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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各大部委的掌门人当中，央行行长的人选向来备受关注。在这个特别的机构里，人员组成必须既具专业素养和国际视野，又要深刻了解中国实情。
40年前，易纲成为高考恢复后北大经济系首届学生；24年前，他毅然回国，在北大任教，一直处于中国经济学研究前沿，随后步入央行工作；60岁这一年，作为一名深耕央行的“老人”，易纲成为央行新行长。
长期的职业经济学家身份，这凸显了央行行长一职的专业性。但更重要的，或许在于大学教授、经济学家的“独立性”特征，让未来的央行行长不同于那些长期浸润于实务界的金融高官，使其更容易超脱于中国各种金融利益集团，从而构建大国央行的运行新规则。
尽管易纲一直被外界视作“海归”官员的代表，但他本人也经历过国内求学的艰辛。小学一年级上完后，正值“文革”开始。高中毕业后，易纲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尾巴，作为知青在北京顺义县插队接受锻炼，并任生产队队长。
“文化大革命对我们这一代人有深刻的教育，解释了为什么77级、78级，经过插队的这一代人后来能够这么努力，这实际上是一个力量的源泉。看到了这种苦难，看到了中国的问题。”易纲回忆，在实践的困惑中他开始思考计划经济弊端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定位。
1978年，20岁的易纲成为恢复高考后北京大学经济系首届学生。据悉，“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新三届大学生”以平均仅有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了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是易纲大学时期的宿舍“上铺兄弟”，在他眼中的易纲一直极其勤奋，“后来推荐出国读书，大家觉得易纲很优秀、有理想、有激情，他是恢复高考后北大第一批公费出国的学生，当时一共有三人。”
易纲在哈姆林大学学习两年后，获得了管理学学士学位，此后进入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系学习，1984年获硕士学位，1986年获该校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选择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任教，于1992年晋升为副教授，并获得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终身教职。
国际学术界对易纲的评价非常高，与易纲相识多年的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部负责人的普拉萨德形容易纲是“一位在国内外都受人尊敬的货币政策专家”，“行事手法很专业，有一颗学者的心”。
在风云激荡的改革开放大背景中，身居海外的中国经济学者也时刻关注着中国的经济改革。易纲的心也早已与大洋彼岸紧密相连，一直致力于在金融理论中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
1993年前后，易纲和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同仁们开始投身于中国的改革实践中。1994年8月初，北大勺园5号楼的106房间，他与林毅夫、张维迎、海闻等发起并组建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林毅夫任中心主任，易纲和海闻任中心副主任，他们三人和张维迎、张帆、余明德一起被称为创院“六君子”。
在过去的20年中，在此基础上组建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几乎参与了中国的每一次改革进程，从早期的国企改革，到电信改革，再到城镇化方案等，都与之息息相关。
在北大教书期间，易纲的学术著作受到了各方关注。目前，他已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中国经济评论》等经济杂志上发表中文论文40余篇，并著有10本中文著作。
1997年，易纲由学入仕，出任央行货币委员会副秘书长，他与央行的“缘分”正式开始。32年的职业生涯中，逾20年里，易纲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等职，成为央行这20年来宏观调控政策变迁和金融改革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之一。
2016年3月，易纲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在中共十九大中央委员会中，易纲是来自央行的两位候补委员之一。在多次重要场合，周小川向中外记者介绍时称，“易纲副行長负责人民银行各项工作”。足以见，易纲与其它副行长仅“分管”某项工作的分量区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与易纲相识多年，他表示，“易纲出任央行行长，这是个非常好的决定。他是一位多重素质结合的优秀学者，在CCER的工作中，大家公认他是一个优秀高效的管理者。在中国的大国崛起的背景下，他的任职对中国的货币政策和开放的宏观经济建设长期来讲都是一件好事。”
得益于海外留学的经历和工作经验，易纲对货币政策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研究。
“货币政策是一门科学，更是一种艺术。特别是在货币政策操作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策略选择问题。”易纲在一书中序言写道，“同时，货币政策的演进发展也是一个理论与现实不断创新的过程。”
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任教期间，易纲撰写多篇研究中国货币需求问题的文章，通货膨胀则是其在研究中国货币需求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也是他后来所一直关注的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
早在1998年，中国出现CPI、PPI双双负增长之时，易纲就提出，分析通货紧缩要特别强调“两个特征、一个伴随”，即物价水平持续下降、货币供应量增长下降，伴随着经济衰退。就此问题，易纲不仅较早地预言了通缩的出现，还提出了解决对策，此举直接奠定了他从学者转为官员的基础。
2003年，中国经济刚走出通缩之苦，市场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却又日渐强烈，该如何将货币供应的控制力牢牢掌握？彼时，央行上调准备金率，时任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的易纲表示，要“争取更加有效和协调的货币工具组合”。
同年，易纲将多年研究成果集结成一本名为《中国的货币化进程》的专著，为中国货币供应量为何远远超出经济增长和通胀之和提供了更多解释。 如果对易纲的研究范围作一个时间段上的划分，1994年前后这一段时间应该是个分水岭。实际上从1994年回国起，易纲的研究范围就不再局限于金融领域，他开始更多地关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在他看来，对货币政策的研究越来越离不开开放经济的视角，应充分考虑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分析框架。可以看出，易纲已不再是单纯的学者理论家，而是一位要对实际改革后果负责的技术派官员了。
即使已经进入央行任职之后，易纲依然热爱研究，在工作繁忙之时还坚持做研究写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在易纲看来，保护环境和提高国民素质是和金融改革同样重要的事情。环境保护的系列问题，更是让他忧心忡忡。
在央行耕耘21年，易纲见证过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几年，也曾直面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在坚定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等多项改革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货币政策如何为改革和增长提供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如何适应全新的金融混业业态？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如何拿捏分寸？
在2018年的两会记者会上，熟谙货币政策的易纲再次对货币政策作出解读。“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这样的表述，主要是针对金融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而言的。”简洁的表述高度概括了未来几年易纲所带领的中国央行的主要使命。
一直以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的过程都是曲折、复杂且存在争议的。
“放管服”和便利化等改革，正是易纲在担任外汇管理局局长期间的工作着力点。在这5年内，易纲在外汇管理推动“五个转变”的改革，即从重审批转变为重监测分析，从重事前监管转变为强调事后管理，从重行为管理转变为更加强调主体管理，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从“正面清单”转变到“负面清单”。
易纲在记者会上介绍，资本可兑换在稳步推进，不管是直接投资，还是组合投资，在这两个方面都会进一步的稳步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国内市场现在也在变大，不管是股市还是债市还是其他的市场，将来也都要做双向的开放。”
易纲强调，在做开放的同时，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控好风险，使我们的监管水平和开放的程度相适应，这样就能够在开放中防范好风险，使得中国的居民和全世界的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上更加的便利，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的監管体制下，央行肩负多重职能。2018年3月13日的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国务院机构的改革方案明确确立了银监保监合并的改革方向和央行的地位。
在“一委一行两会”的新监管架构中，即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央行今后不仅仅是货币管理者，此前银监会和保监会拟订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也划入央行。
另外，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央行，其成立的首要任务就是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强化了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这也说明未来央行在金融监管中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去年，十九大第一次将“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写入中央文件之中，实际上确立了中国央行集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职责于一身的定位。
易纲曾在“十九大”期间表示，建立双支柱调控框架可以起到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是保持币值稳定，另一方面是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中国较早探索和实践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积极稳妥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另一方面着力建立金融宏观审慎框架。
当前，央行除了需要为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创造适宜的环境，还需兼顾大局的金融改革开放。这些均表明央行职责的全新内涵将成为易纲任期内的主要挑战。
央行的宏观调控无疑就是一门“艺术”，周小川掌舵央行15年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可以预见，与周小川共事十余年的易纲，在改革的道路上，将是一以贯之、不断深化的。
谈及2018年货币政策调控面临的挑战与政策思路时，易纲曾撰文称，“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现在，到了他亲自操刀的时刻了。
（白莫荐自《南风窗》）
40年前，易纲成为高考恢复后北大经济系首届学生；24年前，他毅然回国，在北大任教，一直处于中国经济学研究前沿，随后步入央行工作；60岁这一年，作为一名深耕央行的“老人”，易纲成为央行新行长。
长期的职业经济学家身份，这凸显了央行行长一职的专业性。但更重要的，或许在于大学教授、经济学家的“独立性”特征，让未来的央行行长不同于那些长期浸润于实务界的金融高官，使其更容易超脱于中国各种金融利益集团，从而构建大国央行的运行新规则。
揣着两美元到美国
尽管易纲一直被外界视作“海归”官员的代表，但他本人也经历过国内求学的艰辛。小学一年级上完后，正值“文革”开始。高中毕业后，易纲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尾巴，作为知青在北京顺义县插队接受锻炼，并任生产队队长。
“文化大革命对我们这一代人有深刻的教育，解释了为什么77级、78级，经过插队的这一代人后来能够这么努力，这实际上是一个力量的源泉。看到了这种苦难，看到了中国的问题。”易纲回忆，在实践的困惑中他开始思考计划经济弊端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定位。
1978年，20岁的易纲成为恢复高考后北京大学经济系首届学生。据悉，“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新三届大学生”以平均仅有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了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是易纲大学时期的宿舍“上铺兄弟”，在他眼中的易纲一直极其勤奋，“后来推荐出国读书，大家觉得易纲很优秀、有理想、有激情，他是恢复高考后北大第一批公费出国的学生，当时一共有三人。”
易纲在哈姆林大学学习两年后，获得了管理学学士学位，此后进入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系学习，1984年获硕士学位，1986年获该校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选择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任教，于1992年晋升为副教授，并获得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终身教职。
国际学术界对易纲的评价非常高，与易纲相识多年的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部负责人的普拉萨德形容易纲是“一位在国内外都受人尊敬的货币政策专家”，“行事手法很专业，有一颗学者的心”。
在风云激荡的改革开放大背景中，身居海外的中国经济学者也时刻关注着中国的经济改革。易纲的心也早已与大洋彼岸紧密相连，一直致力于在金融理论中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
1993年前后，易纲和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同仁们开始投身于中国的改革实践中。1994年8月初，北大勺园5号楼的106房间，他与林毅夫、张维迎、海闻等发起并组建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林毅夫任中心主任，易纲和海闻任中心副主任，他们三人和张维迎、张帆、余明德一起被称为创院“六君子”。
在过去的20年中，在此基础上组建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几乎参与了中国的每一次改革进程，从早期的国企改革，到电信改革，再到城镇化方案等，都与之息息相关。
在北大教书期间，易纲的学术著作受到了各方关注。目前，他已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中国经济评论》等经济杂志上发表中文论文40余篇，并著有10本中文著作。
1997年，易纲由学入仕，出任央行货币委员会副秘书长，他与央行的“缘分”正式开始。32年的职业生涯中，逾20年里，易纲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等职，成为央行这20年来宏观调控政策变迁和金融改革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之一。
2016年3月，易纲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在中共十九大中央委员会中，易纲是来自央行的两位候补委员之一。在多次重要场合，周小川向中外记者介绍时称，“易纲副行長负责人民银行各项工作”。足以见，易纲与其它副行长仅“分管”某项工作的分量区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与易纲相识多年，他表示，“易纲出任央行行长，这是个非常好的决定。他是一位多重素质结合的优秀学者，在CCER的工作中，大家公认他是一个优秀高效的管理者。在中国的大国崛起的背景下，他的任职对中国的货币政策和开放的宏观经济建设长期来讲都是一件好事。”
长期研究通货膨胀
得益于海外留学的经历和工作经验，易纲对货币政策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研究。
“货币政策是一门科学，更是一种艺术。特别是在货币政策操作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策略选择问题。”易纲在一书中序言写道，“同时，货币政策的演进发展也是一个理论与现实不断创新的过程。”
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任教期间，易纲撰写多篇研究中国货币需求问题的文章，通货膨胀则是其在研究中国货币需求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也是他后来所一直关注的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
早在1998年，中国出现CPI、PPI双双负增长之时，易纲就提出，分析通货紧缩要特别强调“两个特征、一个伴随”，即物价水平持续下降、货币供应量增长下降，伴随着经济衰退。就此问题，易纲不仅较早地预言了通缩的出现，还提出了解决对策，此举直接奠定了他从学者转为官员的基础。
2003年，中国经济刚走出通缩之苦，市场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却又日渐强烈，该如何将货币供应的控制力牢牢掌握？彼时，央行上调准备金率，时任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的易纲表示，要“争取更加有效和协调的货币工具组合”。
同年，易纲将多年研究成果集结成一本名为《中国的货币化进程》的专著，为中国货币供应量为何远远超出经济增长和通胀之和提供了更多解释。 如果对易纲的研究范围作一个时间段上的划分，1994年前后这一段时间应该是个分水岭。实际上从1994年回国起，易纲的研究范围就不再局限于金融领域，他开始更多地关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在他看来，对货币政策的研究越来越离不开开放经济的视角，应充分考虑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分析框架。可以看出，易纲已不再是单纯的学者理论家，而是一位要对实际改革后果负责的技术派官员了。
即使已经进入央行任职之后，易纲依然热爱研究，在工作繁忙之时还坚持做研究写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在易纲看来，保护环境和提高国民素质是和金融改革同样重要的事情。环境保护的系列问题，更是让他忧心忡忡。
在央行耕耘21年，易纲见证过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几年，也曾直面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在坚定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等多项改革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货币政策如何为改革和增长提供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如何适应全新的金融混业业态？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如何拿捏分寸？
在2018年的两会记者会上，熟谙货币政策的易纲再次对货币政策作出解读。“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这样的表述，主要是针对金融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而言的。”简洁的表述高度概括了未来几年易纲所带领的中国央行的主要使命。
如何应对资产泡沫？
一直以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的过程都是曲折、复杂且存在争议的。
“放管服”和便利化等改革，正是易纲在担任外汇管理局局长期间的工作着力点。在这5年内，易纲在外汇管理推动“五个转变”的改革，即从重审批转变为重监测分析，从重事前监管转变为强调事后管理，从重行为管理转变为更加强调主体管理，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从“正面清单”转变到“负面清单”。
易纲在记者会上介绍，资本可兑换在稳步推进，不管是直接投资，还是组合投资，在这两个方面都会进一步的稳步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国内市场现在也在变大，不管是股市还是债市还是其他的市场，将来也都要做双向的开放。”
易纲强调，在做开放的同时，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控好风险，使我们的监管水平和开放的程度相适应，这样就能够在开放中防范好风险，使得中国的居民和全世界的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上更加的便利，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的監管体制下，央行肩负多重职能。2018年3月13日的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国务院机构的改革方案明确确立了银监保监合并的改革方向和央行的地位。
在“一委一行两会”的新监管架构中，即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央行今后不仅仅是货币管理者，此前银监会和保监会拟订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也划入央行。
另外，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央行，其成立的首要任务就是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强化了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这也说明未来央行在金融监管中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去年，十九大第一次将“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写入中央文件之中，实际上确立了中国央行集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职责于一身的定位。
易纲曾在“十九大”期间表示，建立双支柱调控框架可以起到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是保持币值稳定，另一方面是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中国较早探索和实践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积极稳妥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另一方面着力建立金融宏观审慎框架。
当前，央行除了需要为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创造适宜的环境，还需兼顾大局的金融改革开放。这些均表明央行职责的全新内涵将成为易纲任期内的主要挑战。
央行的宏观调控无疑就是一门“艺术”，周小川掌舵央行15年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可以预见，与周小川共事十余年的易纲，在改革的道路上，将是一以贯之、不断深化的。
谈及2018年货币政策调控面临的挑战与政策思路时，易纲曾撰文称，“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现在，到了他亲自操刀的时刻了。
（白莫荐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