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发动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从而推动了中国全面抗战局面的迅速形成。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对鄂豫皖苏区“围剿”的失败以及鄂豫皖苏区军民对他的深刻影响，可以说是促使他发动“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受命“围剿”愁结难纾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为维护全国的统一，毅然排除干扰，宣布东北“易帜”，帮助蒋介石稳定了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从而赢得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但在九一八事变中，他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丢掉整个东北，遭到了全国民众的唾弃。接着，他又丢下十几万东北军将士下野出国。
１９３４年１月８日，张学良从海外回国后，２月下旬即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半数以上的兵力，随即从华北开赴鄂豫皖地区，参与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然而，张学良毕竟是一个热血军人，东北的沦陷，三江父老乡亲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情景，使他始终难以释怀。回国到上海时，他的胞弟张学思前来探望，他在问过张学思近况后，即鼓励张学思要掌握好部队，刻苦练兵，希望有朝一日，东北军能够重新振兴起来，抗日复仇，收复东北。当蒋介石命令他率兵进攻鄂豫皖苏区时，他的内心虽然极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在武汉鄂豫皖“剿总”官邸，他常常和同居一室的蒋鼎文彻夜谈心，谈自己过去的经历，谈国难家仇，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渴望国民政府早日对日宣战，自己好率领东北军收复东北。谈着谈着，张学良就会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
同时，张学良目睹了关内一些地方军阀，在日军觊觎华北的时候，依然在自己的地盘上醉生梦死，争权夺利，丝毫不去考虑国家民族的利益。而他这个东北军的统帅和东北军却又报国无门，听任别人驱使，被派到内战前线和红军厮杀。同时，他觉察到蒋介石心怀叵测，想让东北军和红军两败俱伤，从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因而张学良在言谈之中，往往也不可抑制地流露出对内战的不满情绪。他说：“政府在内战中一寸一寸地收复土地，而在外敌的侵略下一省一省地丧失土地，这样必将失掉人心的支持。”一位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参谋说：“打红军不是张副司令和东北军弟兄的本意，我们是要回东北打日本的。”有一次，在为东北军赴庐山军官团受训的军官送行时，张学良声泪俱下地表示，东北军“要效法古人岳飞‘痛饮黄龙’的壮举”，表示“等待时机，汉卿誓率东北健儿，披甲还乡，收复失地”。
东北军多系东北籍人。东北沦陷后，他们被迫离开养育他们的故土流落关内，他们中的许多人跟随张学良父子多年，对东北的感情极为深厚，迫切要求张学良率领他们收复东北。当时，在武昌明月桥畔 的“奉直会馆”，旅居着不少东北人，有些人常常通宵欢娱，使一些饱尝流离之痛的东北人极为愤慨。一天，当这些人又在一起酗酒取乐时，张学良的秘书苗呈实怒不可遏地手持木棍，一脚踢开会馆大门，骂道：“你们的田园祖坟都丢了，父母兄弟当上了亡国奴，妻子儿女都改了姓，你们还有什么心思这样取乐。”骂完以后，苗呈实扔下木棍，掩面大哭。
张学良听说此事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为此，他特地邀请了一些东北同乡到他的公馆里谈话，并告诉他们：“我们东北人要好好团结，多多进步，要争气，走正路，这样，日本灭不了我们，谁也吃不了我们。苦水要喝，但总有一天要吐出来的。”
但是，张学良又担心如果不听蒋介石的命令，不去进攻红军，东北军又面临被中央政府编散瓦解的危险，同时，他也幻想着东北军能在“围剿”苏区时建立殊勋，以取悦于蒋介石，使东北军免遭瓦解，保存实力，日后东山再起。
然而，事实证明，在内战的战场上，东北军只能是损兵折将。同时，更加为全国民众所不齿，在政治上更加被动。
“围剿”艰难败绩多多
鄂豫皖苏区是党的八七会议后，由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三块革命根据地合而为一的。九一八事变后，鄂豫皖苏区已发展成为拥有三百九十万人口，四万五千名红军的全国第二大苏区。１９３２年１１月，红四方面军转移后，苏区军民在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重建了红二十五军，继续坚持根据地斗争。
１９３４年２月下旬，张学良被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２月２３日赴武汉就任，将总部设在武汉徐家棚。接着，便从华北调集东北军王以哲六十七军（辖刘翰东一○七师、何立中一一○师、吴克仁一一七师），何柱国五十七军（辖杨正治一○八师、牛元峰一○九师、董英斌一一一师、姚东藩一一五师、常经武一二○师），以及五十三军刘多荃部一○五师共计九个师的兵力，陆续开抵鄂豫皖地区。随后，又将一一二师、一二九师、骑三师、骑六师调到大别山区。
４月１９日，红二十五军由商城豹子岩返回鄂东北路过潢（川）麻（城）公路时，驻光山沙窝（现属新县）的东北军牛元峰一○九师，以两个营尾追，红军于沙窝以西的高山寨，一举将一○九师两个营大部歼灭，毙伤敌百余名，俘虏五十多人，缴获轻机枪十余挺，步枪百余支，这次战斗，是东北军首次遭到红军的打击。
６月下旬，张学良制定了一个从７月１日至１０月１０日的三个月“围剿”计划，扬言要在三个月内将鄂豫皖红军“完全扑灭，永绝后患，彻底肃清，以竞全功”。其方针是“一面划区驻剿，一面无限制地用竭泽而渔之方，作一网打尽之图。”张学良的部署是：将鄂豫皖区划为六个“驻剿区”，一个“护路区”，对红军分区“驻剿”。同时组织四个追击队，对红军尾随紧追。
针对张学良的三个月“围剿”计划，红军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术，“设法消灭孤立、薄弱之敌，以小部队迷惑、牵制敌人，为主力创造战机，打破敌人的“围剿”。
７月１７日，红二十五军在罗山长岭岗遭遇东北军一一五师两个团，在光（山）罗（山）地方革命武装的配合下，红二十五军经过一个上午的激战，将敌人全部打垮，痛快淋漓地歼敌５个营，缴获机枪１２０挺，步枪８００余支和大量的军用物资。东北军在长岭岗的惨败，使张学良大为震怒，他在命令将一一五师残部调往湖北孝感休整的同时，撤消了一一五师师长姚东藩的职务。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蒋介石、张学良苦心经营的三个月“围剿”计划，在苏区军民的奋勇反击下，遭到了彻底失败。为了继续加紧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张学良加强了“追剿”部队的力量，将总兵力由十一个团增至十六个团，编成“豫鄂皖三省追剿队”。
１１月上旬，红二十五军由商城南溪的葛藤山开赴鄂东北，敌五个“追剿”支队紧紧追击，东北军一○七师、一○九师、一一○师和一二九师等部，则在商城、麻城、潢川、光山交界地区布置了重重封锁线，企图阻挡红军西进。
１１月７日，红二十五军突破敌人的封锁线，突袭驻守在商城以南汤泉池的一○九师工兵营，歼敌四个连。当天，又在商城西南的大柳树，同东北军一○七师两个团激战，歼其一部，并打垮了赶来增援的东北军一○八师先头部队。
８日拂晓，红二十五军到达光山扶山寨休息。两小时后，东北军一○七师、一一七师各一部约四个团，敌第四、第五两个追剿队６个团，跟踪而至，从东南两面向红军发动突然袭击，并出动飞机助战。红军在打退敌人的多次冲锋后，调整部署，转守为攻，向敌人发起猛烈的反击，击溃了当面之敌。黄昏时分，战斗胜利结束，红军俘虏敌人四千余人。扶山寨战斗后，红二十五军遵照中央指示，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长征。
蒋介石、张学良在命令部队追击红军的同时，又把鄂豫皖边区划为四个“驻剿区”，颁布了以“构成碉堡地带截匪之窜路”为主旨的“清剿”计划，大修碉堡，广设封锁线，企图把苏区军民困死在山上。但他的这一战术也不灵验，红二十五军不但没被消灭，还跳出了鄂豫皖地区，成为第一支到达陕北根据地的红军部队。红二十五军走后，鄂豫皖苏区又组建了新的主力红军——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根据地斗争。
１９３５年４月，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总”，蒋自兼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东北军六十七军从鄂豫皖地区开赴西北。张学良在行将赴任之际，东北军一一二师两个连，于５月１８日在罗山杨店被红二十八军歼灭。接着，一○九师一个团，又于６月１３日在光山王园被红军消灭。
在同红军的作战中，对于红军进退自如、出奇制胜的游击战术，张学良无法明白几十万东北军为什么始终不能将人数和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弱小红军消灭。他在为一个研究共产主义革命的小册子写的序言中，借用《晋书·温峤传》中的一个传说，寄托了自己的思想：“峤至牛渚矾，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物，峤遂毁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异状，或乘马车著赤衣者”。现实使他不能不陷入深深的思考。
在武昌，张学良开始研究共产主义。他让潘文郁、黎天才等人帮助自己研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为他讲解《资本论》、《唯物辩证法》、职工运动、红军和苏维埃常识等。通过研究，他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这为以后“西安事变”的发动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围剿”梦碎难维军心
张学良率领东北军进攻鄂豫皖苏区，不但在军事上以失败告终，在政治上也使自己日益被动孤立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在中国民众的心目中，已经成为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他要洗尽身上的污垢，就得效命于抗日的战场。然而，在外敌当前，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张学良却率东北军跑到大别山围剿红军，只能使他在雪耻洗辱的相反道路上越走越远。张学良虽然在许多场合，慷慨陈词，表达抗日救国之志，但他指挥进攻坚决要求抗日救国的中国工农红军的行为，却使他无法取信于国人。他往日在东北军集团中的声望，也每况愈下，有时甚至遭到讥讽。１９３５年夏天，“新生活运动”风靡一时，武汉达官显贵们为避酷暑，纷纷在武汉东湖游泳嬉戏。一次，张学良也去了，正游在兴头上，一个东北人故意高声对别人说：“咱们到东北去游吧”。张学良知道是说给他听的，心里虽然很不是滋味，却只能装作没听见。东北军的一名下级军官温忠信上书他说：“看到武汉到处在搞游泳活动，叫人觉得像忘掉国难了一样，想到东北，能这样乐么？”并借用“商女不知亡国恨”的诗句，讽喻这种行为。这使张学良意识到，对外当不抵抗将军，对内当剿共将军，只能落个国人轻蔑，军心难维的下场。
九一八以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反对日本侵略的宣言、文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东北军官兵中已有了深刻的影响。东北军官兵在与鄂豫皖苏区红军的军事接触中，不断受到红军的抗日宣传和教育。饱尝国难家仇的东北军许多官兵，逐渐认识到红军才是爱国抗敌的民族精英。１９３４年７月１７日，在罗山长岭岗战斗中，红军对东北军喊话，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掉转枪口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口号。此后不久，红军鄂东北游击司令戴季英又两次写信给驻扎在光山的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向其阐明红军的立场和抗日的决心，使王以哲深受影响；对在作战中被俘的东北军士兵，红军首长都亲自和他们谈话后予以释放，这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东北军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正如鄂豫皖省委在１９３４年９月１９日给中央报告中所写的那样：“东北军最易接受宣传，尤其是反日宣传，白色士兵开小差的……以东北军为最多”。东北军一○五师一个排的士兵，打死了排长后投奔红军。在光山扶山寨战斗中，东北军伤亡不过数百，被俘的却有两千之众。由此可见，东北军在内战的战场上毫无士气。有的东北军官兵还和中共地下工作者有着秘密来往：１９３４年夏天，驻在黄安的第六驻剿区的一一师的常恩多团长，就开始和在张学良总部《军事周刊》任上尉记者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再天有所接触。在王再天的影响下，常恩多的部队尽量避免和红军发生冲突，有时甚至主动为红军让路。一次，常恩多接到伏击一支红军部队的命令，即率部埋伏在灌木丛中。拂晓时分，红军部队出现了，当有人要开枪射击时，常恩多立即厉声呵斥道：“不准开枪，后面还有大部队，别因小失大”。从而使这支红军部队顺利通过了防区。张学良的贴身参谋潘玉华在红军的教育和影响下，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将鄂豫皖剿总所属部队团以上主官姓名、兵力、驻地等情况抄送红军。
东北军在“围剿”鄂豫皖苏区的过程中，蒋介石不断打乱其指挥序列，使张学良不能有效地指挥部队，这不能不引起张学良和其他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反感。１９３４年１１月，蒋介石将何柱国五十七军一○八师调拨给王以哲的六十七军指挥。１９３５年１月８日，又命令一○八师归梁冠英指挥，１月１２日，又将王以哲六十七军一一七师划归陈继承指挥，同年４月，蒋介石又下令二十五路军梁冠英可随时指挥“驻剿”的东北军和其他各部，直到１９３５年秋，东北军全部归回建制开赴西北。
张学良在“围剿”鄂豫皖苏区时期，可以说是他一生中心理最矛盾和痛苦的时期，他既有爱国抗日的思想，渴望在抗日的战场上洗刷自己“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同时又有着“忠君”思想，顾及声望、名节，怕东北军被人搞垮。他在“围剿”红军中不断遭到军事上、政治上的失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深刻影响，最终促使他在抗日报国和为人所驱、充当内战工具之间作出了选择，促使他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诚然，张学良到西北后最初一段时间里，仍然执行的是蒋介石进攻红军的命令，但随着历史潮流的涌动，他最终还是从矛盾和彷徨中解脱了出来，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了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从而实现了他一生中的伟大转变。
受命“围剿”愁结难纾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为维护全国的统一，毅然排除干扰，宣布东北“易帜”，帮助蒋介石稳定了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从而赢得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但在九一八事变中，他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丢掉整个东北，遭到了全国民众的唾弃。接着，他又丢下十几万东北军将士下野出国。
１９３４年１月８日，张学良从海外回国后，２月下旬即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半数以上的兵力，随即从华北开赴鄂豫皖地区，参与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然而，张学良毕竟是一个热血军人，东北的沦陷，三江父老乡亲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情景，使他始终难以释怀。回国到上海时，他的胞弟张学思前来探望，他在问过张学思近况后，即鼓励张学思要掌握好部队，刻苦练兵，希望有朝一日，东北军能够重新振兴起来，抗日复仇，收复东北。当蒋介石命令他率兵进攻鄂豫皖苏区时，他的内心虽然极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在武汉鄂豫皖“剿总”官邸，他常常和同居一室的蒋鼎文彻夜谈心，谈自己过去的经历，谈国难家仇，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渴望国民政府早日对日宣战，自己好率领东北军收复东北。谈着谈着，张学良就会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
同时，张学良目睹了关内一些地方军阀，在日军觊觎华北的时候，依然在自己的地盘上醉生梦死，争权夺利，丝毫不去考虑国家民族的利益。而他这个东北军的统帅和东北军却又报国无门，听任别人驱使，被派到内战前线和红军厮杀。同时，他觉察到蒋介石心怀叵测，想让东北军和红军两败俱伤，从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因而张学良在言谈之中，往往也不可抑制地流露出对内战的不满情绪。他说：“政府在内战中一寸一寸地收复土地，而在外敌的侵略下一省一省地丧失土地，这样必将失掉人心的支持。”一位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参谋说：“打红军不是张副司令和东北军弟兄的本意，我们是要回东北打日本的。”有一次，在为东北军赴庐山军官团受训的军官送行时，张学良声泪俱下地表示，东北军“要效法古人岳飞‘痛饮黄龙’的壮举”，表示“等待时机，汉卿誓率东北健儿，披甲还乡，收复失地”。
东北军多系东北籍人。东北沦陷后，他们被迫离开养育他们的故土流落关内，他们中的许多人跟随张学良父子多年，对东北的感情极为深厚，迫切要求张学良率领他们收复东北。当时，在武昌明月桥畔 的“奉直会馆”，旅居着不少东北人，有些人常常通宵欢娱，使一些饱尝流离之痛的东北人极为愤慨。一天，当这些人又在一起酗酒取乐时，张学良的秘书苗呈实怒不可遏地手持木棍，一脚踢开会馆大门，骂道：“你们的田园祖坟都丢了，父母兄弟当上了亡国奴，妻子儿女都改了姓，你们还有什么心思这样取乐。”骂完以后，苗呈实扔下木棍，掩面大哭。
张学良听说此事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为此，他特地邀请了一些东北同乡到他的公馆里谈话，并告诉他们：“我们东北人要好好团结，多多进步，要争气，走正路，这样，日本灭不了我们，谁也吃不了我们。苦水要喝，但总有一天要吐出来的。”
但是，张学良又担心如果不听蒋介石的命令，不去进攻红军，东北军又面临被中央政府编散瓦解的危险，同时，他也幻想着东北军能在“围剿”苏区时建立殊勋，以取悦于蒋介石，使东北军免遭瓦解，保存实力，日后东山再起。
然而，事实证明，在内战的战场上，东北军只能是损兵折将。同时，更加为全国民众所不齿，在政治上更加被动。
“围剿”艰难败绩多多
鄂豫皖苏区是党的八七会议后，由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三块革命根据地合而为一的。九一八事变后，鄂豫皖苏区已发展成为拥有三百九十万人口，四万五千名红军的全国第二大苏区。１９３２年１１月，红四方面军转移后，苏区军民在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重建了红二十五军，继续坚持根据地斗争。
１９３４年２月下旬，张学良被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２月２３日赴武汉就任，将总部设在武汉徐家棚。接着，便从华北调集东北军王以哲六十七军（辖刘翰东一○七师、何立中一一○师、吴克仁一一七师），何柱国五十七军（辖杨正治一○八师、牛元峰一○九师、董英斌一一一师、姚东藩一一五师、常经武一二○师），以及五十三军刘多荃部一○五师共计九个师的兵力，陆续开抵鄂豫皖地区。随后，又将一一二师、一二九师、骑三师、骑六师调到大别山区。
４月１９日，红二十五军由商城豹子岩返回鄂东北路过潢（川）麻（城）公路时，驻光山沙窝（现属新县）的东北军牛元峰一○九师，以两个营尾追，红军于沙窝以西的高山寨，一举将一○九师两个营大部歼灭，毙伤敌百余名，俘虏五十多人，缴获轻机枪十余挺，步枪百余支，这次战斗，是东北军首次遭到红军的打击。
６月下旬，张学良制定了一个从７月１日至１０月１０日的三个月“围剿”计划，扬言要在三个月内将鄂豫皖红军“完全扑灭，永绝后患，彻底肃清，以竞全功”。其方针是“一面划区驻剿，一面无限制地用竭泽而渔之方，作一网打尽之图。”张学良的部署是：将鄂豫皖区划为六个“驻剿区”，一个“护路区”，对红军分区“驻剿”。同时组织四个追击队，对红军尾随紧追。
针对张学良的三个月“围剿”计划，红军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术，“设法消灭孤立、薄弱之敌，以小部队迷惑、牵制敌人，为主力创造战机，打破敌人的“围剿”。
７月１７日，红二十五军在罗山长岭岗遭遇东北军一一五师两个团，在光（山）罗（山）地方革命武装的配合下，红二十五军经过一个上午的激战，将敌人全部打垮，痛快淋漓地歼敌５个营，缴获机枪１２０挺，步枪８００余支和大量的军用物资。东北军在长岭岗的惨败，使张学良大为震怒，他在命令将一一五师残部调往湖北孝感休整的同时，撤消了一一五师师长姚东藩的职务。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蒋介石、张学良苦心经营的三个月“围剿”计划，在苏区军民的奋勇反击下，遭到了彻底失败。为了继续加紧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张学良加强了“追剿”部队的力量，将总兵力由十一个团增至十六个团，编成“豫鄂皖三省追剿队”。
１１月上旬，红二十五军由商城南溪的葛藤山开赴鄂东北，敌五个“追剿”支队紧紧追击，东北军一○七师、一○九师、一一○师和一二九师等部，则在商城、麻城、潢川、光山交界地区布置了重重封锁线，企图阻挡红军西进。
１１月７日，红二十五军突破敌人的封锁线，突袭驻守在商城以南汤泉池的一○九师工兵营，歼敌四个连。当天，又在商城西南的大柳树，同东北军一○七师两个团激战，歼其一部，并打垮了赶来增援的东北军一○八师先头部队。
８日拂晓，红二十五军到达光山扶山寨休息。两小时后，东北军一○七师、一一七师各一部约四个团，敌第四、第五两个追剿队６个团，跟踪而至，从东南两面向红军发动突然袭击，并出动飞机助战。红军在打退敌人的多次冲锋后，调整部署，转守为攻，向敌人发起猛烈的反击，击溃了当面之敌。黄昏时分，战斗胜利结束，红军俘虏敌人四千余人。扶山寨战斗后，红二十五军遵照中央指示，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长征。
蒋介石、张学良在命令部队追击红军的同时，又把鄂豫皖边区划为四个“驻剿区”，颁布了以“构成碉堡地带截匪之窜路”为主旨的“清剿”计划，大修碉堡，广设封锁线，企图把苏区军民困死在山上。但他的这一战术也不灵验，红二十五军不但没被消灭，还跳出了鄂豫皖地区，成为第一支到达陕北根据地的红军部队。红二十五军走后，鄂豫皖苏区又组建了新的主力红军——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根据地斗争。
１９３５年４月，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总”，蒋自兼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东北军六十七军从鄂豫皖地区开赴西北。张学良在行将赴任之际，东北军一一二师两个连，于５月１８日在罗山杨店被红二十八军歼灭。接着，一○九师一个团，又于６月１３日在光山王园被红军消灭。
在同红军的作战中，对于红军进退自如、出奇制胜的游击战术，张学良无法明白几十万东北军为什么始终不能将人数和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弱小红军消灭。他在为一个研究共产主义革命的小册子写的序言中，借用《晋书·温峤传》中的一个传说，寄托了自己的思想：“峤至牛渚矾，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物，峤遂毁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异状，或乘马车著赤衣者”。现实使他不能不陷入深深的思考。
在武昌，张学良开始研究共产主义。他让潘文郁、黎天才等人帮助自己研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为他讲解《资本论》、《唯物辩证法》、职工运动、红军和苏维埃常识等。通过研究，他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这为以后“西安事变”的发动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围剿”梦碎难维军心
张学良率领东北军进攻鄂豫皖苏区，不但在军事上以失败告终，在政治上也使自己日益被动孤立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在中国民众的心目中，已经成为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他要洗尽身上的污垢，就得效命于抗日的战场。然而，在外敌当前，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张学良却率东北军跑到大别山围剿红军，只能使他在雪耻洗辱的相反道路上越走越远。张学良虽然在许多场合，慷慨陈词，表达抗日救国之志，但他指挥进攻坚决要求抗日救国的中国工农红军的行为，却使他无法取信于国人。他往日在东北军集团中的声望，也每况愈下，有时甚至遭到讥讽。１９３５年夏天，“新生活运动”风靡一时，武汉达官显贵们为避酷暑，纷纷在武汉东湖游泳嬉戏。一次，张学良也去了，正游在兴头上，一个东北人故意高声对别人说：“咱们到东北去游吧”。张学良知道是说给他听的，心里虽然很不是滋味，却只能装作没听见。东北军的一名下级军官温忠信上书他说：“看到武汉到处在搞游泳活动，叫人觉得像忘掉国难了一样，想到东北，能这样乐么？”并借用“商女不知亡国恨”的诗句，讽喻这种行为。这使张学良意识到，对外当不抵抗将军，对内当剿共将军，只能落个国人轻蔑，军心难维的下场。
九一八以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反对日本侵略的宣言、文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东北军官兵中已有了深刻的影响。东北军官兵在与鄂豫皖苏区红军的军事接触中，不断受到红军的抗日宣传和教育。饱尝国难家仇的东北军许多官兵，逐渐认识到红军才是爱国抗敌的民族精英。１９３４年７月１７日，在罗山长岭岗战斗中，红军对东北军喊话，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掉转枪口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口号。此后不久，红军鄂东北游击司令戴季英又两次写信给驻扎在光山的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向其阐明红军的立场和抗日的决心，使王以哲深受影响；对在作战中被俘的东北军士兵，红军首长都亲自和他们谈话后予以释放，这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东北军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正如鄂豫皖省委在１９３４年９月１９日给中央报告中所写的那样：“东北军最易接受宣传，尤其是反日宣传，白色士兵开小差的……以东北军为最多”。东北军一○五师一个排的士兵，打死了排长后投奔红军。在光山扶山寨战斗中，东北军伤亡不过数百，被俘的却有两千之众。由此可见，东北军在内战的战场上毫无士气。有的东北军官兵还和中共地下工作者有着秘密来往：１９３４年夏天，驻在黄安的第六驻剿区的一一师的常恩多团长，就开始和在张学良总部《军事周刊》任上尉记者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再天有所接触。在王再天的影响下，常恩多的部队尽量避免和红军发生冲突，有时甚至主动为红军让路。一次，常恩多接到伏击一支红军部队的命令，即率部埋伏在灌木丛中。拂晓时分，红军部队出现了，当有人要开枪射击时，常恩多立即厉声呵斥道：“不准开枪，后面还有大部队，别因小失大”。从而使这支红军部队顺利通过了防区。张学良的贴身参谋潘玉华在红军的教育和影响下，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将鄂豫皖剿总所属部队团以上主官姓名、兵力、驻地等情况抄送红军。
东北军在“围剿”鄂豫皖苏区的过程中，蒋介石不断打乱其指挥序列，使张学良不能有效地指挥部队，这不能不引起张学良和其他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反感。１９３４年１１月，蒋介石将何柱国五十七军一○八师调拨给王以哲的六十七军指挥。１９３５年１月８日，又命令一○八师归梁冠英指挥，１月１２日，又将王以哲六十七军一一七师划归陈继承指挥，同年４月，蒋介石又下令二十五路军梁冠英可随时指挥“驻剿”的东北军和其他各部，直到１９３５年秋，东北军全部归回建制开赴西北。
张学良在“围剿”鄂豫皖苏区时期，可以说是他一生中心理最矛盾和痛苦的时期，他既有爱国抗日的思想，渴望在抗日的战场上洗刷自己“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同时又有着“忠君”思想，顾及声望、名节，怕东北军被人搞垮。他在“围剿”红军中不断遭到军事上、政治上的失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深刻影响，最终促使他在抗日报国和为人所驱、充当内战工具之间作出了选择，促使他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诚然，张学良到西北后最初一段时间里，仍然执行的是蒋介石进攻红军的命令，但随着历史潮流的涌动，他最终还是从矛盾和彷徨中解脱了出来，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了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从而实现了他一生中的伟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