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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夸张地说，凡与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近距离接触过的人，大都认可她的个人魅力和改革者的姿态。
她出身革命家庭，做过插队知青，拥有剑桥大学生物医学博士的豪华学历，又曾在华尔街历练多年，一口流利英文，处事干练、待人诚恳，面对媒体时习惯于平等的口吻，“请媒体出出主意”、“你们觉得这时候怎么做比较好？”
因此，众多严厉批评者——郭国松、于建嵘、杨团，以及一众媒体人——后来与赵白鸽发展出不错的私人关系，便不足为奇了。就连最敢打敢拼、穷追不舍的爆料人周筱赟在赵白鸽去职之后都评价说，“我会怀念白鸽老师的，她是好人”，此外，他还认为赵白鸽在任内“说了很多，做得很少”。
好人赵白鸽，在任职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两年半的时间里，不断地解释、辟谣，疲于奔命，甚而落泪，期间红会真假丑闻依旧不断，募捐的官方微博下收到过数万个“滚”字。“网民说我肥头大耳、叫我老巫婆，我都知道，”赵白鸽说，但她不止一次地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红会的形象一定可以扭转，因为大家是有理性的。
自信、专业，身居高位而笃信理性的力量，在记者看来，“政治精英”是赵白鸽最恰当的标签。然而，面对混乱又强悍的汹汹舆论，赵白鸽从最初的开放，日渐收缩、沉默，直到媒体再难见到她的身影。在这背后，是大众舆论难以把控和沟通的本性，还有赵白鸽本人“日渐衰微”的道德形象。
9月2日，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王永在办公室见到刚刚去职的红会改革者，“如释重负”，赵白鸽感慨说。她的办公室已经清理干净，气氛一时间显得有些悲凉。
2005年7月20日，在太原市清徐县西谷乡西谷村，72岁的赵变桃老人（前左二）高兴地从时任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右一）手中接过600元的奖励扶助金
2011年冬天的某个夜晚，位于北新桥附近的红十字会总会里仍然是灯火通明，总会的工作人员被动员起来，备齐了棉被和食物待命，准备送往上访者聚集的“上访村”。
那几天，学者于建嵘发起“救助街头露宿上访者”的活动，并指名问道“红会在哪里？”赵白鸽在微博看到后，夜里开车实地查看，冰冷的桥洞底下，孩子冻得瑟瑟发抖，“像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她感到作为人道救助机构的红十字会应当有所作为。
那时候，“郭美美事件”余波未了，赵白鸽到任不过两个多月，不难想象，如果红十字会参与救助，舆论将是怎样的反应。出发前一刻，在红会干部的建议下，赵白鸽拨通了国家信访局领导的电话，对方坦白说明，“情况很复杂，不作为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行动作罢。赵白鸽个人拿出两万块钱，让秘书在夜里以“博爱”的名义捐了出去，“给大家早上买几个馒头买碗粥，能够到房子去躲躲暖”。随即，于建嵘发微博致意，并说“红会的高层当中也有爱惜老百姓的人”。
常刷微博的赵白鸽看到后，打电话给于建嵘，请他把微博删掉，“不然我没法开展工作了。”
记者知晓这段幕后故事是在当年红十字会的年终理事大会上，赵白鸽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起此事也流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那时，在理事大会的会场里，赵白鸽正遭受着地方理事们的轮番“炮轰”。
履新后，赵白鸽决心对红十字会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主动申请加入发改委的社会组织改革试点，但尚未形成具体思路，她希望在大会上通过一份《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于次年发布。
然而，地方理事们的反应出乎意料，有人批评《意见》不成熟、过于急躁，有人断然否认红会因“郭美美事件”改革的必要性，更有人意有所指地声称前任会长如何如何。事实上，地方理事们知晓赵白鸽上任后对媒体的若干表态，将“综合改革”理解成了取消参公管理，成为纯粹的社会组织，因而惶恐不已。
得知赵白鸽的遭遇，一名中央机关的高级官员给她发来短信：“你将要和一群非职业化的、惰性的、官僚化的人员打交道啦，哈哈哈哈哈。”
在红十字会的体制架构中，地方理事（即地方红会会长）归属各省管理，资金仰赖地方财政拨款，总会对其的节制十分有限，仅为业务指导关系。可以看出，地方理事的大胆炮轰让台上坐着的赵白鸽有些难堪，她解释说，综合改革并不意味着取消参公管理，“去行政化”的内涵在于消除官僚作风、增强效率。那次大会上，《意见》获得“原则通过”，但措辞颇见勉强。
同样是在这个会场，《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还见证了一场红会的危机公关。2013年1月，网友“孟子Mencius”于微博发帖：“据内部人士爆料，北京奥运公园旁，有一处大门紧闭、平常进不去的神秘别墅群。这处三四十栋别墅为红十字会购置，名叫‘御园公寓’，客房、游泳池、卡拉OK厅、舞厅、棋牌室等一应俱全，已经营达10年之久。”他质问红十字会，“是否挪用过善款？”
网络被引爆后，红会工作人员四处奔忙起来，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内部肯定没有，但是红会关系很广，哪怕是一个捐赠者持有股份，舆论都会扯到一起。”红会请律师到房管局，被告知无权查询，打电话给新浪微博，被质问“凭什么说是谣言？”赵白鸽亲自拨通电话，自称某领导亲戚的爆料人回答：“我不管，反正现在说红会什么大家都信。”
事后查证，别墅群属于一政府部门，红会有苦说不出。最终谣言微博被有关方面删除，“孟子Mencius”由此认定有猫腻，并“向红会宣战，欢迎网友私信爆料”。
红会在政治体系内的权重微不足道，民意汹涌难制，机构内部又惰性十足……很多人好奇，赵白鸽为什么愿意接手中国红十字会，一个捅开了的马蜂窝。赵白鸽之前，的确有人拒绝了红会的职位。
这还得从赵白鸽此前的经历说起。 网上曾流传，赵白鸽的祖父是伪满汉奸赵秋航，迫害过志士赵一曼。事实上，赵白鸽的父亲是中共南下干部，担任过井冈山地委书记，姨夫则更具传奇色彩——《林海雪原》原型杨子荣的副手。1952年出生后，赵白鸽家境优渥，但当父亲于“文革”中被打倒，16岁的赵白鸽便随大潮到江西万安县插队，业余时间跟一位下放的北大化学老师学习英语。
“父母都抓起来了，我在码头扛了5年麻袋，我妈和我姐有一次来看我，哇，女儿怎么变成这个样子，除了眼睛是黑的，全身被大米袋子染成了白的。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我身上很多很野蛮的气息，就是那时候的印记。”
1975年，赵白鸽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江西医学院，高考恢复后，她将自己关在小黑屋里数月，最终考取哈尔滨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上海计划生育科研所。
之后的履历看起来有些“折腾”：放弃上海科委的副处级职务，到剑桥大学读取生物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复为上海计划生育科研所所长，1992年赴美，任科技部生命科学技术发展中心（美国）办事处主任，出入世贸大厦5年，熟知华尔街和美国社会组织的运作模式。
1998年，国家从美国引进6名重点人才，意在借鉴国外经验，推进税务制度改革、设计AB股均在考虑之中，作为6人之一，赵白鸽的领域是计划生育政策。
“我回来都是下定了决心的，因为通融整个西方嘛，你知道问题在哪里，我就觉得有一种责任，因为社会的发展必须要有一帮明白的人引领。”言谈间，赵白鸽身上的精英主义气息不时流露。
那个时期，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国际上招致众多批评，在敲定一项战略投资之前，美国和英国的议会派人到中国了解情况，赵白鸽在2003年一年之内接待了198批考察团。为了解“底线”，她以计生委副主任身份到广东四惠调研。
“有个女的叫五妹，33岁，我的天啊，生了一个女儿，为生儿子逃到山里面去，肚子越来越大，最后自己剪掉脐带接生，胸脯也没有了，瘪塌塌的。她见到我竟然说，‘领导，对不起哦，我犯罪了。’我心想，本来是妇女的权利，这叫个什么事啊，心里极大的震撼，要流眼泪还不能当她面，转过身偷偷抹了。”
临走时，赵白鸽掏出身上所有的钱留给了五妹，五妹跑到地里，摘了满满一筐茄子表达感激。“我都快气晕了，跑到四惠大骂，今天晚上就吃这个茄子！原来一直讲计划生育存在强迫命令，我说哪有的事，从那以后我shut up。”
赵白鸽的归来像日后任职红会一样，同属“救火”。在计生委13年，她主持推广长效避孕、宫内节育器等节育技术，废除了大月份引产，建立失独家庭补助，在全国普及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调任红会前，已是计生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主任。在为官生涯中，喜欢“公民社会”等概念的她常被批评过于“西化”。讽刺的是，网民历数赵白鸽的罪名，其中之一是“计划生育的killer”。
2011年，赵白鸽即将年满60岁退休，恰逢红十字会因郭美美而深陷泥潭，于是组织寄望她用两到三年时间扭转局面。
上任伊始，红十字会的批评者、社科院研究员杨团召集学界开会，探讨红会危机，一纸请帖送到了红会某领导手中，但他拿不准。赵白鸽接到请示后夜里两点从上海赶回北京，决定亲自参会。
研讨会紧张进行，批评大胆尖锐，赵白鸽最后总结发言说，“世情、国情、民情和党情都发生了变化，公民社会和社会组织发展势在必行，中国红十字会要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探路。”决心和理念出乎意料，十几名学者不约而同地起立鼓掌。
四川雅安地震发生后，记者在赶往灾区的车上问赵白鸽，那天夜里准备救助上访者的事情可以写吗？她回答说，“还不行。你要保护我们。”
赵白鸽背对前方，像导游一样站在大巴车中央，向她的下属布置任务，“网上无聊的人搁那对比红会和壹基金谁的捐款多，根本就不懂该怎么统计，那些屁话，不要管它，我们现在帐篷第一、妇女儿童第一，吃饭第一！”
在媒体和学者灾后的检讨里，红十字会的反应被认为“迅速、有效”，它的严密而庞大的组织在重大灾害时显现了作用。民间救援队伍虽然热情高涨，但专业素质明显缺乏，成百上千的卡车载着已经物满为患的方便面和矿泉水，堵在交通要道上。红会一开始运往灾区的棉被还惨遭网友指摘和嘲笑，事后证明，灾民的确缺少御寒物资。
不过，那段时间充斥网络的另有内容。
到达灾区当天中午，赵白鸽与红会工作人员、随行记者在帐篷内短暂休整，每人端起一碗泡面，有好事者拍下这个场景贴上了网络。一个小时后，网民在照片中发现一名身着红会工作服的男子，左手戴着一款腕表，“可以肯定，市场价数万元，红会人从哪来的钱？！”
2013年4月22日，雅安地震重灾区宝兴县一个安置点内，红十字会设立募捐接收站，但无人问津
事实上，手戴腕表出镜的是《新京报》记者，手表仅值九百多块。整个下午，赵白鸽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处理网络舆情，《新京报》记者发微博澄清，但淹没在一片骂声里，报社也许是忌惮舆情，没有任何表示。
“唉，真是没劲儿，把你搞得乱七八糟，可怕，天天就这么干，大家都觉得没有信心。”赵白鸽抱怨着，在闷热的车厢里脱下外套，拨通了有关部门的电话，由他们出面请《新京报》澄清。短短几天里，红会遭遇的舆情还包括：募捐遇冷（实际募捐近12亿元），远输壹基金；向台湾慈善机构收取500万的“过路费”；阻碍民间救援队伍进入灾区……
“我现在上微博太吓啦，典型的暴力，没有组织，逮着什么骂什么。盲民，对不起我用了这个词。中国没有过文艺复兴，对人从来就不care，我特别希望通过红十字会展现社会组织的作用，展现人道的价值，这种组织不是太多了，是非常少，又不专业，然后大家又要灭它，蠢不蠢啊？很蠢。”赵白鸽剖白心迹的时候显得无奈，“成长道路决定了我的看法，往上看的时候，我就看到封建社会，往下看，我看到无政府社会，一轰就全部轰，不思考。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挺惨的，原来是对上面去理论，现在对下面你都要鼓起勇气。” 对于媒体和意见领袖的表现，赵白鸽显出失望，“丘吉尔讲，真正的智者是引领整个社会和舆论前进的人。我觉得挺悲哀的，被名利挟持，正义的人都不敢出来说话，你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这就是理性。不管走到哪里，没有媒体愿意听你讲这个。”
在芦山灾区，记者遇到了香港红会的代表，她告诉我，香港社会监督的文化很长，一开始人们也频繁质疑红会，尤其是从善款中抽取行政费用的行为，“但是慢慢地，大家也想，不能一味压，你要是想有人去慈善组织工作，就得给他们体面的报酬。”
红十字会另一位工作人员则表达了更深层次的担忧，“比如无偿献血后用血，网民质疑为什么还要收取200块钱，任何事情哪能没有费用？真正应该质疑的是为什么是200而不是150，以及用到哪里去了。大家应该有公共财政方面的知识，但这正是我们公民教育欠缺的地方。”
丑闻和绯闻之外，红会改革本身却很少进入公众讨论，至少没那么热闹。
赵白鸽接受了杨团的“三重赋权”理论：红十字会是国际红十字运动赋权、政府赋权、社会公众赋权的社会组织，实践上，她希望通过立法将红十字会确定为法定机构，“这个非常要紧，是去行政化最重要的一个武器，成为法定机构后红会就独立了，自主选择副会长，连我都要被理事会任命，而不是通过中组部任命。”财政方面，则经过全国人大批准拨付。
但在目前，由于红会自身能力不足，尚无法脱离行政资源而存在。因此先一项任务是加强能力建设、理顺内部治理结构。在《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已经提出，地方红会负责人人选要经过上级红会同意。若如此，地方红会不受节制、人员效率底下的问题将获改善。“红会改革其实很像原先的老国企改革。”
对于网友关心最多的财务透明公开，赵白鸽告诉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王永，“我来了也很想干这个，现在我发现不是那么简单，全国三十多个省市红会，下面有市红会、县红会，各地的会计准则、结账方式都不一样，很难统一，各地红会在建行、农行、工行开户的都有，有些没有开户，有些甚至还是手工记账，银行和银行之间是不联网的，现在你要求全部在一起形成一网络，根本不现实。”
实际情况是，红十字会总会对各省红会没有财权、人事权，一些地方红会只有一个人，甚至没有专门的会计和出纳，无法第一时间统计账目，而一旦出了问题，责任都会归咎到总会的身上。
对于红会的改革，学者和媒体觉得太慢，地方红会觉得太快，网络上则以一贯的方式质疑着。不过，红会内部和学者似有共识而不明说——在目前体制下，红会的改革设想很难实现。
芦山地震后，赵白鸽向媒体表示，如果3年内不能扭转红会的“黑十字”形象，就自动请辞。“她经常表态，给自己和团队压力、暗示，”红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赵白鸽工作期间睡觉很少，经常夜里两点还在打电话，“很累。”
就在改革拉锯的时候，几起丑闻彻底打乱了红十字会和赵白鸽的步骤。
2013年5月，曝出红会将汶川地震时的8472万定向捐赠挪作他用；今年8月，再曝出红会违规将备灾仓库出租牟利。尽管并非发生在赵白鸽任内，但它们不像此前的“捐款箱发霉”、“南海红会医院医疗事故”一样容易解释和解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赵白鸽显得很狼狈。
而到了今年4月7日，清明节前后，有媒体人爆料称：她计划乘坐CA1582从南昌飞往北京，因为迟到两分钟，南昌机场方面告知机舱门已经关闭，禁止其登机。但比她晚到至少5分钟的赵白鸽，却被国航和机场地勤送到登机口。
使此事成为新闻事件的媒体人韩福东说，“对赵白鸽会长，我只能说声抱歉。听采访过她的同事讲，她是一个锐意改革人物。可是，一个锐意改革人物，在特权面前，仍不免弃同机众多旅客利益于不顾，这不更说明改变特权意识之难，以及曝光此事的价值所在么？”
其实，赵白鸽后期的沉默并非因为个人形象受损，新闻记者们在芦山地震后就发现，她逐渐收缩了自己的开放态度。王永告诉媒体，在得知由于红会的负面形象，红会职工的亲友求学、任职都受到影响后，赵白鸽受到极大触动，“她受伤了。”
去职之后，赵白鸽接受了《光明日报》的短暂采访，“我今年62岁了，已经过了任职年龄，属于换届前的正常人事调整……有说我委屈了、辛苦了，其实，3年来，我得到了大家非常多的帮助和支持。红会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它有不足的话，也希望大家善意地监督和批评它，共同帮助它成长发展。”
赵白鸽去职，一场精英政治的实践也落下帷幕，那幅有关“智者引领”的美好蓝图随之褪色。有媒体把赵白鸽的红会生涯形容为一场“缠斗”，无疑，她落败了。不过，赵白鸽会长再也不用经受网络的重重拷问了，虽然网络、网民都还在那里，一点也没变。
（林珊珊对此文亦有贡献）
她出身革命家庭，做过插队知青，拥有剑桥大学生物医学博士的豪华学历，又曾在华尔街历练多年，一口流利英文，处事干练、待人诚恳，面对媒体时习惯于平等的口吻，“请媒体出出主意”、“你们觉得这时候怎么做比较好？”
因此，众多严厉批评者——郭国松、于建嵘、杨团，以及一众媒体人——后来与赵白鸽发展出不错的私人关系，便不足为奇了。就连最敢打敢拼、穷追不舍的爆料人周筱赟在赵白鸽去职之后都评价说，“我会怀念白鸽老师的，她是好人”，此外，他还认为赵白鸽在任内“说了很多，做得很少”。
好人赵白鸽，在任职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两年半的时间里，不断地解释、辟谣，疲于奔命，甚而落泪，期间红会真假丑闻依旧不断，募捐的官方微博下收到过数万个“滚”字。“网民说我肥头大耳、叫我老巫婆，我都知道，”赵白鸽说，但她不止一次地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红会的形象一定可以扭转，因为大家是有理性的。
自信、专业，身居高位而笃信理性的力量，在记者看来，“政治精英”是赵白鸽最恰当的标签。然而，面对混乱又强悍的汹汹舆论，赵白鸽从最初的开放，日渐收缩、沉默，直到媒体再难见到她的身影。在这背后，是大众舆论难以把控和沟通的本性，还有赵白鸽本人“日渐衰微”的道德形象。
9月2日，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王永在办公室见到刚刚去职的红会改革者，“如释重负”，赵白鸽感慨说。她的办公室已经清理干净，气氛一时间显得有些悲凉。
困局
2011年冬天的某个夜晚，位于北新桥附近的红十字会总会里仍然是灯火通明，总会的工作人员被动员起来，备齐了棉被和食物待命，准备送往上访者聚集的“上访村”。
那几天，学者于建嵘发起“救助街头露宿上访者”的活动，并指名问道“红会在哪里？”赵白鸽在微博看到后，夜里开车实地查看，冰冷的桥洞底下，孩子冻得瑟瑟发抖，“像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她感到作为人道救助机构的红十字会应当有所作为。
那时候，“郭美美事件”余波未了，赵白鸽到任不过两个多月，不难想象，如果红十字会参与救助，舆论将是怎样的反应。出发前一刻，在红会干部的建议下，赵白鸽拨通了国家信访局领导的电话，对方坦白说明，“情况很复杂，不作为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行动作罢。赵白鸽个人拿出两万块钱，让秘书在夜里以“博爱”的名义捐了出去，“给大家早上买几个馒头买碗粥，能够到房子去躲躲暖”。随即，于建嵘发微博致意，并说“红会的高层当中也有爱惜老百姓的人”。
常刷微博的赵白鸽看到后，打电话给于建嵘，请他把微博删掉，“不然我没法开展工作了。”
记者知晓这段幕后故事是在当年红十字会的年终理事大会上，赵白鸽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起此事也流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那时，在理事大会的会场里，赵白鸽正遭受着地方理事们的轮番“炮轰”。
履新后，赵白鸽决心对红十字会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主动申请加入发改委的社会组织改革试点，但尚未形成具体思路，她希望在大会上通过一份《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于次年发布。
然而，地方理事们的反应出乎意料，有人批评《意见》不成熟、过于急躁，有人断然否认红会因“郭美美事件”改革的必要性，更有人意有所指地声称前任会长如何如何。事实上，地方理事们知晓赵白鸽上任后对媒体的若干表态，将“综合改革”理解成了取消参公管理，成为纯粹的社会组织，因而惶恐不已。
得知赵白鸽的遭遇，一名中央机关的高级官员给她发来短信：“你将要和一群非职业化的、惰性的、官僚化的人员打交道啦，哈哈哈哈哈。”
在红十字会的体制架构中，地方理事（即地方红会会长）归属各省管理，资金仰赖地方财政拨款，总会对其的节制十分有限，仅为业务指导关系。可以看出，地方理事的大胆炮轰让台上坐着的赵白鸽有些难堪，她解释说，综合改革并不意味着取消参公管理，“去行政化”的内涵在于消除官僚作风、增强效率。那次大会上，《意见》获得“原则通过”，但措辞颇见勉强。
同样是在这个会场，《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还见证了一场红会的危机公关。2013年1月，网友“孟子Mencius”于微博发帖：“据内部人士爆料，北京奥运公园旁，有一处大门紧闭、平常进不去的神秘别墅群。这处三四十栋别墅为红十字会购置，名叫‘御园公寓’，客房、游泳池、卡拉OK厅、舞厅、棋牌室等一应俱全，已经营达10年之久。”他质问红十字会，“是否挪用过善款？”
网络被引爆后，红会工作人员四处奔忙起来，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内部肯定没有，但是红会关系很广，哪怕是一个捐赠者持有股份，舆论都会扯到一起。”红会请律师到房管局，被告知无权查询，打电话给新浪微博，被质问“凭什么说是谣言？”赵白鸽亲自拨通电话，自称某领导亲戚的爆料人回答：“我不管，反正现在说红会什么大家都信。”
事后查证，别墅群属于一政府部门，红会有苦说不出。最终谣言微博被有关方面删除，“孟子Mencius”由此认定有猫腻，并“向红会宣战，欢迎网友私信爆料”。
救火
红会在政治体系内的权重微不足道，民意汹涌难制，机构内部又惰性十足……很多人好奇，赵白鸽为什么愿意接手中国红十字会，一个捅开了的马蜂窝。赵白鸽之前，的确有人拒绝了红会的职位。
这还得从赵白鸽此前的经历说起。 网上曾流传，赵白鸽的祖父是伪满汉奸赵秋航，迫害过志士赵一曼。事实上，赵白鸽的父亲是中共南下干部，担任过井冈山地委书记，姨夫则更具传奇色彩——《林海雪原》原型杨子荣的副手。1952年出生后，赵白鸽家境优渥，但当父亲于“文革”中被打倒，16岁的赵白鸽便随大潮到江西万安县插队，业余时间跟一位下放的北大化学老师学习英语。
“父母都抓起来了，我在码头扛了5年麻袋，我妈和我姐有一次来看我，哇，女儿怎么变成这个样子，除了眼睛是黑的，全身被大米袋子染成了白的。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我身上很多很野蛮的气息，就是那时候的印记。”
1975年，赵白鸽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江西医学院，高考恢复后，她将自己关在小黑屋里数月，最终考取哈尔滨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上海计划生育科研所。
之后的履历看起来有些“折腾”：放弃上海科委的副处级职务，到剑桥大学读取生物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复为上海计划生育科研所所长，1992年赴美，任科技部生命科学技术发展中心（美国）办事处主任，出入世贸大厦5年，熟知华尔街和美国社会组织的运作模式。
1998年，国家从美国引进6名重点人才，意在借鉴国外经验，推进税务制度改革、设计AB股均在考虑之中，作为6人之一，赵白鸽的领域是计划生育政策。
“我回来都是下定了决心的，因为通融整个西方嘛，你知道问题在哪里，我就觉得有一种责任，因为社会的发展必须要有一帮明白的人引领。”言谈间，赵白鸽身上的精英主义气息不时流露。
那个时期，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国际上招致众多批评，在敲定一项战略投资之前，美国和英国的议会派人到中国了解情况，赵白鸽在2003年一年之内接待了198批考察团。为了解“底线”，她以计生委副主任身份到广东四惠调研。
“有个女的叫五妹，33岁，我的天啊，生了一个女儿，为生儿子逃到山里面去，肚子越来越大，最后自己剪掉脐带接生，胸脯也没有了，瘪塌塌的。她见到我竟然说，‘领导，对不起哦，我犯罪了。’我心想，本来是妇女的权利，这叫个什么事啊，心里极大的震撼，要流眼泪还不能当她面，转过身偷偷抹了。”
临走时，赵白鸽掏出身上所有的钱留给了五妹，五妹跑到地里，摘了满满一筐茄子表达感激。“我都快气晕了，跑到四惠大骂，今天晚上就吃这个茄子！原来一直讲计划生育存在强迫命令，我说哪有的事，从那以后我shut up。”
赵白鸽的归来像日后任职红会一样，同属“救火”。在计生委13年，她主持推广长效避孕、宫内节育器等节育技术，废除了大月份引产，建立失独家庭补助，在全国普及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调任红会前，已是计生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主任。在为官生涯中，喜欢“公民社会”等概念的她常被批评过于“西化”。讽刺的是，网民历数赵白鸽的罪名，其中之一是“计划生育的killer”。
2011年，赵白鸽即将年满60岁退休，恰逢红十字会因郭美美而深陷泥潭，于是组织寄望她用两到三年时间扭转局面。
上任伊始，红十字会的批评者、社科院研究员杨团召集学界开会，探讨红会危机，一纸请帖送到了红会某领导手中，但他拿不准。赵白鸽接到请示后夜里两点从上海赶回北京，决定亲自参会。
研讨会紧张进行，批评大胆尖锐，赵白鸽最后总结发言说，“世情、国情、民情和党情都发生了变化，公民社会和社会组织发展势在必行，中国红十字会要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探路。”决心和理念出乎意料，十几名学者不约而同地起立鼓掌。
网民
四川雅安地震发生后，记者在赶往灾区的车上问赵白鸽，那天夜里准备救助上访者的事情可以写吗？她回答说，“还不行。你要保护我们。”
赵白鸽背对前方，像导游一样站在大巴车中央，向她的下属布置任务，“网上无聊的人搁那对比红会和壹基金谁的捐款多，根本就不懂该怎么统计，那些屁话，不要管它，我们现在帐篷第一、妇女儿童第一，吃饭第一！”
在媒体和学者灾后的检讨里，红十字会的反应被认为“迅速、有效”，它的严密而庞大的组织在重大灾害时显现了作用。民间救援队伍虽然热情高涨，但专业素质明显缺乏，成百上千的卡车载着已经物满为患的方便面和矿泉水，堵在交通要道上。红会一开始运往灾区的棉被还惨遭网友指摘和嘲笑，事后证明，灾民的确缺少御寒物资。
不过，那段时间充斥网络的另有内容。
到达灾区当天中午，赵白鸽与红会工作人员、随行记者在帐篷内短暂休整，每人端起一碗泡面，有好事者拍下这个场景贴上了网络。一个小时后，网民在照片中发现一名身着红会工作服的男子，左手戴着一款腕表，“可以肯定，市场价数万元，红会人从哪来的钱？！”
事实上，手戴腕表出镜的是《新京报》记者，手表仅值九百多块。整个下午，赵白鸽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处理网络舆情，《新京报》记者发微博澄清，但淹没在一片骂声里，报社也许是忌惮舆情，没有任何表示。
“唉，真是没劲儿，把你搞得乱七八糟，可怕，天天就这么干，大家都觉得没有信心。”赵白鸽抱怨着，在闷热的车厢里脱下外套，拨通了有关部门的电话，由他们出面请《新京报》澄清。短短几天里，红会遭遇的舆情还包括：募捐遇冷（实际募捐近12亿元），远输壹基金；向台湾慈善机构收取500万的“过路费”；阻碍民间救援队伍进入灾区……
“我现在上微博太吓啦，典型的暴力，没有组织，逮着什么骂什么。盲民，对不起我用了这个词。中国没有过文艺复兴，对人从来就不care，我特别希望通过红十字会展现社会组织的作用，展现人道的价值，这种组织不是太多了，是非常少，又不专业，然后大家又要灭它，蠢不蠢啊？很蠢。”赵白鸽剖白心迹的时候显得无奈，“成长道路决定了我的看法，往上看的时候，我就看到封建社会，往下看，我看到无政府社会，一轰就全部轰，不思考。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挺惨的，原来是对上面去理论，现在对下面你都要鼓起勇气。” 对于媒体和意见领袖的表现，赵白鸽显出失望，“丘吉尔讲，真正的智者是引领整个社会和舆论前进的人。我觉得挺悲哀的，被名利挟持，正义的人都不敢出来说话，你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这就是理性。不管走到哪里，没有媒体愿意听你讲这个。”
在芦山灾区，记者遇到了香港红会的代表，她告诉我，香港社会监督的文化很长，一开始人们也频繁质疑红会，尤其是从善款中抽取行政费用的行为，“但是慢慢地，大家也想，不能一味压，你要是想有人去慈善组织工作，就得给他们体面的报酬。”
红十字会另一位工作人员则表达了更深层次的担忧，“比如无偿献血后用血，网民质疑为什么还要收取200块钱，任何事情哪能没有费用？真正应该质疑的是为什么是200而不是150，以及用到哪里去了。大家应该有公共财政方面的知识，但这正是我们公民教育欠缺的地方。”
受伤
丑闻和绯闻之外，红会改革本身却很少进入公众讨论，至少没那么热闹。
赵白鸽接受了杨团的“三重赋权”理论：红十字会是国际红十字运动赋权、政府赋权、社会公众赋权的社会组织，实践上，她希望通过立法将红十字会确定为法定机构，“这个非常要紧，是去行政化最重要的一个武器，成为法定机构后红会就独立了，自主选择副会长，连我都要被理事会任命，而不是通过中组部任命。”财政方面，则经过全国人大批准拨付。
但在目前，由于红会自身能力不足，尚无法脱离行政资源而存在。因此先一项任务是加强能力建设、理顺内部治理结构。在《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已经提出，地方红会负责人人选要经过上级红会同意。若如此，地方红会不受节制、人员效率底下的问题将获改善。“红会改革其实很像原先的老国企改革。”
对于网友关心最多的财务透明公开，赵白鸽告诉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王永，“我来了也很想干这个，现在我发现不是那么简单，全国三十多个省市红会，下面有市红会、县红会，各地的会计准则、结账方式都不一样，很难统一，各地红会在建行、农行、工行开户的都有，有些没有开户，有些甚至还是手工记账，银行和银行之间是不联网的，现在你要求全部在一起形成一网络，根本不现实。”
实际情况是，红十字会总会对各省红会没有财权、人事权，一些地方红会只有一个人，甚至没有专门的会计和出纳，无法第一时间统计账目，而一旦出了问题，责任都会归咎到总会的身上。
对于红会的改革，学者和媒体觉得太慢，地方红会觉得太快，网络上则以一贯的方式质疑着。不过，红会内部和学者似有共识而不明说——在目前体制下，红会的改革设想很难实现。
芦山地震后，赵白鸽向媒体表示，如果3年内不能扭转红会的“黑十字”形象，就自动请辞。“她经常表态，给自己和团队压力、暗示，”红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赵白鸽工作期间睡觉很少，经常夜里两点还在打电话，“很累。”
就在改革拉锯的时候，几起丑闻彻底打乱了红十字会和赵白鸽的步骤。
2013年5月，曝出红会将汶川地震时的8472万定向捐赠挪作他用；今年8月，再曝出红会违规将备灾仓库出租牟利。尽管并非发生在赵白鸽任内，但它们不像此前的“捐款箱发霉”、“南海红会医院医疗事故”一样容易解释和解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赵白鸽显得很狼狈。
而到了今年4月7日，清明节前后，有媒体人爆料称：她计划乘坐CA1582从南昌飞往北京，因为迟到两分钟，南昌机场方面告知机舱门已经关闭，禁止其登机。但比她晚到至少5分钟的赵白鸽，却被国航和机场地勤送到登机口。
使此事成为新闻事件的媒体人韩福东说，“对赵白鸽会长，我只能说声抱歉。听采访过她的同事讲，她是一个锐意改革人物。可是，一个锐意改革人物，在特权面前，仍不免弃同机众多旅客利益于不顾，这不更说明改变特权意识之难，以及曝光此事的价值所在么？”
其实，赵白鸽后期的沉默并非因为个人形象受损，新闻记者们在芦山地震后就发现，她逐渐收缩了自己的开放态度。王永告诉媒体，在得知由于红会的负面形象，红会职工的亲友求学、任职都受到影响后，赵白鸽受到极大触动，“她受伤了。”
去职之后，赵白鸽接受了《光明日报》的短暂采访，“我今年62岁了，已经过了任职年龄，属于换届前的正常人事调整……有说我委屈了、辛苦了，其实，3年来，我得到了大家非常多的帮助和支持。红会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它有不足的话，也希望大家善意地监督和批评它，共同帮助它成长发展。”
赵白鸽去职，一场精英政治的实践也落下帷幕，那幅有关“智者引领”的美好蓝图随之褪色。有媒体把赵白鸽的红会生涯形容为一场“缠斗”，无疑，她落败了。不过，赵白鸽会长再也不用经受网络的重重拷问了，虽然网络、网民都还在那里，一点也没变。
（林珊珊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