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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楼道
这个男人爬到了第五层，手里提着一个白色塑料袋。他刚刚在超市买了一些日常用品：八盒原味酸奶，一瓶李锦记酱油，一大包老坛酸菜牛肉方便面，一捆小白菜。天空飘着毛毛雨，他没有打伞。他摘下卫衣的帽子，停在楼道间休息。
在他的身后，第五和第六层之间的楼梯拐角，是一面斑驳的白墙。因为顶楼常年漏水，墙面如今像一幅黑白水墨画，也有一种当代艺术感。他每次回家都在这里停留片刻，琢磨墙上的水痕细节。随着季节转换，细节也在发生变化。他漫不经心地寻找这些变化。
顶楼六层有两户。右边的601公寓住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女儿就读于附近小学，他母亲负责照顾孙女，没有女主人。这家人很少露面。有时候傍晚回家，六层的这两个男人会在楼道碰见。他们从没说过话，連招呼都很少打。他也许离了婚，但应该有一份稳定职业，目前还没有新的恋情发生。
左边这套602公寓，住着我们正在注视的这个男人。他四十出头，个子不高，不算胖，但能看出几年前发福的痕迹。每隔半个月，他在卫生间给自己剃头，每次留三寸，两鬓剃光。由于长年熬夜，他的眼袋很重，脸上呈现一种肃穆的神情，对周围保持着特定的距离。
他站在门口，放下塑料袋，从兜里掏出钥匙。在楼道的铁栏杆上，挂着一把玛斯特钥匙存储盒，盒里锁着一把备用钥匙。他自己从未打开使用过。红色大门上贴着一张门神。2018年他住进这套公寓时，在一本书里发现
谢丁
重庆人，记者，曾出版《困死局外》。了这张门神图。这个门神是谁，从何而来，他不怎么关心。
这个男人出生在离此不远的一个小县城，在长江边长大，高中毕业前他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这座城市。他原希望能去更大的城市读大学，即便是第三志愿，他填报的也是上海体育大学体育管理专业。但高考成绩差了几分，他甚至没考上本科。1997年他从合肥一所专科院校毕业，回到这里，在市中心一家购物商场做出纳。他在合肥学会了抽烟喝酒，中途因肺结核戒了一年烟，后来复吸至今。在酒吧混了几年后，他拿到了自考本科文凭，随后又考入北京一所大学读研究生。他一直学得不好，但运气不错，顺利毕业。此后十五年，他再也没换过职业，以记者身份在各个报纸杂志工作。他的专业能力很差，从未真正写过调查新闻，前领导评价他不是在写新闻，而是在玩一种写作的“花活儿”。他以此为耻，但懒得承认。凭借这种花哨的写作，他获得了少数一些人的认可，并力图坚持到底。机缘巧合，他还出版了一本书，集合了他所有新闻写作的花活儿，印刷了五千册，至今没卖完。
以现在的眼光看，我们可以毫不顾忌地说，他的职业生涯应该一笔勾销，从未给他人带来真正的好处。他之前想象的那些荣光都是幻觉，但身处这一行业的人几乎都这样，否则无法鼓励自己继续往前走。他刚好碰上了媒体最繁荣的时代，混到最后他才变得清醒，发现浪费了十几年。但他也安慰自己，到了这个年纪，人都会觉得以前的日子是荒废的。他有两年时间几乎什么都没写，然后尝试写了一些随笔，几篇不像小说的虚构，以及很多杂记。他说服自己那些都是仓促而成，不必当真，但他很快意识到人最擅长的就是欺骗自己。这时他刚好碰上了职业上的转折，意外发生了，他离开了北京。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他也不是一无所得。2004年他找家里要了一笔钱，在北京郊区买了一套公寓。他对钱财一直很谨慎，也可以说是吝啬。当房租和月供差不多时，为什么不买一套房呢？结果他差点还不起那套房的月供，每个月靠信用卡度日。但房价涨得很陕，五年后翻了几倍。他卖掉公寓，还掉贷款，在城里又买了一套小公寓。这次他不再贷款，似乎自由了。但他依然很节省。他相信一个朴素的道理：他的职业生涯是混来的，迟早会被干掉，这个行当的人都靠说大话挣钱，而这并不是长久之计。他得为自己存点钱，好在未来残喘度日。现在，这些都成真了。
他有时会告诫别人，人生不应该谨慎而实际，但他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
二、门厅
门口放着一张草垫，一双拖鞋。男人进了屋，把塑料袋搁在地板上，脱掉运动鞋站在那里，犹豫要不要换上拖鞋。最后他脱掉袜子，赤脚进了厨房。
门厅左边的墙上挂着一张黑白海报。海报上的爱因斯坦咬着自己的手指，正思考什么，配有几行英文，翻译如下：“不要担心你在数学上遇到的困难，我敢保证我的比你大很多。”正对面的墙上有一张更大尺寸的彩色海报。这是一幅漫画，画的是美国卡通片《辛普森一家》的父亲荷马。他半裸，端着一杯咖啡，冒着热气，配有一句英文，翻译如下：“最后一个完美男人”。
海报下方是一个黑铁材质的搁架，搁着木板，一共三层。旁边地上是一盆天堂鸟。
搁架的最底层，放着无线路由器和服务器。他有一个4T硬盘，存放着近年下载的电影。读大学时他开始收藏电影。他买的第一盘录像带是《保镖》，凯文·科斯特纳和惠特妮·休斯顿主演，她的海报贴在他宿舍的床头。毕业后他开始买VCD，看得最多遍的是《东方三侠》，他喜欢张曼玉。后来在北京，他加入了学校的影协，大批量购入艺术电影。那时他每周去学校附近的镇宇影音行挑选DVD，八元一张。这些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审美和人生走向。后来他从网络下载电影，这一千多张DVD被收进几个大纸箱子，带回这套公寓，摆在次卧的搁架上。他没有DVD播放机。每天晚上，他从硬盘里挑选一部电影观看。看电影的速度赶不上他下载的速度。电影越来越多，永远也看不完。最后，他只挑选那些带情色意味的电影。
搁架的顶层，有一盏宜家台灯，一个放钥匙和零钱的木盘，还有一尊小型雕塑。塑像是一个女孩，身体前倾，背着双手仰着头。她闭着眼睛，头上有两只长长的耳朵。这个兔女郎来自雕塑家向京，名叫“我看到了幸福”。这尊雕塑有很多版本，差别在于兔女郎衣服的颜色。我们看到的这个是纯白色。大约2012年，他参加了稀奇艺术的一个媒体见面会，每个记者都拿到了一尊白色雕塑和一盒颜料。记者可以按自己的喜好给雕塑涂上色彩，再返交给组织方。他没上色，也没上交。颜料盒现在仍存放于次卧的搁架。他希望这个兔女郎保持纯白色。每次打扫卫生，他拿毛巾仔细擦遍她的全身。 搁架中层只摆放了两样东西。一个竹编篮筐，里面是些琐碎的物件，比如名片、明信片、一枚捡来的红旗徽章、博物馆门票、公交卡。右侧是一台原木复古风格的猫王牌收专栏音机兼蓝牙音响，擅长表现人声的细节，温暖柔和。
多年来，这个男人保持着听收音机的习惯。电视太吵，而且人有时候难免会被屏幕吸引。但电台节目一到晚上都会特别温柔。读大学时，上铺的室友熄灯后总听鬼故事，全宿舍跟着听，听完再听相声，所有马三立的相声都是在那时听到的。他也喜欢听众来信，主持人可以将一封淡而无味的来信声情并茂地读出来。几年前他偶然听到一个节目叫“叶文有话要说”，所有打电话来求助的男女都会被主持人骂，最后双方尽兴地挂掉电话。
2018年冬天某个夜晚，他连上手机蓝牙，不小心打开了录音软件里的一份文件，那是他兩年前的一段采访录音。背景嘈杂，人声模糊，他听了一会儿才知道是在车里。他当时在武汉采访一位精酿啤酒师，他们一起开车去工厂。这段录音很多时候没人说话，只有呜呜的风声。他没有立即按下停止键，继续让风声在房间里回荡。文件结束时，自动播放了下一段录音，那时他们已经在工厂里闲逛，啤酒馆老板正在安排搬迁事宜。工厂是新建的，说话有回声，他仿佛回到了当天的那个时刻，甚至闻到了啤酒花的味道。
第二天晚上，他把手机里保存的录音文件都听了一遍，夜里四点才睡。第三天，他从闲置已久的移动硬盘里找到了更多的采访录音。他有收藏旧物的癖好，从不轻易删除文件。整理后他发现，除了刚毕业在报社的第一年，其余十四年的采访录音他全都保存着。
此后将近一个月，他按照时间顺序听完了所有录音。严格说，他并没有认真去听录音的内容，只是用这些谈话替代了电台和音乐。他继续做自己的事，打扫房间、做饭、抽烟喝酒、看书或写作。与此同时，公寓成了一个随时变换的舞台。有时是他在河南乡下采访一个农民，或者东北下雪天一个死掉孩子的母亲。大多数采访都发生在室内，凭借声音的记忆，他能想起那些办公室，豪华或肮脏的空间，也有在户外行走时的脚步声。中途还穿插了一些社会名流和娱乐明星的采访，发生在咖啡馆或者化妆间。他听到他们的声音时吓了一跳。
起初他有点受不了听见自己的声音，清脆尖利，有些提问也很无聊，抓不到重点。但随着录音日期越来越近，他习惯了谈话里有另一个自己存在，而且变得越来越成熟。有时他还能从聊天中听出自己不屑的语气，咄咄逼人的态度。这时他感到抱歉。由于他采访过的领域太多，从体育娱乐到社会经济，偶尔还有政治人物，因此，采访对象的身份决定了这些录音的气氛。这套公寓时而很严肃，有时又轻松欢快。他最厌恶听到自己在录音里爆发出一阵可怕的笑声。
所有录音听完后，他安静了一整夜，什么也没播放。第二天，他带着自己很久没用的索尼录音笔出门了。他先在小区门口吃了一碗面，然后去了趟超市，再乘轻轨去市中心转了一圈。他全程都在录音。当天晚上他在音响里回顾了这三四个小时的生活。此后他每次出门都带着录音笔。他从不掏出来，藏在口袋或背包里。他不用录得很清楚，大多数时候都是呼隆呼隆的模糊嘈杂声，遥远的人声。有几次他和朋友在酒吧喝酒，后来录音回访时，有一种老酒馆的气氛渲染出来，像是坐在离吧台很远的角落独酌。
春节后的春天，他在小区附近的公园散步。半夜他起床播放这段录音，听见了鸟叫、风吹过树枝、旁人跑步。他突然厌烦了这种行为，取出录音笔的电池，放入抽屉，沉默地睡着了。
三、厨房
从门厅左拐就进了厨房，没有门，是一个狭窄的长方形。厨房尽头有扇木门，门外是个小阳台，搁着一台西门子洗衣机、带洗衣槽的矮柜、戴森吸尘器、万和热水器。碰到暴雨，雨水会飘进阳台，他在洗衣机上罩了一块防雨布。
这个厨房初看很杂乱，但一切分类清晰、井然有序。
左边这一排，依次是洗碗槽、工作台、炉灶，不锈钢台面下隐藏着一台消毒柜。墙上挂着菜板、调料架、汤勺锅铲，一套双立人刀具是他从北京带回来的。
右边靠墙是一台西门子冰箱。男人把刚买的酸奶放进冷藏柜，里面还有几瓶啤酒，一罐郫县豆瓣、蜂蜜、几个鸡蛋。在下方的冷冻柜里，有几包宜家瑞典牛肉丸、腌好的鸡肉块、一盒湾仔码头速冻水饺。
冰箱和阳台之间，是一长条工作台，墙上挂两层厚厚的木搁板。上层堆放着十几个玻璃罐，罐子里是各式香料，如肉桂、香叶、干辣椒、冰糖、茴香和丁香。还有他从云南带回来的数饼普洱茶、黑茶、几个不舍得扔的空茶叶罐。下层搁板上，大小玻璃杯、红酒杯约二十个，茶壶一套，咖啡杯三套，其余都是酒精饮料。有时这里堆得很满，伏特加、威士忌、朗姆酒、君度甜酒、绿薄荷等等，喝得所剩无几时，他会一次性补充几瓶。如今这里只剩下一瓶日本烧酒、半瓶威士忌。
这个茶水工作台是他日常停留最多的地方。台面上有松下电饭煲、博世烧水壶、博朗多士炉、长帝烤箱、德龙咖啡机。这些小家电体现了他在某一年对物质的虚荣诉求。比如烧水壶和咖啡机都是他从柏林带回来的。在机场过安检时，数十个中国人都提着德国制造的锅碗瓢盆、刀具和小家电，全都带上了飞机。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投向工作台上一个很小的玩意。这是一款日本PORLEX便携式手工磨豆机，不锈钢制品，只有18厘米长，由摇杆、豆仓、磨盘和粉杯组成。填满咖啡豆，磨成的粉大约能做两杯咖啡。对他来说，这款机器最大的功效是用手缓缓摇动磨豆机所消耗的时间，持续两分钟，这是他一天中最专注的时刻。磨豆机是朋友罗特锐送给他的礼物。2012年他们在柏林认识，一起去听了莱昂纳德·科恩的演唱会。
罗特锐出生在湖南，具体地点不详。他在新疆长大，在南方一个城市念完大学，毕业后到了北京，打算出国留学。他和几个朋友住在东二环附近一套公寓，平常除了上语言课，其余时间都在玩牌。大学时他开始在网上玩德州扑克，认识了一帮线下的牌友。他们都比他年纪大，分布在金融、科技和互联网企业。
关于罗特锐在北京的这一年生活，我们知之甚少。每周至少有三天，他去望京的地下德扑俱乐部玩牌。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一点点赌博的天分，他很少输钱，但挣得也不多，相当于北京一个普通白领的生活。 2012年他到了柏林，由父母赞助学费和生活费，就读于一家语言学校。他买了一辆自行车，每天骑车在各个街区转悠，认识了一位马来西亚的华人同学，后来两个人一起骑车在街上转悠。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很聪明，也很现实，但讲义气，热爱社交。在人多的场合，他滔滔不绝地讲笑话，或者模仿中国各个省份的方言段子。他对生活细节和地方语言的模仿力让其他人望尘莫及，事实上他在柏林待了两个月，就可以用德语流利地和人聊天。但他没有人生规划，不知道接下来申请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他最大的兴趣是玩牌。
几个月后，罗特锐在波茨坦广场的一家赌场找了份兼职。每周三天，他晚上去赌场做发牌员。他很小心，尽量不让自己陷入非法工作的境况，赚来的小费足够让他在柏林过着超越普通留学生的生活。没过多久，他又认识了一帮线下的牌友，在柏林Wedding區的一些餐馆或酒吧，他和韩国人、越南人或欧洲人坐在一起打牌。和以往一样，他很少输钱，挣得也不多。
一年后，他回到了北京。他最终放弃了申请德国的大学，打算工作。理所当然，他在一家互联网游戏公司从事欧洲地区的业务开发，后来是亚太地区。他经常出差，任务是把公司的在线游戏平台推广到当地。他认为自己干得不错，爱好变成了职业。后来，当罗特锐辞职去创业时，他和602公寓的这个男人见了一面，送给他那个手工磨豆机。2018年，他和朋友一起创业的德扑微信公号挤进了行业前三。他始终相信，德州扑克玩得好，人生也就不会太赖。
四、餐厅
门厅、餐厅和客厅是一体式开放空间。餐厅很简单，一张实木长桌，桌上有几个杯垫、水果盘和一盏台灯。餐桌左边是两把实木高背椅，右边是一条长凳。这套家具非常沉，是之前的房主留下的，她还留下了卧室的一张大床。
墙上挂一幅木版水印画，徐渭的《驴背吟诗图》，2012年购于北京荣宝斋。他不懂字画，买这幅画纯粹是因为便宜。画上一个老头乘驴缓缓走过，长袍宽服，一只手牵着驴的缰绳，背景是斜伸的一根粗大树枝。
两周前，餐厅刚举办了一次盛大的晚宴。来了几个朋友，都是他的中学同学。桌上摆了两盆麻辣小龙虾、一份卤牛肉，一锅母鸡汤和炸土豆。他们喝了五六瓶红酒，深夜才离开。这些人每个月聚一次，日期不固定，周末居多。聊天的内容几乎都是回忆中学生活。
多次聚会后，通过对这些谈话内容的回忆和整理，他想起了很多原本已遗忘的人和事。对别人来说，这些事都不重要，但他还是愿意找机会记下来。其中大多数故事围绕他的中学展开，这所中学位于长江边上，距离县城大约两三公里。三峡水电站建成以后，中学已淹没在江水之下。
1989年暑假，县城的江边码头又淹死了几个小孩。这个男人那时12岁，父母禁止他去江边，说每年夏天都有死鬼在索命。他住在一栋八层楼房的顶楼，站在卧室外的阳台上，他注视着江水，相信长江就是死亡的象征。他从来不敢轻易下水，至今不会游泳。但他很喜欢坐船。船是这里的主要交通工具，坐船意味着离开此地，沿着长江往上去重庆，往下去武汉。1989年他坐船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那所中学。
每个周日下午，父母送他去码头坐船。那是一艘小型机动船，能容纳一百多人。河坝上都是带着小孩的家长，一家人坐在卖面条的临时棚屋里等船。当他们看见江上远远出现轮船的影子时，需要立即做出判断，这艘船会停靠在哪儿。夏天涨水的季节，轮船每次停靠的位置都不同。于是整个河坝会出现壮观的一幕：父母带着孩子像逃难一样，追随着轮船的方向，在河滩上奔跑。船停稳之后，放下一块长木板，陷进泥浆。他好不容易挤上木板，登船放好行李，再挥手跟父母告别。一周后他才能回到家。
轮船行驶大半个钟头抵达中学，卸下木板，他再踏上沙地。从这里爬到学校大门还有十分钟。沙地种满了庄稼，土豆或玉米。如果刚下过雨，沙地上全是蚯蚓，他们踩着蚯蚓往前走，脚底发出吱吱的声音。初二时，学校安排了一节劳动课，所有学生到河边背沙，用来填补校内的在建操场。那个操场后来举行过几次大型运动会、军训、篮球比赛和校长训话。
周六上午的课程结束后，他们打包行李坐船回家。如果错过了时刻，他们只好步行回城。只要沿着长江的岸边走，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县城边缘，再花一个小时爬到山顶的家。冬天旱季时，这条路畅通无阻，岸边都是沙滩和礁石。
但遇到夏天，这条路容易被水流阻挡。从校门走到沙滩后，有一条宽约十米的小溪，人们用几条长木板搭建了一座临时的步行桥，以绳索当栏杆，摸绳过河。有个周末，他同班的一位女生从桥上掉进了水里。她也不会游泳，获救后坐在沙地上哭了起来。等哭够了，几个女生围成一圈，她站在中间换了衣服，然后继续过桥。十几年后，他在县城看到这个女生开了一家干洗店，隶属于全国某洗衣连锁品牌。再隔了十几年，她在家里自杀了。
他很喜欢和朋友一起走路回城，沙地上到处都是螃蟹壳。他们首先会经过他母亲工作的花粉厂，这个工厂生产一种花粉酿造的甜酒，曾在县城畅销一时。接着经过万吨仓库，那是存储国家粮食的地方，然后是砂砖厂，最后抵达凉水井，那里有个散发着臭味的小瀑布。初三时，长江上多了一些简易机动木船，可容纳三四十人。有一次当他步行回家，眼看着一艘机动船停在江面，慢慢地沉了下去。船上有很多他的同学，其中一个水性很好的男生，第一时间跳进了江里。其余所有人最后都被另一艘机动船救走了。那个男生湿漉漉游到了岸边。
高中时，政府修建了一座大桥，直通中学，学校背后的录像厅繁荣起来。他母亲的花粉厂倒闭了，几个人又创建了一家新公司，隶属于这所中学，性质是校办企业。公司后期以经营钢材生意为主。由于三峡移民需要大规模的新城建设，这个公司赚了一些钱。但政府把工程外包给建筑商，再层层外包下去，最后购买钢材的那些私营老板总是拖欠货款。挣的钱都停在账面上，每年年底，他母亲四处要债。公司的规定是，谁卖出去的钢材谁负责追款。直到公司破产结束，她仍然有很多钱没有追回。欠债的老板们全都消失了。
在这个县城，失踪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父亲所在的国营单位也有经理失踪，以逃避有可能会坐牢或大量罚款的风险。他母亲的一位同事后来自己创业，欠债后失踪。这些人至今杳无音信。 只有一个男人失踪后被找到。家人报警后，刑侦大队经过几天的侦讯，得出了初步结论，嫌疑人是那个男人的朋友。那朋友一直为他的失踪忧心忡忡，多次向警察询问进展。后来在县城广为传播的案件真相是，那个男人去找朋友要账，被他杀死在家中，随后分尸装在桑塔纳的后备厢，穿过长江大桥运到了河对岸的高山，从悬崖上扔了下去。警察在监控录像里看到了他开车过桥的画面，在后备厢发现了血迹。最后他带领警察找到扔尸处，男人的尸体就在崖下的乱石堆里。
这是母亲告诉他的故事，细节含糊不清。在餐厅的几次聚会，他曾向同学求证此事，也大都语焉不详。
2017年，他读到一则社会新闻。居住在湖南岳阳华容县团洲乡的六十岁老人王先生，在路上一边散步一边抽烟，天上突然飘来一只巨大的氢气球，碰到了王先生手中的烟，发生爆炸。王先生全身多处当场被严重烧伤，直接送医急救。医疗诊断，他全身1 2%浅二度烧伤，其家属正打算报警。记者调查后发现，这只氢气球很有可能是从重庆某县飘过来的，气球上挂着一横幅：庆祝重庆某县某珠宝店开业大吉。
他被这则新闻迷住了。这个氢气球来自他成长的那个县城，飘移了大约600公里抵达华容县。
五、阳台
这个露天阳台与餐厅隔着一扇落地玻璃窗。阳台上放一张白色圆桌、三张白椅、一盆已枯死的琴叶榕。圆桌蒙了一层灰尘，数枝蜡梅插在一个陶罐里，已干枯。陶罐是他十几年前从云南购得。
阳台的角落是一个四层铁制搁架。底下两层是一些废弃的花盆，顶层是一盆常春藤，绿色枝叶垂吊在两侧。第二层是一些古旧的摆件，包括两个牛铃铛、一个马镫、一个木制的纺织梭子。梭子也是他在云南购得，曾用来当烟灰缸。铃铛和马镫是铁制农用品，是十几年前一个名叫潘松的朋友送给他的礼物。那是他们一起在云南旅行的见证。潘松在兰州长大，北京读大学，专攻设计，毕业后成了一名公務员。2005年秋天，他开车带母亲去西藏，出了一场车祸，滞留拉萨。再次回到兰州后，他离了婚，重返拉萨，在古玩城租下一个摊位。店铺由他精心设计：墙上是手工绣的大幅吉祥图案，地上铺着咖啡色格子地毯，柜台隔板上摆满了大型的古旧水壶和木器。橘黄色的射灯投出金色的光，照耀的每一件东西都光彩夺目。
潘松把赚来的钱投入收藏。他买的古董包括：天铁、印章、唐卡、经书和雕塑。最后，他把自己的收藏精确为两种：天铁和印章。
北京奥运会那年春天，拉萨待不下去了。潘松撤离西藏，前往北京。他在东三环附近租了一套公寓，每个周末到对面的潘家园闲逛。他不再直接面对客户，跟他打交道的是拥有更多高级客户的中间人。客户提出要求，中间人转述，潘松负责寻找货物。他不需要一个实体店面，只在网上或私下见面交易。
后来他开始写书。一本是天铁，一本是印章。那年冬天，潘松搬到了通州，住在朋友家，也就是602公寓这个男人在北京的第一套公寓。他们各住一间卧室，互不打扰，偶尔在客厅喝酒闲聊。
潘松通宵工作，在网上谈生意，偶尔白天出门见客户。他抽烟很凶，由于紧闭窗户，他的屋子总是弥漫着一股烟熏味。不出门的时候，他勤奋地继续完成他的书稿。书稿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图片，他从两个黑色大箱子掏出他的收藏，拍摄静物作品，在电脑上一张一张修图。798的一个画廊老板承诺，为他做一场关于印章的展览。
潘松收藏的天铁和印章以下面几种最为珍贵，由他拍摄和取名：怪兽斯芬克斯、神金翅大鹏鸟、神金刚手菩萨站乌、十字架聂斯托里、坛城和武器盔甲。
2009年春天，潘松离开北京去了上海。临行前他又送了一个礼物，是一枚银首饰，由他亲自设计，找工匠手工打造。设计灵感来源于上述的某种天铁。如今，这枚首饰保存在602公寓次卧的床底下。
那年四月底，北京798某画廊举行了一场西藏天铁和印章展。展品全部由卓古艺术首饰工作室创始人、收藏家潘松先生提供。介绍说：“潘先生的藏品脱离了时下浮躁的市场导向，更为追求艺术以及文化内涵，具有很高的美学品位以及考古价值。”
潘松邀请这位朋友去开幕酒会。不知为何，他没去成。他们现在失去了联系。
六、客厅
一张三人皮沙发将客厅和餐厅分隔，2018年夏天他购于附近的居然之家。沙发前座是进口油蜡皮，背面是人造皮。除了晚上看电影，他很少坐在沙发上。天花板挂着一架投影仪，墙上是一张漫画海报：一只老鼠坐在拖车里，转头吃惊地盯着他。这也是一份礼物。
沙发对面是一堵空白的墙体，屋顶悬挂着电动幕布。下方是一个低矮书架。两侧是一套国产手工音响。音响的设计师曾是《高保真音响》杂志的主编，辞职后创业。他不懂HIFI，但信任主编的为人和能力。这是他辞职前花掉的最大一笔钱，现在有些后悔。
沙发左边是一排嵌入墙体的书架，右边是一面巨大的落地玻璃窗，窗前一张书桌。整个客厅的中央显得很空荡，只有一个小茶几，一张购自宜家的彩色花纹平织地毯。
由于很少有人来这套公寓，客厅被他简化成书房。这里光线充足，视野开阔，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客厅。但这并不说明他在工作。他曾经长达一个月坐在电脑前彻夜不眠地玩一款名叫星际争霸复刻版的老游戏。他为此做了笔记，从网上抄录每一个任务的攻略，直到完成人族、虫族、神族的所有目标。
按照计划，这个男人预备在两年之内读完房间里的所有书。他上次这么密集地阅读，还是读大学以及刚毕业那几年，那时他读书不细致，从没想过要去寻找写作的秘密。大部分读过的书他都忘记了，但又懒得再读。这像一个漫长的永远无法完成的任务，新书层出不穷，旧书还没读完，而他看见新书就会买，仿佛买了搁在书架上就完成了阅读。
2019年春节前的一天，他开始认真思考阅读这件事。第一个任务是分类。目前这一屋子书全都杂乱无序地陈列在书架上。因为想去美洲旅行，他先挑选了关于南美洲的书籍，比如《忧郁的热带》《美洲五百年》《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安第斯山脉的生与死》《印加帝国的末日》，以及胡安·鲁尔福、胡里奥·科塔萨尔、马尔克斯、略萨、伊萨贝尔·阿连德的小说。他把这些书摆到了餐桌上。没过多久，他又想去越南，于是又挑选出《战争的余烬》《文静的美国人》《烟树》《同情者》。现在，餐桌上有了两堆书，还有一块空地，他留给了欧洲。欧洲的书太多，他把精力放到一套四册的《战后欧洲史》，他～直没读完。 每天上午起床后，他尽量逼迫自己坐下来阅读。他先看那些封面很诱人的书，读了几页后，他再去看那些曾读过但没读完的书。但由于桌上这些书每一本都有必要读，而且得马上读，他感到焦虑，只好不耐烦地翻了一本又一本。几天后，他发现仍没有读完其中任何一本书。
阅读的挫折感不是来自内容本身，而是任务。他最需要的是完成任务。也许应该换一种方式，一种新的分类模式。比如按照文学、社科、历史或哲学。这又花了他好几天工夫，调整了客厅书架的格局。这期间他停下来，花一天时间浏览了一遍金庸全集。当他再次抬头打量这间屋子时，发现自己站在一个毫无生趣的书架前，就像新华书店那个死气沉沉的僵硬角落。
新的任务来了。他要重新制定标准，打造一个新鲜的、具有强烈性格的空间。
首先确定的是情感。他先挑出了E.B怀特的书信集《最美的决定》，这本书读了让人愉悦，随后是王鼎钧的《度有涯日记》。他发现豁达的作家总是能写出幽默的文字，而书信和日记最能展现他们的生活乐趣。他又找到一些讽刺小说、笑话集锦，包括一本厚厚的纽约客漫画集，罗兹·查斯特的《我们能谈点开心的事吗》。由于尺寸太大，他把这一堆书放到了茶几上，处于整个客厅的中央。这样无论他干什么都要从那里经过，有时看到书的封面他就能想到某些欢快的片段。
所有通俗小说被他挪到了矮书架的顶层，被音响环绕，方便拿取，包括他常看的几本侦探小说、金庸全集，以及詹姆斯.M.凯恩唯一被翻译成中文的四本小说。对于后者，他犹豫该如何归类，不知道是否该轻易下判断。最后他将这些小说定义为生理需要，一种停不下来的阅读。当他读不进其他书的时候，他会从这堆书里随便拿起一本，走进厕所或原地不动地翻阅。
接下来，他把所有曾读过的书都挑出来分了类。餐桌上是令人头痛的書，部分是哲学，或者关于城市、建筑和社会学、人类学。窗前的书桌上是他常看的一些书，几乎都是小说，没那么愉悦，但让人反思自己的生活，不过更多是支离破碎的世界，灰暗的人际关系，评论家声称有亮光存在而他丝毫没看到的一些故事。在客厅角落的地板上，他腾出一个空间，专门用来放置不想再读的书。有些是纯知识类，还有一些在讲道理。
现在，书架上还剩下三分之一的书，大多数他都没看过。
他站到书架前，随手拿起一本读起来，然后他对自己的感受有了初步的判断：作者在嘲笑这个世界。这可能是最初几页给他的想法，但他来不及读完了。于是放到了某个它该去的位置。餐桌、书桌、茶几、角落、沙发、书架顶层，或者门厅。有时他读得很快，粗略一翻便知感受。但绝大多数作者不会那么快透露出情感，而且情感都是极度复杂的。他当然知道这些复杂度，但现在他需要一个标签，一个给某本书下定义的明晰答案。到底是愉悦还是痛苦，是恐惧还是沮丧，是幸福还是孤独，或者不带任何情感，读来如水泥一样的冰冷。
整个二月只要没出门，他都在做这件事。他从没读完任何一本书，只是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归置书籍。有时他读到一些绝望的情感，便赶紧去茶几上翻翻几本漫画，或看几页机智的文字。句子产生魔力，控制了他情感的走向。另外一些时候，他发现错判了某本书，因为情感发生了变化。于是他把这些书从餐桌挪到书桌，或开辟一个新角落。他的情绪布满了整个客厅，书架差不多空了，客厅成了仓库。与此同时，他把读书时偶然想到的句子和碎片，写到了笔记本上。
我们翻开笔记本其中一页，看到以下零散的字句：
1.好天气孕育着绝望，阳光下都是冷漠。绝望的底层是温柔。有些故事很悲伤，但从来不让人沮丧。
2.尖叫，暴力，耳光，不受控制的性。
3.一个单身男子爱上了隔壁的女人。可能不是爱。一个中产家庭的破裂，女儿杀了父亲。
4.一切都要讲姿态。谁是受害者？谁又是施暴者？所有人和事都是复杂的，媒体写作是矫情的审判。
5.我们不用观察生活，观看就够了。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真相，只有生活的片段。
七、卧室
这套公寓的次卧，被前房主改造成一个更衣间，三面墙都是衣柜。他全拆了，搬走组合柜，只有一面墙保留了衣柜。他买了一张单人铁床，窗前摆了张书桌，一个单人沙发，还容下了两个搁架，架子上都是他收集的DVD和CD。
他很少到这个房间来。由于家具太拥挤，这里显得逼仄压抑。时间一久，就成了杂物室。单人沙发堆着换下的衣服、背包、晾干还未折叠的被单、一些前不久从客厅书架上挪移过来的书。
单人床下有两个箱子，塞满了旧物，其中有五本相册，是他从小到大直到使用数码相机之前的所有照片。他带着这些相册去了北京，辗转搬家，最后又回到这里。每次有同学聚会，他把这些相册拿出来作为谈资。有一天，他发现了一张不该出现的照片。那是一张高中时的合影，十几个学生在某个傍晚离开学校散步时所拍，背景是学校的大铁门。合影里有个女孩，大家一看见她，就会陷入沉默。
1997年发生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事，这是他大学的最后一年，春节后他买了一张船票，经过三峡抵达武汉，再转乘长途汽车去合肥。轮船驶过巫山县时，广播响了，播放一则新闻，说邓小平去世了。他看到很多人往楼上跑，全都涌到船上第四层的卡拉OK厅，那里有台电视正在直播。他没去，倚在四等舱外的栏杆上，想着心事。
第二件事也就是他的心事。重庆这一年变成直辖市，他在成都的工作没了，这意味着他得另寻机会，而他已经对成都抱有幻想，绝不可能再回县城。
第三件事，经过一个学期的毕业告别后，他于六月底回到了重庆。这里到处都是节日庆祝的气氛，六月十八日重庆直辖，七月一日香港回归。
第四件事发生在香港回归的前两天。他打算在重庆多玩几天，过完节庆再回家。他去了郊区的一所大学，最好的朋友都在那所学校。那天中午，大家坐在学校的餐饮一条街喝酒。在场好几个同学和他同一年毕业，还有几个要继续读两年，包括照片里那个女孩。她吃饭时一直很安静，但也喝了不少。她是他大学期间通信最勤的几个人之一。她对他有好感，多年后他才明白，他当时放任了这种好感。 吃完饭他们决定回到宾馆休息，晚上接着喝。房间有两张床，她说有点醉，躺下就睡了。而他和另外一个女孩坐在旁边闲聊。他们都聊了什么呢？后来回想这个关键的下午他什么也记不起来。他那年20岁，还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无论如何，他们都以为她睡着了。
下午四点多钟，她突然起身说要回宿舍。她到洗手间洗了个脸，打湿了头发，出来后执意让他送她回去。这所学校像个迷宫，而他是第一次来。他们一起走在树林里，没怎么说话。也可能说了什么，他全都忘了。到了女生宿舍，正是晚饭时间，所有人都拿着饭盒往食堂走，学校的广播响着一首流行歌曲。通往宿舍的路是一个天桥。她让他在桥上等着，说有礼物给他。然后她就上楼了。几分钟后，一个陌生的女孩走向他，递给他一包东西。他还没来得及看，听见楼上有人叫他的名字。他抬头望去，看见她蹲在宿舍的窗台上，跳了下来。
她先是被一棵黄桷树的枝丫绊住了，然后继续坠落，摔倒了桥下的斜坡上。他一阵眩晕，好像只看见一个白影划过。她穿一身白色连衣裙。他随手把那包东西扔了，冲到桥下，差点摔在沟底。和他一起冲下来的还有个体育系的男生。他们把她抱起来，爬到桥上，刚好有个三轮车在附近。他们坐在三轮车的后座上，她躺在他们的腿上，嘴里冒着泡沫。到了医院，他们把他拦住，很快有系领导前来，把他隔离在另一家宾馆。当晚他听说她死了。
1997年这四件事，前三件在他以后的记忆里全都模糊了，最后一件越来越清晰，但只有画面，没有声音，他认为是死亡带来了沉默。
602公寓的主卧很简单，几乎有三面墙都是落地窗，白天光线充足时这里像个玻璃屋。一个五斗柜，一张西藏牦牛地毯，有四根柱子的实木大床。床是前房主留下的，床垫由他从北京带回。墙上有三幅海报。其中两幅都是漫画《丁丁历险记》。一幅是丁丁骑着骆驼在沙漠，一幅是丁丁坐在沙发上。第三幅海报挂在床头，是一张黑白政治照片。
对我们正在观看的这个男人来说，卧室总是危机四伏。当他脱掉衣服，只穿一件内裤躺在床上时，他成了一个婴儿。他所习惯的装备全都消失了，只剩一具肉体和无限的黑暗。物质毫无意义，精神走向空洞。
只有一张床，他在上面睡觉、失眠、做爱、手淫、发呆，偶尔还会向另一个人倾诉那些不可能在客厅说出的事。
卧室也是通往死亡的冒险。1998年他在卧室做了一个噩梦。大约午后两点，他走进卧室，侧身躺下，门敞开着，他能看到朋友坐在客厅沙发上，甚至能听到电视里在重播《快乐大本营》。他还没合上眼，想翻个身，却发现怎么也动不了。全身像石头一样笨重。他大声呼叫那个朋友，但客厅没有任何回应。这时他看见那个死去的女孩走了进来，还穿着那件白色连衣裙。如果她走到面前，他不会害怕。但她慢慢绕过床尾，站在他的身后。一阵寒意爬上了脊梁，就像有人在轻抚他的背部。
有好几年他都躲不开这个梦魇。这也许是他喜欢熬夜的原因，不到万不得已，不去卧室。当他躺下身处黑暗时，他拼命手淫，如果睁开眼，能看到天花板上一个白色的影子。他只好侧过脸，面对墙壁。他一直蜷伏着身体睡觉，这个姿势保持了很多年。
没有一天晚上他不做梦。他从2016年开始写日记，时断时续。翻开他的日记，其中一篇详细记录了某个做梦的夜晚：2019年2月15日阴
昨天看电影到深夜，凌晨三点才睡。忘了洗澡。
中途我突然醒了，全身都是汗。做了个噩梦。梦见我开车去找一个朋友，远远看见一条蟒蛇在追她。我应该离得很远，但突然一群蛇包围了我的车，封住了挡风玻璃。我赶紧关上所有窗户，但还是没来得及，一些小蛇溜了进来。它们盘踞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后座也是。我想抓住几条往外甩，但如果我打开窗户，又有更多的蛇爬进来。我已经看不清前方了。
躺在床上呆了半晌，不敢动。仿佛被子里也有蛇。打开台灯，一看时间才四点多，怕是睡不着了。起来到客厅抽了一支烟，喝光了杯子里余下的酒。又去洗了个澡。
再躺到床上时已经五点多，隔了这么久，我想我不会接着做刚才的梦了。
醒来已是上午十一点。这六个小时只做了一个梦，甚至好像只有一个场景。我在一艘老旧的轮船上，时间是中午，但天却是黑的。我们有很多人，都站在轮船的船尾，两边都是山，在黑暗中只有轮廓。这些人我全都认得，却叫不出名字。他们中有些人互相应该不认识，我不知道为什么站到了一起。也许我们正结伴旅行。我说我们要去哪儿？他们都笑，指着轮船下方。我扶着栏杆往下看，江水是黑色的，一个一个小漩涡，就像小时候坐船经过三峡看到的那样。漩涡里什么也没有。当我转过身来，他们全都不见了。
我忘了昨天看的什么电影。
八、卫生间
一個松下马桶，一个干湿分离的淋浴间，两瓶阿迪达斯沐浴液和洗发水。马桶旁的木架上，放着折叠好的六条纯色浴巾、几本杂志和书、两卷卫生纸。卫生间的墙壁和地板都是马赛克。
每次上厕所，这个男人都觉得马桶的坐垫太高了。他的双腿总是掉在空中。
这个男人爬到了第五层，手里提着一个白色塑料袋。他刚刚在超市买了一些日常用品：八盒原味酸奶，一瓶李锦记酱油，一大包老坛酸菜牛肉方便面，一捆小白菜。天空飘着毛毛雨，他没有打伞。他摘下卫衣的帽子，停在楼道间休息。
在他的身后，第五和第六层之间的楼梯拐角，是一面斑驳的白墙。因为顶楼常年漏水，墙面如今像一幅黑白水墨画，也有一种当代艺术感。他每次回家都在这里停留片刻，琢磨墙上的水痕细节。随着季节转换，细节也在发生变化。他漫不经心地寻找这些变化。
顶楼六层有两户。右边的601公寓住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女儿就读于附近小学，他母亲负责照顾孙女，没有女主人。这家人很少露面。有时候傍晚回家，六层的这两个男人会在楼道碰见。他们从没说过话，連招呼都很少打。他也许离了婚，但应该有一份稳定职业，目前还没有新的恋情发生。
左边这套602公寓，住着我们正在注视的这个男人。他四十出头，个子不高，不算胖，但能看出几年前发福的痕迹。每隔半个月，他在卫生间给自己剃头，每次留三寸，两鬓剃光。由于长年熬夜，他的眼袋很重，脸上呈现一种肃穆的神情，对周围保持着特定的距离。
他站在门口，放下塑料袋，从兜里掏出钥匙。在楼道的铁栏杆上，挂着一把玛斯特钥匙存储盒，盒里锁着一把备用钥匙。他自己从未打开使用过。红色大门上贴着一张门神。2018年他住进这套公寓时，在一本书里发现
谢丁
重庆人，记者，曾出版《困死局外》。了这张门神图。这个门神是谁，从何而来，他不怎么关心。
这个男人出生在离此不远的一个小县城，在长江边长大，高中毕业前他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这座城市。他原希望能去更大的城市读大学，即便是第三志愿，他填报的也是上海体育大学体育管理专业。但高考成绩差了几分，他甚至没考上本科。1997年他从合肥一所专科院校毕业，回到这里，在市中心一家购物商场做出纳。他在合肥学会了抽烟喝酒，中途因肺结核戒了一年烟，后来复吸至今。在酒吧混了几年后，他拿到了自考本科文凭，随后又考入北京一所大学读研究生。他一直学得不好，但运气不错，顺利毕业。此后十五年，他再也没换过职业，以记者身份在各个报纸杂志工作。他的专业能力很差，从未真正写过调查新闻，前领导评价他不是在写新闻，而是在玩一种写作的“花活儿”。他以此为耻，但懒得承认。凭借这种花哨的写作，他获得了少数一些人的认可，并力图坚持到底。机缘巧合，他还出版了一本书，集合了他所有新闻写作的花活儿，印刷了五千册，至今没卖完。
以现在的眼光看，我们可以毫不顾忌地说，他的职业生涯应该一笔勾销，从未给他人带来真正的好处。他之前想象的那些荣光都是幻觉，但身处这一行业的人几乎都这样，否则无法鼓励自己继续往前走。他刚好碰上了媒体最繁荣的时代，混到最后他才变得清醒，发现浪费了十几年。但他也安慰自己，到了这个年纪，人都会觉得以前的日子是荒废的。他有两年时间几乎什么都没写，然后尝试写了一些随笔，几篇不像小说的虚构，以及很多杂记。他说服自己那些都是仓促而成，不必当真，但他很快意识到人最擅长的就是欺骗自己。这时他刚好碰上了职业上的转折，意外发生了，他离开了北京。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他也不是一无所得。2004年他找家里要了一笔钱，在北京郊区买了一套公寓。他对钱财一直很谨慎，也可以说是吝啬。当房租和月供差不多时，为什么不买一套房呢？结果他差点还不起那套房的月供，每个月靠信用卡度日。但房价涨得很陕，五年后翻了几倍。他卖掉公寓，还掉贷款，在城里又买了一套小公寓。这次他不再贷款，似乎自由了。但他依然很节省。他相信一个朴素的道理：他的职业生涯是混来的，迟早会被干掉，这个行当的人都靠说大话挣钱，而这并不是长久之计。他得为自己存点钱，好在未来残喘度日。现在，这些都成真了。
他有时会告诫别人，人生不应该谨慎而实际，但他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
二、门厅
门口放着一张草垫，一双拖鞋。男人进了屋，把塑料袋搁在地板上，脱掉运动鞋站在那里，犹豫要不要换上拖鞋。最后他脱掉袜子，赤脚进了厨房。
门厅左边的墙上挂着一张黑白海报。海报上的爱因斯坦咬着自己的手指，正思考什么，配有几行英文，翻译如下：“不要担心你在数学上遇到的困难，我敢保证我的比你大很多。”正对面的墙上有一张更大尺寸的彩色海报。这是一幅漫画，画的是美国卡通片《辛普森一家》的父亲荷马。他半裸，端着一杯咖啡，冒着热气，配有一句英文，翻译如下：“最后一个完美男人”。
海报下方是一个黑铁材质的搁架，搁着木板，一共三层。旁边地上是一盆天堂鸟。
搁架的最底层，放着无线路由器和服务器。他有一个4T硬盘，存放着近年下载的电影。读大学时他开始收藏电影。他买的第一盘录像带是《保镖》，凯文·科斯特纳和惠特妮·休斯顿主演，她的海报贴在他宿舍的床头。毕业后他开始买VCD，看得最多遍的是《东方三侠》，他喜欢张曼玉。后来在北京，他加入了学校的影协，大批量购入艺术电影。那时他每周去学校附近的镇宇影音行挑选DVD，八元一张。这些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审美和人生走向。后来他从网络下载电影，这一千多张DVD被收进几个大纸箱子，带回这套公寓，摆在次卧的搁架上。他没有DVD播放机。每天晚上，他从硬盘里挑选一部电影观看。看电影的速度赶不上他下载的速度。电影越来越多，永远也看不完。最后，他只挑选那些带情色意味的电影。
搁架的顶层，有一盏宜家台灯，一个放钥匙和零钱的木盘，还有一尊小型雕塑。塑像是一个女孩，身体前倾，背着双手仰着头。她闭着眼睛，头上有两只长长的耳朵。这个兔女郎来自雕塑家向京，名叫“我看到了幸福”。这尊雕塑有很多版本，差别在于兔女郎衣服的颜色。我们看到的这个是纯白色。大约2012年，他参加了稀奇艺术的一个媒体见面会，每个记者都拿到了一尊白色雕塑和一盒颜料。记者可以按自己的喜好给雕塑涂上色彩，再返交给组织方。他没上色，也没上交。颜料盒现在仍存放于次卧的搁架。他希望这个兔女郎保持纯白色。每次打扫卫生，他拿毛巾仔细擦遍她的全身。 搁架中层只摆放了两样东西。一个竹编篮筐，里面是些琐碎的物件，比如名片、明信片、一枚捡来的红旗徽章、博物馆门票、公交卡。右侧是一台原木复古风格的猫王牌收专栏音机兼蓝牙音响，擅长表现人声的细节，温暖柔和。
多年来，这个男人保持着听收音机的习惯。电视太吵，而且人有时候难免会被屏幕吸引。但电台节目一到晚上都会特别温柔。读大学时，上铺的室友熄灯后总听鬼故事，全宿舍跟着听，听完再听相声，所有马三立的相声都是在那时听到的。他也喜欢听众来信，主持人可以将一封淡而无味的来信声情并茂地读出来。几年前他偶然听到一个节目叫“叶文有话要说”，所有打电话来求助的男女都会被主持人骂，最后双方尽兴地挂掉电话。
2018年冬天某个夜晚，他连上手机蓝牙，不小心打开了录音软件里的一份文件，那是他兩年前的一段采访录音。背景嘈杂，人声模糊，他听了一会儿才知道是在车里。他当时在武汉采访一位精酿啤酒师，他们一起开车去工厂。这段录音很多时候没人说话，只有呜呜的风声。他没有立即按下停止键，继续让风声在房间里回荡。文件结束时，自动播放了下一段录音，那时他们已经在工厂里闲逛，啤酒馆老板正在安排搬迁事宜。工厂是新建的，说话有回声，他仿佛回到了当天的那个时刻，甚至闻到了啤酒花的味道。
第二天晚上，他把手机里保存的录音文件都听了一遍，夜里四点才睡。第三天，他从闲置已久的移动硬盘里找到了更多的采访录音。他有收藏旧物的癖好，从不轻易删除文件。整理后他发现，除了刚毕业在报社的第一年，其余十四年的采访录音他全都保存着。
此后将近一个月，他按照时间顺序听完了所有录音。严格说，他并没有认真去听录音的内容，只是用这些谈话替代了电台和音乐。他继续做自己的事，打扫房间、做饭、抽烟喝酒、看书或写作。与此同时，公寓成了一个随时变换的舞台。有时是他在河南乡下采访一个农民，或者东北下雪天一个死掉孩子的母亲。大多数采访都发生在室内，凭借声音的记忆，他能想起那些办公室，豪华或肮脏的空间，也有在户外行走时的脚步声。中途还穿插了一些社会名流和娱乐明星的采访，发生在咖啡馆或者化妆间。他听到他们的声音时吓了一跳。
起初他有点受不了听见自己的声音，清脆尖利，有些提问也很无聊，抓不到重点。但随着录音日期越来越近，他习惯了谈话里有另一个自己存在，而且变得越来越成熟。有时他还能从聊天中听出自己不屑的语气，咄咄逼人的态度。这时他感到抱歉。由于他采访过的领域太多，从体育娱乐到社会经济，偶尔还有政治人物，因此，采访对象的身份决定了这些录音的气氛。这套公寓时而很严肃，有时又轻松欢快。他最厌恶听到自己在录音里爆发出一阵可怕的笑声。
所有录音听完后，他安静了一整夜，什么也没播放。第二天，他带着自己很久没用的索尼录音笔出门了。他先在小区门口吃了一碗面，然后去了趟超市，再乘轻轨去市中心转了一圈。他全程都在录音。当天晚上他在音响里回顾了这三四个小时的生活。此后他每次出门都带着录音笔。他从不掏出来，藏在口袋或背包里。他不用录得很清楚，大多数时候都是呼隆呼隆的模糊嘈杂声，遥远的人声。有几次他和朋友在酒吧喝酒，后来录音回访时，有一种老酒馆的气氛渲染出来，像是坐在离吧台很远的角落独酌。
春节后的春天，他在小区附近的公园散步。半夜他起床播放这段录音，听见了鸟叫、风吹过树枝、旁人跑步。他突然厌烦了这种行为，取出录音笔的电池，放入抽屉，沉默地睡着了。
三、厨房
从门厅左拐就进了厨房，没有门，是一个狭窄的长方形。厨房尽头有扇木门，门外是个小阳台，搁着一台西门子洗衣机、带洗衣槽的矮柜、戴森吸尘器、万和热水器。碰到暴雨，雨水会飘进阳台，他在洗衣机上罩了一块防雨布。
这个厨房初看很杂乱，但一切分类清晰、井然有序。
左边这一排，依次是洗碗槽、工作台、炉灶，不锈钢台面下隐藏着一台消毒柜。墙上挂着菜板、调料架、汤勺锅铲，一套双立人刀具是他从北京带回来的。
右边靠墙是一台西门子冰箱。男人把刚买的酸奶放进冷藏柜，里面还有几瓶啤酒，一罐郫县豆瓣、蜂蜜、几个鸡蛋。在下方的冷冻柜里，有几包宜家瑞典牛肉丸、腌好的鸡肉块、一盒湾仔码头速冻水饺。
冰箱和阳台之间，是一长条工作台，墙上挂两层厚厚的木搁板。上层堆放着十几个玻璃罐，罐子里是各式香料，如肉桂、香叶、干辣椒、冰糖、茴香和丁香。还有他从云南带回来的数饼普洱茶、黑茶、几个不舍得扔的空茶叶罐。下层搁板上，大小玻璃杯、红酒杯约二十个，茶壶一套，咖啡杯三套，其余都是酒精饮料。有时这里堆得很满，伏特加、威士忌、朗姆酒、君度甜酒、绿薄荷等等，喝得所剩无几时，他会一次性补充几瓶。如今这里只剩下一瓶日本烧酒、半瓶威士忌。
这个茶水工作台是他日常停留最多的地方。台面上有松下电饭煲、博世烧水壶、博朗多士炉、长帝烤箱、德龙咖啡机。这些小家电体现了他在某一年对物质的虚荣诉求。比如烧水壶和咖啡机都是他从柏林带回来的。在机场过安检时，数十个中国人都提着德国制造的锅碗瓢盆、刀具和小家电，全都带上了飞机。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投向工作台上一个很小的玩意。这是一款日本PORLEX便携式手工磨豆机，不锈钢制品，只有18厘米长，由摇杆、豆仓、磨盘和粉杯组成。填满咖啡豆，磨成的粉大约能做两杯咖啡。对他来说，这款机器最大的功效是用手缓缓摇动磨豆机所消耗的时间，持续两分钟，这是他一天中最专注的时刻。磨豆机是朋友罗特锐送给他的礼物。2012年他们在柏林认识，一起去听了莱昂纳德·科恩的演唱会。
罗特锐出生在湖南，具体地点不详。他在新疆长大，在南方一个城市念完大学，毕业后到了北京，打算出国留学。他和几个朋友住在东二环附近一套公寓，平常除了上语言课，其余时间都在玩牌。大学时他开始在网上玩德州扑克，认识了一帮线下的牌友。他们都比他年纪大，分布在金融、科技和互联网企业。
关于罗特锐在北京的这一年生活，我们知之甚少。每周至少有三天，他去望京的地下德扑俱乐部玩牌。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一点点赌博的天分，他很少输钱，但挣得也不多，相当于北京一个普通白领的生活。 2012年他到了柏林，由父母赞助学费和生活费，就读于一家语言学校。他买了一辆自行车，每天骑车在各个街区转悠，认识了一位马来西亚的华人同学，后来两个人一起骑车在街上转悠。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很聪明，也很现实，但讲义气，热爱社交。在人多的场合，他滔滔不绝地讲笑话，或者模仿中国各个省份的方言段子。他对生活细节和地方语言的模仿力让其他人望尘莫及，事实上他在柏林待了两个月，就可以用德语流利地和人聊天。但他没有人生规划，不知道接下来申请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他最大的兴趣是玩牌。
几个月后，罗特锐在波茨坦广场的一家赌场找了份兼职。每周三天，他晚上去赌场做发牌员。他很小心，尽量不让自己陷入非法工作的境况，赚来的小费足够让他在柏林过着超越普通留学生的生活。没过多久，他又认识了一帮线下的牌友，在柏林Wedding區的一些餐馆或酒吧，他和韩国人、越南人或欧洲人坐在一起打牌。和以往一样，他很少输钱，挣得也不多。
一年后，他回到了北京。他最终放弃了申请德国的大学，打算工作。理所当然，他在一家互联网游戏公司从事欧洲地区的业务开发，后来是亚太地区。他经常出差，任务是把公司的在线游戏平台推广到当地。他认为自己干得不错，爱好变成了职业。后来，当罗特锐辞职去创业时，他和602公寓的这个男人见了一面，送给他那个手工磨豆机。2018年，他和朋友一起创业的德扑微信公号挤进了行业前三。他始终相信，德州扑克玩得好，人生也就不会太赖。
四、餐厅
门厅、餐厅和客厅是一体式开放空间。餐厅很简单，一张实木长桌，桌上有几个杯垫、水果盘和一盏台灯。餐桌左边是两把实木高背椅，右边是一条长凳。这套家具非常沉，是之前的房主留下的，她还留下了卧室的一张大床。
墙上挂一幅木版水印画，徐渭的《驴背吟诗图》，2012年购于北京荣宝斋。他不懂字画，买这幅画纯粹是因为便宜。画上一个老头乘驴缓缓走过，长袍宽服，一只手牵着驴的缰绳，背景是斜伸的一根粗大树枝。
两周前，餐厅刚举办了一次盛大的晚宴。来了几个朋友，都是他的中学同学。桌上摆了两盆麻辣小龙虾、一份卤牛肉，一锅母鸡汤和炸土豆。他们喝了五六瓶红酒，深夜才离开。这些人每个月聚一次，日期不固定，周末居多。聊天的内容几乎都是回忆中学生活。
多次聚会后，通过对这些谈话内容的回忆和整理，他想起了很多原本已遗忘的人和事。对别人来说，这些事都不重要，但他还是愿意找机会记下来。其中大多数故事围绕他的中学展开，这所中学位于长江边上，距离县城大约两三公里。三峡水电站建成以后，中学已淹没在江水之下。
1989年暑假，县城的江边码头又淹死了几个小孩。这个男人那时12岁，父母禁止他去江边，说每年夏天都有死鬼在索命。他住在一栋八层楼房的顶楼，站在卧室外的阳台上，他注视着江水，相信长江就是死亡的象征。他从来不敢轻易下水，至今不会游泳。但他很喜欢坐船。船是这里的主要交通工具，坐船意味着离开此地，沿着长江往上去重庆，往下去武汉。1989年他坐船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那所中学。
每个周日下午，父母送他去码头坐船。那是一艘小型机动船，能容纳一百多人。河坝上都是带着小孩的家长，一家人坐在卖面条的临时棚屋里等船。当他们看见江上远远出现轮船的影子时，需要立即做出判断，这艘船会停靠在哪儿。夏天涨水的季节，轮船每次停靠的位置都不同。于是整个河坝会出现壮观的一幕：父母带着孩子像逃难一样，追随着轮船的方向，在河滩上奔跑。船停稳之后，放下一块长木板，陷进泥浆。他好不容易挤上木板，登船放好行李，再挥手跟父母告别。一周后他才能回到家。
轮船行驶大半个钟头抵达中学，卸下木板，他再踏上沙地。从这里爬到学校大门还有十分钟。沙地种满了庄稼，土豆或玉米。如果刚下过雨，沙地上全是蚯蚓，他们踩着蚯蚓往前走，脚底发出吱吱的声音。初二时，学校安排了一节劳动课，所有学生到河边背沙，用来填补校内的在建操场。那个操场后来举行过几次大型运动会、军训、篮球比赛和校长训话。
周六上午的课程结束后，他们打包行李坐船回家。如果错过了时刻，他们只好步行回城。只要沿着长江的岸边走，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县城边缘，再花一个小时爬到山顶的家。冬天旱季时，这条路畅通无阻，岸边都是沙滩和礁石。
但遇到夏天，这条路容易被水流阻挡。从校门走到沙滩后，有一条宽约十米的小溪，人们用几条长木板搭建了一座临时的步行桥，以绳索当栏杆，摸绳过河。有个周末，他同班的一位女生从桥上掉进了水里。她也不会游泳，获救后坐在沙地上哭了起来。等哭够了，几个女生围成一圈，她站在中间换了衣服，然后继续过桥。十几年后，他在县城看到这个女生开了一家干洗店，隶属于全国某洗衣连锁品牌。再隔了十几年，她在家里自杀了。
他很喜欢和朋友一起走路回城，沙地上到处都是螃蟹壳。他们首先会经过他母亲工作的花粉厂，这个工厂生产一种花粉酿造的甜酒，曾在县城畅销一时。接着经过万吨仓库，那是存储国家粮食的地方，然后是砂砖厂，最后抵达凉水井，那里有个散发着臭味的小瀑布。初三时，长江上多了一些简易机动木船，可容纳三四十人。有一次当他步行回家，眼看着一艘机动船停在江面，慢慢地沉了下去。船上有很多他的同学，其中一个水性很好的男生，第一时间跳进了江里。其余所有人最后都被另一艘机动船救走了。那个男生湿漉漉游到了岸边。
高中时，政府修建了一座大桥，直通中学，学校背后的录像厅繁荣起来。他母亲的花粉厂倒闭了，几个人又创建了一家新公司，隶属于这所中学，性质是校办企业。公司后期以经营钢材生意为主。由于三峡移民需要大规模的新城建设，这个公司赚了一些钱。但政府把工程外包给建筑商，再层层外包下去，最后购买钢材的那些私营老板总是拖欠货款。挣的钱都停在账面上，每年年底，他母亲四处要债。公司的规定是，谁卖出去的钢材谁负责追款。直到公司破产结束，她仍然有很多钱没有追回。欠债的老板们全都消失了。
在这个县城，失踪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父亲所在的国营单位也有经理失踪，以逃避有可能会坐牢或大量罚款的风险。他母亲的一位同事后来自己创业，欠债后失踪。这些人至今杳无音信。 只有一个男人失踪后被找到。家人报警后，刑侦大队经过几天的侦讯，得出了初步结论，嫌疑人是那个男人的朋友。那朋友一直为他的失踪忧心忡忡，多次向警察询问进展。后来在县城广为传播的案件真相是，那个男人去找朋友要账，被他杀死在家中，随后分尸装在桑塔纳的后备厢，穿过长江大桥运到了河对岸的高山，从悬崖上扔了下去。警察在监控录像里看到了他开车过桥的画面，在后备厢发现了血迹。最后他带领警察找到扔尸处，男人的尸体就在崖下的乱石堆里。
这是母亲告诉他的故事，细节含糊不清。在餐厅的几次聚会，他曾向同学求证此事，也大都语焉不详。
2017年，他读到一则社会新闻。居住在湖南岳阳华容县团洲乡的六十岁老人王先生，在路上一边散步一边抽烟，天上突然飘来一只巨大的氢气球，碰到了王先生手中的烟，发生爆炸。王先生全身多处当场被严重烧伤，直接送医急救。医疗诊断，他全身1 2%浅二度烧伤，其家属正打算报警。记者调查后发现，这只氢气球很有可能是从重庆某县飘过来的，气球上挂着一横幅：庆祝重庆某县某珠宝店开业大吉。
他被这则新闻迷住了。这个氢气球来自他成长的那个县城，飘移了大约600公里抵达华容县。
五、阳台
这个露天阳台与餐厅隔着一扇落地玻璃窗。阳台上放一张白色圆桌、三张白椅、一盆已枯死的琴叶榕。圆桌蒙了一层灰尘，数枝蜡梅插在一个陶罐里，已干枯。陶罐是他十几年前从云南购得。
阳台的角落是一个四层铁制搁架。底下两层是一些废弃的花盆，顶层是一盆常春藤，绿色枝叶垂吊在两侧。第二层是一些古旧的摆件，包括两个牛铃铛、一个马镫、一个木制的纺织梭子。梭子也是他在云南购得，曾用来当烟灰缸。铃铛和马镫是铁制农用品，是十几年前一个名叫潘松的朋友送给他的礼物。那是他们一起在云南旅行的见证。潘松在兰州长大，北京读大学，专攻设计，毕业后成了一名公務员。2005年秋天，他开车带母亲去西藏，出了一场车祸，滞留拉萨。再次回到兰州后，他离了婚，重返拉萨，在古玩城租下一个摊位。店铺由他精心设计：墙上是手工绣的大幅吉祥图案，地上铺着咖啡色格子地毯，柜台隔板上摆满了大型的古旧水壶和木器。橘黄色的射灯投出金色的光，照耀的每一件东西都光彩夺目。
潘松把赚来的钱投入收藏。他买的古董包括：天铁、印章、唐卡、经书和雕塑。最后，他把自己的收藏精确为两种：天铁和印章。
北京奥运会那年春天，拉萨待不下去了。潘松撤离西藏，前往北京。他在东三环附近租了一套公寓，每个周末到对面的潘家园闲逛。他不再直接面对客户，跟他打交道的是拥有更多高级客户的中间人。客户提出要求，中间人转述，潘松负责寻找货物。他不需要一个实体店面，只在网上或私下见面交易。
后来他开始写书。一本是天铁，一本是印章。那年冬天，潘松搬到了通州，住在朋友家，也就是602公寓这个男人在北京的第一套公寓。他们各住一间卧室，互不打扰，偶尔在客厅喝酒闲聊。
潘松通宵工作，在网上谈生意，偶尔白天出门见客户。他抽烟很凶，由于紧闭窗户，他的屋子总是弥漫着一股烟熏味。不出门的时候，他勤奋地继续完成他的书稿。书稿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图片，他从两个黑色大箱子掏出他的收藏，拍摄静物作品，在电脑上一张一张修图。798的一个画廊老板承诺，为他做一场关于印章的展览。
潘松收藏的天铁和印章以下面几种最为珍贵，由他拍摄和取名：怪兽斯芬克斯、神金翅大鹏鸟、神金刚手菩萨站乌、十字架聂斯托里、坛城和武器盔甲。
2009年春天，潘松离开北京去了上海。临行前他又送了一个礼物，是一枚银首饰，由他亲自设计，找工匠手工打造。设计灵感来源于上述的某种天铁。如今，这枚首饰保存在602公寓次卧的床底下。
那年四月底，北京798某画廊举行了一场西藏天铁和印章展。展品全部由卓古艺术首饰工作室创始人、收藏家潘松先生提供。介绍说：“潘先生的藏品脱离了时下浮躁的市场导向，更为追求艺术以及文化内涵，具有很高的美学品位以及考古价值。”
潘松邀请这位朋友去开幕酒会。不知为何，他没去成。他们现在失去了联系。
六、客厅
一张三人皮沙发将客厅和餐厅分隔，2018年夏天他购于附近的居然之家。沙发前座是进口油蜡皮，背面是人造皮。除了晚上看电影，他很少坐在沙发上。天花板挂着一架投影仪，墙上是一张漫画海报：一只老鼠坐在拖车里，转头吃惊地盯着他。这也是一份礼物。
沙发对面是一堵空白的墙体，屋顶悬挂着电动幕布。下方是一个低矮书架。两侧是一套国产手工音响。音响的设计师曾是《高保真音响》杂志的主编，辞职后创业。他不懂HIFI，但信任主编的为人和能力。这是他辞职前花掉的最大一笔钱，现在有些后悔。
沙发左边是一排嵌入墙体的书架，右边是一面巨大的落地玻璃窗，窗前一张书桌。整个客厅的中央显得很空荡，只有一个小茶几，一张购自宜家的彩色花纹平织地毯。
由于很少有人来这套公寓，客厅被他简化成书房。这里光线充足，视野开阔，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客厅。但这并不说明他在工作。他曾经长达一个月坐在电脑前彻夜不眠地玩一款名叫星际争霸复刻版的老游戏。他为此做了笔记，从网上抄录每一个任务的攻略，直到完成人族、虫族、神族的所有目标。
按照计划，这个男人预备在两年之内读完房间里的所有书。他上次这么密集地阅读，还是读大学以及刚毕业那几年，那时他读书不细致，从没想过要去寻找写作的秘密。大部分读过的书他都忘记了，但又懒得再读。这像一个漫长的永远无法完成的任务，新书层出不穷，旧书还没读完，而他看见新书就会买，仿佛买了搁在书架上就完成了阅读。
2019年春节前的一天，他开始认真思考阅读这件事。第一个任务是分类。目前这一屋子书全都杂乱无序地陈列在书架上。因为想去美洲旅行，他先挑选了关于南美洲的书籍，比如《忧郁的热带》《美洲五百年》《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安第斯山脉的生与死》《印加帝国的末日》，以及胡安·鲁尔福、胡里奥·科塔萨尔、马尔克斯、略萨、伊萨贝尔·阿连德的小说。他把这些书摆到了餐桌上。没过多久，他又想去越南，于是又挑选出《战争的余烬》《文静的美国人》《烟树》《同情者》。现在，餐桌上有了两堆书，还有一块空地，他留给了欧洲。欧洲的书太多，他把精力放到一套四册的《战后欧洲史》，他～直没读完。 每天上午起床后，他尽量逼迫自己坐下来阅读。他先看那些封面很诱人的书，读了几页后，他再去看那些曾读过但没读完的书。但由于桌上这些书每一本都有必要读，而且得马上读，他感到焦虑，只好不耐烦地翻了一本又一本。几天后，他发现仍没有读完其中任何一本书。
阅读的挫折感不是来自内容本身，而是任务。他最需要的是完成任务。也许应该换一种方式，一种新的分类模式。比如按照文学、社科、历史或哲学。这又花了他好几天工夫，调整了客厅书架的格局。这期间他停下来，花一天时间浏览了一遍金庸全集。当他再次抬头打量这间屋子时，发现自己站在一个毫无生趣的书架前，就像新华书店那个死气沉沉的僵硬角落。
新的任务来了。他要重新制定标准，打造一个新鲜的、具有强烈性格的空间。
首先确定的是情感。他先挑出了E.B怀特的书信集《最美的决定》，这本书读了让人愉悦，随后是王鼎钧的《度有涯日记》。他发现豁达的作家总是能写出幽默的文字，而书信和日记最能展现他们的生活乐趣。他又找到一些讽刺小说、笑话集锦，包括一本厚厚的纽约客漫画集，罗兹·查斯特的《我们能谈点开心的事吗》。由于尺寸太大，他把这一堆书放到了茶几上，处于整个客厅的中央。这样无论他干什么都要从那里经过，有时看到书的封面他就能想到某些欢快的片段。
所有通俗小说被他挪到了矮书架的顶层，被音响环绕，方便拿取，包括他常看的几本侦探小说、金庸全集，以及詹姆斯.M.凯恩唯一被翻译成中文的四本小说。对于后者，他犹豫该如何归类，不知道是否该轻易下判断。最后他将这些小说定义为生理需要，一种停不下来的阅读。当他读不进其他书的时候，他会从这堆书里随便拿起一本，走进厕所或原地不动地翻阅。
接下来，他把所有曾读过的书都挑出来分了类。餐桌上是令人头痛的書，部分是哲学，或者关于城市、建筑和社会学、人类学。窗前的书桌上是他常看的一些书，几乎都是小说，没那么愉悦，但让人反思自己的生活，不过更多是支离破碎的世界，灰暗的人际关系，评论家声称有亮光存在而他丝毫没看到的一些故事。在客厅角落的地板上，他腾出一个空间，专门用来放置不想再读的书。有些是纯知识类，还有一些在讲道理。
现在，书架上还剩下三分之一的书，大多数他都没看过。
他站到书架前，随手拿起一本读起来，然后他对自己的感受有了初步的判断：作者在嘲笑这个世界。这可能是最初几页给他的想法，但他来不及读完了。于是放到了某个它该去的位置。餐桌、书桌、茶几、角落、沙发、书架顶层，或者门厅。有时他读得很快，粗略一翻便知感受。但绝大多数作者不会那么快透露出情感，而且情感都是极度复杂的。他当然知道这些复杂度，但现在他需要一个标签，一个给某本书下定义的明晰答案。到底是愉悦还是痛苦，是恐惧还是沮丧，是幸福还是孤独，或者不带任何情感，读来如水泥一样的冰冷。
整个二月只要没出门，他都在做这件事。他从没读完任何一本书，只是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归置书籍。有时他读到一些绝望的情感，便赶紧去茶几上翻翻几本漫画，或看几页机智的文字。句子产生魔力，控制了他情感的走向。另外一些时候，他发现错判了某本书，因为情感发生了变化。于是他把这些书从餐桌挪到书桌，或开辟一个新角落。他的情绪布满了整个客厅，书架差不多空了，客厅成了仓库。与此同时，他把读书时偶然想到的句子和碎片，写到了笔记本上。
我们翻开笔记本其中一页，看到以下零散的字句：
1.好天气孕育着绝望，阳光下都是冷漠。绝望的底层是温柔。有些故事很悲伤，但从来不让人沮丧。
2.尖叫，暴力，耳光，不受控制的性。
3.一个单身男子爱上了隔壁的女人。可能不是爱。一个中产家庭的破裂，女儿杀了父亲。
4.一切都要讲姿态。谁是受害者？谁又是施暴者？所有人和事都是复杂的，媒体写作是矫情的审判。
5.我们不用观察生活，观看就够了。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真相，只有生活的片段。
七、卧室
这套公寓的次卧，被前房主改造成一个更衣间，三面墙都是衣柜。他全拆了，搬走组合柜，只有一面墙保留了衣柜。他买了一张单人铁床，窗前摆了张书桌，一个单人沙发，还容下了两个搁架，架子上都是他收集的DVD和CD。
他很少到这个房间来。由于家具太拥挤，这里显得逼仄压抑。时间一久，就成了杂物室。单人沙发堆着换下的衣服、背包、晾干还未折叠的被单、一些前不久从客厅书架上挪移过来的书。
单人床下有两个箱子，塞满了旧物，其中有五本相册，是他从小到大直到使用数码相机之前的所有照片。他带着这些相册去了北京，辗转搬家，最后又回到这里。每次有同学聚会，他把这些相册拿出来作为谈资。有一天，他发现了一张不该出现的照片。那是一张高中时的合影，十几个学生在某个傍晚离开学校散步时所拍，背景是学校的大铁门。合影里有个女孩，大家一看见她，就会陷入沉默。
1997年发生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事，这是他大学的最后一年，春节后他买了一张船票，经过三峡抵达武汉，再转乘长途汽车去合肥。轮船驶过巫山县时，广播响了，播放一则新闻，说邓小平去世了。他看到很多人往楼上跑，全都涌到船上第四层的卡拉OK厅，那里有台电视正在直播。他没去，倚在四等舱外的栏杆上，想着心事。
第二件事也就是他的心事。重庆这一年变成直辖市，他在成都的工作没了，这意味着他得另寻机会，而他已经对成都抱有幻想，绝不可能再回县城。
第三件事，经过一个学期的毕业告别后，他于六月底回到了重庆。这里到处都是节日庆祝的气氛，六月十八日重庆直辖，七月一日香港回归。
第四件事发生在香港回归的前两天。他打算在重庆多玩几天，过完节庆再回家。他去了郊区的一所大学，最好的朋友都在那所学校。那天中午，大家坐在学校的餐饮一条街喝酒。在场好几个同学和他同一年毕业，还有几个要继续读两年，包括照片里那个女孩。她吃饭时一直很安静，但也喝了不少。她是他大学期间通信最勤的几个人之一。她对他有好感，多年后他才明白，他当时放任了这种好感。 吃完饭他们决定回到宾馆休息，晚上接着喝。房间有两张床，她说有点醉，躺下就睡了。而他和另外一个女孩坐在旁边闲聊。他们都聊了什么呢？后来回想这个关键的下午他什么也记不起来。他那年20岁，还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无论如何，他们都以为她睡着了。
下午四点多钟，她突然起身说要回宿舍。她到洗手间洗了个脸，打湿了头发，出来后执意让他送她回去。这所学校像个迷宫，而他是第一次来。他们一起走在树林里，没怎么说话。也可能说了什么，他全都忘了。到了女生宿舍，正是晚饭时间，所有人都拿着饭盒往食堂走，学校的广播响着一首流行歌曲。通往宿舍的路是一个天桥。她让他在桥上等着，说有礼物给他。然后她就上楼了。几分钟后，一个陌生的女孩走向他，递给他一包东西。他还没来得及看，听见楼上有人叫他的名字。他抬头望去，看见她蹲在宿舍的窗台上，跳了下来。
她先是被一棵黄桷树的枝丫绊住了，然后继续坠落，摔倒了桥下的斜坡上。他一阵眩晕，好像只看见一个白影划过。她穿一身白色连衣裙。他随手把那包东西扔了，冲到桥下，差点摔在沟底。和他一起冲下来的还有个体育系的男生。他们把她抱起来，爬到桥上，刚好有个三轮车在附近。他们坐在三轮车的后座上，她躺在他们的腿上，嘴里冒着泡沫。到了医院，他们把他拦住，很快有系领导前来，把他隔离在另一家宾馆。当晚他听说她死了。
1997年这四件事，前三件在他以后的记忆里全都模糊了，最后一件越来越清晰，但只有画面，没有声音，他认为是死亡带来了沉默。
602公寓的主卧很简单，几乎有三面墙都是落地窗，白天光线充足时这里像个玻璃屋。一个五斗柜，一张西藏牦牛地毯，有四根柱子的实木大床。床是前房主留下的，床垫由他从北京带回。墙上有三幅海报。其中两幅都是漫画《丁丁历险记》。一幅是丁丁骑着骆驼在沙漠，一幅是丁丁坐在沙发上。第三幅海报挂在床头，是一张黑白政治照片。
对我们正在观看的这个男人来说，卧室总是危机四伏。当他脱掉衣服，只穿一件内裤躺在床上时，他成了一个婴儿。他所习惯的装备全都消失了，只剩一具肉体和无限的黑暗。物质毫无意义，精神走向空洞。
只有一张床，他在上面睡觉、失眠、做爱、手淫、发呆，偶尔还会向另一个人倾诉那些不可能在客厅说出的事。
卧室也是通往死亡的冒险。1998年他在卧室做了一个噩梦。大约午后两点，他走进卧室，侧身躺下，门敞开着，他能看到朋友坐在客厅沙发上，甚至能听到电视里在重播《快乐大本营》。他还没合上眼，想翻个身，却发现怎么也动不了。全身像石头一样笨重。他大声呼叫那个朋友，但客厅没有任何回应。这时他看见那个死去的女孩走了进来，还穿着那件白色连衣裙。如果她走到面前，他不会害怕。但她慢慢绕过床尾，站在他的身后。一阵寒意爬上了脊梁，就像有人在轻抚他的背部。
有好几年他都躲不开这个梦魇。这也许是他喜欢熬夜的原因，不到万不得已，不去卧室。当他躺下身处黑暗时，他拼命手淫，如果睁开眼，能看到天花板上一个白色的影子。他只好侧过脸，面对墙壁。他一直蜷伏着身体睡觉，这个姿势保持了很多年。
没有一天晚上他不做梦。他从2016年开始写日记，时断时续。翻开他的日记，其中一篇详细记录了某个做梦的夜晚：2019年2月15日阴
昨天看电影到深夜，凌晨三点才睡。忘了洗澡。
中途我突然醒了，全身都是汗。做了个噩梦。梦见我开车去找一个朋友，远远看见一条蟒蛇在追她。我应该离得很远，但突然一群蛇包围了我的车，封住了挡风玻璃。我赶紧关上所有窗户，但还是没来得及，一些小蛇溜了进来。它们盘踞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后座也是。我想抓住几条往外甩，但如果我打开窗户，又有更多的蛇爬进来。我已经看不清前方了。
躺在床上呆了半晌，不敢动。仿佛被子里也有蛇。打开台灯，一看时间才四点多，怕是睡不着了。起来到客厅抽了一支烟，喝光了杯子里余下的酒。又去洗了个澡。
再躺到床上时已经五点多，隔了这么久，我想我不会接着做刚才的梦了。
醒来已是上午十一点。这六个小时只做了一个梦，甚至好像只有一个场景。我在一艘老旧的轮船上，时间是中午，但天却是黑的。我们有很多人，都站在轮船的船尾，两边都是山，在黑暗中只有轮廓。这些人我全都认得，却叫不出名字。他们中有些人互相应该不认识，我不知道为什么站到了一起。也许我们正结伴旅行。我说我们要去哪儿？他们都笑，指着轮船下方。我扶着栏杆往下看，江水是黑色的，一个一个小漩涡，就像小时候坐船经过三峡看到的那样。漩涡里什么也没有。当我转过身来，他们全都不见了。
我忘了昨天看的什么电影。
八、卫生间
一個松下马桶，一个干湿分离的淋浴间，两瓶阿迪达斯沐浴液和洗发水。马桶旁的木架上，放着折叠好的六条纯色浴巾、几本杂志和书、两卷卫生纸。卫生间的墙壁和地板都是马赛克。
每次上厕所，这个男人都觉得马桶的坐垫太高了。他的双腿总是掉在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