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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着外部风险，需要做好同时应对金融危机、石油危机和粮食危机的准备。我国总体的经济走势面临“滞”、“胀”和“滞胀”三种风险。“滞胀”最难治理，也最需要加以防范。
[关键词]经济趋势 风险 防范
[中图分类号]F1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8)04-0019-03
[作者简介]魏加宁（1958—），满族，北京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宏观经济，金融，地方财政，危机管理。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来，宏观经济走势不确定性最强、意见分歧最大、预测难度最高、政策选择最难的一个时期。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今年是最困难的一年。我认为，他所说的困难主要是指决策的困难，很多问题很难决断。因为，大家众说纷纭，许多意见甚至是截然相反。
关于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风险，正如温家宝总理4月6日在河北考察农业和春耕生产时所指出的，主要有三：“一是美国次贷危机引起世界金融动荡；二是世界石油价格持续上涨，引起了与石油有关的工业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三是，‘粮荒’波及世界许多地方，导致一些国家粮食供求关系紧张。”①因此，中国从现在起就必须做好同时应对三场危机打赢三场“战争”的准备：一个是金融危机，一个是石油危机，一个是粮食危机。
与1998年相比，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更为复杂。在上一轮周期，1992、1993年出现了经济过热，但由于1993年下半年开始及时地进行了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和1994年适时推出了宏观配套改革措施，中国经济于1996年顺利地实现了“软着陆”，等到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国内的通货膨胀已经被压下去了。所以，当时所面临的风险是单方向的，政策取向也是单方向的：就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把经济往上推。
但如今，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则是双方向的：一方面，在国内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国外则是美国次贷危机愈演愈烈；内热外冷，因此政策选择处于两难境地，政策力度难以把握，意见分歧前所未有。原因之一是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我们错过了一些最佳时机。
首先是，我们错过了推出创业板的最佳时机。如果我们在前两年股市高涨的时候及时推出创业板，不仅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新的融资渠道，而且还有助于分流A股市场的资金，减轻A股市场的泡沫。而现在股市如此不稳定，推出创业板无异于雪上加霜。
其次是我们错过了推出存款保险的最佳时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最好时机，应是经济处于上升阶段、银行盈利状况比较好、不良资产比较低、国家财政收入状况比较好的情况，如前两年。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推出这项制度。一旦经济出现拐点，银行不良资产上升，国家财政收支状况发生逆转的话，我们再推出这项制度难度就会更大。
再就是，我们错过了理顺资源价格、同时防范通货膨胀的最佳时机。如果能够趁着前几年物价水平比较低的时候，迅速理顺资源价格；汇率、利率调整再早一点，再快一点，货币对冲的力度再大一些的话，我们现在的物价形势可能就会要好一些。
由于我们错过了一系列最佳时机，因此导致今日的宏观决策左右为难，关于经济走势及政策取向的意见也分歧巨大，甚至是出现截然相反的意见。
关于总体经济形势走势（或经济增长与物价走势的组合），在目前形势下主要面临着三种风险，或者说，主要存在着三种担心：一个是“滞”，一个是“胀”，再一个是“滞胀”。
首先是“滞”，担心增长速度下滑（但不担心物价，认为如果增长速度下来，物价也会随之下来），担心外需趋冷，如果内需再紧缩过度的话，“叠加效应”则有可能令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降，再加上股市的调整和房地产价格上涨趋缓（甚至出现了是否会出现拐点的讨论），因此还有人担心是否会出现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后那种长期停滞的局面。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元开始升值，在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同时，中央银行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供给大量增加，结果资产价格上升很快，股票、房地产价格、收藏品价格等2～3年翻两三倍。但是一般商品价格水平很低，只有1%以下；而经济增长率较高，年平均增长率在5.5%。受大藏省领导的中央银行未能及时紧缩银根。直到1989年，一般商品价格上涨之后，中央银行才开始连续上调利率，结果，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经济停滞达10年之久，最终还爆发了金融危机。
我国在2005、2006年，一般商品价格涨幅虽然不高，有学者认为是出现了物价稳定幻觉；但是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泡沫。自2007年下半年开始，一般商品价格迅速攀升，中央银行连续提高利率，股票价格开始下跌，房地产价格上涨幅度开始减缓。因此，有人担心是否会出现与日本案例相同的局面，出现泡沫破裂、经济停滞的局面。
其次是“胀”，担心通货膨胀（但不担心增长速度，认为只要压下通货膨胀，速度降低一点，到9%左右正合适）。这种观点主要担心重蹈2003、2004年的覆辙。早在2003年初，已经有专家提出经济过热的问题，人民银行也试图收紧银根，发布了“121文件”。但当时因担心非典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太大，提出了“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的口号，于是，有关部门重新开始鼓励投资，商业银行也加大了信贷投放力度，结果导致信贷、投资增长过快。到2004年4月，就发现投资已经相当过热了，于是4月上旬国务院召开会议，4月下旬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加强宏观调控，收紧“银根”和“地根”。
如果我们现在过度担心经济下滑，对美国的次贷危机和南方冰冻雨雪灾害以及地震灾害做出过度反应的话，就难免出现类似2003～2004年中断刹车、重新踩油门导致投资过热、物价上升的局面。
最后是“滞胀”，担心一方面物价继续攀升，而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失业人员增多。当然，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与美国不同，因此在程度上不一定会象美国那样明显。有人提出，只要增长速度在8%以下，通货膨胀在8%以上，也就是“低增长，高通胀”，就应当算是中国式“滞胀”。
这种观点认为，目前，引起“胀”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内方面，由于人口增长而耕地减少，会推高食品价格，所以将在中国内部产生推高消费物价的因素；二是国际方面，由于国际游资从股市流向大宗商品市场，由此推高国际农产品和原材料价格。中国是这些产品的主要消费国，所以输入型通货膨胀会越来越明显。
认为引起“滞”的因素主要也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内方面，上一轮投资到2007年下半年接近尾声，到2008年中期会明显回落，但同时此轮投资周期所形成的产能开始集中释放。由于投资需求是目前需求的主体，一方面投资需求回落而另一方面产能大量释放，会显著改变总供求的对比关系，呈现出明显的产能过剩，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二是国外方面，美国房地产泡沫所积累的危机爆发，会导致中国的出口显著萎缩，也会导致中国经济的增速下降。
因此，这种观点担心“内外需紧缩双碰头”，从而形成“滞胀”。
但是，对于如何防止“滞胀”，目前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由于中国当前的“滞胀”风险与当年美国的情况不同，今天中国的物价上涨是成本推动造成的，因此货币政策失灵，所以“在成本推动型通胀难以抑制的背景下，更要把保增长放在第一位。”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根据美国上世纪70年代（唯一的）“滞胀”经验，正是由于长期实行通过增加货币供给保就业、保增长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才是导致滞胀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主张通过减税以增加供给，通过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
那么，究竟是滞，是胀，还是滞胀？这三种风险中哪一种风险更大？目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歧十分巨大。我认为，所谓风险，主要是看两个方面：一个是看该情景发生的可能性，再一个就是看该情景一旦发生时所可能带来的损失。一方面，从可能性来看，现在有必要做一个大规模的统计调研。当年美国曾经有一个潜水艇失踪，有关部门找来大批的专家学者，提供给他们该潜艇最后的所有参数，让他们分别进行独立推算，最后采用科学的统计分析方法计算出总的概率，结果，果然找到了那艘失踪的潜艇。我们现在似乎也应当采用同样的方法，推算出发生各种风险的概率。另一方面，从损失来看。虽然损失本身不大好量化，但是我们可以从克服的难度来加以观察。首先，如果是出现情景一（“滞”）的话，根据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体制特征，一般来讲，克服起来相对比较容易些，而且有1998、1999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成功经验。其次，如果是出现情景二（“胀”）的话，虽然治理起来代价会比较大，但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毕竟还有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拥有一整套的治理方法，关键是看我们能否痛下决心。最后，毫无疑问，一旦出现情景三（“滞胀”）的话，恐怕是最难治理的，一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缺乏经验；二是从美国的经验来看，“滞胀”也是最难治理的。因此“滞胀”是我们当前最需要加以防范的。而种种迹象表明，从发展趋势看，我国经济走向“滞胀”的可能性的确是在增加。
根据经济学界对当年美国滞胀成因的分析，除了外部石油危机的影响和短期的物价干预之外，从长期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不断地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来解决失业问题，结果导致菲利普斯曲线不断地朝远离坐标原点的方向推移；二是政府管制过度，政府通过行政管制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过度；三是社会福利过度，工资、福利的刚性特征导致物价只升不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个方面，我们的确都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倾向”，或者说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所以说滞胀的风险的确是在增加。
[关键词]经济趋势 风险 防范
[中图分类号]F1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8)04-0019-03
[作者简介]魏加宁（1958—），满族，北京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宏观经济，金融，地方财政，危机管理。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来，宏观经济走势不确定性最强、意见分歧最大、预测难度最高、政策选择最难的一个时期。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今年是最困难的一年。我认为，他所说的困难主要是指决策的困难，很多问题很难决断。因为，大家众说纷纭，许多意见甚至是截然相反。
关于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风险，正如温家宝总理4月6日在河北考察农业和春耕生产时所指出的，主要有三：“一是美国次贷危机引起世界金融动荡；二是世界石油价格持续上涨，引起了与石油有关的工业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三是，‘粮荒’波及世界许多地方，导致一些国家粮食供求关系紧张。”①因此，中国从现在起就必须做好同时应对三场危机打赢三场“战争”的准备：一个是金融危机，一个是石油危机，一个是粮食危机。
与1998年相比，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更为复杂。在上一轮周期，1992、1993年出现了经济过热，但由于1993年下半年开始及时地进行了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和1994年适时推出了宏观配套改革措施，中国经济于1996年顺利地实现了“软着陆”，等到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国内的通货膨胀已经被压下去了。所以，当时所面临的风险是单方向的，政策取向也是单方向的：就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把经济往上推。
但如今，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则是双方向的：一方面，在国内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国外则是美国次贷危机愈演愈烈；内热外冷，因此政策选择处于两难境地，政策力度难以把握，意见分歧前所未有。原因之一是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我们错过了一些最佳时机。
首先是，我们错过了推出创业板的最佳时机。如果我们在前两年股市高涨的时候及时推出创业板，不仅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新的融资渠道，而且还有助于分流A股市场的资金，减轻A股市场的泡沫。而现在股市如此不稳定，推出创业板无异于雪上加霜。
其次是我们错过了推出存款保险的最佳时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最好时机，应是经济处于上升阶段、银行盈利状况比较好、不良资产比较低、国家财政收入状况比较好的情况，如前两年。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推出这项制度。一旦经济出现拐点，银行不良资产上升，国家财政收支状况发生逆转的话，我们再推出这项制度难度就会更大。
再就是，我们错过了理顺资源价格、同时防范通货膨胀的最佳时机。如果能够趁着前几年物价水平比较低的时候，迅速理顺资源价格；汇率、利率调整再早一点，再快一点，货币对冲的力度再大一些的话，我们现在的物价形势可能就会要好一些。
由于我们错过了一系列最佳时机，因此导致今日的宏观决策左右为难，关于经济走势及政策取向的意见也分歧巨大，甚至是出现截然相反的意见。
关于总体经济形势走势（或经济增长与物价走势的组合），在目前形势下主要面临着三种风险，或者说，主要存在着三种担心：一个是“滞”，一个是“胀”，再一个是“滞胀”。
首先是“滞”，担心增长速度下滑（但不担心物价，认为如果增长速度下来，物价也会随之下来），担心外需趋冷，如果内需再紧缩过度的话，“叠加效应”则有可能令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降，再加上股市的调整和房地产价格上涨趋缓（甚至出现了是否会出现拐点的讨论），因此还有人担心是否会出现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后那种长期停滞的局面。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元开始升值，在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同时，中央银行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供给大量增加，结果资产价格上升很快，股票、房地产价格、收藏品价格等2～3年翻两三倍。但是一般商品价格水平很低，只有1%以下；而经济增长率较高，年平均增长率在5.5%。受大藏省领导的中央银行未能及时紧缩银根。直到1989年，一般商品价格上涨之后，中央银行才开始连续上调利率，结果，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经济停滞达10年之久，最终还爆发了金融危机。
我国在2005、2006年，一般商品价格涨幅虽然不高，有学者认为是出现了物价稳定幻觉；但是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泡沫。自2007年下半年开始，一般商品价格迅速攀升，中央银行连续提高利率，股票价格开始下跌，房地产价格上涨幅度开始减缓。因此，有人担心是否会出现与日本案例相同的局面，出现泡沫破裂、经济停滞的局面。
其次是“胀”，担心通货膨胀（但不担心增长速度，认为只要压下通货膨胀，速度降低一点，到9%左右正合适）。这种观点主要担心重蹈2003、2004年的覆辙。早在2003年初，已经有专家提出经济过热的问题，人民银行也试图收紧银根，发布了“121文件”。但当时因担心非典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太大，提出了“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的口号，于是，有关部门重新开始鼓励投资，商业银行也加大了信贷投放力度，结果导致信贷、投资增长过快。到2004年4月，就发现投资已经相当过热了，于是4月上旬国务院召开会议，4月下旬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加强宏观调控，收紧“银根”和“地根”。
如果我们现在过度担心经济下滑，对美国的次贷危机和南方冰冻雨雪灾害以及地震灾害做出过度反应的话，就难免出现类似2003～2004年中断刹车、重新踩油门导致投资过热、物价上升的局面。
最后是“滞胀”，担心一方面物价继续攀升，而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失业人员增多。当然，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与美国不同，因此在程度上不一定会象美国那样明显。有人提出，只要增长速度在8%以下，通货膨胀在8%以上，也就是“低增长，高通胀”，就应当算是中国式“滞胀”。
这种观点认为，目前，引起“胀”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内方面，由于人口增长而耕地减少，会推高食品价格，所以将在中国内部产生推高消费物价的因素；二是国际方面，由于国际游资从股市流向大宗商品市场，由此推高国际农产品和原材料价格。中国是这些产品的主要消费国，所以输入型通货膨胀会越来越明显。
认为引起“滞”的因素主要也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内方面，上一轮投资到2007年下半年接近尾声，到2008年中期会明显回落，但同时此轮投资周期所形成的产能开始集中释放。由于投资需求是目前需求的主体，一方面投资需求回落而另一方面产能大量释放，会显著改变总供求的对比关系，呈现出明显的产能过剩，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二是国外方面，美国房地产泡沫所积累的危机爆发，会导致中国的出口显著萎缩，也会导致中国经济的增速下降。
因此，这种观点担心“内外需紧缩双碰头”，从而形成“滞胀”。
但是，对于如何防止“滞胀”，目前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由于中国当前的“滞胀”风险与当年美国的情况不同，今天中国的物价上涨是成本推动造成的，因此货币政策失灵，所以“在成本推动型通胀难以抑制的背景下，更要把保增长放在第一位。”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根据美国上世纪70年代（唯一的）“滞胀”经验，正是由于长期实行通过增加货币供给保就业、保增长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才是导致滞胀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主张通过减税以增加供给，通过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
那么，究竟是滞，是胀，还是滞胀？这三种风险中哪一种风险更大？目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歧十分巨大。我认为，所谓风险，主要是看两个方面：一个是看该情景发生的可能性，再一个就是看该情景一旦发生时所可能带来的损失。一方面，从可能性来看，现在有必要做一个大规模的统计调研。当年美国曾经有一个潜水艇失踪，有关部门找来大批的专家学者，提供给他们该潜艇最后的所有参数，让他们分别进行独立推算，最后采用科学的统计分析方法计算出总的概率，结果，果然找到了那艘失踪的潜艇。我们现在似乎也应当采用同样的方法，推算出发生各种风险的概率。另一方面，从损失来看。虽然损失本身不大好量化，但是我们可以从克服的难度来加以观察。首先，如果是出现情景一（“滞”）的话，根据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体制特征，一般来讲，克服起来相对比较容易些，而且有1998、1999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成功经验。其次，如果是出现情景二（“胀”）的话，虽然治理起来代价会比较大，但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毕竟还有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拥有一整套的治理方法，关键是看我们能否痛下决心。最后，毫无疑问，一旦出现情景三（“滞胀”）的话，恐怕是最难治理的，一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缺乏经验；二是从美国的经验来看，“滞胀”也是最难治理的。因此“滞胀”是我们当前最需要加以防范的。而种种迹象表明，从发展趋势看，我国经济走向“滞胀”的可能性的确是在增加。
根据经济学界对当年美国滞胀成因的分析，除了外部石油危机的影响和短期的物价干预之外，从长期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不断地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来解决失业问题，结果导致菲利普斯曲线不断地朝远离坐标原点的方向推移；二是政府管制过度，政府通过行政管制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过度；三是社会福利过度，工资、福利的刚性特征导致物价只升不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个方面，我们的确都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倾向”，或者说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所以说滞胀的风险的确是在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