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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分析“非虚构”潮流兴起的原因、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重新理解“真实性”“虚构”等概念，并指出“非虚构”发展、创新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非虚构；真实性；开放性
“非虚构”作为一种创作现象早已有之，但是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只到2010年之后才引起国内文坛的广泛关注。这一年，《人民文学》开辟“非虚构”专栏，同时推出“人民大地·行动者”写作计划，呼吁作家参与非虚构写作；随后，《钟山》《中国作家》《厦门文学》《大家》等相继开辟“非虚构”栏目，发表了一大批“非虚构”文学，其中不少作品在社会上产生热烈反响。在一个以追逐新潮为时尚的年代，很多文学命名都难免转眼间灰飞烟灭的命运，但是，经过了七八年的发展，“非虚构”宛如在时光风沙中摇曳的植株，依然焕发着强劲的生命力。它不断以新的创作实绩冲击着既有的文学观念，拓展着传统文学的疆域，而且持续地给我们提供着可以探讨的话题。
一
迄今为止，“非虚构”在国内仍没有一个被大家广泛认可的定义。《人民文学》的编者在倡导这种写作思潮的时候，只是泛泛而论：“我们希望由此探索比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更为宽阔的写作，不是虚构的，但从个人到社会，从现实到历史，从微小到宏大，我们各种各样的关切和经验能在文学的书写中得到呈现。”①这些年的创作实践确也证明，“非虚构”早就溢出了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的既有范畴，呈现出开放性。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我们不妨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略作考察。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异端的权利》《昨日的世界》，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世界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等，由于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传记文学创作，均可视为比较早的“非虚构”杰作。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和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以超越新闻报道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赢得广泛好评，被称为“非虚构”小说——“非虚构”由此得名。1973年，汤姆·沃尔夫编辑出版了文学选集《新新闻》，收入大量“非虚构”作品。于是，“新新闻主义洲非虚构小说”开始成为一种波及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像英国作家格林的《我控诉》、波兰作家塔·戈鲁依的《个人》、匈牙利作家切莱什·蒂波尔的《寒冷的日子》、日本作家石川达三的《金环蚀》等，都是名噪一时的“非虚构”佳作。到了2015年，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得“非虚构”的影响达到了顶峰。
回溯世界文学中“非虚构”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它的外延是不断拓展的。与小说相比较，“非虚构”更加强调对于“真实”存在和“真切”生命感受的发现和表达；与新闻相比较，它大量借鉴新闻调查、田野调查手法，强调“在场”的同时更加关注现实和历史的“肌理”与“褶皱”；与传统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相比较，“非虚构”在凸显“介人性”的同时，更加强调对“心灵”的进人以及视角的“个人化”、文本的“诗性”特征。因此，“非虚构”更像多种书写方式嫁接而成的混合体，早已溢出了某种文体限定，突出地表现为一种写作观念或美学观念。
不少人将中国“非虚构”写作的崛起，视为一个灵光闪现的成功文学策划，其实不然。这种写作潮流的涌现，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和内在的文学逻辑，《人民文学》等刊物只是顺势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文学本体来看，“非虚构”的兴起是现实主义文学变革的内在要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先锋文学整体退潮，现实主义全面回归。历经了新写实、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文学等潮流，现实主义看似不断发展翻新，其实始终没有挣脱新时期以来纯文学设定的美学框架，譬如视点向内、立足个体性、对人性理解抽象化、强化文学的审美功能而放逐其社会功能等等，文学的不及物、与时代脱节备受垢病，整体面貌显得单调疲软。人们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封闭狭隘、作茧自缚深感不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非虚构”挣脱既有的文学逻辑链条，试图通过强化“真实性”来正本清源，重新审视文学与生活、作家与生活的关系，回归现实主义文学“开放”和“无边”的本意，在更完整的意义上激活文学的生命与能量。我们都知道，“真实”是现实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那么，“非虚构”写作如何理解“真实”呢？不妨借用现象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的观点，他认为“真实”就是“回到事物本身（to the things themselves）”。这个“本身”即完整的对立统一体。“非虚构”写作强调回到“本身”，也就意味著打破了纯文学意识形态赖以建立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整体性的视野下以新的眼光重审存在，让那些被遮蔽的事物得以完全敞开。当更加丰富多彩的“真实”景象扑面而来的时候，“天下”“家国”“民族”“集体”“时代”“大地”等等长期被放逐的词语也就浮出了地表。观念的藩篱因重新定义“真实”而打开缺口，作家与生活、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自然会随之发生改变，文学也将呈现新的面貌。就像孟繁华所指出的：“‘非虚构’文学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文学方向的参照。其实，有作为、有理想、有抱负的作家，都应关心现实生活的重大事务，关心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关心正在变化的世道人心。……孤芳自赏的文学可以存在，‘小众文学’也自有其价值。但是，在社会发生巨大转型的时代，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及命运，从而使文学再度得到民众的信任和关心。”①由此，文学介人时代、干预生活的“社会公器”身份得以正名，长期被压制的社会功能获得恢复。现实主义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就以“非虚构”之名回归完整的本义，并且释放出新的活力。
从创作主体来看，“非虚构”的兴盛是写作者对自身与生活关系自觉调整的结果。当代作家越来越沉溺于书斋生活，长此以往必然会陷人写作资源枯竭的窘境。王安忆说过：“我基本上每天都在写……我是严重的材料匮乏。每天都在写，材料的吞吐量就很可观，资源是我的大问题。……我是一个惧怕行动的人，进人社会需要一个很勇敢的性格，我只能在自己的想象里去开展这一切活动，这恐怕也是所有写作人的一个天性吧。”②她的困惑无疑具有普遍性。因此，《人民文学》的编者在《留言》中如是号召：“我们希望推动大家重新思考和建立自我与生活、与现实、与时代的恰当关系。”③重建诸种关系的重要桥梁是“行动”。写作者只有走出书斋、走出“小我”，以“亲历”和“在场”的姿态进人到火热生活之中，才能解放被禁锢的原初生命感受，重新点燃激情和想象，更加敏锐地发现和捕捉时代新观念、新素材和新人物。一个作家如果期望保持旺盛的创造力，显然不能满足于做生活的“旁观者”，而应该去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生活的创造与文学的创造常常是相互激发的，并且通过创作主体获得统一。“非虚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创作主体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放。 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看，“非虚构”的兴盛顺应了时代阅读心理。随着仿真观念的流行，人类的文化生产和消费不再依赖于经验化的现实，而是迅速转向虚拟化和感官化，于是，“造梦工厂”的奇观化叙事盛行，最终导致了齐泽克所说的“真实世界大荒漠”。当人们厌倦了这种“超真实”（鲍德里亚所言）之后，必然渴望恢复对于现实的“真实性”体验。以“虚构”为特点的小说正是“超真实”的一部分，自然会受到一定程度冷落；而“非虚构”以“真实”为特征，强调一手的、直观的经验，恰好满足了许多读者的“求真”需求。
总而言之，“非虚构”在中国的兴起与流行是新世纪文学发展变革的必然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传统文学观念和秩序，也预示着新的书写伦理和美学原则的萌芽。
二
“非虚构”最早引起社会关注，主要还是因为它在选材上所体现出的鲜明“问题意识”，回应了时代对于文学使命担当的期待。进人新世纪之后，随着社会转型急剧加速，价值断裂、阶层撕裂和利益固化日益严重，传统小说、散文因为受到文学意识形态的惯性影响，对此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讳莫如深，呈现出失语状态。而不少“非虚构”写作者则能破茧而出，敏锐感知“时代脉搏”，以“症候”探查的方式深度介人一些社会焦点、热点、难点问题，譬如三农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拆迁问题等等，不仅在现象层面力求逼真地予以呈现，而且对于困境中的人的命运给予深切关怀，重新恢复了文学为社会疗救、为弱者呐喊的使命。像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乔叶的《盖楼记》《拆楼记》、王宏甲的《塘约道路》、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都是以亲历的方式进人生活现场、透视现实社会问题的佳作，无论是反思、批判还是建构，都凸显了文学应有的姿态与立场。正是这一类作品引发了大量读者共鸣，为“非虚构”写作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
将“非虚构”写作引向更为深广境界的是历史题材的书写。不少作家学习历史学家沉人故纸堆中，耐心扒梳史料，深入开展研究；同时，他们还走向田野，试图在“行动”中回到历史现场，穿越时空去感知人物、探寻真相，努力打开历史丰富的褶皱以及时间缝隙中幽微的人性。像李辉的《封面中国》，王树增的《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故国人民有所思》，杨显惠《夹边沟》《定西孤儿院纪事》，阿来的《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无论是材料的挖掘、观念的呈现，还是文学的表达，均超越了过去的历史纪实书写，呈现出更加真实、丰富和深邃的历史图景以及人性图景，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还有一类“非虚构”被研究者关注较少，那就是借助对于个人经历和情感的记录来探寻超越性价值。譬如周国平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以包含血泪的文字记录自己养育身患绝症的幼儿的痛苦经历，反思人类如何面对死亡，以及爱与伤害等永恒命题；普玄的《疼痛吧指头》讲述自己家中三代残疾人的命运，以孤独症孩子父亲的独特体验为例来探讨苦难与救赎的问题。刘醒龙的《上上长江》与这两部作品有所不同，他是以自己逆江而上探寻长江源的行走为线索，希望以主体意识去复活长江的历史，建构起一部带有个人体温的民族精神史。这一类作品注重在个体性经验中生发具有典型性、超越性的公共经验，由小叙事走向大书写，进而抵达文化的、美学的、甚至是哲学的反思层面，大大提升了“非虚构”的文学品格。
上述“非虚构”皆为近年涌现的优秀之作，已经取得的成就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经过几年沉淀之后，我们发现热闹和喧嚣中还是存在一些共性缺陷。首先，写作者的视野并未完全敞开，像许多关涉人类命运的重要话题，譬如科技弊端、环境恶化、种族冲突、金融危机、人道灾难等等，几乎没有涉及。而在西方的非虚构写作中，无论是茨威格、丘吉尔还是阿列克谢耶维奇，他们都有着强烈的人类意识，始终关怀人类命运，追寻着人类共同价值理想。二是，“亲历”和“在场”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写作者的单一视角，流行观念的遮蔽以及思想资源的贫乏严重制约了写作者可能抵达的深度。譬如凭借流行的启蒙话语、人性话语已经不能有效解释当下生活的复杂性。像广有影响的《梁庄》系列，作家的基本价值立场还是人性论、人情论，与社会学界关于“三农问题”研究相比较，进人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差距甚大；《中国，少了一味药》中称传销受害者是一群“精神迷路者”，而将传销的原因归结为“缺乏常识”，显示了作者认识上的肤浅。三是，“苦难”的符号化以及被滥用，严重遮蔽了底层生活的“真相”。这样的例子在关于农村和城市打工人群的书写中比比皆是，似乎除去苦难，底层人群就没有了生活，这是非常荒谬的。正是这几个方面突出存在的问题，制约了“非虚构”本可抵达的文学高度。
三
“非虚构”到底能不能“虚构”？这是关涉“非虚构”写作本质，也是影响其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深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将会使“非虚构”书写获得更大程度的解放。
德国文学理论家伊瑟尔说过，“文学文本是虚构与现实的混合物，它是既定事物与想象事物之间相互纠缠、彼此渗透的结果。可以说，在文本中现实与虚构的互融互通的特性远甚于它们之间的对立特性。”①所以，在所有的文学创作中，不存在绝对虚构的作品，也不存在絕对非虚构的作品。因此，“非虚构”文本不可能被完全限制在作为参照因素的既定现实之内，“非虚构”中必然包含着“虚构”的因素；正是因为有了虚构的参与，“非虚构”的力量才能充分显示出来。美国学者厄尔·迈纳进一步指出：“事实性与虚构性，这两个概念是互相关联的，但在逻辑上事实先于虚构。这种情况适用于所有文学，尽管在实际应用中事实性与虚构性的程度会有所不同。”②也就是说，在“非虚构”创作中，只是“事实性”占的比重大一些而已；“事实性”并不成为否定“虚构”的理由，更不是“非虚构”的根本特征。所以，如果只从方法论的角度去理解“非虚构”，很容易作茧自缚；只有从创作伦理的角度去理解，才能把握其本义。“非虚构”强调追求“真实性”，并不是一般性地否定“虚构”，而是否定丧失了“真实感”的“虚构”和被固化观念模式化、简单化了的“虚构”；“非虚构”要求写作者走出书斋，敞开自己，在“行动”中打开更加鲜活、生动、丰富的原初性生存图景。它正是在挑战过去依赖单一的虚构体系所建立的文学评价秩序的同时，重新建构了新的文学真实性伦理。 那么，“非虚构”怎样才能有效抵达“真实”呢？
首先，写作者需要建立一种整体性观照视野，并努力去发现时代的典型。只有在一种宏阔的人类视野和历史视野之中，才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全球化、市场化和高科技共同作用于当下而带来的深刻的社会结构性变化，以及人类心灵遭遇的巨大危机，才有可能准确捕捉作为镜像的“真实生活”，而不至于被碎片化的、表象化的感受所遮蔽。就像司马迁所言，应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将外向的探索、观察与内向的感受、反思统一起来，将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整合起来，在边缘与中心的双向互动中，去探索、抵达广阔而深邃的真实存在。作为一个“非虚构”写作者，不能满足于当“个人的记录者”，而要做“时代的记录者”“历史的记录者”。如何实现真实的“记录”？必须善于发现、提炼和书写“典型”。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过：“在几千个声音中，我寻找的不是真实，因为真实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获得的，而是形象，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形象，是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我写出的形象来自于我们同时代的人，我希望我的书是几代人的编年史，是几代人的百科全书……”①她的观点无疑是具有启发性的，“真实”只有通过“形象”才能呈现。她这里所谓的“时代的形象”，其实就是时代典型，这也就回到了现实主义文学对于生活真实的艺术化表现的最高要求。
其次，作为写作者的知识分子必须在“反思”中“行动”。作为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特质已经内含了自我批判，这是不言而喻的常识。写作者在进行观察、研究和批判时，必须放弃自以为真理在握的自负，警惕思维惯性带来的偏执，以一种敞开的、漫游式的、对话式的姿态进人生活和历史，以“行动”为观念祛魅，寻找触动灵魂的原初感受。就像梁鸿说的，“带着生命的体温”“走进日常生活，而不是观念的生活”，进行“一种谦卑的行动写作”②。同时，作为“同时代人”，还要敏锐地“在当下的黑暗中去感知这种力图抵达我们却又无法抵达的光”③。当然，“非虚构”作为一种“介人性”写作，事实上不可能回避创作主体的主观意图，亦不可能掩饰在场感受和体验。那么，怎么处理这个矛盾呢？洪治纲认为，在技术层面可以采用“元叙事策略”，“对各种相互抵牾、前后矛盾的史料所作的判断和取舍，都进行如实的交待”，这种开放性的写作姿态反而更能体现作家直面各种复杂的生存逻辑与伦理秩序的勇气，进而彰显独立的精神姿态。④当然，这种开放叙事的前提必然是包含着反思性的。
第三，写作者必须坚持诗性追求。“非虚构”具有毋庸置疑的文学性，正如有的论者所言，“我们说“非虚构”叙事与“文学性”之间存在间性特征或互文效果，不仅仅是指非虚构文体对于真实性的艺术追求本身，还包含着这样一种事实——一任何语言叙述客观上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学性。”⑤因此，立意的深刻、形象的鲜明、结构的精巧和语言的生动都是写作者必须追求的。尤为重要的是，写作者还应该建立自觉的文体意识。“非虚构”并没有固定的文本模式，它从诞生之时就显示出开放性特征，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戏剧、电影等等的表现手法或结构方式都可以综合借鉴，从而创造出一种跨文体的新文本。
总而言之，“非虚构”已经为当代文学提供了独特的经验场域和新的伦理视角，值得持续关注和研究。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工作者，对于中国的现实和历史以及文学本身，我已习惯了做理论化的思考，而写作《松塆纪事》可以视为一次“出轨”吧。作为一次感性的进人，它不仅丰富了我的生命体验，也深化了我对于“非虚构”本身的认识。
①卷首《留言》，《人民文学；2010年s期。
①孟繁华：《非虚构文学：走进当下中国社会的深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12日。
②转引自张瑷：《非虚构文学的新现实主义精神——从王安忆<虚构与非虚构>说起》，《文艺报》2012年8月13日。
③卷首《留言》，《人民文学》2010年第2期。
①[德]沃尔夫冈·伊瑟爾：《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陈定家、汪正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②[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王宇根、宋伟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324页。
①田洪敏：《倾听心灵的声音——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文学》，《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5年6期。
②梁鸿：《一种谦卑的行动写作》，《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12期。
③[意]吉奥乔.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7页。
④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文学评论》2016年3期。
⑤龚举善：《“非虚构”叙事的文学伦理及限度》，《文艺研究》2013年5期。
[关键词]非虚构；真实性；开放性
“非虚构”作为一种创作现象早已有之，但是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只到2010年之后才引起国内文坛的广泛关注。这一年，《人民文学》开辟“非虚构”专栏，同时推出“人民大地·行动者”写作计划，呼吁作家参与非虚构写作；随后，《钟山》《中国作家》《厦门文学》《大家》等相继开辟“非虚构”栏目，发表了一大批“非虚构”文学，其中不少作品在社会上产生热烈反响。在一个以追逐新潮为时尚的年代，很多文学命名都难免转眼间灰飞烟灭的命运，但是，经过了七八年的发展，“非虚构”宛如在时光风沙中摇曳的植株，依然焕发着强劲的生命力。它不断以新的创作实绩冲击着既有的文学观念，拓展着传统文学的疆域，而且持续地给我们提供着可以探讨的话题。
一
迄今为止，“非虚构”在国内仍没有一个被大家广泛认可的定义。《人民文学》的编者在倡导这种写作思潮的时候，只是泛泛而论：“我们希望由此探索比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更为宽阔的写作，不是虚构的，但从个人到社会，从现实到历史，从微小到宏大，我们各种各样的关切和经验能在文学的书写中得到呈现。”①这些年的创作实践确也证明，“非虚构”早就溢出了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的既有范畴，呈现出开放性。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我们不妨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略作考察。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异端的权利》《昨日的世界》，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世界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等，由于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传记文学创作，均可视为比较早的“非虚构”杰作。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和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以超越新闻报道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赢得广泛好评，被称为“非虚构”小说——“非虚构”由此得名。1973年，汤姆·沃尔夫编辑出版了文学选集《新新闻》，收入大量“非虚构”作品。于是，“新新闻主义洲非虚构小说”开始成为一种波及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像英国作家格林的《我控诉》、波兰作家塔·戈鲁依的《个人》、匈牙利作家切莱什·蒂波尔的《寒冷的日子》、日本作家石川达三的《金环蚀》等，都是名噪一时的“非虚构”佳作。到了2015年，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得“非虚构”的影响达到了顶峰。
回溯世界文学中“非虚构”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它的外延是不断拓展的。与小说相比较，“非虚构”更加强调对于“真实”存在和“真切”生命感受的发现和表达；与新闻相比较，它大量借鉴新闻调查、田野调查手法，强调“在场”的同时更加关注现实和历史的“肌理”与“褶皱”；与传统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相比较，“非虚构”在凸显“介人性”的同时，更加强调对“心灵”的进人以及视角的“个人化”、文本的“诗性”特征。因此，“非虚构”更像多种书写方式嫁接而成的混合体，早已溢出了某种文体限定，突出地表现为一种写作观念或美学观念。
不少人将中国“非虚构”写作的崛起，视为一个灵光闪现的成功文学策划，其实不然。这种写作潮流的涌现，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和内在的文学逻辑，《人民文学》等刊物只是顺势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文学本体来看，“非虚构”的兴起是现实主义文学变革的内在要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先锋文学整体退潮，现实主义全面回归。历经了新写实、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文学等潮流，现实主义看似不断发展翻新，其实始终没有挣脱新时期以来纯文学设定的美学框架，譬如视点向内、立足个体性、对人性理解抽象化、强化文学的审美功能而放逐其社会功能等等，文学的不及物、与时代脱节备受垢病，整体面貌显得单调疲软。人们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封闭狭隘、作茧自缚深感不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非虚构”挣脱既有的文学逻辑链条，试图通过强化“真实性”来正本清源，重新审视文学与生活、作家与生活的关系，回归现实主义文学“开放”和“无边”的本意，在更完整的意义上激活文学的生命与能量。我们都知道，“真实”是现实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那么，“非虚构”写作如何理解“真实”呢？不妨借用现象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的观点，他认为“真实”就是“回到事物本身（to the things themselves）”。这个“本身”即完整的对立统一体。“非虚构”写作强调回到“本身”，也就意味著打破了纯文学意识形态赖以建立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整体性的视野下以新的眼光重审存在，让那些被遮蔽的事物得以完全敞开。当更加丰富多彩的“真实”景象扑面而来的时候，“天下”“家国”“民族”“集体”“时代”“大地”等等长期被放逐的词语也就浮出了地表。观念的藩篱因重新定义“真实”而打开缺口，作家与生活、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自然会随之发生改变，文学也将呈现新的面貌。就像孟繁华所指出的：“‘非虚构’文学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文学方向的参照。其实，有作为、有理想、有抱负的作家，都应关心现实生活的重大事务，关心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关心正在变化的世道人心。……孤芳自赏的文学可以存在，‘小众文学’也自有其价值。但是，在社会发生巨大转型的时代，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及命运，从而使文学再度得到民众的信任和关心。”①由此，文学介人时代、干预生活的“社会公器”身份得以正名，长期被压制的社会功能获得恢复。现实主义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就以“非虚构”之名回归完整的本义，并且释放出新的活力。
从创作主体来看，“非虚构”的兴盛是写作者对自身与生活关系自觉调整的结果。当代作家越来越沉溺于书斋生活，长此以往必然会陷人写作资源枯竭的窘境。王安忆说过：“我基本上每天都在写……我是严重的材料匮乏。每天都在写，材料的吞吐量就很可观，资源是我的大问题。……我是一个惧怕行动的人，进人社会需要一个很勇敢的性格，我只能在自己的想象里去开展这一切活动，这恐怕也是所有写作人的一个天性吧。”②她的困惑无疑具有普遍性。因此，《人民文学》的编者在《留言》中如是号召：“我们希望推动大家重新思考和建立自我与生活、与现实、与时代的恰当关系。”③重建诸种关系的重要桥梁是“行动”。写作者只有走出书斋、走出“小我”，以“亲历”和“在场”的姿态进人到火热生活之中，才能解放被禁锢的原初生命感受，重新点燃激情和想象，更加敏锐地发现和捕捉时代新观念、新素材和新人物。一个作家如果期望保持旺盛的创造力，显然不能满足于做生活的“旁观者”，而应该去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生活的创造与文学的创造常常是相互激发的，并且通过创作主体获得统一。“非虚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创作主体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放。 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看，“非虚构”的兴盛顺应了时代阅读心理。随着仿真观念的流行，人类的文化生产和消费不再依赖于经验化的现实，而是迅速转向虚拟化和感官化，于是，“造梦工厂”的奇观化叙事盛行，最终导致了齐泽克所说的“真实世界大荒漠”。当人们厌倦了这种“超真实”（鲍德里亚所言）之后，必然渴望恢复对于现实的“真实性”体验。以“虚构”为特点的小说正是“超真实”的一部分，自然会受到一定程度冷落；而“非虚构”以“真实”为特征，强调一手的、直观的经验，恰好满足了许多读者的“求真”需求。
总而言之，“非虚构”在中国的兴起与流行是新世纪文学发展变革的必然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传统文学观念和秩序，也预示着新的书写伦理和美学原则的萌芽。
二
“非虚构”最早引起社会关注，主要还是因为它在选材上所体现出的鲜明“问题意识”，回应了时代对于文学使命担当的期待。进人新世纪之后，随着社会转型急剧加速，价值断裂、阶层撕裂和利益固化日益严重，传统小说、散文因为受到文学意识形态的惯性影响，对此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讳莫如深，呈现出失语状态。而不少“非虚构”写作者则能破茧而出，敏锐感知“时代脉搏”，以“症候”探查的方式深度介人一些社会焦点、热点、难点问题，譬如三农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拆迁问题等等，不仅在现象层面力求逼真地予以呈现，而且对于困境中的人的命运给予深切关怀，重新恢复了文学为社会疗救、为弱者呐喊的使命。像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乔叶的《盖楼记》《拆楼记》、王宏甲的《塘约道路》、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都是以亲历的方式进人生活现场、透视现实社会问题的佳作，无论是反思、批判还是建构，都凸显了文学应有的姿态与立场。正是这一类作品引发了大量读者共鸣，为“非虚构”写作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
将“非虚构”写作引向更为深广境界的是历史题材的书写。不少作家学习历史学家沉人故纸堆中，耐心扒梳史料，深入开展研究；同时，他们还走向田野，试图在“行动”中回到历史现场，穿越时空去感知人物、探寻真相，努力打开历史丰富的褶皱以及时间缝隙中幽微的人性。像李辉的《封面中国》，王树增的《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故国人民有所思》，杨显惠《夹边沟》《定西孤儿院纪事》，阿来的《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无论是材料的挖掘、观念的呈现，还是文学的表达，均超越了过去的历史纪实书写，呈现出更加真实、丰富和深邃的历史图景以及人性图景，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还有一类“非虚构”被研究者关注较少，那就是借助对于个人经历和情感的记录来探寻超越性价值。譬如周国平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以包含血泪的文字记录自己养育身患绝症的幼儿的痛苦经历，反思人类如何面对死亡，以及爱与伤害等永恒命题；普玄的《疼痛吧指头》讲述自己家中三代残疾人的命运，以孤独症孩子父亲的独特体验为例来探讨苦难与救赎的问题。刘醒龙的《上上长江》与这两部作品有所不同，他是以自己逆江而上探寻长江源的行走为线索，希望以主体意识去复活长江的历史，建构起一部带有个人体温的民族精神史。这一类作品注重在个体性经验中生发具有典型性、超越性的公共经验，由小叙事走向大书写，进而抵达文化的、美学的、甚至是哲学的反思层面，大大提升了“非虚构”的文学品格。
上述“非虚构”皆为近年涌现的优秀之作，已经取得的成就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经过几年沉淀之后，我们发现热闹和喧嚣中还是存在一些共性缺陷。首先，写作者的视野并未完全敞开，像许多关涉人类命运的重要话题，譬如科技弊端、环境恶化、种族冲突、金融危机、人道灾难等等，几乎没有涉及。而在西方的非虚构写作中，无论是茨威格、丘吉尔还是阿列克谢耶维奇，他们都有着强烈的人类意识，始终关怀人类命运，追寻着人类共同价值理想。二是，“亲历”和“在场”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写作者的单一视角，流行观念的遮蔽以及思想资源的贫乏严重制约了写作者可能抵达的深度。譬如凭借流行的启蒙话语、人性话语已经不能有效解释当下生活的复杂性。像广有影响的《梁庄》系列，作家的基本价值立场还是人性论、人情论，与社会学界关于“三农问题”研究相比较，进人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差距甚大；《中国，少了一味药》中称传销受害者是一群“精神迷路者”，而将传销的原因归结为“缺乏常识”，显示了作者认识上的肤浅。三是，“苦难”的符号化以及被滥用，严重遮蔽了底层生活的“真相”。这样的例子在关于农村和城市打工人群的书写中比比皆是，似乎除去苦难，底层人群就没有了生活，这是非常荒谬的。正是这几个方面突出存在的问题，制约了“非虚构”本可抵达的文学高度。
三
“非虚构”到底能不能“虚构”？这是关涉“非虚构”写作本质，也是影响其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深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将会使“非虚构”书写获得更大程度的解放。
德国文学理论家伊瑟尔说过，“文学文本是虚构与现实的混合物，它是既定事物与想象事物之间相互纠缠、彼此渗透的结果。可以说，在文本中现实与虚构的互融互通的特性远甚于它们之间的对立特性。”①所以，在所有的文学创作中，不存在绝对虚构的作品，也不存在絕对非虚构的作品。因此，“非虚构”文本不可能被完全限制在作为参照因素的既定现实之内，“非虚构”中必然包含着“虚构”的因素；正是因为有了虚构的参与，“非虚构”的力量才能充分显示出来。美国学者厄尔·迈纳进一步指出：“事实性与虚构性，这两个概念是互相关联的，但在逻辑上事实先于虚构。这种情况适用于所有文学，尽管在实际应用中事实性与虚构性的程度会有所不同。”②也就是说，在“非虚构”创作中，只是“事实性”占的比重大一些而已；“事实性”并不成为否定“虚构”的理由，更不是“非虚构”的根本特征。所以，如果只从方法论的角度去理解“非虚构”，很容易作茧自缚；只有从创作伦理的角度去理解，才能把握其本义。“非虚构”强调追求“真实性”，并不是一般性地否定“虚构”，而是否定丧失了“真实感”的“虚构”和被固化观念模式化、简单化了的“虚构”；“非虚构”要求写作者走出书斋，敞开自己，在“行动”中打开更加鲜活、生动、丰富的原初性生存图景。它正是在挑战过去依赖单一的虚构体系所建立的文学评价秩序的同时，重新建构了新的文学真实性伦理。 那么，“非虚构”怎样才能有效抵达“真实”呢？
首先，写作者需要建立一种整体性观照视野，并努力去发现时代的典型。只有在一种宏阔的人类视野和历史视野之中，才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全球化、市场化和高科技共同作用于当下而带来的深刻的社会结构性变化，以及人类心灵遭遇的巨大危机，才有可能准确捕捉作为镜像的“真实生活”，而不至于被碎片化的、表象化的感受所遮蔽。就像司马迁所言，应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将外向的探索、观察与内向的感受、反思统一起来，将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整合起来，在边缘与中心的双向互动中，去探索、抵达广阔而深邃的真实存在。作为一个“非虚构”写作者，不能满足于当“个人的记录者”，而要做“时代的记录者”“历史的记录者”。如何实现真实的“记录”？必须善于发现、提炼和书写“典型”。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过：“在几千个声音中，我寻找的不是真实，因为真实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获得的，而是形象，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形象，是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我写出的形象来自于我们同时代的人，我希望我的书是几代人的编年史，是几代人的百科全书……”①她的观点无疑是具有启发性的，“真实”只有通过“形象”才能呈现。她这里所谓的“时代的形象”，其实就是时代典型，这也就回到了现实主义文学对于生活真实的艺术化表现的最高要求。
其次，作为写作者的知识分子必须在“反思”中“行动”。作为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特质已经内含了自我批判，这是不言而喻的常识。写作者在进行观察、研究和批判时，必须放弃自以为真理在握的自负，警惕思维惯性带来的偏执，以一种敞开的、漫游式的、对话式的姿态进人生活和历史，以“行动”为观念祛魅，寻找触动灵魂的原初感受。就像梁鸿说的，“带着生命的体温”“走进日常生活，而不是观念的生活”，进行“一种谦卑的行动写作”②。同时，作为“同时代人”，还要敏锐地“在当下的黑暗中去感知这种力图抵达我们却又无法抵达的光”③。当然，“非虚构”作为一种“介人性”写作，事实上不可能回避创作主体的主观意图，亦不可能掩饰在场感受和体验。那么，怎么处理这个矛盾呢？洪治纲认为，在技术层面可以采用“元叙事策略”，“对各种相互抵牾、前后矛盾的史料所作的判断和取舍，都进行如实的交待”，这种开放性的写作姿态反而更能体现作家直面各种复杂的生存逻辑与伦理秩序的勇气，进而彰显独立的精神姿态。④当然，这种开放叙事的前提必然是包含着反思性的。
第三，写作者必须坚持诗性追求。“非虚构”具有毋庸置疑的文学性，正如有的论者所言，“我们说“非虚构”叙事与“文学性”之间存在间性特征或互文效果，不仅仅是指非虚构文体对于真实性的艺术追求本身，还包含着这样一种事实——一任何语言叙述客观上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学性。”⑤因此，立意的深刻、形象的鲜明、结构的精巧和语言的生动都是写作者必须追求的。尤为重要的是，写作者还应该建立自觉的文体意识。“非虚构”并没有固定的文本模式，它从诞生之时就显示出开放性特征，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戏剧、电影等等的表现手法或结构方式都可以综合借鉴，从而创造出一种跨文体的新文本。
总而言之，“非虚构”已经为当代文学提供了独特的经验场域和新的伦理视角，值得持续关注和研究。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工作者，对于中国的现实和历史以及文学本身，我已习惯了做理论化的思考，而写作《松塆纪事》可以视为一次“出轨”吧。作为一次感性的进人，它不仅丰富了我的生命体验，也深化了我对于“非虚构”本身的认识。
①卷首《留言》，《人民文学；2010年s期。
①孟繁华：《非虚构文学：走进当下中国社会的深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12日。
②转引自张瑷：《非虚构文学的新现实主义精神——从王安忆<虚构与非虚构>说起》，《文艺报》2012年8月13日。
③卷首《留言》，《人民文学》2010年第2期。
①[德]沃尔夫冈·伊瑟爾：《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陈定家、汪正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②[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王宇根、宋伟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324页。
①田洪敏：《倾听心灵的声音——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文学》，《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5年6期。
②梁鸿：《一种谦卑的行动写作》，《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12期。
③[意]吉奥乔.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7页。
④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文学评论》2016年3期。
⑤龚举善：《“非虚构”叙事的文学伦理及限度》，《文艺研究》2013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