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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教育发展的关键期。2018年教育工作的要点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教育优先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教育公平，发展素质教育，加快教育现代化。推进教育发展，必须聚焦问题，集中力量解决制约教育现代化的“瓶颈”问题，在促进教育公平、深化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下功夫。教师节来临之际，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聆听他对新时代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解。
钟秉林
留英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教育政策与管理研究。1994年回国后任东南大学副校长，1996年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2001-2012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2012年起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现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暨教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教育专业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英国卡迪夫大学名誉副校长等。
中国教师：钟会长，您好！2013年“两会”期间，您提出“中国教育的主要矛盾已由教育资源短缺变为优质教育资源严重短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办好每一所学校”。五年过去了，您觉得这个问题解决得怎么样？
钟秉林：这其实反映了中国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从过去的上学难、教育资源短缺，转变为现在的上好学校难、优质教育资源短缺，而且发展不均衡。这个转变与我国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转变是一致的。
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就是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必须通过加强内涵建设、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办好每一所学校来实现。应该强调的是，办教育要遵循教育规律，办学校要尊重办学规律，办学校和办企业是不一样的，办好一所学校更需要长期积累，厚积薄发。
办好一所学校没有资金不行，经费充足、规划得当，基础设施、仪器设备等硬件条件很快就能得以改善。学校重视、大家努力，学校管理水平也会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得到明显提升。但是，只有硬件条件改善和管理水平提升，与办好一所好学校还相差甚远。办好一所学校的关键是精良的教师队伍，这需要几代、甚至十几代教师的长期积淀才能逐步形成。一所学校人才培养得好，除了教师教书育人外，学校优良的办学传统、校园文化、校风学风对学生的成长成才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催化作用。而校园文化、校风学风，以及一所学校鲜明的办学特色，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用钱简单堆砌而成。
办教育，提高教育质量，需要一个周期，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这与人民群众当下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迫切需求形成了强烈反差。这一主要矛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继续存在，甚至有可能出现某些方面更加凸显的情况。
为解决这一矛盾，我国教育发展方式正在发生转变。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教育普及化程度显著提高。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基本普及，职业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即将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今后，教育发展方式要从外延式发展转变为内涵式发展。所谓内涵式发展，核心就是八个字——提高质量，优化结构。要发展优质公平多样的教育，满足人民群众和社会发展对高质量教育的多样化需求。
在学校的基础建设、标准化建设方面，政府投入了很多经费，各地下了很大功夫，现在一个学区内的学校，基本硬件设施已没什么区别，整体来看学校建设比以往有了明显改观。中小学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深化课程改革、调整评价体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总之，要真正提高质量、优化结构，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营造好一所学校的校风学风、校园文化，还需要一个过程，任重而道远。
中国教师：师范院校、師范专业的办学水平直接关系到未来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要实施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整体提升师范院校和师范专业办学水平。您认为提升教师队伍整体水平的关键是什么？
钟秉林：教师队伍建设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必然涉及师范院校和师范专业的发展水平。师范院校和师范专业承担着为我国庞大的基础教育提供充足的高素质教师的重任。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师范院校承担着双重任务。第一，为中小学和幼儿园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新生力量，促进基础教育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第二，抓好师范院校自身的教师队伍建设，为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未来教师的培养质量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因此，师范院校在落实《意见》上，承担着双重使命和任务，使命崇高、任务艰巨。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教育整体水平，要抓住几个关键问题。首先，构建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意见》提到，“建立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非师范院校参与的中国特色师范教育体系”。这是一个开放式的教师教育体系，不再是过去计划性的、封闭性的、定向式培养的教师教育体系。这一教师教育体系的建立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走向是一致的。如何使这个体系更加完善、更加灵活开放、更加具有活力，需要我们共同探索与努力。
其次，探索多样化的教师培养模式。培养什么样的教师？如何培养这样的教师？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积极的探索。教师培养模式的变化，与当下教师教育面临的新挑战有关。
一是教师市场供给大于需求。数据显示，全国每年有60万左右师范生毕业，同时还有15万左右的非师范毕业生通过考取教师资格证书获得教师职业资质，加起来共75万人左右。而每年各省市新录用的中小学教师总数在25万左右。
二是教师数量结构性短缺。从学段看，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等学段的教师存在数量短缺现象；从学科看，音乐、体育、美术、外语、计算机等学科的教师数量相对短缺，而且区域分布不平衡，不少乡村学校的音体美课程开出率很低；从地域看，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师相对短缺，而且外流现象比较严重。
三是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亟待提升。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与教育教学结合日益紧密。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和方式发生了变化，知识来源多样化使得教师的角色从过去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活动的设计者和组织者，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学习伙伴关系。要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并通过教师引导、师生互动、学生合作实现教学目标。这给学校的教育观念、教学组织和管理、教学方式，甚至教室布局，都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另外，包括中考和高考在内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也给中小学校的教师队伍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教师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要顺应趋势，不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中国教师：师范院校与师范专业肩负着培养培训教师的艰巨使命。在这种情况下，师范院校与师范专业怎样承担起这一使命与责任？
钟秉林：一是加强职业理想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为师范生的职业发展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师范院校在对师范生进行专业知识和技能教育的同时，也应加强对其职业理想的培养。师范生只有树立明确的职业理想和奋斗目标，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才能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投入工作，为教育事业奉献奋斗。
二是重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例如，高校进行教师培养时，学科教育与教师养成是融合渗透，还是相对分离；是探索“3 1”模式，还是本硕贯通的“4 2”模式等，我认为这些多样化的培养模式都可以尝试。北京师范大学就有两种模式，公费师范生属于定向培养，从大一起就将学科教育和教师养成结合起来，树立职业理想，参加教育见习，毕业后回到本省任教；非师范专业学生通常是先接受学科教育，高年级再做选择，愿意做教师就选择教师教育课程模块，考教师资格证书，愿意做学问就选择学科教育课程模块，将来考研或到高校、科研院所
工作。
再如，目前的师范专业多是按中学课程而设专业，如中文教育、物理教育等，學科基础相对单一，而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学科发展综合化的趋势，要求教师具有宽广的学科知识面，很强的知识融合、学科融合和课程整合能力。这就对教师培养的规格、课程体系，包括实践性课程提出了新挑战，必须进行研究和重构。
中国教师：“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北师大的校训，也是对教育者师德的最好诠释。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倡导全社会尊师重教。《意见》中对新时代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您认为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着力点在哪里？
钟秉林：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师德建设。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师大师生座谈会上发表做“四有”好教师的重要讲话，“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其中“三有”都涉及师德建设；今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师生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了师德建设。《意见》将师德建设放在首位，对于提高教师素养、推进教育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师德建设对于学校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非常重要。教师“言传身教”，学生能够从小受到良好的影响和熏陶，有助于全面素质的提高。师德高尚，教师才能得到社会尊重，才能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推动国民素养的提升。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一要靠各级各类学校切实开展师德师风教育，从整体上提升师德水平；二要激发教师自身的内在动力，引导教师主动自觉地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三要完善规章制度，建立激励机制和约束惩戒机制；四要形成崇尚高尚师德的社会氛围和环境。这样师德建设工作才会实实在在地向前推进。
中国教师：新高考改革助推了学校教育的变革，综合实践活动、研学旅行等纳入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昭示着我国育人模式和课程结构的重大变化。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面对新高考改革，教师应如何应对？
钟秉林：首先要明确高考改革的三个目标。第一是促进教育公平，尤其是入学机会公平。当下入学公平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合理配置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招生计划分配要进行必要调整。第二是科学选拔人才。大众化高等教育背景下的高考选拔已经不是从众多考生中选拔少数尖子生进入高校，而是通过科学的选拔方式，把考生送入适合自己的高校深造。第三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发挥高考的导向作用，促进中小学重视学生全面发展，克服应试教育的倾向。
2014年，上海、浙江率先开展高考综合改革，在考试方式、考试内容和录取方式等方面都做了重要探索，在价值取向上体现出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机会和适当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这两个
特征。
在考试方式方面，本科和高职高专分类考试；有条件的高职院校根据学生高中学业水平以及职业技术性向测试结果，实现注册入学；英语一年两考，减轻学生集中备考负担；取消文综、理综考试科目，学生在高中课程中自选三科，参加等级考试，加权赋分，上海是6选3，浙江是7选3，分别有20种组合和35种组合，学生选择余地明显增加。在考试内容方面也做了改革，如取消文理分科等，引导高中学生完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考试内容改革要“小步走，不停步”，累积几年再回头看，就会发现很大的变化。
在招生录取方式方面，由过去单一的成绩评价改为综合评价，即“两依据一参考”，“两依据”是语数外考试成绩和自选三科等级考的加权赋分成绩，“一参考”是将高中学生的综合素质测评结果作为高校录取的重要参考，使评价的内容更全面、更丰富，评价方式更科学。同时，引导高校进行多元录取方式的探索，包括统考录取、自主录取、定向录取、注册录取、破格录取等。当然，这些改革要实施“阳光工程”，高考加分政策也要进一步清理和规范，不断净化录取环境。
高考改革对高中学校的教育教学和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教师必须主动应对。
第一，转变教育观念。要树立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的教育价值观。要践行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承认并研究学生的差异性，尊重学生的选择权，鼓励学生兴趣特长的发展。认同这样的理念，才能正确理解诸如自选三科等改革举措的意义。
第二，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要不断深化课程改革，与现代信息科技结合，鼓励和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式学习。要重视开展生涯规划教育，这是目前中学教育的薄弱环节。通过开设讲座、开展生涯体验活动等方式，提高学生的自我认知能力，让他们学会选择、做出
选择。
第三，提升教师能力与素质。新高考改革实施后，选课制、分层教学、走班教学将成为高中教学的新常态，一方面要通过培训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要提高班主任和任课教师指导和帮助学生选择的能力，包括发现学生兴趣特长和学科潜力的能力、指导学生选课和规划学习生涯的能力等。 中国教师：2012年，您当选中国教育学会（以下简称“学会”）会长。近年来，学会在发展教育科学、推动教育改革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绩。请您简要分享一下学会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绩。
鐘秉林：中国教育学会成立于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是我国历史最久、规模最大、覆盖面较广的教育学术社团；目前下设54个分支机构，有近200个单位会员，还有20多个教育改革实验区。
学会的办会宗旨是“学术为本，服务立会”。主要功能是组织群众性的科学研究、推进教育改革实验、推广教育改革成果、开展决策咨询与政策评价、进行教育信息服务和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学术活动，为学校改革发展、中小学校长和教师专业成长、政府教育决策做好服务。
学会既不是政府机关，没有公共管理职能；也不是学校法人，较少自身利益诉求，因此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包容性强。汇聚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科研机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等机构，以及有志于教育研究和实践的校长、教师、研究人员和教育管理者，发挥专家资源优势，共同探索教育改革发展的理论、模式与路径。二是学术性和实践性相结合。大部分会员来自基层，最了解教育一线的情况，对改革的渴望也最强烈，学会组织的学术活动、启动的研究项目等，都是面向教育现实问题、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
近年来，在教育部的指导支持和广大会员及会员单位的积极参与下，我们开展了比较丰富的符合学会特点的学术活动，为教育工作者搭建了经验分享、观点交锋和专业发展的平台；与区县合作建立的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已经初见成效；组织专家参与了政府教育决策和规划制定咨询工作；受政府部门委托成功组织了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有的活动已经形成了品牌，如每年一次的学术年会、隔年举办的中学校长大会和小学校长大会等，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将学会建设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精神家园，为我国的教师教育、教师专业发展，以及校长的职业发展做出新贡献。
中国教师：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希望您为全国教师讲几句话。
钟秉林：“教师”是一个伟大的职业，肩负着教书育人的崇高使命和神圣责任，一个孩子在基础教育阶段养成的学习兴趣、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和基本素养，对日后进入大学深造，乃至步入社会的职业发展，都起着重要的基础性和启蒙性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奠基意义。从这个角度讲，全社会对教师充满感激之情。在教师节到来之际，我们向全国教师表达由衷的敬意——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们！
责任编辑：胡玉敏
[email protected]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教育发展的关键期。2018年教育工作的要点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教育优先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教育公平，发展素质教育，加快教育现代化。推进教育发展，必须聚焦问题，集中力量解决制约教育现代化的“瓶颈”问题，在促进教育公平、深化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下功夫。教师节来临之际，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聆听他对新时代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解。
钟秉林
留英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教育政策与管理研究。1994年回国后任东南大学副校长，1996年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2001-2012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2012年起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现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暨教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教育专业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英国卡迪夫大学名誉副校长等。
中国教师：钟会长，您好！2013年“两会”期间，您提出“中国教育的主要矛盾已由教育资源短缺变为优质教育资源严重短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办好每一所学校”。五年过去了，您觉得这个问题解决得怎么样？
钟秉林：这其实反映了中国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从过去的上学难、教育资源短缺，转变为现在的上好学校难、优质教育资源短缺，而且发展不均衡。这个转变与我国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转变是一致的。
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就是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必须通过加强内涵建设、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办好每一所学校来实现。应该强调的是，办教育要遵循教育规律，办学校要尊重办学规律，办学校和办企业是不一样的，办好一所学校更需要长期积累，厚积薄发。
办好一所学校没有资金不行，经费充足、规划得当，基础设施、仪器设备等硬件条件很快就能得以改善。学校重视、大家努力，学校管理水平也会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得到明显提升。但是，只有硬件条件改善和管理水平提升，与办好一所好学校还相差甚远。办好一所学校的关键是精良的教师队伍，这需要几代、甚至十几代教师的长期积淀才能逐步形成。一所学校人才培养得好，除了教师教书育人外，学校优良的办学传统、校园文化、校风学风对学生的成长成才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催化作用。而校园文化、校风学风，以及一所学校鲜明的办学特色，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用钱简单堆砌而成。
办教育，提高教育质量，需要一个周期，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这与人民群众当下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迫切需求形成了强烈反差。这一主要矛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继续存在，甚至有可能出现某些方面更加凸显的情况。
为解决这一矛盾，我国教育发展方式正在发生转变。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教育普及化程度显著提高。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基本普及，职业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即将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今后，教育发展方式要从外延式发展转变为内涵式发展。所谓内涵式发展，核心就是八个字——提高质量，优化结构。要发展优质公平多样的教育，满足人民群众和社会发展对高质量教育的多样化需求。
在学校的基础建设、标准化建设方面，政府投入了很多经费，各地下了很大功夫，现在一个学区内的学校，基本硬件设施已没什么区别，整体来看学校建设比以往有了明显改观。中小学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深化课程改革、调整评价体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总之，要真正提高质量、优化结构，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营造好一所学校的校风学风、校园文化，还需要一个过程，任重而道远。
中国教师：师范院校、師范专业的办学水平直接关系到未来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要实施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整体提升师范院校和师范专业办学水平。您认为提升教师队伍整体水平的关键是什么？
钟秉林：教师队伍建设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必然涉及师范院校和师范专业的发展水平。师范院校和师范专业承担着为我国庞大的基础教育提供充足的高素质教师的重任。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师范院校承担着双重任务。第一，为中小学和幼儿园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新生力量，促进基础教育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第二，抓好师范院校自身的教师队伍建设，为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未来教师的培养质量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因此，师范院校在落实《意见》上，承担着双重使命和任务，使命崇高、任务艰巨。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教育整体水平，要抓住几个关键问题。首先，构建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意见》提到，“建立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非师范院校参与的中国特色师范教育体系”。这是一个开放式的教师教育体系，不再是过去计划性的、封闭性的、定向式培养的教师教育体系。这一教师教育体系的建立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走向是一致的。如何使这个体系更加完善、更加灵活开放、更加具有活力，需要我们共同探索与努力。
其次，探索多样化的教师培养模式。培养什么样的教师？如何培养这样的教师？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积极的探索。教师培养模式的变化，与当下教师教育面临的新挑战有关。
一是教师市场供给大于需求。数据显示，全国每年有60万左右师范生毕业，同时还有15万左右的非师范毕业生通过考取教师资格证书获得教师职业资质，加起来共75万人左右。而每年各省市新录用的中小学教师总数在25万左右。
二是教师数量结构性短缺。从学段看，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等学段的教师存在数量短缺现象；从学科看，音乐、体育、美术、外语、计算机等学科的教师数量相对短缺，而且区域分布不平衡，不少乡村学校的音体美课程开出率很低；从地域看，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师相对短缺，而且外流现象比较严重。
三是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亟待提升。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与教育教学结合日益紧密。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和方式发生了变化，知识来源多样化使得教师的角色从过去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活动的设计者和组织者，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学习伙伴关系。要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并通过教师引导、师生互动、学生合作实现教学目标。这给学校的教育观念、教学组织和管理、教学方式，甚至教室布局，都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另外，包括中考和高考在内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也给中小学校的教师队伍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教师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要顺应趋势，不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中国教师：师范院校与师范专业肩负着培养培训教师的艰巨使命。在这种情况下，师范院校与师范专业怎样承担起这一使命与责任？
钟秉林：一是加强职业理想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为师范生的职业发展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师范院校在对师范生进行专业知识和技能教育的同时，也应加强对其职业理想的培养。师范生只有树立明确的职业理想和奋斗目标，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才能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投入工作，为教育事业奉献奋斗。
二是重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例如，高校进行教师培养时，学科教育与教师养成是融合渗透，还是相对分离；是探索“3 1”模式，还是本硕贯通的“4 2”模式等，我认为这些多样化的培养模式都可以尝试。北京师范大学就有两种模式，公费师范生属于定向培养，从大一起就将学科教育和教师养成结合起来，树立职业理想，参加教育见习，毕业后回到本省任教；非师范专业学生通常是先接受学科教育，高年级再做选择，愿意做教师就选择教师教育课程模块，考教师资格证书，愿意做学问就选择学科教育课程模块，将来考研或到高校、科研院所
工作。
再如，目前的师范专业多是按中学课程而设专业，如中文教育、物理教育等，學科基础相对单一，而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学科发展综合化的趋势，要求教师具有宽广的学科知识面，很强的知识融合、学科融合和课程整合能力。这就对教师培养的规格、课程体系，包括实践性课程提出了新挑战，必须进行研究和重构。
中国教师：“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北师大的校训，也是对教育者师德的最好诠释。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倡导全社会尊师重教。《意见》中对新时代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您认为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着力点在哪里？
钟秉林：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师德建设。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师大师生座谈会上发表做“四有”好教师的重要讲话，“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其中“三有”都涉及师德建设；今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师生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了师德建设。《意见》将师德建设放在首位，对于提高教师素养、推进教育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师德建设对于学校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非常重要。教师“言传身教”，学生能够从小受到良好的影响和熏陶，有助于全面素质的提高。师德高尚，教师才能得到社会尊重，才能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推动国民素养的提升。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一要靠各级各类学校切实开展师德师风教育，从整体上提升师德水平；二要激发教师自身的内在动力，引导教师主动自觉地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三要完善规章制度，建立激励机制和约束惩戒机制；四要形成崇尚高尚师德的社会氛围和环境。这样师德建设工作才会实实在在地向前推进。
中国教师：新高考改革助推了学校教育的变革，综合实践活动、研学旅行等纳入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昭示着我国育人模式和课程结构的重大变化。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面对新高考改革，教师应如何应对？
钟秉林：首先要明确高考改革的三个目标。第一是促进教育公平，尤其是入学机会公平。当下入学公平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合理配置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招生计划分配要进行必要调整。第二是科学选拔人才。大众化高等教育背景下的高考选拔已经不是从众多考生中选拔少数尖子生进入高校，而是通过科学的选拔方式，把考生送入适合自己的高校深造。第三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发挥高考的导向作用，促进中小学重视学生全面发展，克服应试教育的倾向。
2014年，上海、浙江率先开展高考综合改革，在考试方式、考试内容和录取方式等方面都做了重要探索，在价值取向上体现出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机会和适当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这两个
特征。
在考试方式方面，本科和高职高专分类考试；有条件的高职院校根据学生高中学业水平以及职业技术性向测试结果，实现注册入学；英语一年两考，减轻学生集中备考负担；取消文综、理综考试科目，学生在高中课程中自选三科，参加等级考试，加权赋分，上海是6选3，浙江是7选3，分别有20种组合和35种组合，学生选择余地明显增加。在考试内容方面也做了改革，如取消文理分科等，引导高中学生完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考试内容改革要“小步走，不停步”，累积几年再回头看，就会发现很大的变化。
在招生录取方式方面，由过去单一的成绩评价改为综合评价，即“两依据一参考”，“两依据”是语数外考试成绩和自选三科等级考的加权赋分成绩，“一参考”是将高中学生的综合素质测评结果作为高校录取的重要参考，使评价的内容更全面、更丰富，评价方式更科学。同时，引导高校进行多元录取方式的探索，包括统考录取、自主录取、定向录取、注册录取、破格录取等。当然，这些改革要实施“阳光工程”，高考加分政策也要进一步清理和规范，不断净化录取环境。
高考改革对高中学校的教育教学和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教师必须主动应对。
第一，转变教育观念。要树立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的教育价值观。要践行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承认并研究学生的差异性，尊重学生的选择权，鼓励学生兴趣特长的发展。认同这样的理念，才能正确理解诸如自选三科等改革举措的意义。
第二，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要不断深化课程改革，与现代信息科技结合，鼓励和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式学习。要重视开展生涯规划教育，这是目前中学教育的薄弱环节。通过开设讲座、开展生涯体验活动等方式，提高学生的自我认知能力，让他们学会选择、做出
选择。
第三，提升教师能力与素质。新高考改革实施后，选课制、分层教学、走班教学将成为高中教学的新常态，一方面要通过培训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要提高班主任和任课教师指导和帮助学生选择的能力，包括发现学生兴趣特长和学科潜力的能力、指导学生选课和规划学习生涯的能力等。 中国教师：2012年，您当选中国教育学会（以下简称“学会”）会长。近年来，学会在发展教育科学、推动教育改革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绩。请您简要分享一下学会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绩。
鐘秉林：中国教育学会成立于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是我国历史最久、规模最大、覆盖面较广的教育学术社团；目前下设54个分支机构，有近200个单位会员，还有20多个教育改革实验区。
学会的办会宗旨是“学术为本，服务立会”。主要功能是组织群众性的科学研究、推进教育改革实验、推广教育改革成果、开展决策咨询与政策评价、进行教育信息服务和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学术活动，为学校改革发展、中小学校长和教师专业成长、政府教育决策做好服务。
学会既不是政府机关，没有公共管理职能；也不是学校法人，较少自身利益诉求，因此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包容性强。汇聚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科研机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等机构，以及有志于教育研究和实践的校长、教师、研究人员和教育管理者，发挥专家资源优势，共同探索教育改革发展的理论、模式与路径。二是学术性和实践性相结合。大部分会员来自基层，最了解教育一线的情况，对改革的渴望也最强烈，学会组织的学术活动、启动的研究项目等，都是面向教育现实问题、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
近年来，在教育部的指导支持和广大会员及会员单位的积极参与下，我们开展了比较丰富的符合学会特点的学术活动，为教育工作者搭建了经验分享、观点交锋和专业发展的平台；与区县合作建立的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已经初见成效；组织专家参与了政府教育决策和规划制定咨询工作；受政府部门委托成功组织了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有的活动已经形成了品牌，如每年一次的学术年会、隔年举办的中学校长大会和小学校长大会等，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将学会建设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精神家园，为我国的教师教育、教师专业发展，以及校长的职业发展做出新贡献。
中国教师：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希望您为全国教师讲几句话。
钟秉林：“教师”是一个伟大的职业，肩负着教书育人的崇高使命和神圣责任，一个孩子在基础教育阶段养成的学习兴趣、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和基本素养，对日后进入大学深造，乃至步入社会的职业发展，都起着重要的基础性和启蒙性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奠基意义。从这个角度讲，全社会对教师充满感激之情。在教师节到来之际，我们向全国教师表达由衷的敬意——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们！
责任编辑：胡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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