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国际机构都看好今年的中国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给出了GDP增长7.9%的预测值。众所周知，今年的增长主要仰赖消费，并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其中，又以扩大最终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为主。但从目前消费对中国GDP的贡献看，态势并不那么令人乐观。
　　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指出，中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近几年有所增加，但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经合组织国家居民实际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近年平均为70%，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中国）平均为63%左右，日本和韩国分别为68%和57%，而中国2019年只有47%左右。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因此，需求侧管理要特别重视居民收入增长。
　　观察居民收入增长有总量和结构两个视角。为什么在经济形势比较严峻时，我们会将保就业、保增长置于首要位置？这是因为，唯有经济和就业稳定增长，进而国民收入增长，居民收入总量增长才是可能的。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关注结构性因素。假定就业、GDP和国民收入总量为一定，居民收入占比上升，他们的收入也会增长，消费能力相应提高。可见，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与分配结构关系密切。
　　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将国民经济划分为三大部门：政府部门、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对应的初次分配收入分别是生产税净额、劳动者报酬和营业盈余。国民收入核算的要素法，反映了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和政府收入占比的情形。 经济学家比较普遍地认为，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偏低，甚至有说法认为，在发达国家，劳动和资本收入占比一般为6：4，而中国为4：6。
　　研究成果表明，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处于较高水平。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劳动收入占比开始下降。此后一段时间，这一占比略有上升。2001年后，劳动收入占比又开始下降。有研究认为，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和大规模资本形成是造成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然而，如果考虑到当下和未来的增长中，人力资本要素即技术劳动和管理劳动贡献日益重要，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上升才是合理的。
　　如果說初次分配是处理居民、企业和政府间的分配关系，那么，再分配就要解决政府如何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各种关系。这里的一个基本结构是公共物品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的关系。所谓直接成本，就是投入于产出公共服务的具体开支;所谓间接成本，就是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机构的自身开支。为了使公共服务最大化，必须使间接成本最小化。
　　对于老百姓来说，公共服务意味着非货币收入。根据中国现在的发展水平，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主要限于基本公共服务，关键在于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到位了，均等化程度提高了，就意味着全体居民非货币收入增加了，货币收入中用于储蓄的部分相应减少，居民消费能力就自然增强了。
　　因此，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结构是需求侧管理的重要对象;合理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结构将有助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提高。