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书挠痒，有些书攻心。挠痒是生活的小情趣，攻心是生命的大悲喜。在寒冷的冬天，钱理群的《我的精神自传》足以点燃心头的火。
　　钱理群于我，从大学时代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到图书馆借阅的鲁迅研究专著，直至近些年网络上所见的言行，其文字令人信赖，其观点令人尊敬。这是一位历经岁月沧桑的老人，在坚定执着地对年轻人说：应该有梦想，并相信它，追求它。而年轻人似乎已世事洞明，轻易便可抛出一句：我已经老了。
　　此书虽名为“我的精神自传”，着笔于作者个人精神随学术研究不断发展的历程，但其实也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心灵史与学术史。
　　钱的家庭在现代中国极具典型性：外祖父是晚清维新派人士，办学堂、办报纸、修公路，创办浙江兴业银行；父亲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主张专家治国，后在国民党政府主持农业工作；哥哥和姐姐分别加入新四军和地下党，成为新中国的老共产党员。1949年后，一家人因为政治原因再不曾相聚，“生不团圆，死各一方”。
　　这段历史也成为钱在“文革”期间被批判的原因，并在抄家时亲手烧掉了父亲的照片。曾有一名女学生为他辩护几句，最终在巨大压力下投湖自沉，这成为他一生压在心头的“坟”。不得不提及的，是钱的忏悔——“文革”压力之下，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他编造了关于他人的谎言。
　　他坦诚，并不为自己做任何开脱，一段自白更让人警醒——“懂不懂得‘悔恨’，有没有‘知耻’之心，这是思考的基础与前提。”
　　这种与历史的血肉联系，成为他思考与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在我们的历史视野中，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只有历史伟人而无普通人，只有群体政治而无个体心灵世界。”学术研究成为主体的精神自省、自赎与自救，对鲁迅的研究从而也成为主客体相互接近、发现、阐释与再创造的过程。
　　学术写作应该是充满热量的情感投入，而不是冰冷的话语拼贴。作为一名有公共影响力的学者，钱理群曾说自己更关心的其实是学术上的推进。那么，这种从个体心灵出发的学术之路，是否为当今日益被诟病的学院体制提供了一种可能？
　　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思索，是这本书的重头戏。知识分子的定位，是成为精英姿态的启蒙者，还是洗心革面改造成一个“非我”——这似乎是一个陳旧的话题，却浸透了作者几十年的个人体验。也就是说，它不是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被思辨的，而是作为一桩个案供人评判。这种用以探讨公共问题的自剖式写作，去除了远距离的观照，代之以个人情感的巨大投入。
　　以自我反省为前提，钱理群认为，“在历史的罪恶中，知识分子不仅是受害者，同时又是参与者”，而这种参与，往往因为知识分子作为历史叙述者的身份被轻易遮蔽了。
　　因此，在中国，首先得“启知识分子之蒙”，“改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在他看来，鲁迅曾提出的知识分子“帮忙”、“帮闲”乃至“帮商”的命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尤其在面对流行文化之时，贵族式的歧视固然不对，却也必须注意到，“它是一种消解力量”，“会导致知识分子思想的批判锋芒的丧失，思想的创造力的丧失”。
　　爱之深方会恨之切，钱理群对自己也是其中一员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严厉批判，是以对知识分子使命的坚持为前提的。
　　钱并非打压派，相反，他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自居，并在根本处是以精英为旨归的。通过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的梳理，通过对启蒙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思考，对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的取舍综合，特别是对北大传统的肯定与弘扬，钱致力于去弊存利，力图探寻并树立一个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而这个形象，又特别鲜明地存在于“五四”时期北大诸多优秀知识分子身上。
　　在此意义上，通过研究鲁迅，通过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探索，他致力在历史的断层处，重拾“五四”的现代火焰——从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获得作为独立个体的精神自由与解放。
　　钱说，“到了该退休的年龄，对一切都绝望了，一切都看透了”。只是对“人性恶”的体验不应该拒绝对“人性善”的追求，这使得他一直对青年爱护有加。在他看来，年轻人或许还有“善”的可能性；“惟一没有看透，更准确地说，惟一不敢看透的是年轻人，是孩子们。”这尽管又是一个梦，“但是不造梦又怎么办呢？”这似乎是更深层的绝望，因而也是更深处的希望。
　　对钱理群这一代人来说，梦想是种责任，这里有着理想主义的根底在。也正因为这根底，在冰冷的冬天，这本书是暖心的。
　　
　　《我的精神自传》，钱理群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第一版
　　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文艺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