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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小说史》的突破与《明代小说编年史》
中国古代小说本来是下里巴人的娱乐，它们的生命力都在勾栏瓦肆的宣讲、田间地头的龙门阵和消磨时光的闲暇之中，很难进入知识的传承与学者的书斋。但是，随着中西方文化的强烈撞击，西方小说体制与观念涌入国内，与当时希望变革的有识之士一拍即合，开始了所谓的小说界革命。此后，中国文学的座次开始重排，昔日完全自生自灭的小说逐渐登堂入室，成为文学世界中备受关注的一体。当然，从西方传来这种文学观念的同时，也并没有忘记输入对这种文体的研究。
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便是得风气之先结撰的小说研究著作，其书打破了中国古代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开疆拓土。不过，正因为自来无史，这部著作的横空出世还引起了很多的猜测，比如陈西滢便指此书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虽然此种指责当时便得到鲁迅的反驳，后来孙俍工又将盐谷温著作译入、增田涉将鲁迅著作译出，中日两国都有条件将二著详加比勘，再加上后人知道当时谣传抄袭的实是郭希汾的同名著作（郭氏之作本即编译），当可洗清这一指责，但此事却直到现在仍然未能完全平息，其深层原因实在于此。
然而，随着鲁迅著作的经典化，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便一直笼罩在这部开山之作中，难于走出其所设定的框架以及叙述的方式。真正打破这一叙述模式的小说史著述，当属陈大康教授的《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此书“以其独特的历史审视角度、学术研究模型和历史叙事风格，异军突起，格外令人瞩目”（郭英德《小说史的叙述视角、叙述体例和叙述方法——兼评陈大康〈明代小说史〉》）。
《明代小说史》创获甚多，在笔者看来，最大的创获是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来的例举、赏鉴、点评式小说史转换成为学术论述式小说史，也就是说，从介绍小说的叙述方式转换为研究小说发展的历史。这一创获当然离不开近百年以来古代小说研究所体现出来的实绩，自然也离不开作者严谨的科学思维与坚定的学术立场。但我们还应该承认，最直接也最关键的原因却是作者对明代小说文献资料掌握的全备、对史料解读的精确以及对小说史发展的那种无微不至的体察——而这些成就的获得，都来自于书后所附15万言的《明代小说编年史》，它不仅仅是写作正文前的资料准备，对于此书而言，它还有着更重要的意义，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作的比喻，“编年的编纂可比作点的凸现与据此描绘曲线。根据若干个点可以描绘一条曲线，但它与实际曾有过的曲线很可能不甚吻合，甚至差距极大，只有取点足够多时，据此描绘出的曲线才较可能逼近原先实际有过的曲线。”这便是作者对明代270余年小说创作的走向及其间的变化进行更符合历史事实的小说史编撰的秘诀，同时也是此著能够走出《中国小说史略》的关键原因。
《中国近代小说编年》的积累
《明代小说史》出版以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了这部书，明代的小说轨迹就有了较为清晰的曲线。于是，大家都期待着陈大康能再为学界奉献出一部可与此并驾齐驱的《清代小说史》来。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此著出版两年后，作者却向学界奉献出了一部《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以下简称《编年》）。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学者都知道，晚清小说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学术积累又颇为薄弱的领域，恰恰是这样一个领域，又有着极为繁多且庞杂的资料需要清理。所以，一般来说，研究古代小说的学者可能会因此阶段的小说创作风气与前大有不同而将其悬置，民国小说的研究者也因此阶段创作尚未完全摆脱古代小说创作模式的影响而将其忽略，于是这段历史时期便成为中国文学史尤其是中国小说史上一段“空白”时期。近期以来，由于小说研究的深入，也有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工作，比如日人樽本照雄所编《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即为一例，然而，其收书时限定在1902年至1919年，这一断限或者可以照顾到新小说界革命之后到新文化运动之前小说创作的样貌，但却无法将1840年以来小说的渐变曲线描绘清楚。更重要的是，此书以辞典的方式来收录条目，这产生两个问题：一是仍然无法完整反映出历史的线索；二是条目收录均为简单的簿记式，无法提供更全面的文献资料。而《编年》则以1840年至1911年为时间断限，更符合晚清小说发展的真实走向。而且后出转精，较樽本照雄书收录更多，如小说界革命以后至辛亥革命以前的小说创作数量，郭延礼先生曾据樽本书编制各年之创作表，可知此九年间共创作小说1331种，而《编年》则为1422种（不包括文言小说与翻译小说），多出近百种。就总体来看，此书共收录“通俗小说1653种，文言小说99种，翻译小说1003种，共计2755种”，确实更为全面。作者在15万字的明代小说编年史梳理后，贡献出了50万字的《明代小说史》，那么有了这部近三倍于明代小说编年史的资料集后，学界便有理由期待一部更高质量的《近代小说史》。
《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的创获
然而，晚清小说文献资料的繁难是无法想像的，不像明代那样清楚明白，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穷尽。所以，《编年》出版之后，又过去了12年，作者在晚清小说文献资料的大海中露钞雪纂，又奉献出了皇皇300万字的《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以下简称《编年史》）。
《明代小说史》后所附被命名为《明代小说编年史》，《编年》一书去掉了“史”字，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大作才又用了“史”字：可以看出，作者对此是有统筹安排的，《编年》只是一个阶段性产品，至《编年史》才告大成。
拜读此书，可以总结出以下四个特点。
一、资料全备。
资料全备当然是文献资料汇辑的第一要义。而就该书来说，资料全备还包含以下几个层次。
其一是说收录作品的全备。晚清白话小说的数量在《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约为600种，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及朱一玄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约收800种，《编年》所收为前者之一倍，为1653种。 2008年，刘永文出版了《晚清小说目录》，收录报刊小说共2380篇，数量上肯定超过了《编年》，然而，《编年史》的报刊小说收录为4202种，较前书几乎增加一倍——这种数量的增长在一般的文献资料辑录中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编年史》所录自著小说数量为4254种，如果假定其中有二三百种的文言小说的话，那通俗小说将达4000种左右，数量不但与此前的各种总目不可相提并论，就是与作者自己的《编年》比，也有小巫大巫之感。 其二是说收录资料的全备。作者对于每部作品，都细致地著录其各类信息，作品、作者、出版者的基本信息当然是文献著录的第一步，除此之外，还尽量全录作品的序跋、售卖广告、凡例、识语等资料，这些资料一般资料书均不收录，但实际上对于研究而言却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未经小说世界修饰的第一手文献。除此之外，章回小说都细录回目——这是《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开启的优秀体例，而文言小说集亦尽量全录目次，这在此前的文言小说研究中，似乎也只有李剑国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做到了。可以说，如此全备的资料，使得每一个晚清小说的研究者一册在手、无需旁求了。
二、著录准确。
文献资料的辑集除全备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精确了。这里的著录精确也包含两个层面。
其一是作品条目的基本文献的著录。作者不辞辛劳，目验了所录的数千种作品（作者对“尚有二百余种近代小说单行本未能亲见”仍颇耿耿，在凡例中说明“该部分现按以往各家著录载入”），所以对于作品全称、作者署名、出版者信息等方面的著录都非常严谨，同时也修正了学界此前许多无意之误。
其二是对于作品内容的移录亦极严谨，如序跋、识语、广告及目录等，这些均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去辨认甚至考证，作者在凡例中便定下规则，“所录资料中原稿文字漫漶无法辩认者，以‘□’代之；原稿有误，原字后加括号注出正字”，“为示区别，正文所录资料中原来的注释和所用的括号，均用六角括号‘〔〕’标出；笔者所做的校改和所加的按语，均用圆括号‘（）’标出”。可以看出作者严谨徵实的工作态度。
三、编排合理。
此条看似不重要，但对于一部文献辑录的著作来说，在有了全备的资料与精确的著录后，编排便是制约其学术价值的瓶颈。好的文献辑录工作其实体现在两个环节，一是全面的搜集资料，二是合理地编排资料。因为编排不合理的资料集等于仍是一团未经整理的原始文献，就违背了文献整理的初衷。
此书的编排正如题目所示为编年体，据作者自称是“采用介于年谱与文学史之间的一种史料编排体例，按时序汇总各种资料，伴以必要的提示或辨析”。这样的好处是线索清晰，尤其是创作、出版及接受的线索一目了然，小说史的研究最关键的就是还原其原本的历史样貌，而编年史是最能体现这一学术诉求的样式。在编年的过程中又随时加上“必要的提示或辨析”，这正是中国史学中年谱一体的典型方式。
《中国小说史略》的小说史建构方式是以朝代及流派参酌共用来编排，并以大家之作为节点，这种小说史叙述方式选取的点相对较少，史的线索便较为模糊。而“编年史体例不凸显史学主体在历史编纂中的宰制作用，不损害历史本体的客观性和丰富性，比较接近历史的原初状态，可以重建人们对历史的信任，因而在世纪之交成为一种应运而兴的文学史范型”（甘浩、张健《编年史体例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20年来，古代文学的编年已经有了丰富的成果，但像陈大康这样把年谱的体例引入文学史编写，并且对研究对象的资料进行如此穷尽性的挖掘还是首次。
四、使用方便
当然，从学术角度讲，资料的全备、著录的准确、编排的合理都是可以让使用变得方便的因素，但此书在便于学者利用研究方面却有更大的惊喜，那就是配合合理的编排而做的八个附录，这八个附录占据了800余页的篇幅。
这八个附录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辑录专题资料的一览表，共有六个。
《近代自著小说内容介绍一览表》《近代翻译小说内容介绍一览表》可以算是该书的导读，因为全书涉及5597种近代自创与翻译作品，面对这一数量，就是专业的研究者也无法遍览，但使用此书时又必须对这些作品有所了解，因此专列此二表以便阅读者可以得门而入，事半功倍。值得一提的是，此二表所列作品的内容介绍“均取之当时之报刊”，这样便可一表二用，既可为入门砖，又可以专题形式辑录资料。事实上，仅由此表亦可生发很多有趣的研究课题。
《近代小说著译者及其作品一览表》则相当于该书的一个总账目，将作者与作品以音序排列，这看似简单，其实对于晚清小说来说却并不简单，因为晚清许多小说家都写过不少的作品，而作者的笔名也时常变换，互相间的对号工作颇令人头痛，有此一表，则无张冠李戴之虞了。
《近代小说出版状况一览表》和《近代小说转载情况一览表》对于各报刊及书坊所出小说作品进行著录，相当于一本《小说书坊录》，不仅对于小说研究，就是对于出版史、报业史的研究也极有意义。
第六个附录是《近代小说书刊价一览表》。中国古书很少印出价格，周叔弢先生就曾说“古籍中标明价格者，可谓绝无仅有”，所以至今我们对古代的书价还没有很清晰的概念。晚清小说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商品，标明价格自然成为通例，这便可以为书籍的价格研究提供非常难得的参照，同时也是经济史研究绝佳资料。
最后二表则分别是小说篇名及小说人名索引。索引其实是唤醒学术著作生命的关键，因为一般来说，学术著作即使对于专业人士来说，可读性都并不高，人们无法将其像小说一样从头读到尾，利用才是学术著作的生命所在，那就需要易用，而易用的最简单办法便是添加索引。这两个索引分别把晚清小说中最关键的书名与人名列入，让研究者可以一索即得，使得这部三百万字的大书顿时活了起来。
综合来说，以上每个特点看上去都很平实，但要做到却很难，这是没有在浩若烟海的典籍里爬罗剔抉过的人无法体会的。对于作者来说，为了做到这几点，他耗费了14年的光阴，我们每一个使用此书的人都应该对他的辛勤劳动报以敬意。
对《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的求全责备
当然，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学术著作，这部体大思精之作亦如此。
第一点是可能还有极少量的遗漏。比如《升仙传》，此书目前所知存世最早刊本为道光二十七年（1847）文锦堂本，但并不清楚书的最早成书或刊刻年代。其实，据陈大康一直以来的理念，“问世”与“出版”概念应该严格区别，“前者表明小说史上增添了新作，而唯有后者方能保证产生与该作品相称的社会反响”（陈大康《古代小说研究及方法》，中华书局2006年版P55），笔者可以再延伸一下这个判断，从小说史的角度来看，“问世”表明了新作的“来龙”，而“出版”方预示着拉开了对今后作品产生影响的“去脉”。《升仙传》进入传播领域目前来看当始于道光二十七年，按理或当纳入。即便对此有异议，亦当准凡例中所云“已有作品再版”之例而纳入。再如《鬼神传终须报》，此书最早刊本为咸丰七年（1857）富桂堂本，亦当同前例录入。其实这些都不足为病，世上不只是没有完美的学术著作，更没有完美的文献辑录著作，因为一来常常会有新发现的文献来补充，二来每个学者都可能从自己掌握文献的角度出发对此类著作进行指责，但若易地而处，或许更难措手。事实上，作者不收此数种书或许自有他的考虑，因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编年”本来就是一个学术难题——也正因为有这样的难题，我们才迫切地需要这样的《编年史》著作，这听起来虽然像个循环论证，却也是事实。
第二点其实近于吹毛求疵，就是此书的分册。全书近3400页，共分六册，六册的页数分别为566、566、568、568、554、573，相当整齐，但整齐的代价是并未照顾到章节与段落的自然起讫。个人建议全书实可分为五册：首册前言、目录、导言加上从道光二十年到光绪二十五年的正文，共658页；第二册，从光绪二十六年到光绪三十二年的七月止，共621页；第三册，从当年八月始至光绪朝结束，共620页；第四册为完整的宣统朝，共659页；第五册为八个附录，共837页。这样的好处是既让各册大体平均，也照顾到了各章节的自然起讫，甚至把所有的附录全归于末册也方便了读者的查检。
当然，还有一些问题则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比如《编年史》延续了《明代小说编年史》的作法，将此时期中重刊的前代小说资料也载录其中，以便更全面地显示小说史发展的脉络。但正文与传统小说齐举，索引却只关注晚清作品，是否又从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两种编年史收录前代作品再版本的用意？这个问题甚至更为复杂，若把创作与出版分开来看的话，有一些作品的成书与出版正好跨越这两个时期，如《梦中缘》，书当成于乾隆时，但至光绪十一年方付梓，此类作品当如何评价；再如大名鼎鼎的《野叟曝言》也是如此，其产生影响也当在光绪间排印以后，那么是否也应该将其当作特殊意义上的晚清小说呢？
看了此书的序，才知道作者在《明代小说史》完稿后，确实准备进行清代小说史的研究，但晚清小说研究的疏陋令作者不得不先期进行这个课题。在序言之末作者又写道，“我计划用两三年时间对该领域的基本状况进行一次盘点，然后再回到《清代小说史》的撰写上”，但一转眼便耗去了14年光阴，作者遗憾地说“至于撰写《清代小说史》的计划，恐怕只得继续向后推延了”。对于学界来说，无论如何，我们都翘首期盼作者更为精彩的《清代小说史》问世传奇，相信不远的将来，作者便可以用更细致详实的“年谱”，为544年的明清小说史画出更清晰的曲线。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中国古代小说本来是下里巴人的娱乐，它们的生命力都在勾栏瓦肆的宣讲、田间地头的龙门阵和消磨时光的闲暇之中，很难进入知识的传承与学者的书斋。但是，随着中西方文化的强烈撞击，西方小说体制与观念涌入国内，与当时希望变革的有识之士一拍即合，开始了所谓的小说界革命。此后，中国文学的座次开始重排，昔日完全自生自灭的小说逐渐登堂入室，成为文学世界中备受关注的一体。当然，从西方传来这种文学观念的同时，也并没有忘记输入对这种文体的研究。
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便是得风气之先结撰的小说研究著作，其书打破了中国古代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开疆拓土。不过，正因为自来无史，这部著作的横空出世还引起了很多的猜测，比如陈西滢便指此书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虽然此种指责当时便得到鲁迅的反驳，后来孙俍工又将盐谷温著作译入、增田涉将鲁迅著作译出，中日两国都有条件将二著详加比勘，再加上后人知道当时谣传抄袭的实是郭希汾的同名著作（郭氏之作本即编译），当可洗清这一指责，但此事却直到现在仍然未能完全平息，其深层原因实在于此。
然而，随着鲁迅著作的经典化，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便一直笼罩在这部开山之作中，难于走出其所设定的框架以及叙述的方式。真正打破这一叙述模式的小说史著述，当属陈大康教授的《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此书“以其独特的历史审视角度、学术研究模型和历史叙事风格，异军突起，格外令人瞩目”（郭英德《小说史的叙述视角、叙述体例和叙述方法——兼评陈大康〈明代小说史〉》）。
《明代小说史》创获甚多，在笔者看来，最大的创获是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来的例举、赏鉴、点评式小说史转换成为学术论述式小说史，也就是说，从介绍小说的叙述方式转换为研究小说发展的历史。这一创获当然离不开近百年以来古代小说研究所体现出来的实绩，自然也离不开作者严谨的科学思维与坚定的学术立场。但我们还应该承认，最直接也最关键的原因却是作者对明代小说文献资料掌握的全备、对史料解读的精确以及对小说史发展的那种无微不至的体察——而这些成就的获得，都来自于书后所附15万言的《明代小说编年史》，它不仅仅是写作正文前的资料准备，对于此书而言，它还有着更重要的意义，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作的比喻，“编年的编纂可比作点的凸现与据此描绘曲线。根据若干个点可以描绘一条曲线，但它与实际曾有过的曲线很可能不甚吻合，甚至差距极大，只有取点足够多时，据此描绘出的曲线才较可能逼近原先实际有过的曲线。”这便是作者对明代270余年小说创作的走向及其间的变化进行更符合历史事实的小说史编撰的秘诀，同时也是此著能够走出《中国小说史略》的关键原因。
《中国近代小说编年》的积累
《明代小说史》出版以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了这部书，明代的小说轨迹就有了较为清晰的曲线。于是，大家都期待着陈大康能再为学界奉献出一部可与此并驾齐驱的《清代小说史》来。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此著出版两年后，作者却向学界奉献出了一部《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以下简称《编年》）。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学者都知道，晚清小说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学术积累又颇为薄弱的领域，恰恰是这样一个领域，又有着极为繁多且庞杂的资料需要清理。所以，一般来说，研究古代小说的学者可能会因此阶段的小说创作风气与前大有不同而将其悬置，民国小说的研究者也因此阶段创作尚未完全摆脱古代小说创作模式的影响而将其忽略，于是这段历史时期便成为中国文学史尤其是中国小说史上一段“空白”时期。近期以来，由于小说研究的深入，也有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工作，比如日人樽本照雄所编《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即为一例，然而，其收书时限定在1902年至1919年，这一断限或者可以照顾到新小说界革命之后到新文化运动之前小说创作的样貌，但却无法将1840年以来小说的渐变曲线描绘清楚。更重要的是，此书以辞典的方式来收录条目，这产生两个问题：一是仍然无法完整反映出历史的线索；二是条目收录均为简单的簿记式，无法提供更全面的文献资料。而《编年》则以1840年至1911年为时间断限，更符合晚清小说发展的真实走向。而且后出转精，较樽本照雄书收录更多，如小说界革命以后至辛亥革命以前的小说创作数量，郭延礼先生曾据樽本书编制各年之创作表，可知此九年间共创作小说1331种，而《编年》则为1422种（不包括文言小说与翻译小说），多出近百种。就总体来看，此书共收录“通俗小说1653种，文言小说99种，翻译小说1003种，共计2755种”，确实更为全面。作者在15万字的明代小说编年史梳理后，贡献出了50万字的《明代小说史》，那么有了这部近三倍于明代小说编年史的资料集后，学界便有理由期待一部更高质量的《近代小说史》。
《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的创获
然而，晚清小说文献资料的繁难是无法想像的，不像明代那样清楚明白，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穷尽。所以，《编年》出版之后，又过去了12年，作者在晚清小说文献资料的大海中露钞雪纂，又奉献出了皇皇300万字的《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以下简称《编年史》）。
《明代小说史》后所附被命名为《明代小说编年史》，《编年》一书去掉了“史”字，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大作才又用了“史”字：可以看出，作者对此是有统筹安排的，《编年》只是一个阶段性产品，至《编年史》才告大成。
拜读此书，可以总结出以下四个特点。
一、资料全备。
资料全备当然是文献资料汇辑的第一要义。而就该书来说，资料全备还包含以下几个层次。
其一是说收录作品的全备。晚清白话小说的数量在《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约为600种，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及朱一玄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约收800种，《编年》所收为前者之一倍，为1653种。 2008年，刘永文出版了《晚清小说目录》，收录报刊小说共2380篇，数量上肯定超过了《编年》，然而，《编年史》的报刊小说收录为4202种，较前书几乎增加一倍——这种数量的增长在一般的文献资料辑录中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编年史》所录自著小说数量为4254种，如果假定其中有二三百种的文言小说的话，那通俗小说将达4000种左右，数量不但与此前的各种总目不可相提并论，就是与作者自己的《编年》比，也有小巫大巫之感。 其二是说收录资料的全备。作者对于每部作品，都细致地著录其各类信息，作品、作者、出版者的基本信息当然是文献著录的第一步，除此之外，还尽量全录作品的序跋、售卖广告、凡例、识语等资料，这些资料一般资料书均不收录，但实际上对于研究而言却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未经小说世界修饰的第一手文献。除此之外，章回小说都细录回目——这是《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开启的优秀体例，而文言小说集亦尽量全录目次，这在此前的文言小说研究中，似乎也只有李剑国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做到了。可以说，如此全备的资料，使得每一个晚清小说的研究者一册在手、无需旁求了。
二、著录准确。
文献资料的辑集除全备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精确了。这里的著录精确也包含两个层面。
其一是作品条目的基本文献的著录。作者不辞辛劳，目验了所录的数千种作品（作者对“尚有二百余种近代小说单行本未能亲见”仍颇耿耿，在凡例中说明“该部分现按以往各家著录载入”），所以对于作品全称、作者署名、出版者信息等方面的著录都非常严谨，同时也修正了学界此前许多无意之误。
其二是对于作品内容的移录亦极严谨，如序跋、识语、广告及目录等，这些均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去辨认甚至考证，作者在凡例中便定下规则，“所录资料中原稿文字漫漶无法辩认者，以‘□’代之；原稿有误，原字后加括号注出正字”，“为示区别，正文所录资料中原来的注释和所用的括号，均用六角括号‘〔〕’标出；笔者所做的校改和所加的按语，均用圆括号‘（）’标出”。可以看出作者严谨徵实的工作态度。
三、编排合理。
此条看似不重要，但对于一部文献辑录的著作来说，在有了全备的资料与精确的著录后，编排便是制约其学术价值的瓶颈。好的文献辑录工作其实体现在两个环节，一是全面的搜集资料，二是合理地编排资料。因为编排不合理的资料集等于仍是一团未经整理的原始文献，就违背了文献整理的初衷。
此书的编排正如题目所示为编年体，据作者自称是“采用介于年谱与文学史之间的一种史料编排体例，按时序汇总各种资料，伴以必要的提示或辨析”。这样的好处是线索清晰，尤其是创作、出版及接受的线索一目了然，小说史的研究最关键的就是还原其原本的历史样貌，而编年史是最能体现这一学术诉求的样式。在编年的过程中又随时加上“必要的提示或辨析”，这正是中国史学中年谱一体的典型方式。
《中国小说史略》的小说史建构方式是以朝代及流派参酌共用来编排，并以大家之作为节点，这种小说史叙述方式选取的点相对较少，史的线索便较为模糊。而“编年史体例不凸显史学主体在历史编纂中的宰制作用，不损害历史本体的客观性和丰富性，比较接近历史的原初状态，可以重建人们对历史的信任，因而在世纪之交成为一种应运而兴的文学史范型”（甘浩、张健《编年史体例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20年来，古代文学的编年已经有了丰富的成果，但像陈大康这样把年谱的体例引入文学史编写，并且对研究对象的资料进行如此穷尽性的挖掘还是首次。
四、使用方便
当然，从学术角度讲，资料的全备、著录的准确、编排的合理都是可以让使用变得方便的因素，但此书在便于学者利用研究方面却有更大的惊喜，那就是配合合理的编排而做的八个附录，这八个附录占据了800余页的篇幅。
这八个附录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辑录专题资料的一览表，共有六个。
《近代自著小说内容介绍一览表》《近代翻译小说内容介绍一览表》可以算是该书的导读，因为全书涉及5597种近代自创与翻译作品，面对这一数量，就是专业的研究者也无法遍览，但使用此书时又必须对这些作品有所了解，因此专列此二表以便阅读者可以得门而入，事半功倍。值得一提的是，此二表所列作品的内容介绍“均取之当时之报刊”，这样便可一表二用，既可为入门砖，又可以专题形式辑录资料。事实上，仅由此表亦可生发很多有趣的研究课题。
《近代小说著译者及其作品一览表》则相当于该书的一个总账目，将作者与作品以音序排列，这看似简单，其实对于晚清小说来说却并不简单，因为晚清许多小说家都写过不少的作品，而作者的笔名也时常变换，互相间的对号工作颇令人头痛，有此一表，则无张冠李戴之虞了。
《近代小说出版状况一览表》和《近代小说转载情况一览表》对于各报刊及书坊所出小说作品进行著录，相当于一本《小说书坊录》，不仅对于小说研究，就是对于出版史、报业史的研究也极有意义。
第六个附录是《近代小说书刊价一览表》。中国古书很少印出价格，周叔弢先生就曾说“古籍中标明价格者，可谓绝无仅有”，所以至今我们对古代的书价还没有很清晰的概念。晚清小说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商品，标明价格自然成为通例，这便可以为书籍的价格研究提供非常难得的参照，同时也是经济史研究绝佳资料。
最后二表则分别是小说篇名及小说人名索引。索引其实是唤醒学术著作生命的关键，因为一般来说，学术著作即使对于专业人士来说，可读性都并不高，人们无法将其像小说一样从头读到尾，利用才是学术著作的生命所在，那就需要易用，而易用的最简单办法便是添加索引。这两个索引分别把晚清小说中最关键的书名与人名列入，让研究者可以一索即得，使得这部三百万字的大书顿时活了起来。
综合来说，以上每个特点看上去都很平实，但要做到却很难，这是没有在浩若烟海的典籍里爬罗剔抉过的人无法体会的。对于作者来说，为了做到这几点，他耗费了14年的光阴，我们每一个使用此书的人都应该对他的辛勤劳动报以敬意。
对《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的求全责备
当然，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学术著作，这部体大思精之作亦如此。
第一点是可能还有极少量的遗漏。比如《升仙传》，此书目前所知存世最早刊本为道光二十七年（1847）文锦堂本，但并不清楚书的最早成书或刊刻年代。其实，据陈大康一直以来的理念，“问世”与“出版”概念应该严格区别，“前者表明小说史上增添了新作，而唯有后者方能保证产生与该作品相称的社会反响”（陈大康《古代小说研究及方法》，中华书局2006年版P55），笔者可以再延伸一下这个判断，从小说史的角度来看，“问世”表明了新作的“来龙”，而“出版”方预示着拉开了对今后作品产生影响的“去脉”。《升仙传》进入传播领域目前来看当始于道光二十七年，按理或当纳入。即便对此有异议，亦当准凡例中所云“已有作品再版”之例而纳入。再如《鬼神传终须报》，此书最早刊本为咸丰七年（1857）富桂堂本，亦当同前例录入。其实这些都不足为病，世上不只是没有完美的学术著作，更没有完美的文献辑录著作，因为一来常常会有新发现的文献来补充，二来每个学者都可能从自己掌握文献的角度出发对此类著作进行指责，但若易地而处，或许更难措手。事实上，作者不收此数种书或许自有他的考虑，因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编年”本来就是一个学术难题——也正因为有这样的难题，我们才迫切地需要这样的《编年史》著作，这听起来虽然像个循环论证，却也是事实。
第二点其实近于吹毛求疵，就是此书的分册。全书近3400页，共分六册，六册的页数分别为566、566、568、568、554、573，相当整齐，但整齐的代价是并未照顾到章节与段落的自然起讫。个人建议全书实可分为五册：首册前言、目录、导言加上从道光二十年到光绪二十五年的正文，共658页；第二册，从光绪二十六年到光绪三十二年的七月止，共621页；第三册，从当年八月始至光绪朝结束，共620页；第四册为完整的宣统朝，共659页；第五册为八个附录，共837页。这样的好处是既让各册大体平均，也照顾到了各章节的自然起讫，甚至把所有的附录全归于末册也方便了读者的查检。
当然，还有一些问题则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比如《编年史》延续了《明代小说编年史》的作法，将此时期中重刊的前代小说资料也载录其中，以便更全面地显示小说史发展的脉络。但正文与传统小说齐举，索引却只关注晚清作品，是否又从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两种编年史收录前代作品再版本的用意？这个问题甚至更为复杂，若把创作与出版分开来看的话，有一些作品的成书与出版正好跨越这两个时期，如《梦中缘》，书当成于乾隆时，但至光绪十一年方付梓，此类作品当如何评价；再如大名鼎鼎的《野叟曝言》也是如此，其产生影响也当在光绪间排印以后，那么是否也应该将其当作特殊意义上的晚清小说呢？
看了此书的序，才知道作者在《明代小说史》完稿后，确实准备进行清代小说史的研究，但晚清小说研究的疏陋令作者不得不先期进行这个课题。在序言之末作者又写道，“我计划用两三年时间对该领域的基本状况进行一次盘点，然后再回到《清代小说史》的撰写上”，但一转眼便耗去了14年光阴，作者遗憾地说“至于撰写《清代小说史》的计划，恐怕只得继续向后推延了”。对于学界来说，无论如何，我们都翘首期盼作者更为精彩的《清代小说史》问世传奇，相信不远的将来，作者便可以用更细致详实的“年谱”，为544年的明清小说史画出更清晰的曲线。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