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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各种信息技术、平台迅速发展扩张，颠覆性创新模式平台经济，正在掀起一场无声的产业革命，改变各区域、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本文从新要素、新主体、新载体三方面分析了长沙市发展平台经济的意义，进一步从枢纽赋能、生态构建、企业扶持、政府治理四位一体分析了长沙市发展平台经济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平台经济;城市经济;生态;企业扶持;政府治理
1 引言
平台经济是以现实空间或网络、云计算及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为基础，将互动交易平台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建立，进行多方信息互动、信用支付、交易、媒体传播或其他增值服务，对资源进行重新分配，能提高资源利用率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和功能载体。平台经济不仅是产业组织、信息服务以及交易的媒介，还是促进服务业和制造业一体化的驱动器，更是市场功能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新经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典型代表性重要内容。
2 平台经济对于长沙市发展“三新”意义
2.1城市区位升级的新要素
从区域城市网络看，城市成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过去其区位高低主要取决于城市枢纽链接功能、与其他城市的战略链接功能，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平台经济的承载功能成为重要的城市区位高低新的决定要素。平台经济分别是节点城市生活、生产、产业的空间和产生流量空间的组织载体。城市的功能、发展动力与结构对在区域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具有显著影响，地位取决于包括平台经济在内的城市竞争力发展情况，甚至有“得平台者得天下”说法。在区域网络节点包含的每个城市中，都可以视为平台经济城市，对于类型不同的平台经济城市所发挥的职能和作用相差很大，平台经济城市可通过提供虚拟与现实的空间和规则，以促成各企业和个人进行交易[1]。因此，如何发展平台经济提高城市区域乃至全球城市网络地位问题，成为一些先知先觉城市政府決策咨询研究的重点课题，如吕康娟[1]、梁浩[2]、晁钢令[3]等就平台经济对上海创建全球“四个中心”城市、建设自贸区的重要性、关系和促进途径等进行了研究。从国家到各地方省市2019年以来纷纷出台发展平台经济政策文件，如国家《商务部等12部门关于推进商品交易市场发展平台经济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浙江省平台经济健康发展行动计划（2020-2022）》、《湖南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0-2025年）》等。可见，平台经济将是长沙提高在区域社会经济中城市地位不可或缺的关键性要素。
2.2龙头企业崛起的新主体
龙头企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引擎。全球60%的规模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的绝大部分创收来源于平台经济。基于互联网的平台经济已成为一批城市打造“独角兽”、“瞪羚”等新经济龙头企业，引领新常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工作抓手。O2O（online to offline）即线上线下和B2C（Business to Customer）商户对客户等是最具代表性的电子商务模式。具体平台经济是被产业链分化与延伸所形成，主要包括金融支付、电子商务、云计算服务、软件应用、文化教育和健康生活服务等平台。企业通过平台能用最低的成本发现市场动态和消费者需求，开发出有需求价值的产品和服务，通过平台能发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平台经济不仅是产业组织、信息服务以及交易的媒介，还是促进服务业和制造业一体化的驱动器，更是市场功能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新经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典型代表性重要内容。北京、上海、杭州、厦门等市均出台加快平台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和行动计划。高度重视、把握和顺应平台经济发展趋势，大力发展平台经济，对于长沙市在未来城市经济社会竞争发展形势中取得主动、优势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战略意义。近几年，平台经济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城市积极发展平台经济，新的商业模式、业态及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得到生长，尤有经济高速发动机般的京东商场、阿里、1号店、腾讯等平台型“独角兽”企业成为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城市乃至京津冀、长、珠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2.3中小企业发展的新载体
中小企业是组成城市经济体的细胞。一方面大批平台经济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2016年在互联网投融资案例达1662起，平均每天发生4.5起。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总收入达1.07万元，同比增长46.8%，是当年国内GDP增速6.7%的7倍，其中百强企业中有31家总收入增速超过100%。平台经济被誉为“服务业的皇冠”，将平台企业以服务内容细分为社交平台型、电子商务平台型、生活服务平台型、游戏平台型、搜索平台型、媒体平台型、支付平台型、互助服务平台型等。仅社交平台型就有215家。截止2017年6月底，我国移动APP数量已经超过402万款，游戏类应用数量达116.7万款[4]。另一方面平台经济极大地促进各类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如德清竹笋借助电商平台创新市场，改变过去严重供大于求的局面，销往全国，价格由原来的1元以下一斤的价格，稳定在现在的8元一斤，广大笋农收入显著提高。又如小狗电器企业借助平台经济创新零售渠道，放弃成本高、稳定客户难、价格低的传统卖场，选择网络平台销售，月销售额已经是线下的10倍。再如三只松鼠企业借助平台经济进行产品创新，通过电子商务大数据分析得出产品成长周期和顾客喜好，精准选择碧根果为主打产品、包装袋中采取加湿巾纸、开口工具、果壳袋等包装策略，均取得不俗的销售业绩。有再如猪八戒网借助平台经济研发创新，已经拥有600万买家，1300万家创业者，日均交易量3万多笔，日均交易额2000多万元。还如红领企业借助平台经济组织创新，企业组织体系扁平化，C2M模式下，交付日从消费者个性下单，到交付提高到7个工作日，效率提高20%。
3 长沙市发展平台经济的“四位一体”途径
主要途径可以概括为：枢纽赋能、生态构建、企业扶持、政府治理四位一体协调发展。
3.1打造枢纽型平台经济体系 区域资源配置功能大小是枢纽城市地位重要性的主要标志，将功能性组织机构与平台作为承载可达到功能的实现。长沙需要加快、加强对种类型城市平台经济的建设。一是国际制度平台。长沙应积极进取，通过自由贸易平台，加速在世界城市网络中主动与国际城市互联，建立具有国际性的服务体系、公共制度和符合国家规则的运行平台，制度创新，逐步创造符合国际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实现国内与国际制度的对接[1]。二是大型事件平台。长沙在中非经贸博览会这种已有的大型城市事件平台基础上，积累经验，需要不断开拓，持续举办和承办一些国际性、区域性的大型活动，提高城市平台经济建设影响力，尤其是产生这种影响的累积乘数效应。三是功能性平台。长沙要有意识有紧迫感规划建设一批区域性的各类经济和服务性功能性平台，如区域交易中心、商贸中心、电子商务中心、金融交易中心、大数据中心、技术交易中心等，越来越多的功能性平台层次要力争和逐渐向全国性升级。四是行业标准协会。长沙需要加强行业协会意识，鼓励和支持在长沙建立和发展区域性、全国性乃至国际性各种行业标准协会，掌握行业价值制高点，获得行业高端人才和决策信息的载体，提升城市行业政策影响力与战略地位。五是功能性组织。长沙也需要关于区域、跨区域、国际性的基金会、合作组织，世界性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总部、精英人才的空间组织等意识和建设行动。六是企业“走出去”平台。长沙乃至全省企业在外设立分支机构不多，政府应从纽约、伦敦等大都市发展历程中得到启发，打造多种企业“走出去”平台，为本土企业“走出去”，提升跨区域、跨国经营能力，提供“平台式”服务。
3.2构建平台型生态系统
哈佛商学院的马可扬西蒂教授说“未来的竞争不再是个体公司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生态系统之间的对抗”[2]。 首次提出商业生态系统概念美国学者詹姆斯？穆尔认为，商业生态系统是由核心企业、市场中介、供应商、消费者、风险承担者和竞争者等组织和个人所组成的经济联合体，共同构成了价值链，彼此形成共生关系。平台经济无疑在组建自己的生态系统上具有先天优势，最适合新的产品、技术、业态、模式的创新和发展。长沙首先要围绕“三个中心”建设重点的数据流、资金流和物流的要求，大力推进智能制造、创新创意和交通物流等重点服务业，建成与之相得益彰的平台经济基础设施优势。一方面加快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产业，提升长沙数据挖掘、数据分析处理等后台信息技术服务能力，提高平台经济运营的技术支持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积极培养和引进这些产业发展需要的企业家和专业人才，形成支持平臺经济产业优势的新基建、信息技术和人才队伍三大支柱。其次，着力引进和打造一批领航平台企业。结合平台经济、第四代园区规划建设，建成智能制造、创新创意平台经济聚集区，尽快形成以一批领航平台企业为引领的平台经济生态系统。同时鼓励龙头企业及其服务部门平台化，支持国有资本参股民营平台经济领航企业，将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通过资本运营手段整合来结合打造领航平台企业。
3.3支持平台型企业发展
一是通过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湘江新区、岳麓山大学科技城、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建设，依托长沙高新区、经济开发区等升级发展，推进网络与电子商务平台、网络金融、物流服务等企业，尤其是为智能制造、创新创意和交通物流服务的这类企业，面向全国、面向世界，走国际化发展道路，创建长沙网络平台经济对接全国性与海外资本和市场的窗口，给予网络平台型企业特殊优惠政策支持，享有更加便利的审批流程和税费减免政策，整合已有物流仓储服务，加快物流数字化转型。二是积极引导线下和线上的结合，发展网络平台企业。长沙政府有重点合理规划布局引导建设具有发展前途、聚集辐射功能强的平台经济布局。如O2O网络平台企业，O2O是把线上虚拟商店顾客带到线下现实商店中去体验，线上支付后到线下去享受产品或服务，会是一个基于位置的将线下信息汇集、点评信息聚合、地图导航、CRM、预定服务、语音、视频以及实时沟通等功能融合为一体的服务平台。同时特别鼓励在长沙企业的网络平台和实体店进行线下体验和线上交易，创建网络平台企业线下集中体验区，加强平台企业监管，避免网络平台恶性竞争，降低服务和产品质量。三是完善和优化法律和服务配套发展环境。长沙首先，抓住平台经济基础、优势大发展的契机，率先制定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的政策规范体系，打破制约作为崭新业态、全新商业模式的平台经济创新发展的旧制度，制定和实施长沙平台经济的发展规划和促进法等产业规划和法律规范，依法有序发展长沙平台经济。其次，形成便捷、高效的平台经济第三方服务体系，引进和培育一批与长沙平台经济相配套的物流、第三方支付、监测、认证和信用等服务机构。
3.4创建平台型政府治理模式
平台经济本质是一种高端化、服务化的融合经济，服务内容多元化、综合化、跨地域、跨部门、跨领域（涉及金融、服务、科技、人才、物流、信息等等）、跨行业的网络型、数字化、一体化的跨界经济，这种新经济业态一定会对已有的政府治理体制、机制、手段、能力等提出新的挑战。在长沙，政府一方面要适应经济业态创新的步伐，继续对新兴经济业态进行研究，率先掌握平台经济的属性和规律，制定更为科学、可行的新型监管制度和方式，确保各类新型平台经济的高效运转，防范各类经济风险的发生[5];另一方面，要根据现代服务业的特征，扩大政策创新力度，助推新经济快速成长和壮大，切实为平台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服务，正如推行的营改增试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税制困境。首先，根据“政府协同、服务无缝”的原则和思路来建立健全长沙市平台经济发展的跨部门协调监管机制。解决目前相对独立的部门化监管体制，服务规范一家监管部门或多家分散监管部门都难于全面覆盖平台市场体系的问题。给平台经济创造有利的体制环境，需通过协商、协调、互动、互促的合作型管理。其次，完善政府数据的使用机制，建立基于大数据的政府决策机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建立健全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以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当前要加快消除信息孤岛，整合政府各层级、职能部门所拥有的数据资源，构建统一共享的数据平台，简化办事程序，把行政审批转变个性化定制服务。通过开放公共数据，释放政府信息附加价值，使企业和公众踊跃参与到公共产品设计、生产和供给过程中，激发社会智慧、创意和经济活力。
4 结论
综上所述，发展平台经济能使长沙的经济达到高质量发展，本文结合长沙经济发展形式，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在长沙市发展平台经济的重要意义，包括城市区位升级的新要素、龙头企业崛起的新主体、中小企业发展的新载体;从打造枢纽型平台经济体系、构建平台型生态系统、支持平台型企业发展、创建平台型政府治理模式等四个方面提出了长沙市发展平台经济的有效途径。重视平台经济发展的意义，找到发展途径，对于长沙市在未来区域和城市经济社会竞争发展形势中取得主动、优势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1]吕康娟， 霍伟伟， 陈影，等. 上海全球城市网络节点枢纽功能、主要战略通道和平台经济体系建设[J]. 科学发展， 2016， 000（004）：107-113.
[2]梁浩. 平台经济与上海"四个中心"建设路径探析[J]. 中外企业家， 2014， 000（025）：241-242.
[3]晁钢令， 王涛. 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平台经济"城市[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3， 035（012）：60-69.
[4]叶秀敏. 平台经济促进中小企业创新的作用和机理研究[J]. 科学管理研究， 2018， 036（002）：62-66.
[5]王华锋. 以平台经济引领辅料行业转型发展[N]. 中国医药报，2015-06-30（007）.
作者简介：
黄阳（1974-）男、湖南长沙、湖南龙骧交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陈强（通讯作者）（1991-）男、湖南长沙、长沙友联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关键词：平台经济;城市经济;生态;企业扶持;政府治理
1 引言
平台经济是以现实空间或网络、云计算及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为基础，将互动交易平台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建立，进行多方信息互动、信用支付、交易、媒体传播或其他增值服务，对资源进行重新分配，能提高资源利用率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和功能载体。平台经济不仅是产业组织、信息服务以及交易的媒介，还是促进服务业和制造业一体化的驱动器，更是市场功能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新经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典型代表性重要内容。
2 平台经济对于长沙市发展“三新”意义
2.1城市区位升级的新要素
从区域城市网络看，城市成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过去其区位高低主要取决于城市枢纽链接功能、与其他城市的战略链接功能，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平台经济的承载功能成为重要的城市区位高低新的决定要素。平台经济分别是节点城市生活、生产、产业的空间和产生流量空间的组织载体。城市的功能、发展动力与结构对在区域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具有显著影响，地位取决于包括平台经济在内的城市竞争力发展情况，甚至有“得平台者得天下”说法。在区域网络节点包含的每个城市中，都可以视为平台经济城市，对于类型不同的平台经济城市所发挥的职能和作用相差很大，平台经济城市可通过提供虚拟与现实的空间和规则，以促成各企业和个人进行交易[1]。因此，如何发展平台经济提高城市区域乃至全球城市网络地位问题，成为一些先知先觉城市政府決策咨询研究的重点课题，如吕康娟[1]、梁浩[2]、晁钢令[3]等就平台经济对上海创建全球“四个中心”城市、建设自贸区的重要性、关系和促进途径等进行了研究。从国家到各地方省市2019年以来纷纷出台发展平台经济政策文件，如国家《商务部等12部门关于推进商品交易市场发展平台经济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浙江省平台经济健康发展行动计划（2020-2022）》、《湖南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0-2025年）》等。可见，平台经济将是长沙提高在区域社会经济中城市地位不可或缺的关键性要素。
2.2龙头企业崛起的新主体
龙头企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引擎。全球60%的规模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的绝大部分创收来源于平台经济。基于互联网的平台经济已成为一批城市打造“独角兽”、“瞪羚”等新经济龙头企业，引领新常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工作抓手。O2O（online to offline）即线上线下和B2C（Business to Customer）商户对客户等是最具代表性的电子商务模式。具体平台经济是被产业链分化与延伸所形成，主要包括金融支付、电子商务、云计算服务、软件应用、文化教育和健康生活服务等平台。企业通过平台能用最低的成本发现市场动态和消费者需求，开发出有需求价值的产品和服务，通过平台能发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平台经济不仅是产业组织、信息服务以及交易的媒介，还是促进服务业和制造业一体化的驱动器，更是市场功能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新经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典型代表性重要内容。北京、上海、杭州、厦门等市均出台加快平台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和行动计划。高度重视、把握和顺应平台经济发展趋势，大力发展平台经济，对于长沙市在未来城市经济社会竞争发展形势中取得主动、优势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战略意义。近几年，平台经济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城市积极发展平台经济，新的商业模式、业态及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得到生长，尤有经济高速发动机般的京东商场、阿里、1号店、腾讯等平台型“独角兽”企业成为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城市乃至京津冀、长、珠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2.3中小企业发展的新载体
中小企业是组成城市经济体的细胞。一方面大批平台经济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2016年在互联网投融资案例达1662起，平均每天发生4.5起。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总收入达1.07万元，同比增长46.8%，是当年国内GDP增速6.7%的7倍，其中百强企业中有31家总收入增速超过100%。平台经济被誉为“服务业的皇冠”，将平台企业以服务内容细分为社交平台型、电子商务平台型、生活服务平台型、游戏平台型、搜索平台型、媒体平台型、支付平台型、互助服务平台型等。仅社交平台型就有215家。截止2017年6月底，我国移动APP数量已经超过402万款，游戏类应用数量达116.7万款[4]。另一方面平台经济极大地促进各类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如德清竹笋借助电商平台创新市场，改变过去严重供大于求的局面，销往全国，价格由原来的1元以下一斤的价格，稳定在现在的8元一斤，广大笋农收入显著提高。又如小狗电器企业借助平台经济创新零售渠道，放弃成本高、稳定客户难、价格低的传统卖场，选择网络平台销售，月销售额已经是线下的10倍。再如三只松鼠企业借助平台经济进行产品创新，通过电子商务大数据分析得出产品成长周期和顾客喜好，精准选择碧根果为主打产品、包装袋中采取加湿巾纸、开口工具、果壳袋等包装策略，均取得不俗的销售业绩。有再如猪八戒网借助平台经济研发创新，已经拥有600万买家，1300万家创业者，日均交易量3万多笔，日均交易额2000多万元。还如红领企业借助平台经济组织创新，企业组织体系扁平化，C2M模式下，交付日从消费者个性下单，到交付提高到7个工作日，效率提高20%。
3 长沙市发展平台经济的“四位一体”途径
主要途径可以概括为：枢纽赋能、生态构建、企业扶持、政府治理四位一体协调发展。
3.1打造枢纽型平台经济体系 区域资源配置功能大小是枢纽城市地位重要性的主要标志，将功能性组织机构与平台作为承载可达到功能的实现。长沙需要加快、加强对种类型城市平台经济的建设。一是国际制度平台。长沙应积极进取，通过自由贸易平台，加速在世界城市网络中主动与国际城市互联，建立具有国际性的服务体系、公共制度和符合国家规则的运行平台，制度创新，逐步创造符合国际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实现国内与国际制度的对接[1]。二是大型事件平台。长沙在中非经贸博览会这种已有的大型城市事件平台基础上，积累经验，需要不断开拓，持续举办和承办一些国际性、区域性的大型活动，提高城市平台经济建设影响力，尤其是产生这种影响的累积乘数效应。三是功能性平台。长沙要有意识有紧迫感规划建设一批区域性的各类经济和服务性功能性平台，如区域交易中心、商贸中心、电子商务中心、金融交易中心、大数据中心、技术交易中心等，越来越多的功能性平台层次要力争和逐渐向全国性升级。四是行业标准协会。长沙需要加强行业协会意识，鼓励和支持在长沙建立和发展区域性、全国性乃至国际性各种行业标准协会，掌握行业价值制高点，获得行业高端人才和决策信息的载体，提升城市行业政策影响力与战略地位。五是功能性组织。长沙也需要关于区域、跨区域、国际性的基金会、合作组织，世界性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总部、精英人才的空间组织等意识和建设行动。六是企业“走出去”平台。长沙乃至全省企业在外设立分支机构不多，政府应从纽约、伦敦等大都市发展历程中得到启发，打造多种企业“走出去”平台，为本土企业“走出去”，提升跨区域、跨国经营能力，提供“平台式”服务。
3.2构建平台型生态系统
哈佛商学院的马可扬西蒂教授说“未来的竞争不再是个体公司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生态系统之间的对抗”[2]。 首次提出商业生态系统概念美国学者詹姆斯？穆尔认为，商业生态系统是由核心企业、市场中介、供应商、消费者、风险承担者和竞争者等组织和个人所组成的经济联合体，共同构成了价值链，彼此形成共生关系。平台经济无疑在组建自己的生态系统上具有先天优势，最适合新的产品、技术、业态、模式的创新和发展。长沙首先要围绕“三个中心”建设重点的数据流、资金流和物流的要求，大力推进智能制造、创新创意和交通物流等重点服务业，建成与之相得益彰的平台经济基础设施优势。一方面加快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产业，提升长沙数据挖掘、数据分析处理等后台信息技术服务能力，提高平台经济运营的技术支持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积极培养和引进这些产业发展需要的企业家和专业人才，形成支持平臺经济产业优势的新基建、信息技术和人才队伍三大支柱。其次，着力引进和打造一批领航平台企业。结合平台经济、第四代园区规划建设，建成智能制造、创新创意平台经济聚集区，尽快形成以一批领航平台企业为引领的平台经济生态系统。同时鼓励龙头企业及其服务部门平台化，支持国有资本参股民营平台经济领航企业，将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通过资本运营手段整合来结合打造领航平台企业。
3.3支持平台型企业发展
一是通过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湘江新区、岳麓山大学科技城、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建设，依托长沙高新区、经济开发区等升级发展，推进网络与电子商务平台、网络金融、物流服务等企业，尤其是为智能制造、创新创意和交通物流服务的这类企业，面向全国、面向世界，走国际化发展道路，创建长沙网络平台经济对接全国性与海外资本和市场的窗口，给予网络平台型企业特殊优惠政策支持，享有更加便利的审批流程和税费减免政策，整合已有物流仓储服务，加快物流数字化转型。二是积极引导线下和线上的结合，发展网络平台企业。长沙政府有重点合理规划布局引导建设具有发展前途、聚集辐射功能强的平台经济布局。如O2O网络平台企业，O2O是把线上虚拟商店顾客带到线下现实商店中去体验，线上支付后到线下去享受产品或服务，会是一个基于位置的将线下信息汇集、点评信息聚合、地图导航、CRM、预定服务、语音、视频以及实时沟通等功能融合为一体的服务平台。同时特别鼓励在长沙企业的网络平台和实体店进行线下体验和线上交易，创建网络平台企业线下集中体验区，加强平台企业监管，避免网络平台恶性竞争，降低服务和产品质量。三是完善和优化法律和服务配套发展环境。长沙首先，抓住平台经济基础、优势大发展的契机，率先制定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的政策规范体系，打破制约作为崭新业态、全新商业模式的平台经济创新发展的旧制度，制定和实施长沙平台经济的发展规划和促进法等产业规划和法律规范，依法有序发展长沙平台经济。其次，形成便捷、高效的平台经济第三方服务体系，引进和培育一批与长沙平台经济相配套的物流、第三方支付、监测、认证和信用等服务机构。
3.4创建平台型政府治理模式
平台经济本质是一种高端化、服务化的融合经济，服务内容多元化、综合化、跨地域、跨部门、跨领域（涉及金融、服务、科技、人才、物流、信息等等）、跨行业的网络型、数字化、一体化的跨界经济，这种新经济业态一定会对已有的政府治理体制、机制、手段、能力等提出新的挑战。在长沙，政府一方面要适应经济业态创新的步伐，继续对新兴经济业态进行研究，率先掌握平台经济的属性和规律，制定更为科学、可行的新型监管制度和方式，确保各类新型平台经济的高效运转，防范各类经济风险的发生[5];另一方面，要根据现代服务业的特征，扩大政策创新力度，助推新经济快速成长和壮大，切实为平台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服务，正如推行的营改增试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税制困境。首先，根据“政府协同、服务无缝”的原则和思路来建立健全长沙市平台经济发展的跨部门协调监管机制。解决目前相对独立的部门化监管体制，服务规范一家监管部门或多家分散监管部门都难于全面覆盖平台市场体系的问题。给平台经济创造有利的体制环境，需通过协商、协调、互动、互促的合作型管理。其次，完善政府数据的使用机制，建立基于大数据的政府决策机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建立健全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以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当前要加快消除信息孤岛，整合政府各层级、职能部门所拥有的数据资源，构建统一共享的数据平台，简化办事程序，把行政审批转变个性化定制服务。通过开放公共数据，释放政府信息附加价值，使企业和公众踊跃参与到公共产品设计、生产和供给过程中，激发社会智慧、创意和经济活力。
4 结论
综上所述，发展平台经济能使长沙的经济达到高质量发展，本文结合长沙经济发展形式，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在长沙市发展平台经济的重要意义，包括城市区位升级的新要素、龙头企业崛起的新主体、中小企业发展的新载体;从打造枢纽型平台经济体系、构建平台型生态系统、支持平台型企业发展、创建平台型政府治理模式等四个方面提出了长沙市发展平台经济的有效途径。重视平台经济发展的意义，找到发展途径，对于长沙市在未来区域和城市经济社会竞争发展形势中取得主动、优势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1]吕康娟， 霍伟伟， 陈影，等. 上海全球城市网络节点枢纽功能、主要战略通道和平台经济体系建设[J]. 科学发展， 2016， 000（004）：107-113.
[2]梁浩. 平台经济与上海"四个中心"建设路径探析[J]. 中外企业家， 2014， 000（025）：241-242.
[3]晁钢令， 王涛. 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平台经济"城市[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3， 035（012）：60-69.
[4]叶秀敏. 平台经济促进中小企业创新的作用和机理研究[J]. 科学管理研究， 2018， 036（002）：62-66.
[5]王华锋. 以平台经济引领辅料行业转型发展[N]. 中国医药报，2015-06-30（007）.
作者简介：
黄阳（1974-）男、湖南长沙、湖南龙骧交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陈强（通讯作者）（1991-）男、湖南长沙、长沙友联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