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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國大运河历经千余年的演变，形成了跨越南北多个地区、连接多个水系、规模庞大的自然和人工河道融合为一体的运河系统。最初大运河由中央政府主导修建，在社会变迁中，大运河作为一条重要交通线路，带动了沿线地区发展以及民族、文化等多方面交流。如今大运河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世界文化遗产，河道本体及沿岸丰富的文化遗产共同构成了大运河突出的价值内涵，形成了独特的“运河文化”。本文以河南省大运河为例，初步探讨大运河的“运河文化”及其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中的功能定位。
关键词：大运河;文化遗产;“运河文化”;社会功能
一、概 述
在2014年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彰显了中国大运河突出的普遍价值。作为历史时期重要的人工水运工程，大运河不仅反映了古代国家和政治发展的真实面貌，也反映了沿线的城镇和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随着不断梳理和研究，大运河所包含的与之相关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得到极大丰富，这使大运河的历史文化内涵得到持续深化。与其他“文化线路”相似，大运河同样以规模巨大的“线性遗产”为核心本体，以其主导功能为线索，在发展过程中带动沿线区域的整体进步，形成了遗产本体和衍生要素两个层面的遗产组分。这些遗产要素和其所蕴含的文化要素共同构成了大运河的价值内涵，也是大运河在当代发挥广泛社会作用的坚实支撑。
“一带一路”整体发展的大趋势，为“丝绸之路”的保护和发展带来良好的时代机遇，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从本质层面而言，这是文化遗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功能转变，能够成为当代和未来可资活用的文化资源，为国内其他“文化线路”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了优秀的案例示范和宝贵经验。所以，大运河作为一项世界文化遗产，沿线保存着丰富多样的文化遗存，且蕴含着深厚的价值内涵，存在保护的必要性，亦具备实现功能转变和资源再利用的社会意义。
二、“运河文化”的探讨
文化遗产以文化为内涵附加于物质载体而保存，文化内涵因物质载体而存在，物质载体因文化内涵而升华，两者相互依存。而且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社会性突出的“活态文化”事物，与当代社会的融合逐渐加深，其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在思想文化建设、经济发展等方面有着关键性的社会意义，这也形成了当代社会背景下文化特性明显的“遗产文化”。所以，“遗产文化”的形成源于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存的本体，以及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丰富的文化积淀，这亦是文化遗产价值的内涵和外延。
大运河在遗产性质上属于重要的商贸交通线路，保存着一定量的遗产本体，且沿线诸多遗产点保存较好，这些线路本体和相关遗产点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文化线路”。基于“文化线路”的遗产特性和对“遗产文化”的阐释，笔者发现，其所蕴含的价值意义已不仅局限于遗产本体，更多地体现于本体承载的更高层面的历史地位、文化象征和社会作用等多个方面。“一带一路”依靠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复兴和发扬丝绸之路“遗产文化”，重建区域或国家之间的社会、文化、经济交流，携手共迎繁荣。所以，“遗产文化”的内涵和形式与现今的“一带一路”、大运河文化带等有着本质层面的相似之处。
大运河作为古代国家主持建设和管理，以漕运为主导，沟通南北地区，集政治、军事、经济功能于一体的重要工程，发挥了维护国家统一、促进南北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作用。近年来大量的工作成果基本确定了大运河河道走向和水工遗存，大部分仍保存有地面河道，甚至保持着航运功能。同时，发现了运河沿线类型丰富的文化遗存，包含仓窖、码头、驳岸、桥梁、古城古镇、非物质文化遗存等。
以河南省大运河为例，申报世界遗产有7处遗产项[1]，纳入《大运河河南段遗产保护规划（2012-2030）》有41处遗产项，共计61个遗产点[2]，主要包含通济渠河南段、卫河（永济渠）[3]河南段和会通河台前段。元代之前通济渠和永济渠航运作用巨大，元代之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使洛阳和开封的地位下降，河南省内的运河作用逐渐下降，部分河道因黄河泛滥和淤沙而废弃;通济渠河南段大部分河道已被掩埋成为遗址，卫河（永济渠）因采用沿线区域的河湖水体作为水源，一直保持着航运功能，至20世纪70年代由于卫河（永济渠）流域经济发展和其他用水量增加，水源枯竭，航运终止，保存了较好的地面河道[4]。
河南大运河作为隋唐宋时期运河的关键部分，通济渠和永济渠沿用时间悠久。围绕着洛阳和开封两个古代都城，中国大运河整体形成了南北向心凝聚的独特格局;运河与沿线地区的持续互动，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交流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构成了河南大运河的“遗产文化”。
首先，洛阳和开封是隋唐宋时期的都城，亦是大运河的中心，维系着大运河的南北交汇。洛阳不仅创新了“洛水贯都”的古代城市规划布局的新形制，还结合漕渠、码头、仓窖等建立了完整的漕运和仓储体系，实现了都城与沿线地区的互联发展，造就了繁荣的隋唐盛世。北宋时期开封作为都城成为当时大运河的中心，都城的优势为大运河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契机，而大运河的发展也为开封的繁荣提供了巨大动力。目前洛阳和开封保留了较好的都城格局和文化遗存，对于研究隋唐宋时期的运河漕运、都城形制、历史文化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代表着大运河发展的重要阶段和历史价值。
其次，通济渠和卫河（永济渠）的通航实现了大运河的首次贯通，象征着中国大运河漕运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通济渠和卫河（永济渠）建立于早期的运河工程基础之上，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展演变。通济渠在洛阳和巩义地区充分利用了东汉时期开凿的阳渠，连接了洛阳城与黄河;郑州、开封、商丘等地区则利用了战国时期开挖的鸿沟水系（汴渠主河道），实现了黄河和淮河的连接。卫河（永济渠）的河道利用了曹魏时期开凿的白沟，南北拓展，沟通了黄河和海河，隋唐时期称永济渠，宋代时改称御河，明代之后改为卫河并沿用至今。隋代实现了全国南北向大运河的贯通，唐宋时期持续发展至顶峰，沿线产生了规模不等的运河城镇和转运中心，最终塑造出以大运河为主体的漕运经济带、文化带，形成了积淀深厚的“运河文化”。 再次，河南省大運河围绕运河水源和淤沙问题的解决，创新了一系列的技术手段和管理制度，代表了当时的水利技术。唐宋时期为保证运河的漕运能力，采用了多项河道疏浚和水源控制的措施，甚至设立了专门军队负责管理。在技术方面，北宋采用了木岸狭河的方法，收缩航道加快流速，减少淤沙;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采用“分层筑堰法”来解决地势高差问题[5]。这些先进的管理制度和技术手段，体现了当时对水利工程技术和河道走向的认识，直接反映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水平，亦是“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在运河漕运功能的带动下，沿线衍生出规模不一、类型多样、文化特征突出的运河城镇、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扩展了“运河文化”的内涵，也为“运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通济渠和卫河（永济渠）沿线均保存着譬如巩义窑址、荥阳故城、朱仙古镇、商丘古城、卫辉古城、浚县古城、道口古镇等现状良好的遗产点，以及与运河相关的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在现今仍然具备重要的文化价值和资源属性，发挥着源源不断的社会经济效益，充分反映了大运河与沿线地区双赢发展的社会效应，两者之间的互动不断扩展和提升着大运河的历史文化内涵。
综合对河南省大运河的分析，大运河的历史演变阐释了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形成和历史文化内涵，也阐释了“运河文化”的形成。如今大运河作为一项世界遗产，依然在使用和发展，其“运河文化”吸收当代的文化不断丰富。据此可知，大运河的“运河文化”应是以运河本体为核心，囊括附属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衍生遗产等多种要素;既包含了产生、发展、巅峰、衰落到废弃的历史过程和文化积淀，也包含如今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和社会影响，形成辐射更大区域、更多种类、更深层次、更长历史时期的文化内涵和外延。“运河文化”是大运河整体层面的价值体现和升华，其影响力由点及线、由线及面、由面及带，甚至扩展至国家，构建了一个自由广泛的交流区域，为社会文化交流和持续进步创造了良好条件，直接影响了地区或民族间的合作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公众的生产生活和文化认知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大运河当代社会功能的定位
依据“文化线路”的特性，在对大运河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的过程中，应充分保护遗存本体，突出对文化内涵的解读，通过深入挖掘遗产沿线文化遗存的历史文化信息，不断提升“文化线路”的文化属性及其对当代社会的作用，这也是将文化遗产的价值升华为“遗产文化”的关键阶段和现实要求。
基于此，大运河作为一项世界遗产，其价值内涵和“运河文化”已不仅局限于大运河自身，应深入考虑大运河对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运河文化”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概念，具有多样性、包容性、开放性等特征，在社会文化中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那么，大运河之于当代社会的意义应该考量大运河和“运河文化”能够产生的经济机遇、文化效益、生态意义等社会效应。但是，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与其他社会资源又存在着本质差异，需要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社会功能定位，探索最为合适的利用之道，实现保护和利用的协调，充分发挥大运河和“运河文化”的价值意义。
以河南省大运河为例，卫河（永济渠）部分河段存留有地面河道水体，主要发挥着排涝灌溉的作用，通济渠也仅洛阳、巩义和郑州地区的部分河道为地面水体，其余河段掩埋于地下。对比其他省份，河南省的运河遗产现状保存一般，不过其“运河文化”和价值内涵依然具有不可比拟的社会意义。
首先，充分阐释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和社会等价值，发挥大运河在当代的社会和文化功能。随着国家对大运河保护和利用的重视，河南省大运河配合国家和省级的总体发展策略，构建“河南大运河文化遗产廊道”。以黄河、通济渠、卫河（永济渠）为主线，以运河沿线的遗产点为吸引点，实现以线穿点的联动式发展，并逐步向周边区域辐射，形成带状的文化遗产廊道。通过省级层面的统一部署、各河段的特色展示设计、遗产点的配合呼应等方式，不断提升河南省大运河的“运河文化”，发挥大运河的社会和文化效应，使更多社会公众感受到文化遗产的精神文化魅力。
其次，把握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新机遇，复兴大运河的经济功能，推动大运河当代和未来的繁荣。河南省大运河虽然已失去了漕运能力，却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遗产，其历史文化内涵已超越了漕运价值。所以，可通过文化发展带动经济发展的途径，实现大运河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新经济功能”。借助于构建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的发展机遇，重新沟通沿线市县，逐步建设“河南大运河经济廊道”;同时，可与其他省份进行联合，打造国家层面的“大运河经济发展廊道”，发挥大运河在当代的经济功能。
最后，大运河既是一项人文工程，又是一项生态工程，是一条贯穿了中国南北的河道水体，具备生态功能，对于均衡南北水资源、改善局部生态环境有重要的生态意义。河南省大运河河道水体整体保存一般，仅部分地区保存有地面河道水体，这些河道水体为沿线区域提供了良好的水域环境。譬如，洛阳、郑州和开封地区的河道水体，通过一定的生态和环境整治，能够成为城市的“生态绿肺”，改善城区环境，甚至成为城区中的一道生态景观，提升城市的环境质量。
四、结 论
长城、长征、丝绸之路、大运河等“文化线路”具有共同的遗产特性，但又有价值内涵和“遗产文化”层面的本质差异。对大运河而言，其遗产项包含了固定的河道水工遗存和沿线各时期衍生出的附属和相关遗产，且大运河时至今日仍在发挥着重要的漕运作用。所以，在保护传承大运河的过程中，应真实、完整地解读其历史文化内涵，更应转变研究视角，关注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的互动，系统地阐释“运河文化”;科学合理地考量大运河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中的功能定位，发挥大运河的价值效益，为社会公众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也为大运河和“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提供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2012-20300）》
[2]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陕西省古迹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大运河河南段遗产保护规划（2012-2030）》
[3]注：卫河（永济渠）采用申遗文本和相关规划中的统称形式
[4]朱光亚.大运河的文化积淀及其在新世纪的命运——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和申遗工作的回顾与体会[J].东南文化.2012.5
[5]国家文物局.申报世界遗产文本“中国大运河”.2013
2020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考古学视野下安阳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研究，项目号：2020CKG002
（作者李标标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硕士）
关键词：大运河;文化遗产;“运河文化”;社会功能
一、概 述
在2014年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彰显了中国大运河突出的普遍价值。作为历史时期重要的人工水运工程，大运河不仅反映了古代国家和政治发展的真实面貌，也反映了沿线的城镇和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随着不断梳理和研究，大运河所包含的与之相关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得到极大丰富，这使大运河的历史文化内涵得到持续深化。与其他“文化线路”相似，大运河同样以规模巨大的“线性遗产”为核心本体，以其主导功能为线索，在发展过程中带动沿线区域的整体进步，形成了遗产本体和衍生要素两个层面的遗产组分。这些遗产要素和其所蕴含的文化要素共同构成了大运河的价值内涵，也是大运河在当代发挥广泛社会作用的坚实支撑。
“一带一路”整体发展的大趋势，为“丝绸之路”的保护和发展带来良好的时代机遇，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从本质层面而言，这是文化遗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功能转变，能够成为当代和未来可资活用的文化资源，为国内其他“文化线路”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了优秀的案例示范和宝贵经验。所以，大运河作为一项世界文化遗产，沿线保存着丰富多样的文化遗存，且蕴含着深厚的价值内涵，存在保护的必要性，亦具备实现功能转变和资源再利用的社会意义。
二、“运河文化”的探讨
文化遗产以文化为内涵附加于物质载体而保存，文化内涵因物质载体而存在，物质载体因文化内涵而升华，两者相互依存。而且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社会性突出的“活态文化”事物，与当代社会的融合逐渐加深，其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在思想文化建设、经济发展等方面有着关键性的社会意义，这也形成了当代社会背景下文化特性明显的“遗产文化”。所以，“遗产文化”的形成源于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存的本体，以及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丰富的文化积淀，这亦是文化遗产价值的内涵和外延。
大运河在遗产性质上属于重要的商贸交通线路，保存着一定量的遗产本体，且沿线诸多遗产点保存较好，这些线路本体和相关遗产点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文化线路”。基于“文化线路”的遗产特性和对“遗产文化”的阐释，笔者发现，其所蕴含的价值意义已不仅局限于遗产本体，更多地体现于本体承载的更高层面的历史地位、文化象征和社会作用等多个方面。“一带一路”依靠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复兴和发扬丝绸之路“遗产文化”，重建区域或国家之间的社会、文化、经济交流，携手共迎繁荣。所以，“遗产文化”的内涵和形式与现今的“一带一路”、大运河文化带等有着本质层面的相似之处。
大运河作为古代国家主持建设和管理，以漕运为主导，沟通南北地区，集政治、军事、经济功能于一体的重要工程，发挥了维护国家统一、促进南北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作用。近年来大量的工作成果基本确定了大运河河道走向和水工遗存，大部分仍保存有地面河道，甚至保持着航运功能。同时，发现了运河沿线类型丰富的文化遗存，包含仓窖、码头、驳岸、桥梁、古城古镇、非物质文化遗存等。
以河南省大运河为例，申报世界遗产有7处遗产项[1]，纳入《大运河河南段遗产保护规划（2012-2030）》有41处遗产项，共计61个遗产点[2]，主要包含通济渠河南段、卫河（永济渠）[3]河南段和会通河台前段。元代之前通济渠和永济渠航运作用巨大，元代之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使洛阳和开封的地位下降，河南省内的运河作用逐渐下降，部分河道因黄河泛滥和淤沙而废弃;通济渠河南段大部分河道已被掩埋成为遗址，卫河（永济渠）因采用沿线区域的河湖水体作为水源，一直保持着航运功能，至20世纪70年代由于卫河（永济渠）流域经济发展和其他用水量增加，水源枯竭，航运终止，保存了较好的地面河道[4]。
河南大运河作为隋唐宋时期运河的关键部分，通济渠和永济渠沿用时间悠久。围绕着洛阳和开封两个古代都城，中国大运河整体形成了南北向心凝聚的独特格局;运河与沿线地区的持续互动，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交流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构成了河南大运河的“遗产文化”。
首先，洛阳和开封是隋唐宋时期的都城，亦是大运河的中心，维系着大运河的南北交汇。洛阳不仅创新了“洛水贯都”的古代城市规划布局的新形制，还结合漕渠、码头、仓窖等建立了完整的漕运和仓储体系，实现了都城与沿线地区的互联发展，造就了繁荣的隋唐盛世。北宋时期开封作为都城成为当时大运河的中心，都城的优势为大运河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契机，而大运河的发展也为开封的繁荣提供了巨大动力。目前洛阳和开封保留了较好的都城格局和文化遗存，对于研究隋唐宋时期的运河漕运、都城形制、历史文化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代表着大运河发展的重要阶段和历史价值。
其次，通济渠和卫河（永济渠）的通航实现了大运河的首次贯通，象征着中国大运河漕运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通济渠和卫河（永济渠）建立于早期的运河工程基础之上，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展演变。通济渠在洛阳和巩义地区充分利用了东汉时期开凿的阳渠，连接了洛阳城与黄河;郑州、开封、商丘等地区则利用了战国时期开挖的鸿沟水系（汴渠主河道），实现了黄河和淮河的连接。卫河（永济渠）的河道利用了曹魏时期开凿的白沟，南北拓展，沟通了黄河和海河，隋唐时期称永济渠，宋代时改称御河，明代之后改为卫河并沿用至今。隋代实现了全国南北向大运河的贯通，唐宋时期持续发展至顶峰，沿线产生了规模不等的运河城镇和转运中心，最终塑造出以大运河为主体的漕运经济带、文化带，形成了积淀深厚的“运河文化”。 再次，河南省大運河围绕运河水源和淤沙问题的解决，创新了一系列的技术手段和管理制度，代表了当时的水利技术。唐宋时期为保证运河的漕运能力，采用了多项河道疏浚和水源控制的措施，甚至设立了专门军队负责管理。在技术方面，北宋采用了木岸狭河的方法，收缩航道加快流速，减少淤沙;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采用“分层筑堰法”来解决地势高差问题[5]。这些先进的管理制度和技术手段，体现了当时对水利工程技术和河道走向的认识，直接反映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水平，亦是“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在运河漕运功能的带动下，沿线衍生出规模不一、类型多样、文化特征突出的运河城镇、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扩展了“运河文化”的内涵，也为“运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通济渠和卫河（永济渠）沿线均保存着譬如巩义窑址、荥阳故城、朱仙古镇、商丘古城、卫辉古城、浚县古城、道口古镇等现状良好的遗产点，以及与运河相关的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在现今仍然具备重要的文化价值和资源属性，发挥着源源不断的社会经济效益，充分反映了大运河与沿线地区双赢发展的社会效应，两者之间的互动不断扩展和提升着大运河的历史文化内涵。
综合对河南省大运河的分析，大运河的历史演变阐释了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形成和历史文化内涵，也阐释了“运河文化”的形成。如今大运河作为一项世界遗产，依然在使用和发展，其“运河文化”吸收当代的文化不断丰富。据此可知，大运河的“运河文化”应是以运河本体为核心，囊括附属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衍生遗产等多种要素;既包含了产生、发展、巅峰、衰落到废弃的历史过程和文化积淀，也包含如今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和社会影响，形成辐射更大区域、更多种类、更深层次、更长历史时期的文化内涵和外延。“运河文化”是大运河整体层面的价值体现和升华，其影响力由点及线、由线及面、由面及带，甚至扩展至国家，构建了一个自由广泛的交流区域，为社会文化交流和持续进步创造了良好条件，直接影响了地区或民族间的合作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公众的生产生活和文化认知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大运河当代社会功能的定位
依据“文化线路”的特性，在对大运河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的过程中，应充分保护遗存本体，突出对文化内涵的解读，通过深入挖掘遗产沿线文化遗存的历史文化信息，不断提升“文化线路”的文化属性及其对当代社会的作用，这也是将文化遗产的价值升华为“遗产文化”的关键阶段和现实要求。
基于此，大运河作为一项世界遗产，其价值内涵和“运河文化”已不仅局限于大运河自身，应深入考虑大运河对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运河文化”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概念，具有多样性、包容性、开放性等特征，在社会文化中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那么，大运河之于当代社会的意义应该考量大运河和“运河文化”能够产生的经济机遇、文化效益、生态意义等社会效应。但是，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与其他社会资源又存在着本质差异，需要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社会功能定位，探索最为合适的利用之道，实现保护和利用的协调，充分发挥大运河和“运河文化”的价值意义。
以河南省大运河为例，卫河（永济渠）部分河段存留有地面河道水体，主要发挥着排涝灌溉的作用，通济渠也仅洛阳、巩义和郑州地区的部分河道为地面水体，其余河段掩埋于地下。对比其他省份，河南省的运河遗产现状保存一般，不过其“运河文化”和价值内涵依然具有不可比拟的社会意义。
首先，充分阐释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和社会等价值，发挥大运河在当代的社会和文化功能。随着国家对大运河保护和利用的重视，河南省大运河配合国家和省级的总体发展策略，构建“河南大运河文化遗产廊道”。以黄河、通济渠、卫河（永济渠）为主线，以运河沿线的遗产点为吸引点，实现以线穿点的联动式发展，并逐步向周边区域辐射，形成带状的文化遗产廊道。通过省级层面的统一部署、各河段的特色展示设计、遗产点的配合呼应等方式，不断提升河南省大运河的“运河文化”，发挥大运河的社会和文化效应，使更多社会公众感受到文化遗产的精神文化魅力。
其次，把握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新机遇，复兴大运河的经济功能，推动大运河当代和未来的繁荣。河南省大运河虽然已失去了漕运能力，却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遗产，其历史文化内涵已超越了漕运价值。所以，可通过文化发展带动经济发展的途径，实现大运河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新经济功能”。借助于构建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的发展机遇，重新沟通沿线市县，逐步建设“河南大运河经济廊道”;同时，可与其他省份进行联合，打造国家层面的“大运河经济发展廊道”，发挥大运河在当代的经济功能。
最后，大运河既是一项人文工程，又是一项生态工程，是一条贯穿了中国南北的河道水体，具备生态功能，对于均衡南北水资源、改善局部生态环境有重要的生态意义。河南省大运河河道水体整体保存一般，仅部分地区保存有地面河道水体，这些河道水体为沿线区域提供了良好的水域环境。譬如，洛阳、郑州和开封地区的河道水体，通过一定的生态和环境整治，能够成为城市的“生态绿肺”，改善城区环境，甚至成为城区中的一道生态景观，提升城市的环境质量。
四、结 论
长城、长征、丝绸之路、大运河等“文化线路”具有共同的遗产特性，但又有价值内涵和“遗产文化”层面的本质差异。对大运河而言，其遗产项包含了固定的河道水工遗存和沿线各时期衍生出的附属和相关遗产，且大运河时至今日仍在发挥着重要的漕运作用。所以，在保护传承大运河的过程中，应真实、完整地解读其历史文化内涵，更应转变研究视角，关注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的互动，系统地阐释“运河文化”;科学合理地考量大运河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中的功能定位，发挥大运河的价值效益，为社会公众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也为大运河和“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提供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2012-20300）》
[2]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陕西省古迹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大运河河南段遗产保护规划（2012-2030）》
[3]注：卫河（永济渠）采用申遗文本和相关规划中的统称形式
[4]朱光亚.大运河的文化积淀及其在新世纪的命运——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和申遗工作的回顾与体会[J].东南文化.2012.5
[5]国家文物局.申报世界遗产文本“中国大运河”.2013
2020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考古学视野下安阳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研究，项目号：2020CKG002
（作者李标标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