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在六大的代表中记载有孟用潜。这再次勾起我对这位忘年交的深切怀念，也使我因他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目的是把他整成刘少奇“叛变”的主要证人）而感到的无比愤怒与悲痛再次涌上心头。我实在应当写篇纪念文字，介绍一下这位现在少有人知的“老革命”，用以寄托哀思。
　　孟用潜1905年出生于河北深县，原名孟坚，长期从事白区工作。青年时代投身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奉派福建，任青年团省委书记。曾任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协助时任书记刘少奇工作。在东北期间孟用潜曾两度被捕，一次是同刘少奇一起，一次同陈潭秋一起。他们在狱中保守党的秘密，两次都由党组织成功营救出狱。孟1950年11月起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主任先由薄一波兼，后由程子华担任），直到1956年“上书言事”受到毛主席批判和免职为止。
　　
　　【新中国外交史上的第一个代表团】
　　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曾设想用苏联拒绝出席联合国各种会议的办法，迫使联合国把原由蒋介石集团代表中国的席位转让给我们。1950年毛主席访苏时，斯大林建议中国立即任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并组建代表团。毛主席当即指派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为代表和团长。国内也很快组成了中国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高规格代表团：副团长李一氓、军事参谋团代表耿飚、托管理事会代表冀朝鼎、经社理事会代表孟用潜等一批专员和几十名工作人员。我也是其中一个，被安排为内部管资料和研究工作的组长。那时从外地调来的人，都集中住在赵堂子胡同里北洋政府代总理朱启钤的公馆；原在北京工作的人可暂不集中和脱产，只是常来代表团开会和熟悉业务，孟用潜就属于这种。他为人老成厚道，没有架子，见人总是笑眯眯的，代表团的人就借用李白对孟浩然的称号，叫他“孟夫子”。由于他的夫人赵韵霭已被调到我主管的资料组，有了这层关系，他和我的接触也最多，经过一年多的来往竟成了忘年交。后来联合国去不成，代表团解散，他留守原岗位未动，我却跟张闻天去了驻苏联大使馆。从此天各一方，不想一年后又在莫斯科相逢。
　　为了沟通两大阵营的民间贸易，1952年4月召开了国际经济会议，有49个国家的工商业者、工会工作者、合作社工作者和经济学家参加。中国代表团团长为国际贸易促进会主任南汉宸，团员记得有章乃器、罗隆基、雷任民、刘子久、孟用潜、陈翰笙等。当时按中央规定，一般出国代表团都得接受驻在国大使馆的领导。因此,这个代表团除国内审定的大会发言稿外，团员临时的发言稿也要大使馆审阅。我是使馆研究室主任，张闻天就将同代表团联系和看稿子的任务交给了我。在那十多天里，和我接触最多的是孟用潜。
　　这次会议对新中国的经济外交有重大意义，对我们同未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民间贸易起了不小作用。会议期间，南汉宸邀请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三位日本代表访华，他们直接从莫斯科来到北京，签订了第一个中日贸易协定。两国间的民间贸易和历时很久的“以民促官”活动，就是从此开始的。
　　
　　【1956年，孟用潜“上书言事”】
　　建国后实行全盘苏化，照搬斯大林模式。农业上学苏联，大搞集体化并剥夺农民利益，为城市及工业建设积累资本。1956年是推行大办农业合作化、掀起全国农业社会主义高潮的顶峰期，实行粮、棉、油定产、定购、定销的所谓“三定”政策，把主要农产品掌握在政府手里，这就是此后实行多年、严重阻碍农业生产和影响人民生活的“统购统销”。再加上两年后实行的户口制（据说世界上只有3个国家有此制度）等，农民被钉死在农村，成为不能进城、不能吃商品粮、享受不到社会保障的二等公民（这也是现在产生大量农民工问题和春运奇观的根本原因）。对统购统销政策，当时许多人想不通或不以为然，孟用潜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他对合作化问题有很深研究，对农村经济也有独到见解，认为“三定”很难准确：定产和定购容易偏高，定销可能保证不了，这就会造成农产品物流不畅，特别是贫困户得不到解决温饱的返销粮；而且统购统销铺的面太宽，要求又急，很容易出纰漏，不如用加强供销合作的方法发展农业，比较稳妥见效也快。他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反映自己的看法，结果被扣上反对统购统销的帽子，于1956年4月被免去全国合作总社副主任职务，回家待业。
　　毛主席对一些人不赞成统购统销极为恼火。直到1957年1月18日，他还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批评说，“有些党员，过去各种关都过了，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有这样典型的人，薛迅就是一个。她原来是河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她是什么时候动摇的呢？就是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她坚决反对，无论如何要反对。还有一个，就是全国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他上书言事，有信一封，也坚决反对统购统销。”“孟用潜上书言事”成了党史上风传一时的事件。
　　孟用潜长期从事白区工作，职务时上时下已习以为常，对免职一事并不特别在意。不过闲居家中总觉得有点闷，他幽默地称自己是“坐家”（作家的谐音）。我这时已从驻苏使馆回到外交部工作，他就常找我聊天。每次谈到他的“上书言事”，总显得不大在乎，还是笑眯眯的。他并不认为自己有错，也不同意毛主席的批评。不过他很少谈及毛主席对他的批评，反而多次表示了对另一位高层领导的不满，认为他不懂农民和农村经济。
　　
　　【不愿当南开大学校长】
　　大约是1957年四五月，孟用潜夫妇接连三次来我家串门。直到最后一次，他的夫人赵韵霭才说，孟夫子是有事要找你谈。原来他被免职后，中央决定让他到天津南开大学当校长，他不大愿意去，听说外交部正在筹建国际关系研究所，他想来搞点研究工作，要我帮他向张闻天反映。我表示完全赞成。
　　谈到这里就不能不附带提一下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开拓者张闻天。
　　1955年初，张闻天从驻苏大使任上回到外交部，以前任总书记和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当上了“授权有限”的外交部副部长。对这一明显的歧视性安排他倒没什么情绪，仍然全身心扑到工作上。只是有点像三国时的庞统当耒阳县令，一些日常外交事务似乎不够他做。他根据现有条件和处境，除做好外交工作特别是大力推动业务建设外，还决心全面开拓和发展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用他给中央报告上的话说，就是“发展国际问题学科和培养国际问题研究干部”。他的计划是创办中国从来没有过的专门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机构、学校（即后来的外交学院）、出版社（即后来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和图书馆（未能实现），而且齐头并进，招兵买马找地址。正在这时，孟用潜找上门来。对于这个以前在代表团就已了解其水平和人品的老同志自愿来研究所坐冷板凳，张闻天自然欢迎，当即拿起电话同刘少奇谈。刘少奇表示同意，只是说南开大学可是一个好几千人的大单位，你那个研究所才只管几十个人。刘让他找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办手续，结果办得很顺利，1957年5月7日调动，6月5日孟用潜就走马上任了。张闻天有个习惯，就是利用礼拜天找下属单位的领导人上公园，一面散步一面谈工作。在我的印象中，他找孟用潜谈的次数最多。
　　孟用潜对研究工作兴趣大、底子也厚，一开始就组织经济室干部研读《资本论》。他还嫌中文翻译不够好，自己直接读英文本（他的英文极好，曾负责过《毛选》的英译工作）。在张闻天的大力支持下，研究所很快就集中了大批国际问题专家学者，建立起一支强大的研究队伍，写作和出版了大量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孟用潜在研究中，发现现代资本主义和列宁《帝国主义论》中的论述有很大不同，还准备写一本新的续篇。在他的主持经营下，研究所不但在国内处于领先（也是独一无二）地位，而且在有些方面赶上了世界水平。他也以研究世界经济出名，有人称他为“中国的瓦尔加”（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只是由于“文革”后对张闻天的平反在外交部搞得很不彻底，1959年错误批判的影响并未肃清，张闻天和孟用潜在国际问题研究上的贡献，才被淡化甚至淡忘了。
　　1959年庐山会议后，我因受张闻天牵连被戴上反党宗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受到严重处理后，外交部领导成员中唯一来看望过我的就是孟用潜。
　　
　　【外交部第一个“文革”牺牲品】
　　“文革”一开始，外交部党委就沿用过去领导政治运动的老办法，一方面抛出他们自己内定的35名“牛鬼蛇神”作为重点交给群众批斗，其中包括外交部党委成员孟用潜、王炳南、陈家康和一批司、处级干部，当然少不了我这个“老运动员”；另一方面就是向他们当时理解的与文化关系密切的单位如研究所、外交学院等单位派出工作组，发动群众，批斗牛鬼蛇神。在这种情况下，孟用潜首当其冲，成为外交部第一个“文革”牺牲品，也是十年“文革”中受到全部大会残酷斗争最厉害的一个（后来再也没有开过这类带有严重体罚的全部大会）。
　　按外交部党委的部署，1966年8月要对孟用潜连开3天批斗大会。第一天的会于10日上午在外交部举行。作为“群众专政”对象，我被勒令必须参加。主席台横幅上写着“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孟用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大会”。主持人为乔冠华副部长。他指着孟用潜说，“今天才知道你是人还是鬼”。安排的发言人有副部长韩念龙，部长助理宦乡、龚澎，工作组组长柳雨峰和副组长王珍等。开会时，孟用潜被叫到主席台上接受批判。台下布置有人领呼口号，不知是事先安排还是临时自发的，突然有人喊：“孟用潜跪下！”主持人也就当即责令他跪下。后来，发言者提到谁，谁就得跪到台前陪斗。于是研究所几乎所有领导人和业务骨干共19人跪成一排，每人都给戴上事先准备好的高帽子，还手持两根哭丧棒（白纸糊的木棍）。孟用潜戴的高帽，周围暗藏图钉，戴上去用手一按，就满头流血。发言完，要在部内游斗，由站立两厢的群众任意踢打和侮辱。没过多久，孟用潜已晕倒在地爬不起来。从此，他就住进牛棚，供随时揪斗和审问。
　　这里也说明一个被有意抹杀或搞混的史实，即从外交部和全国的情况看，“文革”开始后的头半年，确实存在过一条被毛泽东称为“资反路线”的东西，表现在某些组织及领导有计划地对所谓重点对象进行关押批斗等残酷迫害，群众被煽动搞打砸抢、抄家、破四旧以至草菅人命，如一些中小学打死校长教员、街道上打死地富反坏分子等。这条路线不管怎样称呼，它的昭彰劣迹是客观存在，是掩盖和搅混不了的。对孟用潜的批斗和迫害，就不是群众起来“造反”，而是外交部党委组织和领导的。
　　
　　【整刘少奇，孟用潜“派上用场”】
　　中央在“文革”中对刘少奇的定性是“叛徒、内奸、工贼”（表决时与会中央委员除陈少敏一人外，都举手同意）。“变节”的关键就是在沈阳的那次被捕——主要证人又成了一起被捕的孟用潜。像外交部党委整孟用潜一样，整刘少奇也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先是批判刘少奇的“资反路线”，刘少奇承认了；接着要给他升级，定为叛徒——这下孟用潜“派上用场”了。随着刘少奇被隔离看管，孟用潜也于1967年5月22日被中央专案组隔离审查并被逼供作伪证。据他的女儿孟苏说，他是被公安部正式逮捕走的。从此他就一直被押在狱中，接受残酷的刑讯逼供，要他承认同刘少奇在沈阳被捕后的叛变。他拒不承认，在狱中受尽折磨，直到变得痴呆，丧失记忆，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有时失禁。至于在狱中的具体情况，自然会有详细档案，但这些东西大约不是已被销毁，就是永远见不得天日，亲友们以及“文革”的研究者大概都看不到了。
　　刘少奇在沈阳被捕“叛变”的那件主要“证明”，到底是怎样出来的，我听过3种说法：一是说孟用潜在长期残酷刑讯逼供和诱供下被迫按专案组的意思写了一个供词；二是专案组先写一个供词，强迫他照抄一遍；三是据孟用潜的夫人赵韵霭说，供词是用他在狱中所写交代的字拼凑而成，然后按《白毛女》中对杨白劳的办法强摁画押。到底是哪一种，无法肯定，但后来在为刘少奇平反时说他翻供了20次却是事实。出狱后的头几年，他有时大脑并不完全糊涂，还说过一些狱中情况。如说他写的东西不合乎他们需要时，他们就当面撕得粉碎，再把碎纸塞进他的口中，使他张不开口。他多次说专案组拿出来的东西不是他的意思，并骂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说那些搞专案的和看管的人员很坏。
　　
　　【出狱后境况凄凉】
　　1978年孟用潜得到平反，被释放回家，后来还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但外交部领导对他们亲手造成的第一桩冤案却并不在意，只是让总务司在顶银胡同外交部最差的宿舍给孟用潜安排了一间小平房，放张大床就再没多少空间了。当我得知孟夫子出狱后立即去看他，看到他躺在床上胡子拉碴的样子和那间破烂小屋，忽然觉得这和坐牢差不多。第二次再去看他，他的夫人赵韵霭就安排我们在院子里对坐谈话了。他不大说话，但认识我，而且每次见面总还是笑眯眯的。不久后他们搬住到报房胡同外交部宿舍的两居室里。据赵韵霭说，这是他的女婿于光远交涉的结果。这里，也是出狱后我去看望他次数最多的地方。
　　由于赵韵霭的精心护理，他的身体逐渐好转，穿戴整齐起来，房间也收拾得像个“家”的样子。我每次去，他除了笑容满面显得高兴外，几乎没说过什么话。问他是否认得我，他也并不搭腔，只是用手指书架上那排我当年送他的英文版《斯大林全集》。据赵韵霭说，我是他记得和认出的少数人之一。多数场合他连夫人也不认识。一次赵韵霭有点伤感地对我说，一天他竟把赵当成了保姆，说你不愿干就走。从第二次起，他见我一来就拿出象棋。奇怪的是，失去很多记忆的他，并未忘记棋艺，每次下棋总是我输。
　　孟夫子在家住了不到两年，由于精神压力和操劳过度，夫人赵韵霭突发脑溢血病故。这下，孟夫子就没人精心护理了。但他对这一重大变故已失去知觉，并不在意，病情也越来越重，终于完全痴呆，送进北京医院，已变成植物人了，1985年8月8日病逝。就这样，一位对中国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并可能作出更大贡献的革命家，竟被自己的革命队伍摧残了；一位参与开拓新中国国际研究的卓越学者，在自上而下刮起的狂风暴雨中——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