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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日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在近代史上的第一场战争。中国之战败至今令人思考。军事因素在整个战争中占主要方面。本文从军事战略层面着手，主要通过军事战略目标、军事战略方针以及军事实力三方面对比来揭示清政府失败的原因。
关键词：甲午战争；军事战略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103-01
甲午一战以清朝战败而告结束。从军事战略上说，战略目标、方针以及军事实力的差异为主要原因。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些探讨。
一、军事战略对比
中国在19世纪40年代国门被英法列强打开后，当局者妄想在保留传统和近代化建设上取得平衡，提出引进西方器物自强的错误方略。1861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衙门的本职是处理“通商善后”事宜，妥当地“羁縻安抚”列强，而清政府办洋务的动机是为了满足英法侵华的权利要求，来保全自身的安全。清政府的被动，除了英法联军的侵入，还有国内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以及南方的太平军和北方的捻军的联合，清政府岌岌可危。奕等判断：“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患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1]在清廷对洋务药方“自强”的背景下，李鸿章开始走向洋务外交的舞台，方针是“以夷制夷”，军事战略上是守。
日本在1853选择了“脱亚入欧”的国家战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进行全方位的突破。日本也是一个野心大的国家，而中国如同巨大的猎物早成为日本人获得的对象。1590年丰臣秀吉就有了“天皇居北京，秀吉留宁波府，占领天竺”的想法，并三次出兵朝鲜。日本幕府末期吉田松荫提出了征服朝鲜、中国的“海外雄飞论”。而明治时期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都在吉田松荫开设的村塾就读，海外扩张成为明治政府的国策。[2]19世纪70年代，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走上了军事化和工业化的道路。
二、军事战略方针
清军战略方针、兵力布置同日军相比也是一大原因。朝鲜东学党起义后，日本政府开始着手准备战争。一方面，诱使清朝出兵朝鲜；一方面，抓紧时间建立了以陆军将领为主体的战时大本营。日本借口护送驻朝公使回朝和保护侨民，立即在仁川登陆，直驱汉城，扼守险要，构筑工事，陆续开进。在清政府出兵朝鲜后四五天之内就登岸近万人，兵力远超出清军。日军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抢夺时间，进攻清军。
而清军在战略方针的确定上频频失误。东学党与朝鲜政府签订休战协定后，清政府建议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军。日本不仅拒绝撤军，反而提出两国共同监督朝鲜改革内政，故意挑起冲突。面对日本的挑衅，李鸿章却制定了“避战求和”、“保全和局”的方针。在清军战略失误之时，日军不断地大规模向朝鲜增兵。1894年7月中旬，当日军力量已处于绝对优势时，李鸿章还死保所谓“和局”，命前线清军“静守勿动当前线传言日军开战即在，李鸿章仍要求清军：“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诎，切记勿忘！”[4]其结果是被日军打得狼狈逃窜。李鸿章的“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的命令，日军采取攻势，结果是清军再遭惨败。
三、军事实力对比
清军的军事编制和兵种与日军比较显得单一混乱。甲午战争期间，清军既有八旗、绿营，又有防军、练军以及湘淮军，各有各的组织编制体系，一遇两军协同作战，便不能统一指挥。相反，日军军制先进科学。明治政府后进行了改革，到19世纪末建立了“师团—旅团—联队”建制。师团是战略基本单位人数在万人以上。特点是组织严密、指挥系统高效率。由于战略单位“师团”人数超过清防军的战略单位“营”的人数，容易集中兵力，统一行动。
在兵种上，清军单调且配置不全。清军仅步、骑、炮几种，具体对每个“营”来说，步、骑、炮兵种配置没有统一标准。有的营几乎都是步兵，有的营虽配备了炮、骑兵，但人数很少。日军兵种很多，有步、骑、炮、辎重、工兵等，一旦战起，协同作战，各司其职。
甲午战前，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者挪用军饷。光绪二十年，东三省练军“应需饷银40万两”，而清政府却“拨留银20万两，做颐和园要工之需”。军饷被扣，军费短缺，严重影响了清军的装备。据日本参谋本部掌握，战争时中国动员的军队只有3/5的士兵装备了各类来复枪，余者只有原始的弓箭、大刀、长矛。除数量少外，还存在着种类混乱、缺乏统一标准等问题，清军的武器装备由各省自办，中央无统一管理。同省不一，甚至同一营队也不一样。清军的武器装备在质量上也得不到保障，“走火”、“锈坏”现象严重。总兵徐邦道在给盛宣怀电报中谈到：“大连守军各营军械有三成锈坏甚多”，[5]根本无法使用。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不断追加军费。据统计：1892年，军费支出为3450万日元，到甲午战争爆发之际增到2.252亿日元。军费的宽裕，军事工业的发展，使日军装备越来越先进。李鸿章在谈到旅顺口失守的原因时就说过：守军“所用毛瑟枪及旧炮，不如倭兵之小口径快枪及连珠快炮子路远且速”，故“众寡不敌，精械悬殊，伤亡枕藉”。[6]
综观甲午战争全过程，不论是战前、战中，清廷軍事战略都处于弱势，这注定了甲午战争必然失败。战争虽已结束，但我们要牢记历史教训。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制定深远的军事发展战略，更好的应对国际局势，立足世界。
参考文献：
[1]刘怡，阎京生.菊花与锚[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1[Z].转引自樊百川.清末的洋务新政：第一卷[M].上海：上海图书出版社，2009.
[3]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31.
[4]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16-25.
[5]《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丛刊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63.
[6]《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047号、1866号，《中日战争》第233、174页.
作者简介：袁彩艳（1991—），女，陕西榆林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关键词：甲午战争；军事战略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103-01
甲午一战以清朝战败而告结束。从军事战略上说，战略目标、方针以及军事实力的差异为主要原因。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些探讨。
一、军事战略对比
中国在19世纪40年代国门被英法列强打开后，当局者妄想在保留传统和近代化建设上取得平衡，提出引进西方器物自强的错误方略。1861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衙门的本职是处理“通商善后”事宜，妥当地“羁縻安抚”列强，而清政府办洋务的动机是为了满足英法侵华的权利要求，来保全自身的安全。清政府的被动，除了英法联军的侵入，还有国内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以及南方的太平军和北方的捻军的联合，清政府岌岌可危。奕等判断：“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患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1]在清廷对洋务药方“自强”的背景下，李鸿章开始走向洋务外交的舞台，方针是“以夷制夷”，军事战略上是守。
日本在1853选择了“脱亚入欧”的国家战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进行全方位的突破。日本也是一个野心大的国家，而中国如同巨大的猎物早成为日本人获得的对象。1590年丰臣秀吉就有了“天皇居北京，秀吉留宁波府，占领天竺”的想法，并三次出兵朝鲜。日本幕府末期吉田松荫提出了征服朝鲜、中国的“海外雄飞论”。而明治时期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都在吉田松荫开设的村塾就读，海外扩张成为明治政府的国策。[2]19世纪70年代，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走上了军事化和工业化的道路。
二、军事战略方针
清军战略方针、兵力布置同日军相比也是一大原因。朝鲜东学党起义后，日本政府开始着手准备战争。一方面，诱使清朝出兵朝鲜；一方面，抓紧时间建立了以陆军将领为主体的战时大本营。日本借口护送驻朝公使回朝和保护侨民，立即在仁川登陆，直驱汉城，扼守险要，构筑工事，陆续开进。在清政府出兵朝鲜后四五天之内就登岸近万人，兵力远超出清军。日军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抢夺时间，进攻清军。
而清军在战略方针的确定上频频失误。东学党与朝鲜政府签订休战协定后，清政府建议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军。日本不仅拒绝撤军，反而提出两国共同监督朝鲜改革内政，故意挑起冲突。面对日本的挑衅，李鸿章却制定了“避战求和”、“保全和局”的方针。在清军战略失误之时，日军不断地大规模向朝鲜增兵。1894年7月中旬，当日军力量已处于绝对优势时，李鸿章还死保所谓“和局”，命前线清军“静守勿动当前线传言日军开战即在，李鸿章仍要求清军：“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诎，切记勿忘！”[4]其结果是被日军打得狼狈逃窜。李鸿章的“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的命令，日军采取攻势，结果是清军再遭惨败。
三、军事实力对比
清军的军事编制和兵种与日军比较显得单一混乱。甲午战争期间，清军既有八旗、绿营，又有防军、练军以及湘淮军，各有各的组织编制体系，一遇两军协同作战，便不能统一指挥。相反，日军军制先进科学。明治政府后进行了改革，到19世纪末建立了“师团—旅团—联队”建制。师团是战略基本单位人数在万人以上。特点是组织严密、指挥系统高效率。由于战略单位“师团”人数超过清防军的战略单位“营”的人数，容易集中兵力，统一行动。
在兵种上，清军单调且配置不全。清军仅步、骑、炮几种，具体对每个“营”来说，步、骑、炮兵种配置没有统一标准。有的营几乎都是步兵，有的营虽配备了炮、骑兵，但人数很少。日军兵种很多，有步、骑、炮、辎重、工兵等，一旦战起，协同作战，各司其职。
甲午战前，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者挪用军饷。光绪二十年，东三省练军“应需饷银40万两”，而清政府却“拨留银20万两，做颐和园要工之需”。军饷被扣，军费短缺，严重影响了清军的装备。据日本参谋本部掌握，战争时中国动员的军队只有3/5的士兵装备了各类来复枪，余者只有原始的弓箭、大刀、长矛。除数量少外，还存在着种类混乱、缺乏统一标准等问题，清军的武器装备由各省自办，中央无统一管理。同省不一，甚至同一营队也不一样。清军的武器装备在质量上也得不到保障，“走火”、“锈坏”现象严重。总兵徐邦道在给盛宣怀电报中谈到：“大连守军各营军械有三成锈坏甚多”，[5]根本无法使用。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不断追加军费。据统计：1892年，军费支出为3450万日元，到甲午战争爆发之际增到2.252亿日元。军费的宽裕，军事工业的发展，使日军装备越来越先进。李鸿章在谈到旅顺口失守的原因时就说过：守军“所用毛瑟枪及旧炮，不如倭兵之小口径快枪及连珠快炮子路远且速”，故“众寡不敌，精械悬殊，伤亡枕藉”。[6]
综观甲午战争全过程，不论是战前、战中，清廷軍事战略都处于弱势，这注定了甲午战争必然失败。战争虽已结束，但我们要牢记历史教训。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制定深远的军事发展战略，更好的应对国际局势，立足世界。
参考文献：
[1]刘怡，阎京生.菊花与锚[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1[Z].转引自樊百川.清末的洋务新政：第一卷[M].上海：上海图书出版社，2009.
[3]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31.
[4]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16-25.
[5]《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丛刊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63.
[6]《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047号、1866号，《中日战争》第233、174页.
作者简介：袁彩艳（1991—），女，陕西榆林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