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五湖四海”的说法，其中“五湖”大体指洞庭湖、鄱阳湖、太湖、洪泽湖和巢湖。“五大湖”的提法本身并不全面。中国真正的大湖在西部，“五大湖”仅限于历史与人文发达的东中部地区，严格地说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现在准确地表述应该是“五大淡水湖”。洞庭湖在中国的影响太大了，它位于湖北省和湖南省之间，也是两省得名的来源，足见其影响的既深且巨。洞庭湖居“五湖”之首，号称为“海内第一巨浸”，也正因为它的名气，在1962年8月出版的巨著《十万个为什么》，其中《为什么洞庭湖不再是我国第一大湖》一文称：洞庭湖“每年缩小八十八点六平方千米，其中有的年份缩小的更多，竟达到二百四十五平方千米。它的面积在枯水期约有三千一百平方千米，而鄱阳湖在枯水期的面积则有三千三百五十平方千米；在洪水期，洞庭湖约有三千九百平方千米，鄱阳湖则有五千零五十平方千米。”首次提出洞庭湖降为第二大湖泊。这个说法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反响，有很多人感叹，也有一部分人至今不认同这个说法，还有十分严谨的学者提出一系列数据论证洞庭湖仍然大于鄱阳湖。我个人的看法是：不能以空泛的“大”作简单的排名，对于天然湖泊的论证研究，应由科学的数据作支撑，湖泊是天然的水库，它的面积、湖容、流域、水量乃至于其功能都应该纳入“大”的参照系数，简单化排名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在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社会对湖泊的认识是不同的。即是在相同的时期，人们对湖泊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在民间，洞庭湖被视为鱼米之乡、“母亲湖”，从1960、1970年代传遍大江南北的歌曲《洞庭鱼米乡》，唱词就有“粮船结队下长江”、“金丝鲤鱼装满舱”。在水利工作者心中，洞庭湖又是防洪保安的代名词。1826年由安化人、安徽巡抚陶澍主持出版的道光《洞庭湖志》，用了占全书四分之三的篇幅来收录历代洞庭湖艺文、捃摭和掌故，可以窥视出十七、十八世纪政界、知识界认识洞庭湖的视角。春秋时期楚人越过长江向南发展，江南的开发即和洞庭湖发生关联，这里成为楚国的粮仓，洞庭湖也上升为国计民生的重要一环，这个地位一直延伸至今，估计还要进行下去。而洞庭湖有别于其他湖泊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吞吐长江，是长江最重要的甚至说是唯一的调蓄湖泊，它担负着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中游地区防洪保安的重要使命，历朝历代上至皇帝下到水工，无人不有这个共识，也不会有任何人怀疑。所以，一个粮食生产，一个防洪保安，是两道弥久不变的考试，一代接一代人走进这个考场。
　　但是，今天的洞庭湖给人类又出了一道新的题目。在现实中我们发现，洞庭湖在变小的同时，其生态和环境也出现了问题，它的水在变少，水质在恶化，土壤在污染，水产在萎缩，生物多样性在减少。我们反思洞庭湖的传统开发模式发现，虽然它为大江大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表率，但它又忽视了湖泊湿地生态功能的建设和保护。当然，这不仅仅属于洞庭湖和湖南省的单个现象，过度开发所引发的生态问题在全国已属于普遍现象。比方我们的近邻湖北，号称“千湖之省”，由1949年前后的一千零五十二个下降到目前的三百零九个，已少于湖南省。武汉市号称“百湖之城”，但至目前武汉的城建史事实上演变为填湖史。湖北被网友讥为“湖悲省”。相邻的湖南省，情况也不容乐观，一方面是湖泊水面和容积不断萎缩甚至消亡，并且这一现象已开始由农村向城镇转移。在省城长沙，既有人工伪造的洋湖湿地，也有靠机械提水打造的松雅湖、梅溪湖，而历史上碧波荡漾的湖泊塘陂，仅仅留下一串串地名供民众去凭吊和寻觅；另一方面是湖泊水质不同程度受到污染，水生态环境呈恶化趋势。全国的情形又如何呢？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对全国一百三十一个湖泊进行调查统计，结果表明，Ⅳ类水质的湖泊二十四个，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湖泊四十四个；富营养型湖泊六十七个。一半以上湖泊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和富营养化危害，部分湖泊达到重富营养化程度。最典型的是2007年太湖蓝藻爆发造成“五·二九”供水危机，令人触目惊心。中国的湖泊已不堪重负，它们在呻吟。洞庭湖之所以还没有出现太湖、滇池那一类重大污染事件，并不在于我们的保护工作做得比别人好，而是洞庭湖作为调蓄性湖泊换水周期率短、湖泊周边工业布局偏低等因素所致，洞庭湖的生态建设任重而道远。
　　我从小在湖区长大，老家位于藕池河东支一个叫“八股”的村子，因最早来此拓荒垦殖者由八支股份组成而得名。它的东面是华容县第一大内湖——东湖。西边二三里许，原野中兀立一土坎，下有洞口深数丈，名号仙人洞，人们说是可接岳阳、神仙出入的通道。在并非山区的湖域，这样一个洞口是让人啧啧称奇的，不到一里，藕池河在它的西侧逶迤流淌而过。听大人们说，这条河从长江流过来，到流水沟注入洞庭湖。这条河的来历，故老相传，是咸丰二年长江发生大水，驻防荆州的满族将军用大炮轰开南岸马林工的堤防，造成藕池溃口，长江洪水向南宣泄形成藕池河。小时候的藕池河河面宽阔，涨水的时候水流湍急，站在矶头上看一个漩涡接一个漩涡，在我儿时的眼中，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条大河。我第一次看到轮船，当时叫“洋船”，第一次听到高亢嘹亮的汽笛声。今天在洞庭湖难得一觅的江豚，据我母亲说在藕池河发水季节随时可见。这一片脚下的土地到处隐藏着洞庭湖变迁的密码。今天的注滋口在一百年前还是藕池河的入湖口，几十年后随着泥沙的淤积，河口下移到刘家铺，1958年围垦钱粮湖开新河，藕池河入湖口又下移到流水沟。前者是人类活动间接的“功劳”，后者则是我们这两代人直接的“成果”。人类在不断前进，湖泊在不断后退。这三道入湖口每处相隔二十里许，代表着人类前行的节奏和步阀。后来我考证确认，村子东面的沈家山，是历代岳州知府到华容县巡视眺望洞庭湖的登临点和观光台，它身后的东湖原本与洞庭湖连为一片，但如今站在沈家山，看到的已是良田万顷，真的是“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岳阳的地方文化研究专家何培金告诉我，他收藏的湖区地契中就有因临水仍未“长”出湖面而留白的。父亲说我高祖移入这个叫“八股”的村子，他老人家买下的水面是以荡桨数字为标准的，历史上的这一片水域如今已是我们李家祖坟前无垠的田畴。这些事实都说明现在华容、南县的大片土地都曾经是洞庭湖烟波浩渺的水的世界。
　　1981年秋天，我考上大学，离开这一片生养我的故土。人生第一次出遠门，父母亲送我上船，母亲一步一招手，儿一步一回头。我的新生活也是从这里启航，从注滋口坐客班涉洞庭湖到岳阳转火车。在我的记忆里，寒假因枯季水少，回家已无船可坐，只能搭乘汽车了。但是，后来无论何时回家都是坐车不坐船，藕池河航道淤塞严重已经没有了客班。听单位湖区的同事说，原来过年从长沙回南县回安乡要坐二天一晚的船，1990年初也已改乘汽车。水乡坐船出行只是一种记忆了。1988年我从四川大学毕业回湘工作，与洞庭湖又接上新的缘分。次年底省政府决定编修《洞庭湖志》，白发苍苍的史杰老先生挂帅，我有幸成为这支队伍中最年轻的一员，无数次地聆听到他和其他水利老前辈讲述五六十年代的治湖故事。洞庭湖的这份情感，一结五十载。到2013年这部著作出版，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我也从青葱年少变白头。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们在面对母亲湖发出无限感叹的时候，洞庭湖的沧桑剧变又岂是一份乡愁可以道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