机框呢，电线、灯光，和电影的美感毫无关系。”耿乐喜欢这种反差形成的张力，也享受和一帮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努力做一件事的氛围。他甚至在旧专业和新事业之间找到了共通之处：“画画是在白纸上创造幻象，电影是把你放到镜头的环境中去制造一个既梦幻又真实的世界。”他庆幸自己入行之初遇到管虎与姜文。“如果一开始就让我拍多尔衮的电视剧，我可能就不会做演员了。”
“没有大红大紫过有什么可膨胀的”
转行多年，耿乐很少提起画笔，但也跨界做过一些展览。
比如在深圳，他做过一个叫《五百个画架》的作品。他让人将500个画架拆成木条，拼成地板铺在展览馆门口。他的构思很简单：学生时代每天面对的是形而上的畫架，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画架就是木头，做成地板踩在脚底高低不平、不被人注意，但这就是通往艺术的必经之路。 耿乐说，这23年什么戏都拍了，拍烂戏时片酬就只是账户上的一个数字，拍好戏时才觉得有了“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愉悦感”。时至今日，耿乐在娱乐圈的朋友数量非常有限，更多时候他发现能无障碍聊天的还是之前在美院的同学。耿乐脸盲，忘性大，过段时间就不记得见过谁。也有社交恐惧，一度夸张到“为了消除紧张感而讨好陌生人”。比如坐在出租车上，他总想找话题和司机聊，可聊的话题又不是自己想说的，“好像在演一个陌生的我跟司机说话。”他学不来“来事儿”的成人社交，但对为数不多的朋友总能展示出赤诚。比如他陪梅婷看过恐怖片；比如他会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李樯夸过他的包好看，成为朋友后就把包送给了对方；比如他会说闫妮在感情上很傻，一般人点到为止就会打住，但他就是想把人骂醒。
李樯认为耿乐与世无争，但当这种不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副作用。“这可能会使他丧失很多表达自己独特见解的机会。他内心非常恭卑，这会使人误解他的丰富性。”李樯说。相识多年，他们鲜有分歧，最大的不同是李樯觉得耿乐“过度散淡”，“艺术还是需要一点好胜心的。”
但耿乐天生就是那种温吞的人。他说自己对任何事物都缺乏“不疯魔不成活”的痴迷劲儿，最开始考美院时他最心仪的专业是壁画系，因为“想做和大众交流有关的艺术”。当初如果管虎的副导演没有找到他，他现在更可能在做与应用设计有关的工作。他说不会去做太热闹的事，但也不会是一个苦行僧一样的艺术家。
“活的年头越长我越相信‘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类理性思考的结果就是告诉你不用想。我一直以来也是秉承着不设计、不期待的原则，把当下过好，尽人事听天命。人生嘛，你设计他干嘛呢？谁又能设计得过命运呢？”
2011年，耿乐皈依藏傳佛教。他相信佛家的智慧：不要对人间的名利幻象有太多的反应，跟着它走就好。十几年前那种因“没有好剧本”而无戏可演的纠结，逐渐变成40岁以后的释怀。他知道自己的位置，自嘲“没有大红大紫过有什么可膨胀的”，也知道在很多观众心目中自己已经缺席多年。“我都消失那么长时间了，还怕再消失吗？我都不怕了，该焦虑的都焦虑完了。”
10年前，耿乐和美院附中的同学一起办过一个名为《出口/入口》的艺术展。他的作品叫《相》。他将几百个五官石膏像随机贴在一面墙上，又将自己影视作品中的面部特写重新剪辑，投射在五官墙上。前者是他20岁之前的青春，后者是他20岁以后的生活——开幻灯前，五官浮雕清晰可见，开幻灯后，真实可触的五官却又被电影中虚幻的像取代了。
“能摸得到的东西，看的时候却是没有的，你以为是真的，其实是虚幻的，把灯一关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耿乐说这个作品灵感来自《金刚经》，书上说得很简单，就八个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感谢实习记者吴媛博协助整理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