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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语言、文化接触使跨文化交流加强，中国国力的增强使文化交流由中国单纯吸收外来文化的单一流向变成双向交流。输出中国本土文化，发挥中国文明古国的文化影响力成为文化届重任。传统文化瑰宝——中国典籍作品应成为输出本土文化的先驱，以语言为媒介，将中国文学典籍进行英译并输出具有重大意义。了解中国典籍作品英译研究现状，探索中国典籍作品英译研究途径既有助于中国典籍英译研究走向深入，又可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关键词】中国典籍文学作品 英译研究 跨文化交流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7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从国俗语义学视角探析中国题材的美国电影字幕翻译”项目成果（课题编号：201702050203）。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8）16-0085-02
跨文化研究跨越社会、政治、心理学、文学等诸领域，文学领域的跨文化研究成为新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跨文化交流由最初的“西方中心论”拓展到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多元文化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了解中国典籍作品英译研究现状，采用有效途径英译并输出中国典籍作品成为增强中国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典籍文学作品英译研究对促进跨文化交流的意义
“典籍”据《辞海》和《孟子·告子下》以及《尚书》等书目的阐释具有两个涵义：一是古代重要文献和书籍，二是法典、制度。以《论语》这一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为代表的中国典籍作品已引起了致力于弘扬中国文化的国内外语工作者和国外知名汉学家的广泛关注。世界各国孔子学院正在致力于宣传中国传统文化。而遵循什么原则、输出什么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典籍作品的翻译有着密切关系。因为译者主体性的差别会导致译本的多样性，而译本的多样性对文化输出目标群体意识的影响必然不同。典籍“翻译绝不仅仅是译者译得好与不好的个人的小事，它是关乎到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交流与发展的大事。”（徐俊）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中国翻译辞典》序言中指出：翻译是“中华文明永葆青春的万应灵药”。把中华民族富有传统特色的文化精髓译成英语，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并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有效途径。中国要取得长远发展，要在世界文化之林取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因此典籍英译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典籍英译，建国以来已出版多套相关丛书，如由新闻出版署直接领导的《大中华文库》等。
二、中国典籍文学作品英译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典籍作品的英译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学界，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1）译本研究（包括单个译本研究和多个译本的对比分析，文体分析等）；（2）译校出版感言研究；（3）典籍作品中关键词翻译的研究；（4）典籍作品跨文化研究。就研究视角而言，国内研究许多属于语言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翻译中对等的实现。随着近年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人们的研究视角突破了语言层面，一些研究者也开始从外部因素来审视典籍作品英译阐释的多元化。然而，总体来讲，国内关于典籍作品的英译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多从某一具体角度，如语言层面或文化层面来审视译本，存在研究角度趋同，研究视野偏窄的现象。
国外对以《论语》为代表的典籍作品英译研究的历史较长，主要集中在汉学界，以译本序言中的评述、书评和学术论文的形式出现，研究者多采用跨学科的方法，从语言、哲学、历史、文化等多个角度对译本进行研究。因此，国外研究大都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分析也较为深入。例如，Ames，Roger T. & Henry Rosemont， Jr. （1998）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Cheang， Alice W. （2000）. The Master’s Voice： On Reading，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等。[1]《論语》的重要性使其在中西交流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自中西文化交流开始以来，《论语》便成为了西方世界最为关注的中国经典之一。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论语》英译本是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的Confucian Analects。此后，翻译过《论语》的中西学者先后有William Jennings（1895）、辜鸿铭（1898）、Arthur Waley（1938）、Ezra Pound （1951）、李天辰（1991）、Simon Leys（1997）、Edwa Slingerland （2003）等人。节译过《论语》的有林语堂（1938）、Lionel Giles（1943）、Thomas Cleary （1992）、丁往道（1999）、马德五（2004）、Brain Bruya（2005）等。
三、中国典籍文学作品英译途径
翻译活动本身是译者在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基础之上，结合自身在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的修养以及受到当时社会历史因素等大环境影响之下，对原文主观上的解读和再创造，从中体现出一种艺术人格自觉和文化、审美的创造力。因此，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译者的主体性差异也因此强烈的影响着译作所体现的风格特征，译者主体性的差异是导致译本多样性的重要原因。利用阐释学和目的论，探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不同译者的英译本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差别，探讨译者主体性在导致译本多样性方面所起到的主导及影响作用，是目前中国典籍作品英译研究的主要途径。
译者的主体性指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视域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从中体现出一种艺术人格自觉和文化、审美的创造力。 伽达默尔提出的阐释学（Hermeneutics）和由德国功能派翻译学家凯瑟琳娜·雷斯（Katharina Reiss）、汉斯·威密尔（Hans Vermeer）提出的目的论可以用来研究译者的主体性。
阐释学作为文本分析的方法，其意是解释、阐释，同时也是一种理解的艺术形式和揭示隐含意义的过程。翻译时，因翻译的前提是译者积极地、准确地去理解原文，即首先进行语内翻译（由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换）然后才能进行语际翻译（由古代汉语向现代英语的转换），因此，译者作为阐释者或第一读者去解读原文，经过译者的再创造，把原文中的意义和信息传达给读者，并让读者接受。理论上，阐释学肯定译者对原文的积极解读。作为认知主体，译者不是意义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意义的主动创造者。译者在对原文阐释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自己的审美价值观、信仰、人生经验、文化特征和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译文也会反映出译者的思想观念和个人特点。
翻译目的论是德国功能派翻译学家，凯瑟琳娜·雷斯（Katharina Reiss）和汉斯·威密尔（Hans Vermeer）等从翻译行为的目的性出发提出的一种翻译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原则是“目的准则”，即任何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简而言之，就是“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手段”。
在阐释学和目的论的框架下，选择不同译本进行对比研究，通过对译本在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分析，发现译者的主体性特征。微观层面从词、句、篇章特点着手，考查其在语篇连贯、叙事方式等方面的特征并考查反映不同译者个人修养、翻译观念、翻译策略的语言要素，如主题词、高频词、特色词、独特词，译者所添加的副文本（如注释、序、跋等），以及译文中的核心文化词、习语、特殊句式、修辞格等的处理模式等。宏观层面主要从原语文化语境和译入语文化语境出发，探讨历史背景、社会规范、文学观念以及读者期待等因素在译者文体中的反映。目的不在于评价孰优孰劣，而着重观察不同译本所体现的译者主体性差异，并领略不同译本的优秀之处。
例如，为了探讨不同典籍英译本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特征，可以选择《论语》作为研究对象。其既是中国典籍作品的巅峰水平的代表，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又是典籍英译作品中的经典代表。自1809年至今，《论语》的英文翻译已经走过了近200年的历程，产生了近百个英语译本（包括全译本和节译本），《论语》贯穿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全部历史进程，成为了最受西方关注的中国作品之一。第二，在众多的《论语》英译本中，笔者选择了理雅各与辜鸿铭的两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原因在于：理雅各是近代英国第一位著名汉学家，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他翻译的论语至今虽逾百年，但仍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他结束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献业余水平的研究，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2]辜鸿铭是中国近代名噪一时的国学家和翻译家，以其轶事之怪异、著译之独特、思想之极端成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保守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倡导儒家文化，把儒家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对欧洲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3]他的译著《论语》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极具影响力。因此，关于二者的译者主体性分析不仅有助于中国典籍英译的研究走向深入，同时能极大地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最终达到中西合璧。
为了在阐释学和目的论的框架下，发现译者主体性，可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对理雅各与辜鸿铭的《论语》两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包括：（1）在微观层面，理雅各与辜鸿铭在词、句、篇章等方面的选择和处理的特征并考查理雅各和辜鸿铭在译本中体现的个人修养、翻译观念、翻译策略的语言要素；（2）在宏观层面，研究促使产生两英译本差异性的译者所处历史背景、社会规范、文学观念以及读者期待；（3）《论语》两英译本在译者不同主体性的影响下，分别塑造了什么样的孔子形象和什么样的《论语》形象，这些形象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和理解有什么意义，结合对比研究方法可以全面客观地阐述研究结果。
综上所述，中国典籍作品英译研究对促进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具有重大意义，目前的典籍作品英译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解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后现代思潮的发展进一步揭示了译者翻译活动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在典籍作品英译研究的过程中可以采用在阐释学和目的论框架下进行译者主体性微观和宏观的研究，使得典籍作品的英译和输出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1]Cheang， Alice W. The Master’s voice： On Reading，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J]. The Review of Politics 2000.62（3）： 563，581.
[2]刘重德.《论语》韦力英译本之研究——兼议理雅各、刘殿爵之译本.青岛：青岛出版社：2001.327，349.
[3]倪蓓锋. 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看《论语》译本的多样性[D].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5.
作者简介：
冉亚维，河北传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語言文学与跨文化。
【关键词】中国典籍文学作品 英译研究 跨文化交流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7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从国俗语义学视角探析中国题材的美国电影字幕翻译”项目成果（课题编号：201702050203）。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8）16-0085-02
跨文化研究跨越社会、政治、心理学、文学等诸领域，文学领域的跨文化研究成为新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跨文化交流由最初的“西方中心论”拓展到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多元文化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了解中国典籍作品英译研究现状，采用有效途径英译并输出中国典籍作品成为增强中国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典籍文学作品英译研究对促进跨文化交流的意义
“典籍”据《辞海》和《孟子·告子下》以及《尚书》等书目的阐释具有两个涵义：一是古代重要文献和书籍，二是法典、制度。以《论语》这一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为代表的中国典籍作品已引起了致力于弘扬中国文化的国内外语工作者和国外知名汉学家的广泛关注。世界各国孔子学院正在致力于宣传中国传统文化。而遵循什么原则、输出什么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典籍作品的翻译有着密切关系。因为译者主体性的差别会导致译本的多样性，而译本的多样性对文化输出目标群体意识的影响必然不同。典籍“翻译绝不仅仅是译者译得好与不好的个人的小事，它是关乎到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交流与发展的大事。”（徐俊）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中国翻译辞典》序言中指出：翻译是“中华文明永葆青春的万应灵药”。把中华民族富有传统特色的文化精髓译成英语，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并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有效途径。中国要取得长远发展，要在世界文化之林取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因此典籍英译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典籍英译，建国以来已出版多套相关丛书，如由新闻出版署直接领导的《大中华文库》等。
二、中国典籍文学作品英译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典籍作品的英译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学界，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1）译本研究（包括单个译本研究和多个译本的对比分析，文体分析等）；（2）译校出版感言研究；（3）典籍作品中关键词翻译的研究；（4）典籍作品跨文化研究。就研究视角而言，国内研究许多属于语言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翻译中对等的实现。随着近年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人们的研究视角突破了语言层面，一些研究者也开始从外部因素来审视典籍作品英译阐释的多元化。然而，总体来讲，国内关于典籍作品的英译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多从某一具体角度，如语言层面或文化层面来审视译本，存在研究角度趋同，研究视野偏窄的现象。
国外对以《论语》为代表的典籍作品英译研究的历史较长，主要集中在汉学界，以译本序言中的评述、书评和学术论文的形式出现，研究者多采用跨学科的方法，从语言、哲学、历史、文化等多个角度对译本进行研究。因此，国外研究大都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分析也较为深入。例如，Ames，Roger T. & Henry Rosemont， Jr. （1998）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Cheang， Alice W. （2000）. The Master’s Voice： On Reading，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等。[1]《論语》的重要性使其在中西交流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自中西文化交流开始以来，《论语》便成为了西方世界最为关注的中国经典之一。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论语》英译本是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的Confucian Analects。此后，翻译过《论语》的中西学者先后有William Jennings（1895）、辜鸿铭（1898）、Arthur Waley（1938）、Ezra Pound （1951）、李天辰（1991）、Simon Leys（1997）、Edwa Slingerland （2003）等人。节译过《论语》的有林语堂（1938）、Lionel Giles（1943）、Thomas Cleary （1992）、丁往道（1999）、马德五（2004）、Brain Bruya（2005）等。
三、中国典籍文学作品英译途径
翻译活动本身是译者在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基础之上，结合自身在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的修养以及受到当时社会历史因素等大环境影响之下，对原文主观上的解读和再创造，从中体现出一种艺术人格自觉和文化、审美的创造力。因此，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译者的主体性差异也因此强烈的影响着译作所体现的风格特征，译者主体性的差异是导致译本多样性的重要原因。利用阐释学和目的论，探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不同译者的英译本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差别，探讨译者主体性在导致译本多样性方面所起到的主导及影响作用，是目前中国典籍作品英译研究的主要途径。
译者的主体性指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视域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从中体现出一种艺术人格自觉和文化、审美的创造力。 伽达默尔提出的阐释学（Hermeneutics）和由德国功能派翻译学家凯瑟琳娜·雷斯（Katharina Reiss）、汉斯·威密尔（Hans Vermeer）提出的目的论可以用来研究译者的主体性。
阐释学作为文本分析的方法，其意是解释、阐释，同时也是一种理解的艺术形式和揭示隐含意义的过程。翻译时，因翻译的前提是译者积极地、准确地去理解原文，即首先进行语内翻译（由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换）然后才能进行语际翻译（由古代汉语向现代英语的转换），因此，译者作为阐释者或第一读者去解读原文，经过译者的再创造，把原文中的意义和信息传达给读者，并让读者接受。理论上，阐释学肯定译者对原文的积极解读。作为认知主体，译者不是意义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意义的主动创造者。译者在对原文阐释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自己的审美价值观、信仰、人生经验、文化特征和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译文也会反映出译者的思想观念和个人特点。
翻译目的论是德国功能派翻译学家，凯瑟琳娜·雷斯（Katharina Reiss）和汉斯·威密尔（Hans Vermeer）等从翻译行为的目的性出发提出的一种翻译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原则是“目的准则”，即任何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简而言之，就是“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手段”。
在阐释学和目的论的框架下，选择不同译本进行对比研究，通过对译本在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分析，发现译者的主体性特征。微观层面从词、句、篇章特点着手，考查其在语篇连贯、叙事方式等方面的特征并考查反映不同译者个人修养、翻译观念、翻译策略的语言要素，如主题词、高频词、特色词、独特词，译者所添加的副文本（如注释、序、跋等），以及译文中的核心文化词、习语、特殊句式、修辞格等的处理模式等。宏观层面主要从原语文化语境和译入语文化语境出发，探讨历史背景、社会规范、文学观念以及读者期待等因素在译者文体中的反映。目的不在于评价孰优孰劣，而着重观察不同译本所体现的译者主体性差异，并领略不同译本的优秀之处。
例如，为了探讨不同典籍英译本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特征，可以选择《论语》作为研究对象。其既是中国典籍作品的巅峰水平的代表，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又是典籍英译作品中的经典代表。自1809年至今，《论语》的英文翻译已经走过了近200年的历程，产生了近百个英语译本（包括全译本和节译本），《论语》贯穿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全部历史进程，成为了最受西方关注的中国作品之一。第二，在众多的《论语》英译本中，笔者选择了理雅各与辜鸿铭的两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原因在于：理雅各是近代英国第一位著名汉学家，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他翻译的论语至今虽逾百年，但仍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他结束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献业余水平的研究，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2]辜鸿铭是中国近代名噪一时的国学家和翻译家，以其轶事之怪异、著译之独特、思想之极端成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保守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倡导儒家文化，把儒家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对欧洲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3]他的译著《论语》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极具影响力。因此，关于二者的译者主体性分析不仅有助于中国典籍英译的研究走向深入，同时能极大地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最终达到中西合璧。
为了在阐释学和目的论的框架下，发现译者主体性，可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对理雅各与辜鸿铭的《论语》两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包括：（1）在微观层面，理雅各与辜鸿铭在词、句、篇章等方面的选择和处理的特征并考查理雅各和辜鸿铭在译本中体现的个人修养、翻译观念、翻译策略的语言要素；（2）在宏观层面，研究促使产生两英译本差异性的译者所处历史背景、社会规范、文学观念以及读者期待；（3）《论语》两英译本在译者不同主体性的影响下，分别塑造了什么样的孔子形象和什么样的《论语》形象，这些形象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和理解有什么意义，结合对比研究方法可以全面客观地阐述研究结果。
综上所述，中国典籍作品英译研究对促进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具有重大意义，目前的典籍作品英译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解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后现代思潮的发展进一步揭示了译者翻译活动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在典籍作品英译研究的过程中可以采用在阐释学和目的论框架下进行译者主体性微观和宏观的研究，使得典籍作品的英译和输出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1]Cheang， Alice W. The Master’s voice： On Reading，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J]. The Review of Politics 2000.62（3）： 563，581.
[2]刘重德.《论语》韦力英译本之研究——兼议理雅各、刘殿爵之译本.青岛：青岛出版社：2001.327，349.
[3]倪蓓锋. 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看《论语》译本的多样性[D].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5.
作者简介：
冉亚维，河北传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語言文学与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