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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梁元帝萧绎在文学上丰富了“文”的内涵，同时注重文学中“质”。他在齐梁华丽奢靡的文风下进行了深刻反思，完成了对时代文风的超越，这是萧绎坚守儒家诗教的结果，其著作《金楼子》等均体现了其对儒家思想的崇尚，因此，萧绎文学观呈现文质并重的特点。萧绎的文学观既做到了超越时代文风，又做到了回归儒家诗教，形成具有儒家中和美学观的文学思想。这种中和美是他崇尚儒家人文精神与其文学底蕴的体现。
关键词：萧绎;文學观;儒家诗教;中和
一、文随时变：萧绎对时代文风的承继与超越
萧氏虽起于军伍之家，但其建立的萧梁一朝浓厚的学风、炽热的文学氛围和活跃的创作环境是许多朝代所无法比拟的。齐梁时期“正是文学沿着重艺术特质、重抒情而略功用的方向继续发展的时期”，这是罗宗强先生对齐梁文学发展做出的整体性评述，然而在梁代主张新变的文坛上还有一股复古的思潮，两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古今文体论争。此时的梁元帝萧绎基于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情况，辨析了文学的发展方向，作出了深入的分析。
今古文体派均各持己见，一方是以裴子野为代表的古文体派，他们颇为守旧。以儒家诗教作为主旨，尊崇六经，强调文学讽谏的治世功用;另一方则是由萧纲牵头的新变派，即使在裴子野卒后，仍致力于革除旧风。萧纲在创作实践中趋新求异，完全丢弃了文学的社会作用，大大偏离了诗教传统。《立言》中：“夫翠饰羽而体分，象美牙而身丧，蚌怀珠而致剖，兰含香而遭焚，膏以明而自煎，桂蠢而成疾，并求福而得祸，衣锦尚装，恶其文之著也”一语，是萧绎对今文体派文过于质的轻视，但是古文体中古拙的特性又与文学的相去甚远。作为这一时期的文坛领袖之一的萧绎并没将古今文体完全对立起来看待，而是明确“纠正了今、古文体派之失而兼取其得”[1]。
他既顺应新体文学的发展，又表现出对古体文学的合理性遵循。首先，萧绎肯定了文学的发展。萧绎在《内典碑铭集林序》中说：“夫世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时事推移，属词之体或异。”这表明时代的流迁会带带来“文理”和“文体”的演化，不同时代会有不用的文体占据主流。刘勰、萧统也表达了相同观点，但对于论文之理而言，不同时代造就不同的评判声音，新的评论的理论与观念自然生发，这是萧绎个人极具创造性意识的新观点。[2]萧绎能够从古今文体论争中看到这一点，说明这个求新求变的时代给了萧绎更多思考的空间使他认识到了文随时变的理念，足以看到萧绎对文体演变思考的深度。其次，萧绎做到了理性遵守古法。萧绎《立言》篇中云：“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二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叙情志，敦风俗;其弊者秪以烦简牍，疲后生。”应该对古之文论采取批判性吸收的态度。又说：“昔之所重今反轻，今之所重，古之所贱”，不同时期对古今的偏好取舍不同，因此，要包容对待不同的偏好;萧绎还表达了建立一种文集编纂新格局的期望：“嗟我后生博达之士，有能品藻异同，删整芜秽，使卷无瑕玷，览无遗功，可谓学矣。”他还在聚书中对经史子集都有注疏，而且对小说进行搜集，其《金楼子》专设篇章《志怪》，表明了萧绎非但没有将古今文体问题对立看待，还实现了对古今文体的双向兼顾，因此，萧绎完成了对时代文风的超越。
萧绎之所以有这样的文学发展观，有多方面的原因。萧绎所在的文学集团成员包含着支持复古与新变的名流文士，文人往来交游，互相影响，文学集团在创作体裁、风格上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并且对文学发展的看法也为多样，也正说明了萧绎在文学思想方面的包容性。“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是萧统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里对自己的文学观的正面阐述;后来，萧纲又邀请萧绎一起革除复古文风，萧统与萧纲的文学观大为不同，然而萧绎与两方书信交流，必然受到两方文学思想的影响，但是能够清晰分辨文学的发展趋势，这一点是值得肯定。
二、调和今古：萧绎文学观中的平衡与调和
在古今文体之争下，萧绎开始了对文体分类问题的探讨。对文笔问题阐述时萧绎已至中年，这应该是他思想全面成熟和深化的年龄，可以清晰看到他对文学的深思。《立言》载：“至如文者，惟须绮穀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精准地概括出“文”的特质，又主张文学可以“叙情志，敦风俗”，因此，萧绎的文学思想是一种调和古今的论调。
萧绎同今文体派的墨客往来交游唱和，留有一些酬答之作。《西府新文》未曾收录颜协的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并褒奖潘岳清丽的文学创作，“潘安仁清绮若是，而评者止称情切，故知为文之难也”。萧纲把萧绎比曹植“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思吾子建，一共商榷。”基于如此种种，后世便直接把萧绎划归到重文轻笔的新变派。
当在全面探究萧绎的作品之后，就会发现这种评判不免失之公允。《金楼子》一书在体例、句式、内容上均无华丽绮靡的痕迹，相比全文皆为骈文的《文心雕龙》，《金楼子》多以单行散文行文，明显质实得多。萧绎在《金楼子》中多次提及与裴子野一同探讨文学文题，萧绎对支持传统文体的文人平等对待。萧绎在《立言》中道：“古人之学者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由上可得，萧绎对“古今文人”论述时总是把“儒”放在最前，在分析“今之文人”时，甚至将“文”置于最末。因此，显然与重文轻笔的说法矛盾。在《立言》中，他还明确表达了对鸿儒的崇敬，并且希望文人都能实现向鸿儒的转变，“夫说一经者为儒生，博古今者为通人，上书奏事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篇章为鸿儒，若刘向扬雄之列是也。盖儒生转通人，通人为文人，文人转鸿儒也。”这是萧绎所望，文人不能只做书写文意之文人，更应转成为一代鸿儒，萧绎对鸿儒态度说明了他对儒学的心之所向。因此，萧绎并非文过于质的“崇文轻笔”之流，而且他在一生的创作及评论中，都在为文、笔的均衡性做出努力。
作诗引经据典是一贯风尚，在齐梁时期，运用生僻新典成为一时风流，但是，萧绎对当时用典多有不满：“或引事虽博，其意犹同;或新意虽奇，无所倚约;或首尾伦帖，事似牵课;或翻复博涉，体裁不工”;并且萧绎从正面指斥当时的文风：“夫今之俗，搢绅稚齿，闾巷小生，学以浮动为贵，用百家则多尚轻侧，涉经记则不通大旨。苟取成章，贵在悦目，龙首豕足，随时之义;牛头马髀，强相附会。事等张君之弧，徒观外泽;亦如南阳之里，难就穷检矣。射鱼指天，事徒勤而靡获;适郢首燕，马虽良而不到。”萧绎嗅到了文风中的“浮动”与“轻侧”的气息，从根本上指出了文坛之弊;《内典碑铭集林序》载：“繁则伤弱，率则恨省;存华则失体，从实则无味。……能使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质，约而能润;事随意转，理逐言深，所谓菁华，无以间也。”萧绎这一观念具有较高审美标准，是他追求中和的美学观的表现，“披文相质”、“文而有质”都说明的萧绎“文质彬彬”的文学思想，力求达到“文”与“质”辩证统一的境界。 萧绎喜好诗文创作在抒发情感上有所节制。《内典碑铭集林序》载：“余幼好雕虫，长而弥笃。”萧绎现存诗124首，赋8篇，其中《荡妇秋思赋》《对烛赋》《采莲赋》《鸳鸯赋》，情致细腻、文风典丽，并且萧绎的赋大都以简短见长，抒情不甚浓重。萧绎还创作了许多传统题材的诗文，萧绎存诗124首，写妇女或男女情怀的22首，咏物诗34首，应令5首（不包括涉及男女情怀的应令诗），其它（包括宴游、闲适、登临等等）63首。[3]由此可见，萧绎对男女情感的诗歌并未多费笔墨，而是将创作重点放在了传统题材的诗作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萧绎并非追新逐异的“宫体”诗人，他既对华美文风有所表达，又立足于传统，萧绎的文学观贯彻了华实并茂的创作思想，将“中和美”体现的淋漓尽致。正是基于萧绎对“文笔”辨析的阐释，对时文的评价，对用典问题的分析，以及对其诗文的评述，因此，清晰可见萧绎对文学文质并重的把握，萧绎以儒家思想作为评古论今的依据和标准，在其文学思想中表现出对文体与文学创作上的包容与调和。
三、以儒束文：萧绎文论对儒家诗教的回归
梁元帝萧绎在时代文风的浸染下未曾走向偏激，而是不断回望传统，能够在后期以著书立说这样的实际行动来践行儒家思想，对儒家诗教开始深层次的回归。《金楼子》一书是萧绎文学观的全方位展示，萧绎在文学中体现出他中和的文学观念，“叙情志，敦风俗”是他的文学观的核心，萧绎认为文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娱乐，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的功用，事实上，萧绎的文学观是深深扎根于尚儒宗经、重学尚古的文化土壤中。[5]
萧绎对文学的深刻认识，尽在《金楼子》一书，他的这种认识的与他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有关。该书编定于约在承圣元年至承圣二年之间，萧绎在政治风云的变换中历经磨难，各种明争暗斗以后，不惑之年的萧绎对文学有了更成熟更深刻的思考;“立功立事立言”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萧绎深受儒学传统浸染，著述此书是他个人儒学品格的修养的体现。
兰陵萧氏家族在齐梁年间整体文学素养颇高，不少家族成员编书撰文，这对萧绎述作之志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曹子桓云：立德著书，可以不朽。杜元凯言：德者非所企及，立言或可庶几。故户牖悬刀笔而有述作之志矣。”《立言》进一步谈及作《金楼子》的目的：“吾于天下亦不贱也，所以一沐三握发，一食再吐哺，何者？正以名节未树也。”萧绎追摹前贤，他自比孔圣：“周公没五百年有孔子，孔子没五百年有太史公。五百年运，余何敢让焉？”他希望实现“立言树名”的理想，在文坛上独领风骚，因此，由萧绎的立言可以看出萧绎对儒学的心驰神往。
萧绎不单通过文学著述来实现“立言”，还希望文学能够发挥民风教化的积极作用。身居帝王之位的他心怀“尽忠尽力，以报国家”的宏愿，足见萧绎治国安邦的儒家思想。他期望文学对政事有所助益，因此“其美者足以叙情志，敦风俗”，萧绎把“叙情志”和“敦风俗”作为文学作品应有的内涵，强调了文学的功用性。他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事，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对治世有助益才是文学的根本意义所在，希望通过文学带来更多治世功用上的启发，这是出萧绎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因此可得，萧绎的文学观深受儒家宗经尚用思想的影响。
综而论之，具有中和之美的文学观虽自古就有，可就特定时代的具体文学思想而言，萧绎没有被时代文风所约束，在他所尊崇的儒家人文精神与其文学底蕴的结合下，形成具有儒家“中和之美”的文学观，已是一种突破。从南北文学融合的角度来说，萧绎成为南北文学融和之滥觞，其文学思想的先进性不言而喻。
参考文献：
[1]钟士伦.《<金楼子>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7：博士.
[2]曹旭.《论萧绎的文学观》[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
[3]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中华书局，1999，（10）.
[4][南朝梁]萧绎撰，陈志平、熊清元疏证校注.《金楼子疏证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5]刘晟.《<金楼子·立言>主旨辨正》[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0）.
注释：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09页。
?（南朝梁）萧绎撰、陈志平、熊清元疏证校注：《金楼子疏证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04页。
?（南朝梁）萧绎著：《萧绎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917页。
⑤⑥（南朝梁）萧绎撰、陈志平、熊清元疏证校注：《金楼子疏证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59页。
（南朝·梁）萧统撰，俞绍初校笺.梁昭明太子集校笺[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5页
⑩?（南朝梁）萧绎撰、陈志平、熊清元疏证校注：《金楼子疏证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70页。
[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26页。
（唐）姚思廉《梁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四十三·文学上：庾于陵弟肩吾》，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91页。
（南朝梁）萧绎撰，陈志平、熊清元疏证校注：《金楼子疏证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82页。
（南朝梁）萧绎撰，陈志平、熊清元疏证校注：《金楼子疏证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71页。
（南朝梁）萧绎著：《萧绎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919页。
（南朝梁）萧绎撰，陈志平、熊清元疏证校注：《金楼子疏证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页。
（南朝梁）萧绎撰，陈志平、熊清元疏证校注：《金樓子疏证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22页。
（南朝梁）萧绎撰，陈志平、熊清元疏证校注：《金楼子疏证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61页。
（南朝梁）萧绎撰，陈志平、熊清元疏证校注：《金楼子疏证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页。
作者简介：闫璐（1995.04-），女，汉族，祖籍泰安，硕士在读，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
关键词：萧绎;文學观;儒家诗教;中和
一、文随时变：萧绎对时代文风的承继与超越
萧氏虽起于军伍之家，但其建立的萧梁一朝浓厚的学风、炽热的文学氛围和活跃的创作环境是许多朝代所无法比拟的。齐梁时期“正是文学沿着重艺术特质、重抒情而略功用的方向继续发展的时期”，这是罗宗强先生对齐梁文学发展做出的整体性评述，然而在梁代主张新变的文坛上还有一股复古的思潮，两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古今文体论争。此时的梁元帝萧绎基于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情况，辨析了文学的发展方向，作出了深入的分析。
今古文体派均各持己见，一方是以裴子野为代表的古文体派，他们颇为守旧。以儒家诗教作为主旨，尊崇六经，强调文学讽谏的治世功用;另一方则是由萧纲牵头的新变派，即使在裴子野卒后，仍致力于革除旧风。萧纲在创作实践中趋新求异，完全丢弃了文学的社会作用，大大偏离了诗教传统。《立言》中：“夫翠饰羽而体分，象美牙而身丧，蚌怀珠而致剖，兰含香而遭焚，膏以明而自煎，桂蠢而成疾，并求福而得祸，衣锦尚装，恶其文之著也”一语，是萧绎对今文体派文过于质的轻视，但是古文体中古拙的特性又与文学的相去甚远。作为这一时期的文坛领袖之一的萧绎并没将古今文体完全对立起来看待，而是明确“纠正了今、古文体派之失而兼取其得”[1]。
他既顺应新体文学的发展，又表现出对古体文学的合理性遵循。首先，萧绎肯定了文学的发展。萧绎在《内典碑铭集林序》中说：“夫世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时事推移，属词之体或异。”这表明时代的流迁会带带来“文理”和“文体”的演化，不同时代会有不用的文体占据主流。刘勰、萧统也表达了相同观点，但对于论文之理而言，不同时代造就不同的评判声音，新的评论的理论与观念自然生发，这是萧绎个人极具创造性意识的新观点。[2]萧绎能够从古今文体论争中看到这一点，说明这个求新求变的时代给了萧绎更多思考的空间使他认识到了文随时变的理念，足以看到萧绎对文体演变思考的深度。其次，萧绎做到了理性遵守古法。萧绎《立言》篇中云：“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二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叙情志，敦风俗;其弊者秪以烦简牍，疲后生。”应该对古之文论采取批判性吸收的态度。又说：“昔之所重今反轻，今之所重，古之所贱”，不同时期对古今的偏好取舍不同，因此，要包容对待不同的偏好;萧绎还表达了建立一种文集编纂新格局的期望：“嗟我后生博达之士，有能品藻异同，删整芜秽，使卷无瑕玷，览无遗功，可谓学矣。”他还在聚书中对经史子集都有注疏，而且对小说进行搜集，其《金楼子》专设篇章《志怪》，表明了萧绎非但没有将古今文体问题对立看待，还实现了对古今文体的双向兼顾，因此，萧绎完成了对时代文风的超越。
萧绎之所以有这样的文学发展观，有多方面的原因。萧绎所在的文学集团成员包含着支持复古与新变的名流文士，文人往来交游，互相影响，文学集团在创作体裁、风格上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并且对文学发展的看法也为多样，也正说明了萧绎在文学思想方面的包容性。“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是萧统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里对自己的文学观的正面阐述;后来，萧纲又邀请萧绎一起革除复古文风，萧统与萧纲的文学观大为不同，然而萧绎与两方书信交流，必然受到两方文学思想的影响，但是能够清晰分辨文学的发展趋势，这一点是值得肯定。
二、调和今古：萧绎文学观中的平衡与调和
在古今文体之争下，萧绎开始了对文体分类问题的探讨。对文笔问题阐述时萧绎已至中年，这应该是他思想全面成熟和深化的年龄，可以清晰看到他对文学的深思。《立言》载：“至如文者，惟须绮穀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精准地概括出“文”的特质，又主张文学可以“叙情志，敦风俗”，因此，萧绎的文学思想是一种调和古今的论调。
萧绎同今文体派的墨客往来交游唱和，留有一些酬答之作。《西府新文》未曾收录颜协的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并褒奖潘岳清丽的文学创作，“潘安仁清绮若是，而评者止称情切，故知为文之难也”。萧纲把萧绎比曹植“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思吾子建，一共商榷。”基于如此种种，后世便直接把萧绎划归到重文轻笔的新变派。
当在全面探究萧绎的作品之后，就会发现这种评判不免失之公允。《金楼子》一书在体例、句式、内容上均无华丽绮靡的痕迹，相比全文皆为骈文的《文心雕龙》，《金楼子》多以单行散文行文，明显质实得多。萧绎在《金楼子》中多次提及与裴子野一同探讨文学文题，萧绎对支持传统文体的文人平等对待。萧绎在《立言》中道：“古人之学者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由上可得，萧绎对“古今文人”论述时总是把“儒”放在最前，在分析“今之文人”时，甚至将“文”置于最末。因此，显然与重文轻笔的说法矛盾。在《立言》中，他还明确表达了对鸿儒的崇敬，并且希望文人都能实现向鸿儒的转变，“夫说一经者为儒生，博古今者为通人，上书奏事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篇章为鸿儒，若刘向扬雄之列是也。盖儒生转通人，通人为文人，文人转鸿儒也。”这是萧绎所望，文人不能只做书写文意之文人，更应转成为一代鸿儒，萧绎对鸿儒态度说明了他对儒学的心之所向。因此，萧绎并非文过于质的“崇文轻笔”之流，而且他在一生的创作及评论中，都在为文、笔的均衡性做出努力。
作诗引经据典是一贯风尚，在齐梁时期，运用生僻新典成为一时风流，但是，萧绎对当时用典多有不满：“或引事虽博，其意犹同;或新意虽奇，无所倚约;或首尾伦帖，事似牵课;或翻复博涉，体裁不工”;并且萧绎从正面指斥当时的文风：“夫今之俗，搢绅稚齿，闾巷小生，学以浮动为贵，用百家则多尚轻侧，涉经记则不通大旨。苟取成章，贵在悦目，龙首豕足，随时之义;牛头马髀，强相附会。事等张君之弧，徒观外泽;亦如南阳之里，难就穷检矣。射鱼指天，事徒勤而靡获;适郢首燕，马虽良而不到。”萧绎嗅到了文风中的“浮动”与“轻侧”的气息，从根本上指出了文坛之弊;《内典碑铭集林序》载：“繁则伤弱，率则恨省;存华则失体，从实则无味。……能使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质，约而能润;事随意转，理逐言深，所谓菁华，无以间也。”萧绎这一观念具有较高审美标准，是他追求中和的美学观的表现，“披文相质”、“文而有质”都说明的萧绎“文质彬彬”的文学思想，力求达到“文”与“质”辩证统一的境界。 萧绎喜好诗文创作在抒发情感上有所节制。《内典碑铭集林序》载：“余幼好雕虫，长而弥笃。”萧绎现存诗124首，赋8篇，其中《荡妇秋思赋》《对烛赋》《采莲赋》《鸳鸯赋》，情致细腻、文风典丽，并且萧绎的赋大都以简短见长，抒情不甚浓重。萧绎还创作了许多传统题材的诗文，萧绎存诗124首，写妇女或男女情怀的22首，咏物诗34首，应令5首（不包括涉及男女情怀的应令诗），其它（包括宴游、闲适、登临等等）63首。[3]由此可见，萧绎对男女情感的诗歌并未多费笔墨，而是将创作重点放在了传统题材的诗作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萧绎并非追新逐异的“宫体”诗人，他既对华美文风有所表达，又立足于传统，萧绎的文学观贯彻了华实并茂的创作思想，将“中和美”体现的淋漓尽致。正是基于萧绎对“文笔”辨析的阐释，对时文的评价，对用典问题的分析，以及对其诗文的评述，因此，清晰可见萧绎对文学文质并重的把握，萧绎以儒家思想作为评古论今的依据和标准，在其文学思想中表现出对文体与文学创作上的包容与调和。
三、以儒束文：萧绎文论对儒家诗教的回归
梁元帝萧绎在时代文风的浸染下未曾走向偏激，而是不断回望传统，能够在后期以著书立说这样的实际行动来践行儒家思想，对儒家诗教开始深层次的回归。《金楼子》一书是萧绎文学观的全方位展示，萧绎在文学中体现出他中和的文学观念，“叙情志，敦风俗”是他的文学观的核心，萧绎认为文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娱乐，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的功用，事实上，萧绎的文学观是深深扎根于尚儒宗经、重学尚古的文化土壤中。[5]
萧绎对文学的深刻认识，尽在《金楼子》一书，他的这种认识的与他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有关。该书编定于约在承圣元年至承圣二年之间，萧绎在政治风云的变换中历经磨难，各种明争暗斗以后，不惑之年的萧绎对文学有了更成熟更深刻的思考;“立功立事立言”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萧绎深受儒学传统浸染，著述此书是他个人儒学品格的修养的体现。
兰陵萧氏家族在齐梁年间整体文学素养颇高，不少家族成员编书撰文，这对萧绎述作之志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曹子桓云：立德著书，可以不朽。杜元凯言：德者非所企及，立言或可庶几。故户牖悬刀笔而有述作之志矣。”《立言》进一步谈及作《金楼子》的目的：“吾于天下亦不贱也，所以一沐三握发，一食再吐哺，何者？正以名节未树也。”萧绎追摹前贤，他自比孔圣：“周公没五百年有孔子，孔子没五百年有太史公。五百年运，余何敢让焉？”他希望实现“立言树名”的理想，在文坛上独领风骚，因此，由萧绎的立言可以看出萧绎对儒学的心驰神往。
萧绎不单通过文学著述来实现“立言”，还希望文学能够发挥民风教化的积极作用。身居帝王之位的他心怀“尽忠尽力，以报国家”的宏愿，足见萧绎治国安邦的儒家思想。他期望文学对政事有所助益，因此“其美者足以叙情志，敦风俗”，萧绎把“叙情志”和“敦风俗”作为文学作品应有的内涵，强调了文学的功用性。他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事，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对治世有助益才是文学的根本意义所在，希望通过文学带来更多治世功用上的启发，这是出萧绎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因此可得，萧绎的文学观深受儒家宗经尚用思想的影响。
综而论之，具有中和之美的文学观虽自古就有，可就特定时代的具体文学思想而言，萧绎没有被时代文风所约束，在他所尊崇的儒家人文精神与其文学底蕴的结合下，形成具有儒家“中和之美”的文学观，已是一种突破。从南北文学融合的角度来说，萧绎成为南北文学融和之滥觞，其文学思想的先进性不言而喻。
参考文献：
[1]钟士伦.《<金楼子>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7：博士.
[2]曹旭.《论萧绎的文学观》[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
[3]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中华书局，1999，（10）.
[4][南朝梁]萧绎撰，陈志平、熊清元疏证校注.《金楼子疏证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5]刘晟.《<金楼子·立言>主旨辨正》[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0）.
注释：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09页。
?（南朝梁）萧绎撰、陈志平、熊清元疏证校注：《金楼子疏证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04页。
?（南朝梁）萧绎著：《萧绎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917页。
⑤⑥（南朝梁）萧绎撰、陈志平、熊清元疏证校注：《金楼子疏证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59页。
（南朝·梁）萧统撰，俞绍初校笺.梁昭明太子集校笺[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5页
⑩?（南朝梁）萧绎撰、陈志平、熊清元疏证校注：《金楼子疏证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70页。
[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26页。
（唐）姚思廉《梁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四十三·文学上：庾于陵弟肩吾》，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91页。
（南朝梁）萧绎撰，陈志平、熊清元疏证校注：《金楼子疏证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82页。
（南朝梁）萧绎撰，陈志平、熊清元疏证校注：《金楼子疏证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71页。
（南朝梁）萧绎著：《萧绎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919页。
（南朝梁）萧绎撰，陈志平、熊清元疏证校注：《金楼子疏证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页。
（南朝梁）萧绎撰，陈志平、熊清元疏证校注：《金樓子疏证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22页。
（南朝梁）萧绎撰，陈志平、熊清元疏证校注：《金楼子疏证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61页。
（南朝梁）萧绎撰，陈志平、熊清元疏证校注：《金楼子疏证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页。
作者简介：闫璐（1995.04-），女，汉族，祖籍泰安，硕士在读，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