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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日，中国政府网公布了《国务院关于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的批复》。国家的这一重大战略擘画未来，影响深远。除了明显的区域优势、优良的建设条件，雄安新区所辖区域也是一方文化宝地，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地方特色鲜明。
远古文明曙光初现
公元前六七千年，白洋淀地区开始了文明的进程。容城上坡遗址与安新留村遗址，有大量的渔猎经济痕迹，任丘哑叭庄遗址出土了大量陶网坠、骨鱼镖、骨鱼钩等。那一时期的白洋淀，气候温暖，河湖密布，动植物种类繁多，向水而生的捕鱼业滋养了这里最早的人类，揭开了早期文明的序幕。
春秋战国时期，雄安地区地处“燕南赵北”，成为燕赵两国文化融合的前沿。
今天在容城县黑龙口村的一段长城遗迹，正是燕赵文化纵横捭阖与金戈铁马的见证。赵孝成王十九年（公元前247年），原属燕国的葛城划归赵国。葛城位于今安新县安州镇附近，紧邻白洋淀，这样一来，以白洋淀—文安洼为中心的冀中洼地成为燕赵两国的地理分界线。为防范赵国，燕国将白洋淀北侧的河堤改筑为燕长城。自此，它见证了随后两千年此地的风云变幻，至今仍残存有长400余米、高2米左右的长城遗存。
后周“雄”“霸”之势
秦汉时期，雄安地区在政区沿革方面有两个代表性事件：一是秦统一六国后在本区域设置了容城县，这是雄安地区最早出现的县级政区；二是东汉末年袁绍灭易京城。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与袁绍争夺冀州的公孙瓒因听信童谣“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在今天的雄县西北地区修筑易京城，此后又多修楼观，广积粮草，坐等天下太平，没想到还是被袁绍所灭。
唐武德初年，为稳定河北地区形势，朝廷设置了一批以归降将领为长官的州县，这类政区一般存在时间短且管辖地域小，武德四年（621年）设立的北义州就属于此。北义州管辖容城、固安及新设置的归义县，仅存在6年就于贞观元年（627年）被废。归义县在今雄县西北部，后改属涿州。容城则因战事风云，县名多有更迭。唐代河北道北部曾长期是中原政权与北方契丹、突厥等游牧民族争夺的地区。武周圣历元年（698年），突厥进犯河北，一路势不可挡，但进攻容城县时遭遇顽强抵抗。唐王朝为表彰该县的英勇忠心，于次年将容城改名“全忠”，神龙二年（706年）又改回旧名。安史之乱后，雄安地区属卢龙节度使管辖，直至唐末。五代时期归义县属于涿州，正是幽云十六州之一，被石敬瑭拱手让与契丹。容城县当时属易州，在辽会同九年，契丹南下灭后晋途中，也归附于辽。
后周世宗的北伐促进了雄安地区的历史进入新阶段，“雄”“霸”自此开始。显德六年三月（辽应历九年，959年），周世宗率军北伐，四月即攻克三州三关之地。鉴于瓦桥关、益津关的重要性，升瓦桥关为雄州，益津关为霸州。二州定名“雄”“霸”有震慑辽朝的用意。瓦桥关即今雄县县城所在地。后周北伐戛然止步于拒马河，之后宋太宗虽多次北伐，甚至一度以十五万大军围困幽州城，却最终为辽军所败。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后，正式以拒马河为界河。
“塘泺”与“榷场”
雄州作为宋辽对峙时期的桥头堡，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北宋初年，鉴于在宋辽战事中的守势，雄州知州何承矩力主将河北平原中部诸淀泊以河渠相连，形成“东起雄州，西至顺安军，合大莲花淀、洛阳淀、牛横淀、康池淀、畴淀、白羊淀为一水”的“塘泺”体系。“塘泺”将宋辽边境的诸多河流沟通起来，既能达到以水代兵的国防目的，也有引水种稻的实用功能。构建“塘泺”，对雄安地区水系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拒马河水系开始更为广泛地塑造冀中洼地地貌，白洋淀的湖泊地貌进一步发育。
边境形势稳定后，宋辽官方交往日益频繁。北宋使臣自开封出发，多经雄州北上直抵辽析津府（今北京）。出使契丹的使臣中，不乏沈括、包拯等著名人物。欧阳修在出使辽朝到达雄州时，曾留下诗篇《奉使契丹初至雄州》：“古关衰柳聚寒鸦，驻马城头日欲斜。犹去西楼二千里，行人到此莫思家。”雄州在北宋诗人的笔下已如同唐代“玉门关”一样成为边境写意的符号。
宋辽政权界线并不能阻隔两地的民间交往。雄州虽地属北宋，也有部分辽朝百姓散居城中。当时辽兵常有南下越界行为，北宋多以隐忍方式解决。不过宋辽边境互市的榷场贸易中，北宋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贸易的地点、时间、物品都由宋朝规定。景德二年（1005年），北宋规定在雄州、霸州与安肃军（今徐水）三地开展互市贸易，“北商趋他路者，勿与为市”。很快，雄州等地的榷场贸易活跃起来，布帛、漆器、粮米、牛马等都是宋辽贸易的大宗商品。
得益于白洋淀地区水环境的优越，金代在雄安地区设置了一州两县。天会三年（1125年）先将原北宋的顺安军改为安州。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与泰和四年（1204年）又设置葛城与渥城作为安州属县。葛城县位于今安新县安州镇，渥城县即今安新县城所在地。金代雄安地区的唐河、南易水等河流构成了向金中都转运粮食的主要水路。白洋淀洼地湖泊众多，也吸引了游牧本性尚存的金代帝王，史书中不乏金世宗、金章宗赴安州春围、冬猎的记载。
“谁知今赵北，大似向杭西”
历經宋金时期的辉煌后，元明清时雄安地区的历史影响日益式微。体现之一是雄州、安州在政区体系中的地位下降，两州逐渐由管辖县的政区降为一般的县，变为今天的雄县与安新县。元代开通大运河和太行山前大道的恢复，使得雄安地区由水陆交通枢纽逐渐被边缘化。
不过与此同时，以白洋淀为主体的湖泊群日渐形成。明代中期，白洋淀已发展成方圆六十里的湖泊。雄安境内河网交错复杂、淀泊星罗棋布，出现了“九十九淀”的记述。醉心于白洋淀风景的康熙帝，先后命人修建赵北口、郭里口、端村三座湖畔行宫，作为驻跸之所。康乾二帝多次巡游白洋淀，御笔之下，白洋淀的水村景色是“孤村绿塘水，旷野起春云。槐柳胜南苑，青莎有鹭群”。白洋淀的行宫风光是“半笠沧浪三月雨，一堤杨柳两湖烟”。乾隆帝还将白洋淀与西湖相比，写下“谁知今赵北，大似向杭西”之语。
与水乡风光相对应的，是朝廷持续不断兴修的水利工程。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朝廷曾发帑将明代雄安地区各段河堤连结为一体，形成“千里长堤”，长堤围绕白洋淀湖泊群两岸，今任丘与安新境内部分河堤仍在延续使用“千里长堤”遗存。白洋淀东出水口水面广阔，清代在赵北口自北向南连修桥梁十二座，以调节出湖水量。“十二连桥”至今仍有旧迹可寻。
悠悠水脉，红色基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迅速侵占了雄县、安新等县城，又在白洋淀沿岸重要市镇增设据点。日军的暴行引发了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1940年夏，一支由猎户组成的小分队在白洋淀出现，这便是赫赫有名的雁翎队。雁翎队由最初的15人逐渐发展到100余人，共与敌交战70余次。至今军事博物馆仍收藏有当年雁翎队使用过的排子船和大抬杆。
1945年，著名作家孙犁创作《荷花淀》，描写的就是这段故事，从此荷花淀派登上中国文学舞台，并贡献了大量文艺作品。1949年后，徐光耀又创作了“小兵张嘎”这一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
水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代表隽秀与灵动，“华北明珠”白洋淀横亘在雄安地区的怀抱中，白洋淀的苇荡，如这里的文化一般，带着柔韧的特质，生生不息。早期文明跃动了人类文化探索的气息，燕赵文化赐予了深沉厚重的文化母体，历代的战事征伐下是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民族的交往融合中有海纳百川的文化宽度，淀泊环境的变迁塑造着农耕文明的进化，红色文化的基因流淌着气度里的热血与传承。雄安的文化，是血脉中的传统风骨也是新时代的开拓创新。
千年雄安，担负着国之大计；白洋淀的岸边，正风生水起。
（摘自1月17日《北京日报》）
远古文明曙光初现
公元前六七千年，白洋淀地区开始了文明的进程。容城上坡遗址与安新留村遗址，有大量的渔猎经济痕迹，任丘哑叭庄遗址出土了大量陶网坠、骨鱼镖、骨鱼钩等。那一时期的白洋淀，气候温暖，河湖密布，动植物种类繁多，向水而生的捕鱼业滋养了这里最早的人类，揭开了早期文明的序幕。
春秋战国时期，雄安地区地处“燕南赵北”，成为燕赵两国文化融合的前沿。
今天在容城县黑龙口村的一段长城遗迹，正是燕赵文化纵横捭阖与金戈铁马的见证。赵孝成王十九年（公元前247年），原属燕国的葛城划归赵国。葛城位于今安新县安州镇附近，紧邻白洋淀，这样一来，以白洋淀—文安洼为中心的冀中洼地成为燕赵两国的地理分界线。为防范赵国，燕国将白洋淀北侧的河堤改筑为燕长城。自此，它见证了随后两千年此地的风云变幻，至今仍残存有长400余米、高2米左右的长城遗存。
后周“雄”“霸”之势
秦汉时期，雄安地区在政区沿革方面有两个代表性事件：一是秦统一六国后在本区域设置了容城县，这是雄安地区最早出现的县级政区；二是东汉末年袁绍灭易京城。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与袁绍争夺冀州的公孙瓒因听信童谣“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在今天的雄县西北地区修筑易京城，此后又多修楼观，广积粮草，坐等天下太平，没想到还是被袁绍所灭。
唐武德初年，为稳定河北地区形势，朝廷设置了一批以归降将领为长官的州县，这类政区一般存在时间短且管辖地域小，武德四年（621年）设立的北义州就属于此。北义州管辖容城、固安及新设置的归义县，仅存在6年就于贞观元年（627年）被废。归义县在今雄县西北部，后改属涿州。容城则因战事风云，县名多有更迭。唐代河北道北部曾长期是中原政权与北方契丹、突厥等游牧民族争夺的地区。武周圣历元年（698年），突厥进犯河北，一路势不可挡，但进攻容城县时遭遇顽强抵抗。唐王朝为表彰该县的英勇忠心，于次年将容城改名“全忠”，神龙二年（706年）又改回旧名。安史之乱后，雄安地区属卢龙节度使管辖，直至唐末。五代时期归义县属于涿州，正是幽云十六州之一，被石敬瑭拱手让与契丹。容城县当时属易州，在辽会同九年，契丹南下灭后晋途中，也归附于辽。
后周世宗的北伐促进了雄安地区的历史进入新阶段，“雄”“霸”自此开始。显德六年三月（辽应历九年，959年），周世宗率军北伐，四月即攻克三州三关之地。鉴于瓦桥关、益津关的重要性，升瓦桥关为雄州，益津关为霸州。二州定名“雄”“霸”有震慑辽朝的用意。瓦桥关即今雄县县城所在地。后周北伐戛然止步于拒马河，之后宋太宗虽多次北伐，甚至一度以十五万大军围困幽州城，却最终为辽军所败。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后，正式以拒马河为界河。
“塘泺”与“榷场”
雄州作为宋辽对峙时期的桥头堡，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北宋初年，鉴于在宋辽战事中的守势，雄州知州何承矩力主将河北平原中部诸淀泊以河渠相连，形成“东起雄州，西至顺安军，合大莲花淀、洛阳淀、牛横淀、康池淀、畴淀、白羊淀为一水”的“塘泺”体系。“塘泺”将宋辽边境的诸多河流沟通起来，既能达到以水代兵的国防目的，也有引水种稻的实用功能。构建“塘泺”，对雄安地区水系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拒马河水系开始更为广泛地塑造冀中洼地地貌，白洋淀的湖泊地貌进一步发育。
边境形势稳定后，宋辽官方交往日益频繁。北宋使臣自开封出发，多经雄州北上直抵辽析津府（今北京）。出使契丹的使臣中，不乏沈括、包拯等著名人物。欧阳修在出使辽朝到达雄州时，曾留下诗篇《奉使契丹初至雄州》：“古关衰柳聚寒鸦，驻马城头日欲斜。犹去西楼二千里，行人到此莫思家。”雄州在北宋诗人的笔下已如同唐代“玉门关”一样成为边境写意的符号。
宋辽政权界线并不能阻隔两地的民间交往。雄州虽地属北宋，也有部分辽朝百姓散居城中。当时辽兵常有南下越界行为，北宋多以隐忍方式解决。不过宋辽边境互市的榷场贸易中，北宋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贸易的地点、时间、物品都由宋朝规定。景德二年（1005年），北宋规定在雄州、霸州与安肃军（今徐水）三地开展互市贸易，“北商趋他路者，勿与为市”。很快，雄州等地的榷场贸易活跃起来，布帛、漆器、粮米、牛马等都是宋辽贸易的大宗商品。
得益于白洋淀地区水环境的优越，金代在雄安地区设置了一州两县。天会三年（1125年）先将原北宋的顺安军改为安州。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与泰和四年（1204年）又设置葛城与渥城作为安州属县。葛城县位于今安新县安州镇，渥城县即今安新县城所在地。金代雄安地区的唐河、南易水等河流构成了向金中都转运粮食的主要水路。白洋淀洼地湖泊众多，也吸引了游牧本性尚存的金代帝王，史书中不乏金世宗、金章宗赴安州春围、冬猎的记载。
“谁知今赵北，大似向杭西”
历經宋金时期的辉煌后，元明清时雄安地区的历史影响日益式微。体现之一是雄州、安州在政区体系中的地位下降，两州逐渐由管辖县的政区降为一般的县，变为今天的雄县与安新县。元代开通大运河和太行山前大道的恢复，使得雄安地区由水陆交通枢纽逐渐被边缘化。
不过与此同时，以白洋淀为主体的湖泊群日渐形成。明代中期，白洋淀已发展成方圆六十里的湖泊。雄安境内河网交错复杂、淀泊星罗棋布，出现了“九十九淀”的记述。醉心于白洋淀风景的康熙帝，先后命人修建赵北口、郭里口、端村三座湖畔行宫，作为驻跸之所。康乾二帝多次巡游白洋淀，御笔之下，白洋淀的水村景色是“孤村绿塘水，旷野起春云。槐柳胜南苑，青莎有鹭群”。白洋淀的行宫风光是“半笠沧浪三月雨，一堤杨柳两湖烟”。乾隆帝还将白洋淀与西湖相比，写下“谁知今赵北，大似向杭西”之语。
与水乡风光相对应的，是朝廷持续不断兴修的水利工程。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朝廷曾发帑将明代雄安地区各段河堤连结为一体，形成“千里长堤”，长堤围绕白洋淀湖泊群两岸，今任丘与安新境内部分河堤仍在延续使用“千里长堤”遗存。白洋淀东出水口水面广阔，清代在赵北口自北向南连修桥梁十二座，以调节出湖水量。“十二连桥”至今仍有旧迹可寻。
悠悠水脉，红色基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迅速侵占了雄县、安新等县城，又在白洋淀沿岸重要市镇增设据点。日军的暴行引发了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1940年夏，一支由猎户组成的小分队在白洋淀出现，这便是赫赫有名的雁翎队。雁翎队由最初的15人逐渐发展到100余人，共与敌交战70余次。至今军事博物馆仍收藏有当年雁翎队使用过的排子船和大抬杆。
1945年，著名作家孙犁创作《荷花淀》，描写的就是这段故事，从此荷花淀派登上中国文学舞台，并贡献了大量文艺作品。1949年后，徐光耀又创作了“小兵张嘎”这一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
水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代表隽秀与灵动，“华北明珠”白洋淀横亘在雄安地区的怀抱中，白洋淀的苇荡，如这里的文化一般，带着柔韧的特质，生生不息。早期文明跃动了人类文化探索的气息，燕赵文化赐予了深沉厚重的文化母体，历代的战事征伐下是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民族的交往融合中有海纳百川的文化宽度，淀泊环境的变迁塑造着农耕文明的进化，红色文化的基因流淌着气度里的热血与传承。雄安的文化，是血脉中的传统风骨也是新时代的开拓创新。
千年雄安，担负着国之大计；白洋淀的岸边，正风生水起。
（摘自1月17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