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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前途由谁决定，一直是一个在理想和现实、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不小反差的问题。求诸理论，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揭示到，权力来自哪里，便向哪里负责；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根本点是，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决定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如是，则干部前途由人民决定，干部进退荣辱与人民幸福呈正相关关系，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而考诸现实，人民能把干部怎么样？干群双方却都有些“不搭界”和“没感觉”。“人民”一方的直接感觉是，官如流水，来去匆匆，毁誉虽存心间，进退我能奈何？“干部”一方的直接感觉是，进退在领导转念之间，荣辱由上级喜怒主宰，百姓其奈我何？人民长得啥模样，人民幸福啥状态，不必清楚，而上级家门朝哪开，领导喜好是什么，则必须明了。如此一来，干部前途谁来定，与什么挂钩，就出现了与人民幸福挂钩的“正挂”说，和与上级喜好挂钩的“倒挂”说。无疑，“正挂”，则人民之福日增，“倒挂”，则人民之祸难免。
其实，自打有了权力，有了权力授受，有了权力的行使者——官员以来，防止权为私用，希冀“官运与民福齐飞”的努力便不曾停止过。人民主权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更为这种理想变成现实提供了可能。远的不说，近年来，我国干部人事制度向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向作出的诸多努力，便是明证。
一般说来，那种在权力授予、行使和监督过程中，发生了“易位”乃至“转向”，背离设权、用权的初衷，导致官员产生“权由上授”的感受，从而唯上是从，由嘴上标榜的“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变成实际中的“当差不事主，总是二百五”的现象，应该作为我们考察的起点。“易位”也好，“转向”也罢，无非是由于，在这种权力的授予、行使和监督实践中客观存在的层次性，以及由这种层次性带来的上下各层级信息的不对称所造成的。否则，怎么那些实现了直接民主的地方，干部向人民靠拢、同人民幸福挂钩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如此强烈呢？在那里，人民当家作主，是靠一张张选票做支撑的，“主”做得有底气，人民幸福与干部前途之“钩”，因而也就挂得具体而真切。也是在那里，干部的进退荣辱，是靠张三、李四一个个具体的“人民”来决定的，人民是由一张张生动的脸、沉甸甸的“票”组成的。人民公仆们十分清醒，只有依靠人民、感恩人民、报效人民，把干部前途之“钩”挂向人民，这个“钩”才能“挂”得牢靠。
民主的成本规模考量，使直接民主只能遗憾地止于某一层次。于是，权力的间接委托便不可避免。层次愈多，委托人意志被扭曲的可能性便愈大，人民的幸福诉求、人民实现幸福愿望表达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便愈小。同理，干部权力“为民所赋”的感受便愈模糊、愈不真切，“权由上授”的感受便愈强烈，唯上是从的行为便愈自觉。加之权力本身腐蚀性的无处不在，权力行使者免疫力的参差有别，以及以权谋私冲动的如影随形，我们可以断言，这种层次性、信息失真和腐蚀性的叠加效应，便使一般意义上干部和群众利益关系的直接性、正相关性大打折扣，乃至随着时间的推移，渐行渐远，变成了一种“顽症”。
特别需要正视的现实是，制约干部前途与人民幸福挂钩的主客观不利因素，在今天不仅存在着，而且越来越严重地离间着党群、干群关系，瓦解着党赖以执政的阶级和群众基础，使得我们绕不过、躲不开。比如，长期执政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干部既得利益支配下的“利益共同体”意识在滋长，“屁股决定脑袋”，权力观矫正遇到了赤裸裸的利益挑战而难度增大；一些机关“三门干部”充斥，他们“地气”不接，衙门习气、少爷脾气见长，与基层群众的情感距离在拉大。比如，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和“政治承包”的压力型领导体制下，一些地方的党政机关，只要群众不上访，便心无旁骛地招商引资搞城建，一心一意地经营GDP，千方百计地追求利润——税收，成了一个大公司。这个“公司”生产的产品和人民福祉的联系紧密与否，已经越来越值得追问。这种体制，是在促使干部向上负责还是向下负责，客观上的取向已无需论证。又如，变相的委任制顽固存在，干部任免的神秘性和个人说了算，干部监督体制的效力不彰，等等，积以时日，干部群体成为“悬浮”于群众之外、封闭运行自我循环的联盟的可能性将不断增强。还有，一些地方党内政治生活、组织生活严肃性下降，庸俗化泛滥，销蚀着干部的正气和斗志，纵容着干部的消极和堕落。诸般因素、无数教训无不警示一个道理：革命党时期不脱离群众，执政党时期未必不脱离群众，实现干部前途与人民幸福挂钩，真正挂钩，紧密挂钩，不仅重要，并且至关紧要。
先进的意识形态和优越的社会制度需要科学的体制机制作保障，才能发挥正向效应。人民公仆效忠人民，同样需要构建科学的体制机制——干部和群众利益实现的正相关体制机制作保障。构建这种体制机制，要围绕着形成干群荣辱与共、祸福相依的局面来展开，要以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为动力。当前，特别需要勇于在破解难题中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
其一，依靠人民，突出干部初始提名权的重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有危险，说到底是党群关系有危险，党的执政地位有危险。近年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一直在不懈进行，但是，改革的核心部位——干部提拔任用的初始提名权改革，在一些地方进退维谷，阻力重重。究其根本，是少数人干部任用权力的垄断利益在“负隅顽抗”。必须看到，改革的坚强后盾和动力源泉是人民，让亲民为民的干部脱颖而出，唯有积极稳妥地扩大人民对干部任用提名的参与范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的评判是真实的，党管干部原则和人民决定干部进退是一致的。现有的识别人才、提名提拔干部的工作格局中，群众的权重偏轻。干部监督的运行机制中，人民的参与空间很大，要使为民造福的干部涌现，就必须勇于冲破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坚定地在依靠群众中赢得群众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乃至干部队伍的认同和拥护。
其二，扩大直选，改革县政，让亲民之官最大程度地直接接受人民选择。干部有类别、分层级，干部制度改革自然不应千篇一律。时下，县、乡两级党政领导干部同人民群众面对面、联系最直接，由于种种原因，也最为人民群众所诟病，根子在体制而不在干部自身。让干部前途与人民幸福挂钩，最重要也是最迫切的，是让直接同人民打交道的干部的前途与人民群众的幸福挂钩。而最关键也是最实在的，莫过于让人民群众直接决定这些直接同自己打交道的干部的进退去留。因此，以县域为平台，改革领导体制和干部选用制度，就成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最佳生长点。一是，建立以民生为导向的干部考评体系，实现县乡干部从经营GDP到改善民生、发展民主的转变；通过实现以民意为依归的干部考评办法，实现县乡干部感情和精力向基层、向群众工作的转移，从而赢得民心。二是，在有条件的地方，积极稳妥地进行乡镇长直接选举、县（市）长竞争选举和县人大代表自由选举，逐步提高县域民主的真实性和直接性，让亲民之官不得不接受人民的选择，从而不得不亲民，让亲官之民在真正行使选官权利中逐步同官亲起来。
其三，改革干部培养选拔“流程”，加大注入干部队伍素质结构中的“忠诚”和“爱民”元素。现如今干部队伍的素质，同解放初期、改革初期相比，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随着公务员“凡进必考”的实行，知识不足已不是主要障碍。目前，在一些干部中存在的对党的忠诚度下降，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冷漠，已经不能小觑。为此，一要放宽公务员的学历门槛，让那些和人民群众有感情，做群众工作的“行家里手”顺畅进来；放宽年龄门槛，让那些长期在基层一线工作的干部进入到较高的领导机关。二要在坚持“凡进必考”的同时，坚持“凡进必下基层”，把那些长期在城市机关里养尊处优、不懂民情的干部赶到基层“补课”；坚持和完善大学生村官制度，让这支力量健康成长为真正为民造福的队伍。三要在政治上关怀青年，特别是未充分就业的城乡大学生群体，在基层公务员招录上、在公益性岗位提供上更加公开公平，使他们在密切党和人民群众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
让干部前途与人民幸福挂钩，知易行难，但我们必须有所作为。为党，为人民。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
（责编/朱艳秋）
其实，自打有了权力，有了权力授受，有了权力的行使者——官员以来，防止权为私用，希冀“官运与民福齐飞”的努力便不曾停止过。人民主权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更为这种理想变成现实提供了可能。远的不说，近年来，我国干部人事制度向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向作出的诸多努力，便是明证。
一般说来，那种在权力授予、行使和监督过程中，发生了“易位”乃至“转向”，背离设权、用权的初衷，导致官员产生“权由上授”的感受，从而唯上是从，由嘴上标榜的“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变成实际中的“当差不事主，总是二百五”的现象，应该作为我们考察的起点。“易位”也好，“转向”也罢，无非是由于，在这种权力的授予、行使和监督实践中客观存在的层次性，以及由这种层次性带来的上下各层级信息的不对称所造成的。否则，怎么那些实现了直接民主的地方，干部向人民靠拢、同人民幸福挂钩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如此强烈呢？在那里，人民当家作主，是靠一张张选票做支撑的，“主”做得有底气，人民幸福与干部前途之“钩”，因而也就挂得具体而真切。也是在那里，干部的进退荣辱，是靠张三、李四一个个具体的“人民”来决定的，人民是由一张张生动的脸、沉甸甸的“票”组成的。人民公仆们十分清醒，只有依靠人民、感恩人民、报效人民，把干部前途之“钩”挂向人民，这个“钩”才能“挂”得牢靠。
民主的成本规模考量，使直接民主只能遗憾地止于某一层次。于是，权力的间接委托便不可避免。层次愈多，委托人意志被扭曲的可能性便愈大，人民的幸福诉求、人民实现幸福愿望表达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便愈小。同理，干部权力“为民所赋”的感受便愈模糊、愈不真切，“权由上授”的感受便愈强烈，唯上是从的行为便愈自觉。加之权力本身腐蚀性的无处不在，权力行使者免疫力的参差有别，以及以权谋私冲动的如影随形，我们可以断言，这种层次性、信息失真和腐蚀性的叠加效应，便使一般意义上干部和群众利益关系的直接性、正相关性大打折扣，乃至随着时间的推移，渐行渐远，变成了一种“顽症”。
特别需要正视的现实是，制约干部前途与人民幸福挂钩的主客观不利因素，在今天不仅存在着，而且越来越严重地离间着党群、干群关系，瓦解着党赖以执政的阶级和群众基础，使得我们绕不过、躲不开。比如，长期执政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干部既得利益支配下的“利益共同体”意识在滋长，“屁股决定脑袋”，权力观矫正遇到了赤裸裸的利益挑战而难度增大；一些机关“三门干部”充斥，他们“地气”不接，衙门习气、少爷脾气见长，与基层群众的情感距离在拉大。比如，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和“政治承包”的压力型领导体制下，一些地方的党政机关，只要群众不上访，便心无旁骛地招商引资搞城建，一心一意地经营GDP，千方百计地追求利润——税收，成了一个大公司。这个“公司”生产的产品和人民福祉的联系紧密与否，已经越来越值得追问。这种体制，是在促使干部向上负责还是向下负责，客观上的取向已无需论证。又如，变相的委任制顽固存在，干部任免的神秘性和个人说了算，干部监督体制的效力不彰，等等，积以时日，干部群体成为“悬浮”于群众之外、封闭运行自我循环的联盟的可能性将不断增强。还有，一些地方党内政治生活、组织生活严肃性下降，庸俗化泛滥，销蚀着干部的正气和斗志，纵容着干部的消极和堕落。诸般因素、无数教训无不警示一个道理：革命党时期不脱离群众，执政党时期未必不脱离群众，实现干部前途与人民幸福挂钩，真正挂钩，紧密挂钩，不仅重要，并且至关紧要。
先进的意识形态和优越的社会制度需要科学的体制机制作保障，才能发挥正向效应。人民公仆效忠人民，同样需要构建科学的体制机制——干部和群众利益实现的正相关体制机制作保障。构建这种体制机制，要围绕着形成干群荣辱与共、祸福相依的局面来展开，要以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为动力。当前，特别需要勇于在破解难题中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
其一，依靠人民，突出干部初始提名权的重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有危险，说到底是党群关系有危险，党的执政地位有危险。近年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一直在不懈进行，但是，改革的核心部位——干部提拔任用的初始提名权改革，在一些地方进退维谷，阻力重重。究其根本，是少数人干部任用权力的垄断利益在“负隅顽抗”。必须看到，改革的坚强后盾和动力源泉是人民，让亲民为民的干部脱颖而出，唯有积极稳妥地扩大人民对干部任用提名的参与范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的评判是真实的，党管干部原则和人民决定干部进退是一致的。现有的识别人才、提名提拔干部的工作格局中，群众的权重偏轻。干部监督的运行机制中，人民的参与空间很大，要使为民造福的干部涌现，就必须勇于冲破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坚定地在依靠群众中赢得群众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乃至干部队伍的认同和拥护。
其二，扩大直选，改革县政，让亲民之官最大程度地直接接受人民选择。干部有类别、分层级，干部制度改革自然不应千篇一律。时下，县、乡两级党政领导干部同人民群众面对面、联系最直接，由于种种原因，也最为人民群众所诟病，根子在体制而不在干部自身。让干部前途与人民幸福挂钩，最重要也是最迫切的，是让直接同人民打交道的干部的前途与人民群众的幸福挂钩。而最关键也是最实在的，莫过于让人民群众直接决定这些直接同自己打交道的干部的进退去留。因此，以县域为平台，改革领导体制和干部选用制度，就成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最佳生长点。一是，建立以民生为导向的干部考评体系，实现县乡干部从经营GDP到改善民生、发展民主的转变；通过实现以民意为依归的干部考评办法，实现县乡干部感情和精力向基层、向群众工作的转移，从而赢得民心。二是，在有条件的地方，积极稳妥地进行乡镇长直接选举、县（市）长竞争选举和县人大代表自由选举，逐步提高县域民主的真实性和直接性，让亲民之官不得不接受人民的选择，从而不得不亲民，让亲官之民在真正行使选官权利中逐步同官亲起来。
其三，改革干部培养选拔“流程”，加大注入干部队伍素质结构中的“忠诚”和“爱民”元素。现如今干部队伍的素质，同解放初期、改革初期相比，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随着公务员“凡进必考”的实行，知识不足已不是主要障碍。目前，在一些干部中存在的对党的忠诚度下降，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冷漠，已经不能小觑。为此，一要放宽公务员的学历门槛，让那些和人民群众有感情，做群众工作的“行家里手”顺畅进来；放宽年龄门槛，让那些长期在基层一线工作的干部进入到较高的领导机关。二要在坚持“凡进必考”的同时，坚持“凡进必下基层”，把那些长期在城市机关里养尊处优、不懂民情的干部赶到基层“补课”；坚持和完善大学生村官制度，让这支力量健康成长为真正为民造福的队伍。三要在政治上关怀青年，特别是未充分就业的城乡大学生群体，在基层公务员招录上、在公益性岗位提供上更加公开公平，使他们在密切党和人民群众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
让干部前途与人民幸福挂钩，知易行难，但我们必须有所作为。为党，为人民。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
（责编/朱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